剑桥德国史_第21节

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鲁登道夫·兴登堡（Ludendorff Hindenburg）领导的军事独裁政府（虽然在仓促的换届中还保留了两名文职大臣）。德国大众对战争感到越来越疲乏，帝国议会中也渐渐提出了支持和平的联合政府（预示着后来的魏玛联合政府），但一些德国人仍然怀着兼并主义的想法。1917年夏，右翼的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成立，它支持军队的领导。这个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中一名成员是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后来是德国工人党（DAP）的领导。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Nazi, NSDAP）的前身。民族主义者希望将对战争的批评转化为反犹主义情绪，他们声称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犹太人还没从中挣够钱。（后来，他们又认为军队在国外是无法被战胜的，而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背后捅了一刀”，从内部瓦解了德国。）尽管在1917末至1918年初，战争有可能和平结束，但德国最高统帅和兼并主义者还是选择实行权欲熏心的计划，认为若要解决国内问题、镇压社会主义，就要对外征战。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是刚完成革命的俄国被迫签署的，它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兼并主义者的信心。然而，到1918年夏，即使是最有偏见的德国将领也必须承认，战争失败了。

政府担心国内会爆发最后一次“从上至下的革命”，因此采取措施预先加以制止。军队将领导权移交至文职官员。为了符合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政府开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希望到时能签署更为仁慈的和平条约。然而，正如本书下一章要讲述的内容，战后短短几个月内，自下而上的革命爆发了。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倒台，第一个德意志议会制共和国成立。

对德意志帝国的评价不应该一边倒。老一辈的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德国的统一和历史上帝国的伟大时刻欢呼雀跃，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却也的确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在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中，国内政治摇摆不定，从一个承诺转眼跳到了另一个，没有对重要事件的长期规划，比如帮助工人阶级和平地融入工业化前的精英阶级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的社会。读者不用认同带有目的论和进化论观点的“迟来的国家”或者“德国历史的特殊性”（Sonderweg），就能够意识到德意志帝国不同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取得平衡。但其后继者魏玛共和国也没有比它更成功。在民主议会制的框架下，德国没有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矛盾，这也就为采取更激进的做法铺平了道路。旧的精英阶层退位，将权力移交给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希望煽动性的群众运动在拉拢大众的同时由精英阶层控制。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矛盾的升级，这最后一次转变却是最为致命的。

第六章 民主与独裁（1918—1945年）

1918年11月，德国建立了议会共和制。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定了宪法，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的名字由此而来。共和国拥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先进的福利体制，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让步。然而，它是在战败后的废墟和接近内战的背景下诞生的。严酷的和约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都阻碍了共和国的发展，使它不断地遭到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因为大多数德国人都反对民主政体。共和国在创立14年后，走到了尽头。按照宪法章程上台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政权之一。魏玛民主政权这一灾难性的结局让共和国的整个历程都不可避免地蒙上了阴影：从长远的视角看，不管对德国历史进行怎样的解读，都只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寻找导致希特勒掌权的起因。有些学者提出，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另一些学者则认为，1932—1933年最后几个月的一些个人错误和决定，或是1929年以后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才是问题的重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个人的影响是主要因素，而另一些则重点研究在共和国气数将尽时，政治人物的决策过程受到了怎样的限制，以及一些结构性的限制因素。纳粹政权带来的后果如此可怕，而到底谁应该为希特勒的上台负责，史学家们还在继续热烈地讨论。

共和国初期的几年冲突不断，局势十分不稳定，但在1924—1928年形成了明显的稳定期。不过，1929—1933年的孱弱却不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带来的意外影响，而是深深植根于早前的发展趋势、弱点和压力。但这并不一定预先决定了共和国末期事件发展的确切轨迹，也无法保证最终结果就是希特勒上台。没有一个因素能够单独解释纳粹主义的兴起。比如希特勒的演讲才能，据说蛊惑了没有政治倾向的德意志人民，但光拿这个来解释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就太有误导性了。魏玛共和国的兴衰史是极其复杂的，多重因素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发展才形成了最终的结果。这种复杂虽然使事情变得更难理解，但亦是好事。比如经常有人会问这种情况还会不会再次发生，答案一定是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些多重因素和特定的历史情景很难再以同样的方式结合。不过，在战后的德国，极端右翼或激进主义运动兴起，而这些运动兴起的背景多种多样，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魏玛共和国的起源和成立初期

