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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到他们身后，站在那儿，胯上挂着枪。不和谐分子蹲在地上。“看住这些孩子，鲍比·李。”他说，“你知道孩子烦人得很。”看着六个人在他跟前挤作一团，他仿佛有些害臊，像是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天上一片云都没有。”他抬头看着天，“既没有太阳，也没有云。”
“是啊，真是美好的一天。”老太太说。“听着，”她说，“你不该叫自己不和谐分子，我知道你打心底里是个好人。我一见你就知道。”
“闭嘴。”巴里吼着，“闭嘴！所有的人都闭嘴，让我来。”他蹲在那儿，摆出跑步者向前冲刺的姿势，却一动不动。
“谢谢你，太太。”不和谐分子用枪托在地上画了个圈。
“修好这辆车得花半个小时。”海勒姆一边检查打开的引擎盖一边说。
“噢，你和鲍比·李先把他和那个小男孩带到那边去。”不和谐分子指着巴里和约翰·韦斯利。“这些男孩有事想问你们，”他对巴里说，“能不能麻烦你们跟他们去树林里？”
“听着，”巴里说，“我们碰到了大麻烦！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喉咙哑了，眼睛就像衬衫上的鹦鹉似的，又蓝又专注。他还是一动不动。
老太太伸手扶了扶帽檐儿，仿佛她也要和他一起去树林，但是帽子却落在她手里。她站在那儿盯着帽子看了一会儿，松手由它掉在了地上。海勒姆抓住巴里的胳膊把他拽起来，像在搀扶一个老头。约翰·韦斯利握着爸爸的手，鲍比·李跟在他们身后。他们向树林走去，靠近幽暗的边缘时，巴里转过头来，撑在一棵光秃秃的灰色橡木树干上，大声叫道：“我很快就回来，妈妈，等我！”
“快回来！”母亲尖叫着，但是他们都消失在了树林里。
“巴里，我的儿子啊！”老太太凄厉地叫喊，但是她发现自己正盯着蹲在她跟前的不和谐分子。“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绝望地说，“你一点也不像个普通人。”
“不，我不是好人。”不和谐分子过了一会儿说，像是真的仔细思考了她的话，“但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爸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不同，是个狗杂种。‘你知道，’我爸说，‘有些人活一辈子也不会过问，有些人却要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个男孩是后面那种人。他什么都要弄清楚！’”他戴上黑帽子，突然抬头看看，然后望向树林深处，像是又有点害臊。“很抱歉，我在诸位女士跟前连件衬衫都没穿，”他轻轻耸耸肩，“我们逃出来的时候把衣服都埋了，现在就凑合一下，等状况好点再说。我们身上的衣服是从路人那儿借来的。”他解释。
“没事。”老太太说，“巴里的箱子里可能还有件衬衫。”
“我这就去看看。”不和谐分子说。
“他们把他带哪儿去了？”孩子妈尖叫。
“老爸自己是个人物。”不和谐分子说，“什么都瞒不过他。他从没和当局有过纠葛。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你只要试试，也能做个好人。”老太太说，“想想如果能够安定下来，过过舒服日子，不用整天想着有没有人在追你，这样多好。”
不和谐分子继续用枪托刨地，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件事。“是啊，太太，总有人在后面追。”他咕哝着。
老太太站起来低头看他，注意到他帽子后面的肩胛骨多么瘦削。“你做祷告吗？”她问。
他摇摇头。老太太只看到黑帽子在肩胛骨间摆动。“不。”他说。
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一片寂静。老太太猛地回头，听见风在树冠间穿梭，像是一阵悠长满足的吸气。“巴里，我的儿子啊！”她叫起来。
“我做过一阵子的福音歌手，”不和谐分子说，“我什么都做过。服过兵役，陆军和海军，国内国外都待过，结过两次婚，抬过棺材，在铁路上干过，耕过地，经历过龙卷风，有一次看见一个人被活活烧死，”他抬头看看孩子妈和挨在她旁边的小女孩，她们脸色惨白，眼神呆滞，“我还见过一个女人挨鞭子。”他说。
“祷告，祷告，”老太太说，“祷告，祷告……”
“自我记事起，便不是一个坏男孩，”不和谐分子用几乎梦幻的口吻说，“但一生中难免做错事，被送进监狱，我被活埋了。”他抬起头，平稳的目光攫取了她的注意力。
“你那时候就应该开始祷告，”她说，“你第一次被送进监狱是因为什么？”
