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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禁止外来传教，但是外国商人很多是信教的，不能建教堂，那就在家做礼拜；不能刊刻，那就手抄；因此神甫还是有需求的。
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何况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泛传播，中国在欧洲人的心中，就是遍地都是黄金的宝地，而商人们的切身经验告诉他们，这大致差不多也是事实；因此，还是有一波接一波的传教士踏上了来中国的商船——朝廷禁止传教不要紧，上帝与我同在，只要结交了士大夫，取得陛见的资格，说不定明朝皇帝真能被说动了呢！——谁不知道几年前，大明还是海禁的，看看这些年改了多少规矩！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明朝对佛教道教尚且严格限制，何况其他外来宗教？不仅严格禁止传教，而且高压反腐，当然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确实腐败的问题日渐突出，但是在朝堂上，宗室高官和商人尤其是洋人结交，那绝对是找死的节奏，因此一直没有搭上这条线。
神甫赞玛提欧和海米尔斯就是这样倒霉催的人。
赞玛提欧是意大利人，才学渊博，一直周游列国传教。
当时奥斯曼帝国迅速扩张，拜占廷帝国外围几乎都被占领。拜占廷向西方求救，双方于1439年签署东西教会合一决议，确认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史称“佛罗伦萨合一”。但拜占廷的居民并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合一”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的雇佣军来到拜占廷，教皇也承诺会给予必要援助。赞玛提欧就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不仅带来了圣经，还带了一堆古希腊圣贤的传世经典，想要让远方迷途的羔羊们真正感受到上帝的荣光。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前脚刚进了城门，后脚穆罕默德二世就率领大军来了。
这场仗一打就是两年。君士坦丁堡只有8000守军，但两面靠海，连接陆地的两面有水深170米的护城河拦阻，加之城墙坚固，敌军一时无法得手。
外头炮火连天，赞玛提欧的传教也遭到了居民们的抵制，还和当地的神甫海米尔斯等人结下了梁子。开头还是辩论教义，后面互相指控，甚至上演全武行。
毕竟是客场作战，赞玛提欧一伙人被抓起来，扔进牢房数地板。
穆罕默德二世凭借天才的军事才能，将外海战船运进内海，攻破了这座城市。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士兵洗劫了这座壮丽雄伟的古城。
海米尔斯等人作为神父，自然也被洗劫，人也被扔到牢狱里。
要不怎么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在牢狱里，双方仍然争议不决。
直到被放出来，看着城池一片焦土，两人这才坠下泪来。
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新帝国施行宗教宽容政策。政府对基督教徒采取退还房舍、豁免赋税、免服兵役等措施，鼓励他们继续定居。
但联想到惨烈的宗教战争，海米尔斯和赞玛提欧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逃离。
本来应该回欧洲，但是海米尔斯很是犹豫。
偏这时候，被士兵抓住，说是异端要砍头；还是信仰东正教的商人胡比昂拦住，给了金银疏通，放了出来。
胡比昂告诉他们：“现在帝国允许我们信仰上帝，但是要缴纳重税，生意实在是不好做。听说印度、中国那边特别繁荣富庶，我打算去那边寻找机会——听说当年中国皇帝派人来，那排场，太壮丽了。”
那就一起走吧，看看去那边能不能传教；当年教皇派了好几波人去中国，也不知道成果怎么样。
于是他们慌慌张张坐上东去的商船，一路上见到很多商人，都在传说中国印度的繁荣——有的只是听人说，一传十十传百；还有人自称去过中国，说得天花乱坠，就差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
赞玛提欧等人半信半疑，只是出了红海，就没有回头路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想着如果能在中国传教，那真是上帝最精心的安排。
经过三年多的颠簸，他们在景泰八年来到了印度。这时候的印度还不是统一的国家，北方德里苏丹国，依靠中亚外族雇佣军为统治支柱，采取高压统治政策；而南方分裂成不计其数的小王国。
胡比昂去做生意了，赞玛提欧和海米尔斯则带着伙伴们去传教，只是很不称心——经历了长期的海上颠簸，加上水土不服、事业不顺，同行的神甫们要么身体承受不住去见了上帝，要么心灰意冷跑去干别的，只留下他们还在苦苦的坚持。
