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德国史_第17节

的革命。很明显，国家并没有统一：这艘大船因触到了地方主义的礁石而沉没了。地方不愿将各自的主权归入一个更大的、受强权政治控制的实体中。而自由派拥有的实权太少，来自民众的支持也远远不够，因此，他们无法贯彻自己的计划，并且在很多议题上，内部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但这并不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革命。1850年前被有效废除的封建社会关系再也没有恢复。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得以快速地向前发展。梅特涅特殊的政治压迫方式也没有复活。革命期间的畅所欲言，以及对超越了日常需求的议题的关注，都促进了全国性团体和政治倾向的形成，并最终发展成为几十年后的党派政治。许多拥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特别是俾斯麦（Bismarck）]认为自己从1848年的革命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而是一个危机群组，从中萌发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改变，随着形势的变化再以新的结合方式面对未来。如果史学家决心找出德国自由主义失败的时间点，那么比起1848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或许更为恰当，因为那时的自由派分歧不断、缺乏勇气。

德国的统一

尽管1849年革命和改革的努力失败了，但重新掌权的保守派政权却十分古怪。虽然他们实行的是极端保守的政治政策，但时不时地和进步的经济政策相结合。19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腾飞，煤炭、钢铁和纺织产量增长，铁路也越来越多。1850—1870年，全德的铁路长度增加了2倍，工人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也从1850年的4%增长到了1873年的1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855至1870年间增长了1/3。虽然经济的发展在1857年的危机后停滞了一段时间，但普鲁士的经济还是有所增长。相比较而言，奥地利的经济大体上处于停滞状态，维也纳、布拉格、波希米亚等工业中心总体上还不如经济落后的大片农村地区。此外，奥地利还要在军队的开销上投入大量的预算，以解决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混乱局面。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异是争夺日后统一德国主导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因素。奥地利试图拆散或加入关税同盟，但都失败了。1865年同盟重新成立，并由普鲁士主导，奥地利被排除在外。因此，普鲁士能够从小德意志邦国的市场中获益，满足了其经济发展的需求。虽然这些小德意志邦国在政治上更倾向于支持奥地利，但是在经济上，他们没有任何理由退出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

一方面，各种音乐、体育和文化组织通过节日、射击比赛、体操赛事和其他集会宣传德意志文化的整体性；另一方面，跨越邦国国界的政治组织也在不断发展。1859年德意志民族协会（Nationalverein）成立，虽然它并非政党，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但却为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跨越邦国的平台。在与自由派领导的初步接洽遭到失败后，德意志工人组成了许多文化和教育组织。1863年，拉萨尔（Lassalle）建立了德意志工人联合会（All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他们还在伦敦，置身事外，并猛烈地批评拉萨尔的国家主义者观点。更为贴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影响下，于1869年在艾森纳赫建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尽管刚开始这两个政党之间是竞争关系，但在不断加剧的镇压面前，它们于1875年在哥达（Gotha）合并了。这个合并计划的实施需要对拉萨尔做出许多让步，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激烈批评。读者也将看到，德国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分歧持续了好几代人。在统一前，其他正在发展的政治结盟还包括保守派团体，第一轮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站队就发生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邦国。普鲁士的左翼自由派脱离了组织，于1861年6月组成了德国进步党。

总体来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教育普及率上升，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和对进步的信心大大增强，博物馆、动物园、剧院、美术馆等教育文化机构逐渐得到了普及。稳固的中产阶级文化深深扎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中。但文化中仍有一种不确定性，它不仅仅在于悬而未决的统一问题，也关系到民族身份和民族的历史与未来。这从当时庙宇的建筑风格中就可窥见一斑。当时的庙宇建筑越来越世俗化，正如同时代宏伟的火车站和浮夸的、类似中世纪风格的银行和市政大楼，更别提巴伐利亚的疯子国王路德维希二世那宛如仙境的宫殿了。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德国民众的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那些没有移居到城镇，也没有移民到美国的农民，仍然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社区小巧紧凑，通常以当地教堂为中心，很容易意识不到，或者无视国家层面发生的巨变，自然就影响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图22 1855年，在柏林莫阿比特的波尔西克（Borsig）公司机车生产工厂。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发生在1871年的所谓“统一”，更多的是普鲁士为了与排除在外的奥地利竞争，对非普鲁士的德意志邦国所进行的扩张和殖民，而非任何萌芽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结果，也并非民族主义的表现。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的实力被一系列事态的发展所削弱，包括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与意大利的争端。渐渐地，奥地利将注意力转向了德意志。然而此时，由于经济落后，奥地利对普鲁士造成的威胁非常有限。19世纪60年代，即便最终的结果早有定论，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主导下（他从自由派的手中接过民族主义的武器，以解决普鲁士的国内危机），两个邦国之间还是展开了较量。自然，普鲁士赢得了胜利。

