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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依靠文臣才顺利登基秉政，载垕对儒臣颇为信任，一度想要更改古法；然而此时，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已经不完全由个人意志。宗室勋臣就反复上言当年汪太后创业艰难，几代帝王经营辛劳，何况现在有了蒸汽轮船、蒸汽机车，你用得着放弃吗？——还记得汪太后的《清宁絮语》吗？
再说，这些人撤回来，你怎么安置？国内就那么大，放得下吗？要不你们把位子空出来？
更别说，现在中原地区就有近三亿人口，有高产粮食倒是可以养活，但也得干活！否则全在家吃救济照样天下大乱！再说每年收那么多赋税，怎么花？
蒸汽机车已经试验成功了，速度不快，每个时辰40里，但是可以昼夜不歇，而且不要草料，只要煤炭，多好的东西。这么多钢铁，正好拿去修铁路！当年汪太后可是规划了四纵四横，200年都修不完！——那种小车就算了，头大身子小，还需要进一步实验。
——大纺织厂的效率太高，老百姓家的争不过，索性砸了机器，甚至跑去工厂那里取闹？刁民抓起来，看不是还有很多人跑到工厂里去做工，包括很多妇女？好啊，这不就是当年汪皇后提到过的吗？生产多了，是不是以后就不愁穿了？别担心卖不出去，东南西北，咱们有的是疆域，有的是人口！谁要是敢割据乱加税就削他，让他知道什么叫坚船利炮！
这个时候，即便文臣内部也不会只有一个声音，他刚刚花了二十八年时间编完《古今图书集成》的舅舅、也是当今天下第一才子，还是集贤院大学士的杨慎，就旗帜鲜明的反对盲目崇古。
杨慎十岁入宫为显宗伴读，二十四岁为状元，文名满天下，又侍奉武宗读书，深得显宗、武宗两代皇帝信赖。绍治十六年父亲杨廷和去世，守满起复为礼部尚书，后为弘义阁大学士，进文华殿大学士。两次主考会试、多次参与殿试读卷，皆称得人；凡朝廷编撰大典，都由他牵头；重要文书制诏，大多出自其手；海内外名山大川、寺院道观，王公重臣墓道的碑铭，都以得到他的文章为荣；甚至海外诸国诸侯遣使朝觐，也必要到他门下求文。隆庆五年，改集贤院，凡朝廷大事，武宗都会征求他的意见。
庄敬太子薨逝，武宗在儿子孙子间犹豫不定，他进言：“圣上难道不见太祖皇帝立建文的后果？”武宗于是立载垕为太子。
武宗禅让为太上皇，却不肯移交玉玺，他进言：“自古帝王继位，无玉玺不能称为正统。”
建极殿大学士徐阶进言：“皇帝年少，仍需太上扶持。”
武宗这才交出玉玺，却迟迟不肯还政；杨慎曲为协调，终于让太上皇交出了部分权力。
此时杨慎已经八十一岁，拉着皇帝说起平生见闻，语重心长：“不要走回头路，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已经回不去了”，这才溘然长逝。
当年杨慎从北京出发，经马六甲到达仁和省；回程时却走了另外一条路，这也是这些年来建极以西各省官员回京普遍走的路：往西前往景泰，过了景泰河，有个叫明德的县城，原先叫做瓜德尔。建极末年以来，有不少商人从汉昌跋涉山水到达这里，这是当年元朝人曾经走过的路，比走海路更为便捷。
沐琮去世后，这里的盗匪一度相当猖獗。弘治十二年沐飞承袭公爵，两年后回景德府，就沿着这条路西行。次年，十七岁的沐飞带兵扫清道路，确保商路畅通；又在这里设立了明德港，由此富庶起来。
从天津港出发，经马六甲赴任；再由此路回京，帝国大好山河、各地民俗风情，自可一览无余。
对于杨慎来说，走这条道，除了拜会沐飞，还有一个不能不见的人。
一路商旅不绝，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来到了汉昌省的大中府，然后一路往东，在迪化城外的长亭，汉昌左布政使田去疾正带人等着他。两人举酒共酌、携手同游，驾鹰驱狗、骑马射猎，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徘徊半个多月，这才踏上归程。