1918年夏，就算是最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德国输了一战。原本希望通过帝国主义的对外征战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打算失败了。战败后的德国面临诸多困境，引发战争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继续恶化。战争期间，原本正在进行的资本集中加快了速度，大型卡特尔控制了产品价格和销售市场，挤出了小企业和小商贩。于是，下层和中产阶级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而大资本家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同时，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渐壮大。为了避免罢工，也为了避免生产中断影响战时经济动员，工业家和政府对工会作出了很多让步。他们改善了工作环境，并承认工会是劳工的合法代表。一些人加入了政治活动，由于战争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以前不工作的女人和青年人也加入了劳工队伍。心理上，由于经历了战争，人们的视野和视角都发生了改变。不管是因为炮弹休克症还是丧失了方向感，经历了战争的人都很难重新进入并适应日常生活。还有的人由于养老金和津贴，越来越依赖政府，对政府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国内动乱越来越频繁，国内改革势在必行。这不光是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暗示着德国必须进行改革，才可能协商出较为温和的和平条约；同时也由于自下而上的压力，军队也不想对“可耻的和平”负责。9月底，军队领导将权力移交给了政府，这对政府来说十分适时，因为军队将背负战败的谴责。10月的改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议会党派也在一直或多或少地推动改革的发起。1918年10月，巴登的亲王马克斯（Prince Max von Baden）当选为首相，宪法改革正式开始。这期间改革了公投，废除了普鲁士的三级表决制，让内阁对议会负责，军队不再受王权的控制，而是由平民政府来掌控。如此政体实际上转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威廉二世对此持默许的态度，但他拒绝让位给他的儿子，而如果他退位，帝位可能作为政府机构被保留下来。这些改革本是为了回到集权政府所做的暂时变动，但后来却有了更为激进的发展。

10月底，海军司令官下令对英国发动最后一次，也是自杀性的进攻，希望借此挽回德国的荣誉。10月28日，威廉港海军舰队接令出击。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海军战士决定，既然已经战败，比起德国的荣誉，他们更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于是水兵发起了叛乱。11月3日，基尔的示威游行引发了范围更广的叛乱。11月的头几天，从德国北部到巴伐利亚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的社会主义政府，革命动荡席卷了德国全境，士兵、水兵、工人“议会”纷纷建立，地方政府被取代。柏林成了动乱的中心，商店店主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一起探讨是否应当发起武装起义，而社民党中的温和派却对这项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到11月9日，人们普遍认为皇帝必须退位。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早已逃出柏林的威廉二世离开德国，逃到了荷兰。

政府在战败的压力下倒台了，革命烽烟四起。由于这个工业国家中还有大量由工会组织的工人阶级，发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是1917年在相对落后的沙俄获得成功的，而德国在1918—1919年的革命，却是在既无法满足左翼分子，也无法取悦右翼分子，同时还遗留了许多对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不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并是一系列的弄虚作假和妥协让步。这些让步在11月9日之后的几天里签订的一些协议中就有所体现。虽然这些让步在短期内可以稳定局势，但它们更倾向于掩盖矛盾，而非解决分歧，这些矛盾与分歧长期下去必然会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再者，所谓的1918年革命其实只是政治和宪法革命，它将德国从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但关键的是，它并没有引发德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任何变化，也没有对主要的精英阶层进行改革。军队、官僚系统、司法系统，以及教育和宗教系统，在革命过后仍然保留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并运用这些地位和影响力从言辞和行动上与新成立的共和国作对。

11月9日，巴登亲王马克斯将权力转交给了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继任了“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位置。考虑到柏林到处都是革命的喧闹，以及会发生更激进行动的流言，艾伯特同党派的谢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共和国的具体形式还没确定，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和任务：安置复员士兵，签署休战协议，平息遍布全境的动乱和起义，重建德国经济，保证粮食供应，并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下为共和国创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宪法。这些任务都不简单，历史学家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那些对德国未来有影响力的人在当时决策中的失误。

很快，两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签署了。在《艾伯特—格勒纳协定》中，格勒纳将军许诺，如果艾伯特要走温和路线，并镇压更为激进的议会运动，他就会提供军队的支持，他吹嘘要用军队力量来防止德国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渐渐地，艾伯特变得越来越依赖军队，他用武力镇压动乱，而不再探索社会动乱的原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第二个是所谓的《施廷内斯—莱吉恩协议》（Stinnes-Legien Agreement），由工会领袖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以及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签订。这份协议巩固了工会的地位，引入了8小时工作制，雇主们也同意不再支持“黄色工会”（即企业操纵的工会，是雇主的走狗）。最初的政府自身就是妥协的产物，11月10日设立“人民代表委员会”（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由3名社民党人和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虽然这个委员会后来得到了柏林议会的承认，但在12月召开的全德国议员代表大会上，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却发生了分歧。500名代表中，大多数支持社民党，支持艾伯特的计划，即进行国会议会选举，并在国会议会上起草共和国的新宪法；少数人则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观点，他们批评艾伯特的政府是“用拖延来治理国家的政府”，因为艾伯特政府拒绝在改变宪法之前进行任何社会经济改革或军队改革。艾伯特反驳，认为“将破产国有化”毫无必要，而如果要有秩序地让士兵复员和重建国家，就必须和军队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两个理由在当时和后来都遭到了质疑。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最终和社民党彻底决裂，内阁只剩下社民党人了。1918年12月底，同样和社民党存在诸多分歧的左翼的“斯巴达克”（Spartacist）同盟建立了新的德国共产主义党派，即德国共产党（KPD）。

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平息任何动乱。1919年1月，军队和自由团（即由工业家赞助、军队组织建立的志愿兵团）镇压了柏林的新动乱。在混乱之中，激进派领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遇刺身亡。本来就对社民党不满的左翼分子随即升起了强烈的敌意和仇恨。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与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也持续存在，直到魏玛共和国垮台。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将所有的社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