俾斯麦的父亲是普鲁士容克贵族，曾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接受教育，虽然他觉得农村生活十分无聊，但却为自己的容克身份感到自豪。在短暂的行政官僚生涯之后，俾斯麦成了一名外交官，并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担任普鲁士的代表，在此期间，他逐渐明晰了与奥地利竞争的外交手段。在圣彼得堡和巴黎待过一段时间后，俾斯麦被调回了普鲁士，并在一场严重的国内宪法危机中被任命为宰相。1850年颁布的普鲁士新宪法中包含了以财产税为基础的三级表决制。在选区中缴纳第一等财产税的少数富人，在普鲁士议会的选举中占有选举团1/3的选票，缴纳第二等财产税的人（人数稍多，但仍旧是少数）控制了另外1/3的选票，而财产几乎为零并只缴纳最少财产税的大多数人只能占据最后1/3的选票。因为选举权是以选区为基础，再按相对财富进行分配的，这就确保了容克贵族在人数较少的选区中的利益，虽然他们比柏林的中产阶级还要穷得多。这种带有倾向性的代表制度让保守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在政治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后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这样就保护了这个经济上不断衰落的阶级，直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解体。不过，19世纪5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三级表决制也为拥有财产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选举影响力。从1860年起，国王和议会一直在普鲁士军队的改革问题上争论不休。当时的普鲁士军队由冯·罗恩伯爵（Albrecht von Roon）领导。自19世纪初期最后一次军队改革之后，人口快速增长，所有人一致同意需要再次改革军队。但自由派反对将中产阶级控制的民兵组织（Landwehr）降级的提议，并且想把服役年限由3年缩短至2年。自由派内部在让步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而刚成立的进步党则坚持认为，任何整顿都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从1861年12月的议会选举到1862年5月的议会选举，进步党的席位从110增加到了135，成为普鲁士议会的第一大党，从而使议会和国王的矛盾演变成了僵局。

俾斯麦政府在议会还没通过预算的情况下继续运转。1866年的赔款法案是在他已经花掉了预算后，议会才批准的。史学家们对俾斯麦在1863—1871年实施的政策褒贬不一。与其说他是个强势的控制狂，倒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应时而动的弄潮儿。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并扩展普鲁士的势力，并利用三场战争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标。这三场战争是：1864年针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而发动的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而告终）。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又一次出现了。对此，英国政治家巴麦尊（Palmerston）曾开玩笑地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全世界只有三个人能理解：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他已经死了；一位德意志教授，他已经疯了；还有巴麦尊自己，不过他早就忘了。这个玩笑时常被引用。就像1848年一样，这个问题不是原则性的，它的背后是强权政治。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抵制丹麦对领地的接管，自由主义的自由、独立和自决权可能会进一步鼓舞民族主义者的士气，但俾斯麦却决定趁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既扩大了普鲁士的势力范围，又可以作为今后普奥冲突的借口。1864年春夏复杂的外交和军事事件之后，1864年10月（7月丹麦战败），奥地利和普鲁士签署协定，决定共同管理这一地区。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的不和引发了后续的争端，1866年奥普战争爆发。普鲁士激进的提议未获通过，德意志邦联因此解体，普鲁士退出邦联，成了引爆这场德意志内战的最后一根导火索。尽管大多数的邦国都期望奥地利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这样邦联就会恢复，但普鲁士毕竟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更胜一筹，它于1866年7月在克尼格雷茨（K?niggr?tz）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战败的奥地利在德意志事务上再也没有了发言权。

奥普战争后，一个新的政治实体代替了邦联。新成立的北德意志邦联是个联邦国家（Bundesstaat），而非邦联（Staatenbund）。它不仅不包括奥地利，还剔除了四个德意志南部邦国：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普鲁士由于吞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法兰克福和拿骚，领土面积扩大了不少。俾斯麦创立了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所有邦国都可以继续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同时邦联主席，即普鲁士国王，负责接管外交和军队事务。帝国议会（Reichstag）基本上没有实权，增加的上院被称为联邦议会（Bundesrat），被普鲁士牢牢地控制着。北德意志邦联宪法为后续的德意志帝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Imperial Germany）打下了基础。

此时，俾斯麦在普鲁士境内获得了多方拥护。奥地利战败后，自由派又开始分裂，一些右翼分子退出了进步党，和其他北部德国邦国的自由派组成了国家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 Party），支持俾斯麦。保守派也进行了重组，其中自由保守党（Free Conservative Party）支持俾斯麦。然而，虽然北德意志邦联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它却无法稳固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南部德意志邦国还是抵制关税同盟的扩张。直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普鲁士才得以将南部德意志邦国并入邦联，组成德意志帝国。危机的出现一开始是由于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西班牙选了一位霍亨索伦继承人，但遭到了法国的反对。虽然后来西班牙也撤下了这位候选人，但恶化争端对法国和俾斯麦都是有好处的。俾斯麦审时度势，趁势出击。在短暂的普法战争中，德意志军队在普鲁士总参谋长冯·毛奇将军（General von Moltke）的指挥下，借助德国技术（克虏伯公司生产的军备）的支持，迅速打败了准备不足的法国。由于1870年9月巴黎宣布共和，外部势力不再干涉法国内政，不想支持这个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并提出了巨额赔款的要求。

地图5.4 1867—1871年德国的统一

普法战争中，德国南部邦国在民族主义热忱的煽动下，加入了北德意志邦联。此时战争结束，这些邦国意识到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没有选择权，只能留下来。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成立，并在凡尔赛宫举行庆典，德意志邦国的国王们将德意志帝国的世袭帝位授予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不管之后民族主义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