也许真的应了那句话，“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也就给你开了一扇窗。”
印度不是统一的国家，但这些四分五裂的小王国除了语言不统一让人头皮发麻，基本上还都有自己的信仰。
赞玛提欧和海米尔斯有点悲观，不过还想到一根救命稻草——要不，去中国？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建极三年，大批明朝商人乘着海船出来，带来开放海禁的消息，他们迫不及待的登上来到中国的大船。
他们在建极五年底来到广州。只是要见到中国皇帝、甚至中国大臣，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于是这群上帝的使者在感叹广州真是物阜民丰的同时，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学习汉语，准备一旦出师，就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敬献给中国皇帝，向他宣传上帝的德音，让大家沐浴在上帝的荣光之下。
学习汉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传教士毅力惊人，尤其几年后太后广求海外书籍的消息传来，他们更是异常兴奋——如果借着这个机会把《圣经》呈上去，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建极十年，赞玛提欧等人带着一大堆典籍来到北京，在惊叹世上居然还有比广州更雄伟壮丽的城市的时候，也坚定了要在这里传播天主的决心。只是这时候朝廷上下正忙着吵架，没功夫搭理他们；自然还包括跟他们一样到北京来献书的人。
——当时朝臣们正在为自己的待遇争吵，没资格上场的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没功夫理会蛮夷的想法；尤其四译馆隶属翰林院。翰林院学士杨守陈是再虔诚不过的儒生，之前有几次献书，都是传播上帝的，让他极为不满：“我们还没要求你们归化，你们倒蹬鼻子上脸了。”
因此对太后征书的旨意，也很不以为然，就当是当年征集粮食种子一样的面子工程。
好在吵完架，大家也就开始干正事了。汪太后听说来了不少海外友人，亲自召见了他们，还问到底都是些什么书，讲了些什么。
应该说，商人们为了拿到减税的特权，真是费了心，短短时间，搜罗了不少书。因为知道太皇太后太后喜欢看戏，于是就有不少故事书。
太后要召见，杨守陈自然要先政审。只是他老人家一听说那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差点没当场昏厥过去：“果然是化外之邦，神仙都不检点！更别说那些凡间的国王公主，一个个干了什么事！杀父娶母、杀兄弟杀儿子还五马分尸！居然还为了一个女人打了十年仗，还说打得值！”
杨守陈简直想暴走。
好歹记得自己是做什么的，挥挥手，让那人去一边了。
接着往下问：“《圣经》，这是哪位皇帝或者圣贤写的？蛮夷会有圣贤？”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什么哲学，《理想国》之类的，会比孔孟更高大上吗？”
不感兴趣。
“讲数学的？还能胜过《九章算术》？”
不感兴趣。
“物理学？什么鬼？”
不感兴趣。
但是太后问起来，他也不可能说一无是处，否则一个“阻塞言路”之类的帽子就担不起——要不选几个不犯忌讳的，推出来回话，表示自己是干活的？
杨守陈呈上了目录。
能够跨越两千多年的时间，跨越几万里的空间被人推荐给明朝，自然都是来头不小。汪舜华翻了一下——原本她是真没看过，只能一个个的去猜，好歹圈定了哪些书籍需要翻译，然后再说先后顺序——首先是《圣经》，然后数学和物理等理工科学，这个比较实用，虽然很枯燥，首要的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还有阿基米德的作品；丢番图是谁？《算术》名字挺大，用吧；接着才是以《理想国》为首的哲学家作品，《荷马史诗》之类的先放一放，主要是怕吓倒明朝君臣——她当年学文学史的时候，三观就已经碎了一地；亚里士多德就算了，错误的化身。
杨守陈大喜过望：“可算过关了！”
四夷馆隶属翰林院，直到弘治七年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馆事，实际管理；翰林院在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之西，四夷馆也在这里。
此前，四夷馆分为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其中缅甸是聘洋人执教。
建极五年，改为四译馆，仍属翰林院，同时，增设了日本、朝鲜、越南、暹罗（菲律宾）和天方馆，就是印度以西的，都扔给他们。各分馆馆丞均为正七品。
作者的话：感谢@彩云逐月（书友）的9枚刀片，今天双更，请各位亲继续支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