载垕原就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父亲余威尚在，哪敢轻易改弦易辙。于是既不锐意革新，也懒得作为，只是“体父皇之心为心，本父皇之治为治”，凡事按着父亲和祖宗的意思来，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崇德十年，武宗驾崩，年七十；两年后，穆宗载垕去世，年三十六岁，皇后李氏早亡，嫡子翊釴亦夭折，于是传位给十三岁的庶长子翊铎，是为成宗，改年号承德，前后二十七年。
这时候北方越来越冷、越来越旱，南方虽然水灾不断，但也能生产粮食，要想放弃南方，更不可能了！朝廷还指着蒸汽轮船能多运点粮食回来；对了，这么多百姓没事干也不是事，要不修铁路吧，反正国库有钱，不要着急，一条条修！不要担心，朝廷给工钱不拉壮丁！你们工部户部是不是也可以，两便，都懂。
因为皇帝年幼，圣母皇太后徐氏很是想仿效汪太后垂帘听政，到底被群臣打了回去：“当年显宗十三岁及冠，如今圣上也十三岁，可以亲政。”接着言官弹劾太后宠爱的几个太监，成宗终于得以亲政。
首辅张居正幼年以神童入翰林，被魏国公徐璧奎挑中做了孙女婿，入仕后到建极省为官，打击豪强、核量地亩，兴办工厂、严格征收，政绩突出。他性格沉深机警，通识时变，勇于任事，大胆推动政治革新，推进技术革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用以缓解社会矛盾。当然这也是需要钱的，那就要想办法，除了严格征税，还大力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改土归流，同时提高科举录取名额，严格各省考录纪律，得罪了不少人。不过成宗皇帝是他的学生，知道老师联合群臣从母后手里夺权的辛劳，也知道国家局势艰难，倒是全力支持。
汪太后神文圣武高瞻远瞩是一回事，不管是皇帝还是群臣，都不愿意再冒一次风险。
偏偏这时候刚刚统一的日本国又闹腾起来。弘治以来，秦皇府就是太平洋航线的重要港口；又兼盛产金银，每年至少生产150万两白银，以及一万两黄金和二三十万贯铜。当时几乎北京城一半的宗室官员俸禄出自这里，顺便还要附带朝鲜省的军需和官饷。
眼看着秦皇府这样富饶，日本人当然眼热；尤其国王后土御门去世后，幕府无钱，以至于停灵43天无法下葬。
幕府和大名们暂时不敢得罪明朝：明朝在秦皇府虽然只设立了千户所，但是隔海相望就是朝鲜省，惹不起；但毕竟不满在滋生。尤其明朝明明答应了幕府帮助他们统一全国，却一鱼多吃，多头下注，和各个大名私通曲款做生意，向他们出售铁器乃至火器；甚至派遣使者前往明朝学习富民强国之术，明朝也不允许，只让他们学习四书五经，说这是汪太后的遗诏，他们只有好好学习圣贤之道，才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日本国虽然国小民贫，资源匮乏，但主要是缺少耕地资源，金银生产在大航海之前反而是世界性大国。除了石见银山，还有大大小小的矿臧分布各地，掌握在大名们手里，尤其前些年到处勘测，新发现了佐渡金矿，每年能产金20万两，并不弱于秦皇府。
但是每年，有至少300万两运送到了明朝，换来了武器杀害日本人，当然，也有一些茶叶布匹；好在明朝在秦皇府扎根，自然要推广土豆、红薯等高产作物，日本自然也就得到了，这才让百姓生计不那么艰难。
必须把秦皇府抢回来！这成了几代日本人的夙愿。
但因为明朝的阻扰，直到承德十二年，关白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图谋朝鲜、窥视中华。他的首要目标就是秦皇府，只有占据这里，才能募集军费，进一步实施他的宏图大志。
明朝在秦皇府留的军马有限，但是火炮威力很大，如果不是之前日本内战不计成本的买了火炮，几乎就被压制了。
原来大明并不是不可战胜！
只是让丰臣秀吉颇为郁闷的是，秦皇府的金银似乎已经开采的差不多了，至少比传说中的少了一半，如今开采出的多是铜矿。
他整顿军马，准备北上占领朝鲜，却没有想到秦皇府的丢失让成宗皇帝大为震怒，朝臣也同仇敌忾。大家再次想到绍治初年退让的后果。
当时远在天边确实是不得已，就这显宗皇帝还被戳脊梁骨，一辈子难以释怀，所以武宗皇帝不顾当时刚刚打完几场大仗，急吼吼的西征，就是为了让老爹安心闭上眼睛；如今近在咫尺，不把你们打出屎来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派去通知明朝以后不再称臣、要求割让朝鲜、并将公主下嫁国王为妃的使者直接被成宗砍了；日军才刚刚出港，朝鲜都司的军马已经赶来一阵猛轰。
