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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可以以隐居、以发疯、以死亡作为逃避方式；人们可以用武器从事征服。为什么偏偏要要通过写作来达到逃避和征服的目的呢？”
围绕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萨特明确地以“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巴拿斯派的“艺术家不动感情”的形式主义美学观为对立面，完整地论述了自己的艺术既不能脱离“他人”和社会，同时也必须是为“他人”、为社会的美学观点。这当然是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泛滥极广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的一次强有力的清算。针对“为艺术而艺术”，萨特提出了艺术品就是召唤，写作就是介入和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等一系列深刻的命题。
萨特认为，“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本质性的”。我们不可能同时既揭示又生产，”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创造的艺术品永远不能强迫我们自己接受它，推理下去，就等于说，艺术品永无完工之日。萨特的表述尽管相当晦涩，但只要剥去他的表述中的艰深的外壳，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表述已经触及了真理的内核。萨特以他的存在主义学说建立起来的美学思想与姚斯等人创建的接受美学等流派有着呼应关系。他说鞋匠可以穿上他刚做得的鞋’，“然而作家却不能阅读他自己写下的东西。这是因为，阅读过程是一个预测和期待的过程。……组成阅读过程的是一系列假设、一系列梦想和紧跟在梦想之后的觉醒，以及一系列希望和失望”因此，“没有为自己写作这一回事”，“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从此出发，萨特进一步发挥他的美学观点。他说：“一句话，阅读是引导人的创作”，“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本质性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这样一来，康德所讲的艺术品首先在事实上存在，然后它才被看到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按照萨特的看法，艺术品不是首先在事实上存在，而是当人们看它的时候它才存在。艺术品首先是纯粹的召唤，是纯粹的存在要求。它不是一个有明显存在和不确定的目的工具：它是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出来的，它一上来就处于绝对命令级别。人们完全有自由把它放在桌上不去翻开它、挂在墙上不去理踩它，但是一旦人们翻开它、理踩它，人们就要对它负有责任。可以看出，萨特的美学思想与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萨特的美学思想不是冷冰冰的理论拼盘，而是充满激情的跳跃的火焰。他的美学思想是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的。他把创造和阅读、作者和读者这两端紧紧拉在一起，并且给予后者以充分重要的位置。这种观点与他哲学上的自由观（主要是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表述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萨特首先认识到了读者的自由。他认为，读者的感情从来不受对象的控制，读者的感情是一种豪迈的感情，这种感情以自由为根源和目的。他说：“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能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们把他给予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向相反的召唤来吁请他们的自由，这里确实出现了阅读过程中的另一个辩证矛盾：我们越是感到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承认别人的自由，别人要求于我们越多，我们要求于他们的就越多。”萨特于此处所谈的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美学的苑囿，它一方面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但它另一方面又处处没有离开美学的视野。我们只能承认这片美学的视野非常广阔。
萨特指出，每幅画、每本书都是对存在的总汇的一种挽回，它们都把这一总汇提供给观众自由。他如此重视阅读和接受，不是说他不重视作者和创作，如果认为萨特不重视作者和创作，那就会对他的文学理论、美学思想产生极大的误解。萨特之所以重视阅读和接受，是因为他想从另一个角度为作者和创作开辟出一条合乎他的存在主义学说的自由之路。他向作家们提出问题，不是要难倒他们，而是要提供给他们答案。他的《什么是文学》一书中画满了问号，前三章的题目就分别是《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人们为谁写作？》。同时，这本书里也到处充满了他明确做出的萨特式的答案。
关于创作的本质，萨特说：“写作既是揭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做提供给读者的豪情。写作是求助于别人的意识以便使自己被承认为对于存有的总汇而言是本质性的东西；写作就是通过其他人为媒介而体验这一本质性，但是，由于另一方面现实世界只是显示在行动中，由于人们只能在为了改变它而超越它的时候才感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之中，小说家的天地就会缺乏厚度，如果人们不是在一个超越它的行动中去发现它的话。”在此，萨特用他的哲学思想归结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本质的认识。萨特不惜笔墨一再强调的是：世界的流动，存在的飞逝。他还强调了主体的积极性、人向外部世界的靠拢和进击。从萨特对创作的本质的探讨，我们再一次发现，萨特的美学是一种行动的美学，是一种介人的美学。它的昂扬有力与那种顾影自怜的“清静无为”的美学形成鲜明对照。萨特对于那种认为“只要认真观察现实，现实就会展现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对现实作出公正的描绘”的现实主义极为不满，对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萨特对现实主义的攻击并不尽然，但他的攻击本身就足以使所有的艺术工作者严肃地思考一下现实与观察、与主体的关系。萨特所主张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提醒艺术家们在观察现实的时候，不应忘记对自己的观察。
