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_第29节

她茫然回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写完

后记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象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壁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壁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并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位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金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附录一 谈《寒夜》

我最近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画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向，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象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象这样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认真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儿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象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象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悉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悉。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象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象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市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地想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就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象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缕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住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象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