直到此时，丰臣秀吉才知道自己好像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在兵部尚书戚继光的指挥下，明朝官军舍舟登岸，讨伐逆臣。丰臣秀吉死了，在北京被凌迟处死，传首九边；日本国王亲自来京奉表称臣，退还秦皇府，抚恤死难者家属，同时向明朝开放港口，免征关税。
成宗考虑到日本国多地震火山，人口又多，真要占领了还得倒贴钱，何况目前南边仍然紧要，于是同意。
一切回到了原点。
戚继光的曾祖戚谏官至指挥使，祖父戚宁能力一般，父亲戚景通在隆庆年间依靠平叛也做到指挥使；隆庆初，戚继光考中武状元后，得到时任武英殿大学士湛若水的青睐，将孙女许配给他。后来参与平定土司和海盗，为南海海军都督，坐镇傲来县。他军纪严明、为官清正廉洁，深得士民百姓爱戴，首辅张居正深爱其才，推荐为兵部尚书。戚继光不仅喜欢研究阵法、研究练兵，还喜欢研究军械，在戴志连珠铳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制成可以连续射击28发的扳动燧发枪机，而且精度和射程都有提高，武宗想到曾祖母提到的机关枪，高兴地把这个名字赐给了这把新枪，并装备精锐部队。湛氏出身名门，温柔贤惠，夫妻感情倒是很好。
隆庆是古典时代武功的巅峰，蒸汽机让朝廷的触角前所未有的延伸；承德则是新时代武功的开端，戚氏机关枪的推广使用震慑着所有野心家。
承德二十三年，在红海边，官军依靠机关枪在一天内击杀三万敌军，当年九月将“明”字大旗再次插到开罗城头。
成宗皇帝亲自到太庙献俘，告慰显宗以及列祖列宗。
与此同时，西方也闹腾起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推崇让各国君主深感不安；自从当年孝宗皇帝允许在北京设立一处教堂，传教士和欧洲商人欣喜若狂。朝廷不舍得花钱，他们就不惜重金历时数年在朝廷圈定的宣武门外大街附近的胡同里建造了一座规模极其宏大的教堂，主体采用罗马穹顶风格，外面又用汉白玉石栏围绕，柱顶的石狮子与基督教圣像和谐共处。中西合璧，在当时的北京别具一格。
宣武门外大街是北京交通主干道之一，商旅云集，会馆林立。但奇怪的是，教堂建成以后，一直门可罗雀；甚至有不少士子百姓指指点点。眼瞅着隔壁的道观佛寺尼姑庵喇嘛庙甚至土地庙都是人声鼎沸，更别说远一点的旌忠祠，传教士们实在眼馋；平时受招入朝，除了皇帝还和他们说几句话，别的重臣像看瘟疫一样离他们远远的。
他们远涉重洋，到中国也有些年头，汉语还是说得挺溜，渐渐地倒也打听到当年赞玛提欧等人不仅得罪了太后，还让整个朝野震怒；此前设立教堂，朝廷上下争论了好一阵子，据说有不少大臣撼门而哭，哭声动地，最后皇帝说太后同意了，再三保证不让他们出来传教，这才消停了。
上层路线一时走不通，传教士们开动脑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搞布施、搞展览、搞义诊，后代营销员能够想到的，他们都在想，先把人哄进来再说！别说，靠着点硌牙的硬面包，还真吸引了不少穷苦百姓，尤其妇女小孩，不要白不要。洋和尚喜欢念经是他们的事，坐一会儿就能得点面包过一顿饭，凭什么不干——再说，咱们都讲究进庙烧香，管他哪路神仙，咱们进去磕个头，总不至于害咱们吧？
日子久了，也开始有宗室勋贵跑去和洋和尚们结交——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有很多确实有才华的，他们擅长绘画、数学、音律、天文学，朝廷要考封、有特科，大家都想来找点灵感。
于承业在欧洲走马观花看稀奇的时候，听完赞玛提欧的工作汇报，英诺森八世连夜召集众人商议，中国太后不亲近天主，士大夫妒忌传教士得到皇帝的信赖，恐怕不会直接同意传教，那就要尝试用新的传教方式向中国渗透——不穿僧衣，不过隐修生活，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他们在北京和重要的大城市开办学校、医院、养济院、图书馆、投资工商业，以此传教。人家不是洋和尚，只是信仰宗教，平时交流一下，不算犯法吧？
耶稣传教会提前五十年成立，当然管理办法需要逐渐完善，但是目的是明确的——让亿万中国人沐浴到天主的荣光之下！
