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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
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
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
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
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
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
文化的交流
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
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
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
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
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
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金沙遗址玉璋
王鲁湘：在金沙出土的大量玉器中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叫玉璋的玉器。在中原出土的玉器中，其实很少看到璋，但是三星堆以及金沙都有大量的璋，从微型的到大型的，应有尽有，而且成为古蜀国玉器最具个性的一种形态，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毅：其实不仅仅是玉璋，玉琮在金沙也数量巨大，有十几个，在其他遗址中能出一两件就不得了了。中原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是鼎、簋、爵这些东西，而金沙则是青铜罍、青铜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创造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其他文化加以改造，甚至是对其借鉴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限放大形成的。当然，它有自己的思考，不是全盘借用。它在礼乐制度方面就吸收了商、周王朝行之有效的尊卑有序的体系。
其实从今天来看，凡是跟周边发生剧烈的文化碰撞、不断吸收周边文化的文明，它的创造能力就特别强；如果它跟周边的交流终止了，或者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它就开始衰落了。三星堆到金沙这段时期，它频繁地与周边文化相碰撞，所以很快就有一种新的创造能力出现。而它之后的开明王朝就出现问题了，开明王朝时的蜀国自以为是，竟然嘲笑秦国是东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终被秦国灭掉。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以后蜀国的消亡，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
王鲁湘：其实文化就是在交往中间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都搞不清楚它们的源流关系了。这个地方出现了大量用玉器做的牙璋。《周礼》记载，玉璋在古代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礼器，上拜天下拜地，中间拜四方。而玉璋中，这类有V字刀刃状的又被称作牙璋，是玉璋中的极品，也只有权力在握、地位尊贵的人才能以它祭天拜地祈福。牙璋的形状也很像两个牙齿绑在一起，我由此有一个联想：我们南方人经常把偶尔吃一顿好东西叫做“打牙祭”，我搞了这么多年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弄清楚“牙祭”的词源在什么地方。我在金沙找到了依据：用牙进行祭祀就叫做“牙祭”，而且这个璋的形状就是两个牙捆在一起，或者是野猪牙，或者是象牙，璋下面的旋纹就是捆绳的形象。人们开始用真实的野猪牙或象牙进行祭祀，但是到后来玉越来越贵重，人们可能认为玉比真实的牙更能博得神的欢心，于是牙璋就出现了。牙璋最先的使用地一定是在我们古蜀国，但是后来到了周朝，这样一种来自于蜀国的特殊祭祀仪式就被纳入到周朝礼制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这个联想推理有一定的根据没有？
王毅：你的说法有些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所有祭祀的器物，都是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你说的金沙的这个獠牙跟金沙的玉璋之间的关系，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还不确定，但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三千年前的金沙人留下这么个东西就是让你猜。金沙完全可以用你的说法做广告。
考古的期望
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古蜀王的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而这些简短的记载也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王朝以上至蚕丛王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呢？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是如何得道仙去的？杜宇王为何又化成杜娟鸟？鳖灵王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许在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当我们真正找到蜀王墓葬的时候，那些文明的碎片将告诉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
王鲁湘：现在金沙的考古发掘，从面积上来说只是揭开了一角，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仅仅才揭到第八层，下面可能还有七八层，而且更精彩的东西好像都在下面，所以金沙的考古发掘，以后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那么以后，金沙考古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惊奇呢？
王毅：金沙遗址从发掘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只是属于考古学家思考的问题，而且是好多老百姓都在关心的问题。目前金沙真正的发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范围却出土了三千多件玉器、象牙、金器。那么对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如果有计划地进行发掘，肯定还会有更多的重大发现，再出几万件东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老祖先的遗存，我们是不可以轻易处置的，我们的保护技术如果没有达到保护状态，不可以轻易动，我们已经遇到过象牙难以保护的问题。我觉得考古学家还是不要只想满足个人的发掘欲望，有些发掘，还是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发掘北边跟金沙遗址的最高统治者活动有关系的一个遗迹。作为金沙文明的最高统治者，它还会有墓地，我们现在还没找着。如果每一个地方在动工之前，考古工作者都先去进行文物勘探，埋在地下三千多年的蜀王陵墓总有一天会被找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沙遗址那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我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更深。
王鲁湘：三星堆留下了一些谜，金沙遗址又留下了一些谜。成都平原更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解答一部分的谜，但是又会带出更多的谜，而这恰恰是考古工作者的乐趣所在。
王毅：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过今天考古学家走到哪里，我们的媒体就跟到哪里，所以说，考古学家所做的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考古行为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行为。也许，考古学家和公众一起进行研究，要比考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
青铜时代
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
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
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
四羊方尊
湖南宁乡四羊方尊
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