“向右转，是一面墙，”不和谐分子再次抬头望着没有云的天空，“向左转，是一面墙。头顶是天花板，脚下是地板。我忘记做过些什么了，太太。我一直想一直想，想要回忆起我到底做了什么，但是直到今天也想不起来。有一次我觉得快要想起来了，但还是没有。”
“他们可能抓错人了。”老太太口齿含糊地说。
“没有，”他说，“没有抓错，他们有逮捕令。”
“你准是偷了东西。”她说。
不和谐分子轻轻冷笑一声。“我才不稀罕别人的东西。”他说，“监狱里的医生头头说我杀了我老爸，但我知道他骗我。我老爸一九一九年死于流感，和我没有关系。他被葬在霍普威尔山浸礼会教堂，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
“如果你祷告，”老太太说，“耶稣会帮助你。”
“没错。”不和谐分子说。
“既然这样，你干吗不祷告？”老太太因为突然的喜悦而浑身颤抖。
“我不需要帮助。”他说，“我自己能应付。”
鲍比·李和海勒姆从树林里溜达回来。鲍比·李的手上拿着一件印着亮蓝色鹦鹉图案的黄色运动衫。
“把衣服给我，鲍比·李。”不和谐分子说。衣服朝他扔了过来，落在他的肩头，他套了上去。老太太说不出看到衣服让她想起什么。“不对，太太，”不和谐分子一边扣着扣子一边说，“我发现犯罪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杀死一个人，或者偷走他的轮胎，都一样，因为你迟早会忘记自己做过什么，只会为你的行为受到惩罚。”
孩子妈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像是透不过气来。“太太，”他问，“你能不能带着小女孩跟鲍比·李和海勒姆去那边，陪陪你的丈夫？”
“好的，谢谢你。”孩子妈轻声说。她的左手无力地垂着，另一只手抱着熟睡的宝宝。“扶那位女士起来，海勒姆。”不和谐分子说，孩子妈正挣扎着从沟渠里爬出来，“鲍比·李，你牵着那个小女孩的手。”
“我不想牵他的手，”琼·斯塔说，“他像头猪。”
胖子涨红了脸笑起来，抓住琼的胳膊，跟在海勒姆和孩子妈身后把她拉进了树林。
只剩下老太太独自面对不和谐分子，她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天空中既没有云朵也没有太阳。周围除了树林什么都没有。她想要告诉他，他必须祷告。她不停地张嘴闭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发现自己开口说：“耶稣啊耶稣。”意思是说，耶稣会帮助你，但是听她说话的口气，感觉她是在诅咒。
“没错，太太。”不和谐分子像是赞同她。“耶稣让万物失衡。他和我一样，不过他没有犯罪，而他们能证明我犯了罪，因为他们有判决书。当然，”他说，“他们从没给我看过判决书。所以我现在自己签。很早以前我就说过，你得搞一个签名，每件做过的事情都要签名，保留副本。这样你就会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你就能按罪量刑，看看它们是否对得上，最后你有证据能证明你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我称自己不和谐分子，”他说，“因为我受到的惩罚和我做错的事情对不上。”
树林里传来尖利的叫声，紧接着是一声枪响。“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太太，一个人受尽惩罚，另一个人却完全没事？”
“耶稣啊！”老太太哭叫起来，“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不会对女人开枪！我知道你出身好人家！祷告！耶稣啊，你不应该对女人开枪。我把所有的钱给都你！”
“太太，”不和谐分子看着她身后远远的树林，“死人是没法给殡葬人小费的。”
又传来两声枪响，老太太抬起头来，像一只渴得要命的老母鸡在讨水喝，她哭喊着：“巴里，我的儿子啊，巴里，我的儿子啊！”好像心都要碎了。
“只有耶稣能够起死回生。”不和谐分子继续说，“但他不应该这么做，他让万物失衡。如果他当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你也没什么可做的了，你只需要抛弃一切跟随他，如果他不是，那你也没什么可做的，只需要好好享受你剩下的时间，以最好的方式离开——杀个人，把他的房子烧了，对他做些卑鄙的事。不干点坏事就没乐趣了。”他的声音几乎变成了咆哮。
“他或许没有起死回生。”老太太喃喃自语，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感觉一阵晕眩，一屁股坐在了沟渠里面，两条腿扭在一起。
