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雪人

奥地利最近一次战败的丑事，余波荡漾，遍及全欧。塞尔维亚已击退奥匈帝国三次入侵。德国欲“借由塞纳-马恩省河边之胜赢得布格河边之胜”的计划已失败，同盟国的军队其实既未能打到塞纳-马恩省河边，也未能打到布格河边。哈布斯堡帝国因为连连战败，死伤失踪人数上百万，似已一蹶不振。奥地利在俄罗斯战线上兵力居于劣势，在塞尔维亚又遭击溃，显然已撑不下去。这个二元君主国如果垮掉，德国大概也会跟着垮。打到现在还未能在西线取胜，柏林怎有办法在没有奥匈帝国出兵的情况下两面作战？德国人将得独力保卫东、西边界，得打破英国日益紧密的海上封锁，得击退另一个大国的军队。这一个大国评估过奥地利连连战败后的形势，已准备投入战局。

这时意大利人开始积极准备参战，德国急派新任驻意大使，一九〇九年卸下德意志帝国总理之职的、六十五岁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亲王赴罗马施压，以阻止意大利参战。在维也纳，贝希托尔德认为比洛定会试图以割让奥匈帝国领土给罗马，换取意大利继续保持中立。在泰申，康拉德说出明眼人都懂的道理：奥匈帝国禁不起在俄罗斯战线、塞尔维亚战线之外，再多应付一个意大利战线。那或许是他在这整场战争里唯一切合实际的言谈。

伊斯特万·布里昂伯爵前往梅济耶尔的德军总司令部，以消弭德皇和法尔肯海因要奥地利立即把的里雅斯特、南蒂罗尔或达尔马提亚割让给意大利，以阻止意大利参战的主张。外交情势危急，外长贝希托尔德愈来愈显得无力应付，为此，蒂萨已提议由布里昂伯爵接替其职。对一个仍喜欢自封为东边“德意志人之墙”的君主国来说，这处境何其可悲。[1]伦敦《泰晤士报》论道，“奥匈帝国常遭轻蔑，但从未像这次这么被轻蔑”，“兵败塞尔维亚，失去整个加利西亚，奥地利的政治、军事未来操在德国手中，奥地利的将领可能不久后就换成德国将领”。[2]事实上，因为一九一四年的数场战败，一九一五年开始时奥匈帝国已沦为德国的附庸。一月，奥匈皇帝派卡尔大公赴法尔肯海因设于法国的总司令部，要德国人放心哈布斯堡军队不会瓦解。[3]德国人不这么认为。德国外长发文给其驻奥地利大使，说“连差劲的塞尔维亚人都能给维也纳如此严重的打击，维也纳要何时才会看清它不可能这么一直傲慢和装模作样下去？”[4]

俄国人也从奥地利最近的战败中得到鼓舞。俄国人认为哈布斯堡军队已不足惧，于是打算在一九一五年进攻德国——入侵西里西亚，占领布雷斯劳，目标再度指向柏林，卸除西部战线盟国所受压力。为确保两侧翼安全以推进此次进攻，尼古拉大公命其右军进向东普鲁士，命其左军挺进喀尔巴阡山脉，奋力保住诸山口并将奥军逼往南边，使其进入匈牙利平原，到了该平原，奥军将无力阻挠俄军入侵德国。法尔肯海因原指望于一九一五年从东线调八至十个军到西线，以打破西线相持不下的局面，但此刻他理解到，由于奥匈帝国兵败塞尔维亚、加利西亚、波兰，那已是不可能的事。德国人被困在日益绝望的消耗战中。[5]

正在接收波蒂奥雷克南方面军破败之残部的康拉德，恳求拨予真正的（即德国的）援军，但遭峻拒。一九一五年元旦法尔肯海因在柏林与康拉德会晤，称拨不出别的兵力给东线，因为他“在西线的兵力只有敌人的一半”。这场在德国陆军部举行的会面，暴露了使两盟国无法同心协力的所有积怨。法尔肯海因说：“你的第三集团军，开战时打得很好，但现在一直在撤退，又退了五十公里。”法尔肯海因和其参谋要康拉德“守住既有阵地，面对东边”，不要再退。法尔肯海因还说，“你面对的俄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多”，康拉德回以真有那么多。

