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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琪娅的思绪里驱逐出去，可她又找不到其他的好办法，只得不停地谈论他。“怎么样，”普拉塞德会说，“你已经没有想他了吧？”
“我谁也没想。”露琪娅回答道。
不过，普拉塞德对她这样逃避性的回答很是不满，回答说，光是嘴说没想是不够的，得用行动证明。随后，她便对如今的年轻女孩的行为大发议论，说道：“她们一旦爱上了一个放荡的男子（这类人正是她们喜欢的类型），是不会愿意同他分开的。有时想跟一个规规矩矩的正人君子缔结美满的婚约，但阴差阳错却遭遇了挫折，她们立马便会心安理得地接受。相反，要是对方是一个恶棍，那她们的心里便会留下无法治愈的伤。”随后，普拉塞德开始指责那位不在场的年轻人，那个来到米兰，抢劫城镇，屠杀村民的无赖。她还试图让露琪娅承认这年轻人曾经在自己的家乡也做了很多伤天害理之事。
露琪娅既羞愧又悲伤，她那柔弱的心里满是愤怒，而且她也自知自己身份卑微，于是便用颤抖的声音证明说，可怜的伦佐在家乡从未做过那些事，他从来都是得到人们的称赞的。她还说自己希望此时能有某个同乡之人来为此做证。至于说他在米兰的经历，她虽然不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可她深信他绝不会做出那事，因为从孩提时代她便了解他的为人和品行。露琪娅替他辩护是出于对他的同情，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她向自己解释，她这样表露情感，完全是为了替一位近邻辩护。不过，普拉塞德却从这些辩护词里找到了说服露琪娅的新论据，说她的心里仍然有伦佐。说实话，在此时，很难说清楚实情究竟如何。老妇人对这位可怜的青年的可耻的描述，激起了年轻女孩露琪娅在思绪里早已形成的印象，使这一印象更加生动而清晰。她之前努力想要抑制的记忆，此刻又全部浮现在她的头脑中。老妇人对伦佐的厌恶和蔑视使露琪娅回忆起自己以前之所以尊敬、同情他的很多缘由；而老妇人对伦佐盲目的、强烈的憎恶却使得露琪娅对伦佐更加同情。有了这些感觉，谁说得清是不是还有着其他感觉伴随在一起涌入她的心里呢？试想一下，要是强行将这些感觉驱逐出她的思绪，她会怎么样？然而，不管怎么说，与露琪娅的谈话从来不会持续太长，因为她的话很快便会被泪水淹没。
要是普拉塞德之所以这样说是出于对露琪娅的根深蒂固的憎恶，或许，露琪娅的这些泪水能够打动她，让其闭嘴不再说了。但是，女士这样说是出于好意，因此，她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就像呻吟和祈求的哭喊声可能会使敌人放下武器，但却不能让外科医生放下手术刀一样。不过，老妇人在履行完自己的职责之后，总会将责备和训斥转化为鼓励和建议，同时还伴随着一点赞赏，在苦味中揉进些许甜味，用一切办法触动女孩的心，以便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这些争论（通常都会有相同的开端、过程和结局），确切来说，并未使善良的露琪娅心里产生对老妇人严厉说教的怨恨，毕竟，总的来说，老人对她还是很友好的。即使在这件事上，她也是出于好意。然而，这些争论却使得露琪娅的情绪大为激动，心烦意乱，可能要花费不少时间以及大量的努力才会令她恢复平静。
对露琪娅而言，幸运的是普拉塞德并非只操心她一人，这样的争论因此也不会经常发生。其他所有人，或多或少都需要她一一进行纠正和指导。除了利用现成的场合外，她还会自己寻找机会，自愿对一些与她毫不相干之人提供同样的帮助。她有五个女儿，她们全都不在家，可是这令她比她们在家时更放心不下。五个女儿中，有三个是修女，另外两个嫁了人。因此，普拉塞德十分自然地认定自己应该管理三座女修道院和两个家庭。可这件事涉及的面太广，也太复杂，还很困难，因为两个女婿都有父母、兄弟姊妹的照应，而三个修女女儿呢，又得到其他权贵人士、许多修女的支持，她们自然都不愿再接受她的监管。所以，这简直就如同一场战争，又或者说是五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战争是不动神色、不失体面的，不过却又是相当激烈并会永远存在的。这五个地方，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避开她的关心、拒绝她的建议、躲避她的询问，每件事都努力避开她，不让她介入。我们暂不提她在做那些与自己毫无干系的事时所遇到的反抗和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通常人们要做善事必须得采取强制的办法。她的热情能够自由发挥的唯一地方便是她自己的家，因为在家里，所有的人都得听从她的命令，都得屈服于她的权威，不过唐费兰特先生除外，对于他而言，普拉塞德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同其打交道。