萨特的美学不是那种干干净净的“纯美学”，而是有道德历史等思想在其中占据显要位置的美学。萨特从来不主张静观，他说：“作家的世界只有读者予以审査，对之表示赞赏、愤怒的时候，才能显示他的全部深度；而豪迈的爱情便是宣誓要维持现状，豪迈的愤怒是宣誓要改变现状；赞赏则是宣誓要模仿现状；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塚处觉察到道德命令。”萨特所说的这个道德命令，按他的解释，其前提是作者和读者相互承认对方的自由。读者和作者互相承认对方自由的目的就在于使双方的自由得到实现。根据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就可以给作品下一个定义：“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义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绍世界。”萨特翻来覆去地证明读者与作者的双重自由，最终推出的结论是积极的。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萨特坚持艺术创作的偏向性和功利性。写作归根结蒂就是要维护某种倾向性，“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曰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因此，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会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介入是萨特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不理解萨特的介入概念，就无法理解萨特的美学思想。萨特的哲学思想在后来还有发展变化，但他的美学思想在后来从总体上而言没有太大的变革。萨特所主张的介入是要介入什么呢？在前边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有所提及，为了更清晰明白起见，我们对介人的含义作一简单的归纳。介入作为萨特的基本文学主张，它要求作家投入到政治和社会斗争中去。作家要揭露一切“非正义行为”和“应被取缔的弊端”，做正义的召唤。只有正义的召唤才能产生“好的小说”，而非正义的东西，如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则必然断送艺术的生命。
早在1945年，萨特在《现代》杂志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题为《争取倾向性文学》的社论，要求文学具有倾向性，大胆地干预生活。
这说明《什么是文学》中的介人概念的提出不是一时兴发的产物，而是长期思想的结晶。正因为它是长期思考后的东西，所以它显示出了一贯性与稳定性。
萨特这种要求艺术家介入生活与社会之中，实现全人类自由的思想，确实是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传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提出过与此相类似的思想，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创作的中心是社会、是政治，而不是吟花弄柳、玩风赏月。值得赞许的是，萨特主张介人，但并不停留于介入。既然文学是一种艺术样式，那它就首先应该是文学，而不单单是时代的传声筒。
萨特对文体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据他自己声称，他的哲学著作一般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哲学上，每一句话都应该只有一个意思。而他对自己的文学作品则一改再改。“文学与比方说科学报告的区别，正在于文学不是单义的；语言艺术家有一种本事，他巧妙地遣词造句，结果他用的词的意义随着他为它们的安排的照明强度和赋予它们的分量的不同而变化，它们表示一件东西，又一件东西，还有一件东西，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层次上。”文学的语言必须一改再改，只有这样文学语言的意义才显得丰富，文学的审美特性才得以充分传达。
萨特对于文学的要求是全面的。他既强调了文学面向现实、人生的重要性，又不忽略对文体的探求。他强调了介入，但他没有陷入苍白的呼喊口号之中。他重视了文体，但他没有落人雕词琢句的窠臼之中。萨特的美学思想是深刻的、全面的。
（三）想象
想象问题，是萨特在他的第一本著作《想象》中提出来的。这本书可以说是有想象研究史的性质，而且对《关于想象的现象学的心理学》具有预备研究的性质。
萨特所研究的想象有些什么性质呢？想象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想象是一种意识。想象这个词，仅是指示同意识的对象相关的东西，或者换句话说，想象是对象在意识中的表现方式，意识把那种方式给予对象。第二个特征是“准观察的现象”。在想象中，对象在侧面被给予，而且它好像是观察的对象，具有非合理的性质，不是与本质和一般法则有关的东西，在想象中观察没有给予任何新东西。它有准观察的性质。第三个特征是想象的意识把对象设定为虚无，不在乃至非存在是想象的核心本质。第四个特征是自发性。想象的意识作为想象的意识给予自身。（71）
萨特正是根据对想象的如上认识，对美和艺术等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想象首先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恶心》的时候就已看得很清楚了。另外，我们在分析《什么是文学》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萨特对作品的定义。
实在的东西永远也不是美的，美只是适用于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它意味着对世界的本质结构的否定。现实是丑恶的、荒诞的，我们要摆脱它，因此，艺术就必须是超越现实、超越存在而不是反映存在的东西。在萨特那里，想象和美关系密切。
根据上述观点，萨特认为，“艺术品是一种非现实”。（72）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萨特以査理八世的肖像画为例。在萨特看来，查理八世这一客体与画面和画布这两种客体有明显的区别。后两者是绘画的真正的客观存在。如果我们只观察画布、画框，那么审美客体査理八世就不会出现。“只有当意识经历着对世界的否定的激变过程、进人想象的境界时，这一审美客体才会出现。”（73）萨特继续分析到，这画上的查理八世肯定是和一个产生想象的意识的意向活动关联了，而这个査理八世恰恰由于被一幅画所捕捉，并因此成为一种非现实。是这种非现实构成了我们审美欣赏的对象，是它打动了我们，是它凝聚着匠心、力量和优美等。因此，在一幅画里，审美对象是一种非现实的东西。
一位画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头脑中的意象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中去，他只是创造出了这意象的物质摹拟物。人们一旦接触到它，就同时了解了这一意象。但是，尽管这一意象有了外在的表现，毕竟它仍然是意象。这种意象不可能现实化，也说不上客观化。阅读与创作、读者与作者的交流只是意象的交流。根据上述见解，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萨特对现实主义的攻击，不就好理解得多了吗？
萨特对想象问题的研究与他对介人问题的研究密不可分，我们不妨这样说，介入确立了萨特艺术创作的主题，想象则为萨特的艺术作品的形式找到了根基。研究萨特美学，既不能忽视他的介入思想，也不能忽视他的想象思想。
四、活动的人
从1950年到1980年去世，萨特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政治活动也参加得越来越多。与其说后30年的萨特是一位思想家，倒不如说是一位政治活动家。
（一）萨特的政治活动
萨特本来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意味着人类和平时代的到来，人类会联合起来追求彼此的自由。但是，冷酷的现实打破了他这种乐观主义的希望。他从现实生活中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参加一个给人类以美好希望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运动。
1.“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萨特在政治上既不赞同苏联，也不愿和美国一致，而是试图走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使萨特受到了来自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