康拉德还说，更惨的是，俄国人已填补死伤造成的兵力空缺，已用后备生力军恢复部队的完整战斗力。法尔肯海因说：“我们怎么做，你就该怎么做，该用病号和轻伤士兵使你的部队恢复完整战斗力。”康拉德反驳道：“我们也是这样做，但我们已打了五个月，伤亡甚大：重伤、死亡、重病的士兵人数之多，已使我们的军队破了大洞。”

法尔肯海因不表同情；他复述道，不能再撤退，康拉德带着怒气回道，“你的军队在西边开打时不也有大撤退，一路退到默兹河？”法尔肯海因反驳道，那是前任参谋总长犯下的错。康拉德嘲弄道，“但撤退就是撤退”，“你们如果真守得住，就不会撤退！”两人不欢而散。康拉德记载道：“这次会面毫无所获”，“我们两人都坚持自己原有的立场；我觉得他们已帮不上我们。他说他会找鲁登道夫谈谈，再做出最后决定。”[6]

同个下午，康拉德和法尔肯海因再度见面，谈了两个半小时。这一次鲁登道夫也在场。法尔肯海因重述，他没有多余的兵力可拨给奥地利人或其他人；他已派遣重要的补充兵力到东线，正用尽“各种方法，包括带刺铁丝网和其他使法国人无法近身的障碍物”，在西线挡住“兵力两倍于我”的敌军。德国头一批新训部队，四个军，二月时可派上用场。三位将领争辩新训部队该如何使用效果最好，鲁登道夫和法尔肯海因一致认为同盟国比海上协约国远更禁不起打长期消耗战。法尔肯海因主张，“由于诸中立国和英国国力强大，我们得突围，不能消极待在带刺铁丝网后面。我们得在某处发出一击”。

但康拉德、鲁登道夫、法尔肯海因，在该于何处发出这一击上，未能达成一致见解。在法国和法兰德斯出击，只是送死。东普鲁士离加利西亚战线太远。波兰缺乏公路和可稳当越过重兵防守之维斯瓦河的路径。喀尔巴阡山脉太陡、太冷、太多雪。鲁登道夫抱怨道，“我们已流出这么多德国人的血，仍无突破性进展”。康拉德怒火中烧；后来他埋怨道，“我很想说我们的血和你们的血等值”。经过几番讨价还价，鲁登道夫表示愿拨三个师助康拉德。然后鲁登道夫利用对康拉德的这一小小让步，名正言顺地要求法尔肯海因接受对德国四个新的军的用途，提议在东线发动德奥联合攻势，以善用这股新兵力。法尔肯海因反驳道，在冬季下雪天气下，不可能获致重大战果；但由于未能打赢法国境内战事，他在德皇面前已愈来愈无影响力。于是，以康拉德在喀尔巴阡山脉最后一搏的反攻，以需要在北侧翼给予支持为理由（鉴于奥军战斗力奇差，这理由无可反驳），鲁登道夫的东部战线司令部从西战线抢到四个军。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誓言在春季融雪、天气解除白海封冻，使美国的补给品和弹药得以送到俄国之前，解决掉俄国人。由于波罗的海和黑海遭封锁，俄国只能倚赖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输入的少量物资，而这个港口的不冻期从未超过六个月。尼古拉·戈洛维纳（Nikolai Golovine）将军论道，“俄国成为如同门窗都被闩上的屋子，要进去只能透过烟囱”。[7]样样东西都严重不足。英国武官于一九一五年从彼得格勒（Petrograd）报告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俄国整个陆军，部署在从爱沙尼亚到乌克兰的五百万人，只拥有六十五万支步枪。另有人估计俄国的步枪数只百余万支。不管究竟有多少步枪，有数百万俄国士兵几乎可以说打不了仗，只能呆呆站着，等同袍被打倒或病倒，才能把他们的枪据为己有。