唐费兰特先生是一个好学之人，他既不喜欢发号施令，也不甘愿按照他人的标准做事。家里的一切事物，全由他的妻子做主，这他完全赞同。可是要他做奴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偶尔要求他帮她写点什么东西，他是愿意的，因为他有这种才能。可要是她让他写的东西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他就会说“不”，在那样的情况下，他通常会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既然你那么清楚，你就自个儿写吧。”有时，普拉塞德想让他放弃做什么，或者要求他做她所希望的事，在劝说了半天，他仍然一无所动时，普拉塞德则会埋怨他，把他称作什么不爱麻烦的懒虫、固执己见的家伙、臭学者，不过在最后这个称呼里，尽管她说起来带着些许蔑视之情，可是却也包含着某些满足之感。
唐费兰特花大部分时间在书房里。他的书房里有大量的藏书，几乎有三百卷，而这些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不同学科的著名作品，他或多或少对这些学科都有所了解。在天文学方面，他的知识远远超过一般的爱好者，因为他不仅仅掌握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和行星的视位、回合和影响之类的通用术语，他还通晓如何恰当地说出有关黄道十二宫、行星运行的最大经纬度、行星的光亮度、距地平圈的高度和行星的飞行及旋转。总之，他能够巧妙地说出关于天文学既确切又深奥的原理。他大概有二十年的时光都生活在那些冗长的争论里，他支持卡尔达诺的科学理论，而又反对一个极其顽固地追逐阿尔卡诺理论的学者。唐费兰特愿意承认古人的成就，但是他无法忍受那些轻视现代人的做法，尽管他们有时看上去振振有词。他也很精通科学的发展史，在有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引用那些已经得到证实的著名的预言，也能够很清楚明了地阐释那些没有得到证实的预言，还说明其实这不是学科的过错，而错在那些不懂得如何运用科学的人身上。
他还掌握了足够使他应用的古典哲学，但仍然通过阅读迪奥吉尼斯·拉厄西奥的作品充实自己。然而，尽管这些哲学体系都很完美，但难以同时吸收，因为想要成为一个哲学家，就一定要选择一位哲人。因此，唐费兰特选择了亚里士多德。他曾说过，亚里士多德既非古人，也非现代人，而是一个真正的不受时限的哲学家。他还收藏了现代那些追随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哲学家的作品。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从不阅读那些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或者说，为了不浪费金钱，他根本不会去买那些作品。当然，这事也有例外，考虑到一些作品在天文学方面的价值，他也在自己的图书馆里为卡尔达诺著名的二十二卷本《论机敏的认识》和其他一些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作品保留了一席之地。他说，能够写出像《四季的天体运行计算勘正》和《十二名人出生录》这样的著作的人，尽管犯了一点错误，但其作品仍然值得阅读。他说，此人最大的缺点便是过于有才，如果他始终走在正道上，那么没有人能够想象他在哲学方面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在学者们的眼里，唐费兰特称得上是个完美的亚里士多德派，尽管他总是谦逊地说自己学识不佳。他不止一次谦虚地说，世界的一般概念、本质和灵魂以及世间万物的实质都没有想象中那样明确。
对于自然科学，他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而是作为一种消遣方式简单地略过。他读过亚里士多德关于此学科的著作，但并没有进行研究。他凭借这种阅读以及自己不经意间从哲学著作中收集到的相关信息，凭借自己对某些著作譬如波尔塔的《自然的奥秘》，卡尔达诺的三部著作《石头》、《动物》、《植物》，阿尔贝托·马尼奥有关植物和动物的论述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著作的了解，他已经能够在一大群学者面前崭露头角，随意讲出很多有关医学草本的神奇价值和作用。他能够确切地描绘出女海妖和长生鸟的形状和习性，能够解释为何火蜥蜴被放入火中而不会被烧死；为何一只小鱼有突然使海上的大船停下来的力量和能力；为何露珠在贝壳里会变成珍珠；变色龙如何靠空气生存，并如何慢慢变成了水晶。他还能够解释很多自然界的神奇秘密。