“我不在场，所以没法说他没有。”不和谐分子说，“我真希望我在场。”不和谐分子用拳头捶打地面。“我应该在那儿，如果在那儿就会知道了。听着，太太，”他提高嗓门说，“要是我在那儿，就会知道，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他的嗓门都快破了，老太太的脑袋顿时清醒了一会儿。她看见男人扭曲的脸凑近过来，像是快哭了，她低声说：“唉，你是我的孩子啊。你是我自己的孩子啊！”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肩膀。不和谐分子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对她当胸开了三枪。然后他把枪扔在地上，摘下眼镜，擦了擦。
海勒姆和鲍比·李从树林回来，站在沟渠上面，低头看着老太太，她半坐半躺在一摊血泊中，双腿像个孩子似的盘在身下，对着没有云的天空露出微笑。
不和谐分子没戴眼镜，眼眶发红，眼神黯淡无神。“把她拖走，和其他人扔在一块儿。”他说，抱起正在他腿边蹭来蹭去的猫。
“她真唠叨，对吧？”鲍比·李吆喝着滑下沟渠。
“她可以成为一个好女人的，”不和谐分子说，“如果有人能每分钟都朝她开一枪的话。”
“有趣！”鲍比·李说。
“闭嘴，鲍比·李。”不和谐分子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
临终遇敌
萨许将军一百零四岁了。他和孙女住在一起，六十二岁的孙女萨利·波克·萨许，她每天晚上都跪在地上祷告，期望将军能活到她大学毕业的那天。将军根本不在意孙女能不能毕业，却从不怀疑自己能活到那一天。他已经很习惯活着了，完全想象不出其他任何情况。毕业典礼对他来说也没有那么美好，即便如孙女所说，人们希望他穿着制服坐在台上。孙女说会有一长溜穿长袍的老师和学生，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穿制服的将军。孙女不说他也知道，至于那该死的队伍，可以从地狱绕个弯再回来，他动都不会动一下。将军喜欢大游行，花车上满载着美国小姐，德通海滩小姐，皇后牌棉织品小姐。他不需要队列，在他看来，全是学校老师的队列就和冥河一样了无生趣。然而，他愿意穿着制服坐在台上，这样他们都会看到。
萨利·波克不像将军那么确定他能活到她毕业那天。过去的五年间将军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她觉得很可能空欢喜一场，因为她常常这样。二十年来，她每年都去念暑期学校，刚开始教书那会儿，还没有学位一说。她说那时一切正常，但是从她十六岁以来，就没再正常过，过去的二十个夏天，本该休假的时候，她却不得不拎着皮箱顶着烈日去州立教师学院，等到秋天回来，她却依旧坚持老一套的教学方法，与她受的教育背道而驰，这种温和的报复还是无法满足她的正义感。她希望将军出席毕业典礼，因为希望别人看到她的立场，或者用她的话来说是“她身后的一切”，他们身后却没有。这里的他们并没有特指任何人。而是所有颠倒世界的暴发户，他们扰乱了体面的生活。
她打算八月站在演讲台上时，让将军坐在她身后的轮椅里，她打算高昂起头，像是在说，“看看他！看看他！你们这些暴发户，这是我的家人！象征传统的荣耀，正直的老人！尊严！荣誉！勇气！看看他吧！”一天晚上她在睡梦中尖叫着，“看看他吧！看看他吧！”回头发现将军坐在身后的轮椅里，脸上挂着可怕的表情，他光着身子，只戴了一顶将军帽，她醒来以后不敢再睡。
对将军来说，要不是因为孙女保证能让他坐在台上，他甚至都不会答应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他喜欢坐在任何台上。他以为自己依然是个英俊的男人。他还能站起来的时候，有五英尺四英寸高，勇猛好斗。他银发披肩，不戴假牙，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侧影更引人注目。当穿上整套将军制服时，他知道根本没有什么能与他相提并论。
这套制服不是他在内战时穿的那套。在那场战争中他并不是将军。可能是个步兵；不太记得了；事实上，他压根记不起那场战争。就像他的脚一样，萎缩着垂落在身下，没有知觉，上面盖着一条萨利·波克小时候织的蓝灰色的阿富汗毛毯。他不记得美西战争了，他儿子死在那场战争中；他甚至都不记得这个儿子了。历史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从未想要再经历一次。在他看来，历史和队伍相关联，生活和游行相关联，他喜欢游行。人们总是问他，是否记得这个记得那个——一长串有关过去的枯燥可怕的问题。过去只有一件事情对他有意义，他愿意讲讲：那就是十二年前他收到这套将军制服，并出席了首映礼。
“我参加了他们在亚特兰大的首映礼。”他对那些坐在前廊的客人们说，“周围都是美人。可不是地方性的。完全不是地方性的。是举国盛典，他们叫我去——站在台上。那儿没有不入流的。所有的人都得付十块钱才能进去，还得穿礼服。我穿着这身制服。那天下午在宾馆房间里，一位美人奉给我的。”
“是宾馆的套房，我也在那儿，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