——至于美洲，也不能放弃，不过那边地广人稀，不用费那么多力气。
尽管此时的明朝在西方人眼里遍地都是黄金，但说到底，还是农耕文明，社会福利没那么好，听说洋和尚们肯免费教孩子们读书，还管一顿午饭，当然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去，甚至勤奋好学的孩子自己跑过去，一时间人满为患——洋和尚也不怕，又不吃人，何况人家用中文教学。听传教士们唱一会儿诗，然后就开始念书，当然除了四书五经，还有讲述宗教故事的小册子；图书馆也是，有不少中国本土的典籍，也夹杂了不少西方的书籍，包括《圣经》。
就这样，近一百年来，基督教逐渐在中国打开了局面。
罗马教廷看着信徒越来越多，决定不再忍了；隆庆二十年明朝败退出红海，来自庞然大物的直接威胁没有了；庇护五世要求严禁中国信徒祭天祭祖祭孔，向罗马教廷输送赋税。
这当然招到明朝政府的抵制，当年三教齐心协力批判基督的盛况犹在眼前，只是这些年他们老实了，大家忙，就没心情理会他们；如今旧事重提，免不得又是一场大论辩。
耶稣会向教宗申辩，并带来了皇帝陛下的亲笔书信，措辞严厉的提出了十七个问题，包括中国信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等等，要求教廷方面予以明确回复。
庇护五世显然不想失去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见时机不够成熟，也就暂缓施行。
但是十年后，格列高利十三世当选教宗。面对越来越加严重的内忧外患，他着手整顿天主教会，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首要的就是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态度坚决的要求中国信徒遵守教义，派遣使臣罗铎来华向穆宗皇帝解释教义。太上皇大怒，穆宗无奈，派遣传教士和礼部右侍郎王世贞出访罗马，却没能改变这一禁令。三年后，他发出终极禁令，禁止中国教徒参与中国礼仪。
此时太上皇刚刚崩逝，穆宗又遣王世贞出访，扬言全面禁止传教。
格列高利十三世不得已，做出妥协，派遣传教士乐嘉提出八条宽恕条约，被称为“乐嘉八条”，包括准许供奉祖宗牌位，但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准许祭祖，但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但孔子牌位不能书写“灵位”等等。
使者回到中国，穆宗已经崩逝，成宗刚刚登基，十三岁的孩子自然不能做主。建极殿大学士高拱是个虔诚的儒家子弟，早就看这些洋和尚不顺眼，儒释道三家也一拥而上，进行深刻揭批，得出结论：“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偏偏格列高利十三世自己也反悔，认为这八条与教义不合。
消息传到北京，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张居正，他认为：“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西洋人所可妄论。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
他倒是没有下令全面禁止传教士的活动，而是针锋相对的提出：“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天朝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你可以留下，但必须守我的规矩，否则滚蛋，别废话。
我们要拒绝他们的歪理邪说，但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的金子。
至于学校、医院这些，好像不是洋和尚办的，把它们关了，是不是所有的洋鬼子都要滚蛋？
西方人也不全是信仰耶稣的，其中还有不少出色的工匠和学者；只要不乱中国的规矩法度，朝廷能忍，反正也不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