我们的作者说过，唐费兰特对魔法和巫术也颇有研究，这些在当时非常流行，而且正如科学一样很有用处。在这些学科中，事实至关重要，也是最容易得到证实的。显然，他学习这些并没有其他的目的，而仅仅是使自己熟知巫师们那些坑人的艺技以便保护自己。在伟大的马丁诺·德利奥（科学领导者）的指导下，他已能够很在行地谈论那些迷魂汤、催眠术和激怒药及由这三种东西延伸出的无尽的魔法。我们的作者又一次提到，这三种巫术到现在都还十分流行，并造成了一些可悲的后果。
唐费兰特在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方面的学识也很渊博，在这方面他熟知的作者有塔尔尼奥塔、托尔奇、布加蒂、康伯纳和瓜佐，总之，都是些受人尊敬之人。
唐费兰特常常说：“如果没有政治，又何谈历史呢？一个人领着路一直向前走，但若没有人跟着他，那便是徒劳，正如倘若没有政治，历史犹如一个没人做向导的行人。”因此，他也专门在他的书架上为这些统计留了一席地方，在那些鲜为人知的作者里，博迪诺、卡瓦康蒂、桑索维诺、帕卢塔和博卡利尼都很引人注目。然而，在这种科目上，唐费兰特喜欢其中两本书，在某一段时间里，他认为这两本书乃天下奇书，然而，他始终无法确定哪本最佳。在这两本书中，其中一本是佛罗伦萨书记官的《君主论》——唐费兰特先生说：“他的确是一个卑鄙之人，但他的思想造诣很深奥。”另一本是与之同样著名的乔瓦尼·博台罗的《国家机密》——唐费兰特先生评价道：“他确实是一位正直之人，但却也暗藏奸诈之风。”然而，不久以后，也正是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一部新作品的问世终结了谁是第一的问题。唐费兰特也说，这本书已经超越了先前那两本典范。这本书收集了世上所有的阴谋诡计，并对所有事件都做了粗略的介绍，以方便人们了解。书中所描绘的所有美德，人们都会将它们付诸实践。这本书篇幅不大，但一字千金，一句话，这本著作就是唐瓦雷尼亚诺·卡斯蒂里奥的《执政者》。这位作者是一位很著名的人物，甚至可以这样说，那些伟大的学者都竞相赞扬他，最伟大的政治家也都想让他皈依于自己的旗下。众所周知，教皇乌尔班八世对他极其称赞；红衣主教博尔盖斯恳请他执笔描写教皇保罗五世的事迹；那不勒斯总督唐比特罗·迪·托莱多请他描写天主教国王在意大利发起的战争，但他们都枉费心机。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建议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将他提名为史官；萨沃依的卡洛·埃马努埃莱公爵赐予他同样的称号；信仰基督教的国王之女克里斯蒂娜公爵并没有说出一些高尚的词来赞扬他，而只是在一份公文中写道：“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我们时代意大利最伟大的作家的荣誉。”
如果在上述的各个科学领域里，唐费兰特都是一个有学识的人，那么在另一个学科里他也应该称得上佼佼者，那就是关于骑士荣誉的学问。他不仅能够熟练地对此发表高论，而且总是被邀请去解决一些关于荣誉的纠纷，而他也总是能够提出一些好的意见。他在他的图书馆里，甚至可以说在他的脑子里，储存着关于这门学问最优秀的作家的著作，其中包括帕里德·达·波佐、法乌斯塔·达·龙贾诺、乌莱亚、穆奇奥、罗梅依和阿尔贝加托，还有托尔夸托·塔索的两部《福尔诺》以及一些他的其他作品，比如《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被征服的耶路撒冷》，这些都是写骑士学问的著作。在有些场合，唐费兰特能够背诵这两首长诗的所有诗句。然而，在所有的作家当中，他最尊敬的还是著名的弗朗奇斯克·比拉戈。他们不止一次在一起探讨荣誉的问题。当比拉戈在谈到唐费兰特时，他总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敬意。当这位著名作家的《骑士论》问世时，唐费兰特毫不犹豫地预言这部作品将彻底推翻奥莱瓦诺的权威，而且会同其他的姐妹篇一起成为后世的典范。作者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一预言是否能够得到证实。
从这里开始，作者又开始描述他对骑士文学的研究，但我们也开始怀疑读者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去听这样的故事，我们甚至害怕会被人认为是盲目跟从的抄袭员，也害怕由于跟随他说了那么多与故事主题无关的事（其实也只是为了展示他的学识，以及说明他没有落后于时代）而和他一起变成令人讨厌的人。然而，在写了那么多内容之后，为了不浪费我们的精力，就不再叙述后面所发生的事了，让我们言归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