俄国第九集团军的军需主任哥洛文忆道，步枪极为不足，致使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指示他以长柄斧头作为他步兵团的武器，称他们为“戟兵”。[8]戟兵完全得不到炮兵掩护。喀尔巴阡山脉的某位俄国炮兵军官报告，师司令部对他的炮兵连下达了以下命令：“立刻报告几天前是谁下令打十二发榴霰弹。”[9]俄国样样东西奇缺，乃是奥匈帝国能存活到一九一五年的最大因素。俄国若有充足的武装和补给，将轻易就把奥地利击垮，使其退出这场战争。但他们没有，而鲁登道夫，在俄国的虚弱里，而非奥地利的强大里，瞥见一线希望。一如德国人发动战争以“拯救”奥匈帝国，此刻他们加剧战事以重振这一君主国。鲁登道夫于一九一五年一月提醒法尔肯海因，“奥地利的紧急状况乃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大变量”，[10]得将它搞定。

康拉德结合鲁登道夫所出借的诸德国师与同样数目的奥地利师，在喀尔巴阡山脉中段组成德意志南集团军。奥匈帝国的无能已表露无遗，因此南集团军由德国将领亚历山大·冯·林辛根（Alexander von Linsingen）统率。它有奥地利大集团军掩护其两侧翼，将冲出山区，解救普热梅希尔。鲁登道夫将交出奥托·冯·贝洛（Otto von Below）将军统辖的第八集团军和马肯森的第九集团军，以及从法国调来的几个新的军，即赫尔曼·冯·艾希霍恩（Hermann von Eichhorn）的第十集团军，让他们一起从东普鲁士出击，以支持上述行动。

俄国人在维斯瓦河边有十八个军，但他们一如以往未有一致的计划。伊万诺夫和阿列克谢夫仍然主张，通往柏林的最短快捷方式在西南战线，要踏过奥匈帝国的尸骸。普热梅希尔可拿下，诸中立国可拉拢加入协约国阵营，匈牙利可入侵，使其脱离奥地利，使奥地利得不到匈牙利的粮食补给，从侧翼瓦解同盟国阵营。鲁斯基的西北战线，得到俄军总司令部里达尼洛夫的支持，力排此议，主张真正的决定性战果，只能在东普鲁士的德国人身上取得。西北战线派断言，中部波兰被德国防御工事挡住，冬天的喀尔巴阡山脉是天然屏障。据英国武官所述，鲁斯基的新参谋长古列维奇（Gulevich）将军，在这场辩论上发言不多。他“是个肥胖之人，自战争开打以来体重增加不少，因为每天下午两点至五点躺在床上休息”。[11]

尼古拉大公再度让其臃肿的兵力被双头马车的指挥权浪费掉。伊万诺夫得到喀尔巴阡山脉的三十一个师和位于维斯瓦河沿线中部平原区的另外十八个师（第四、第九集团军）。鲁斯基得到位于东普鲁士的十五个半师，罗兹周边的二十三个半师（第一、第二、第五集团军）。[12]

这些集团军无一具有能将敌人一击毙命的人力物力。俄国士兵仍然吃不饱，装备低劣，弹药供应仍时时让人无法放心。陆军部炮兵局局长库兹明·卡拉瓦耶夫（Kuzmin Karavaev）将军，某次与苏霍姆利诺夫会晤时情绪失控哭了起来，恳求这位具影响力的陆军部长“媾和，因为炮兵弹药不足”。名义上执掌兵权的尼古拉大公，对此一无所知；俄军复杂死板的规定，意味着索求装备、火炮等补给品之事，得由前线直接向人在彼得格勒的六十六岁苏霍姆利诺夫提出，而苏霍姆利诺夫完全未将收到的要求告知他人。他贪污出了名，当陆军部长期间个人财富增加了九倍，每笔陆军合同都拿回扣，或干脆扣住公家经费供日后挪用。军队苦于弹药不足时，苏霍姆利诺夫正坐拥原指定用于购买炮弹、子弹但未花掉的两亿金卢布上（除了他的随员，没人知道此事）。[13]

如果装备低劣的俄军能一路打过喀尔巴阡山脉，打进匈牙利平原，他们将在德国与奥匈帝国被协约国封锁而开始感受到粮食不足时，夺得同盟国的谷仓。但那终究是假设情况。由于抽调大批兵力到东普鲁士和中部波兰，俄国在喀尔巴阡山脉沿线只部署了四十五个师，对抗五十二个重新整编的奥、德师。[14]

俄军欲打通喀尔巴阡山脉，受阻于地形和天气而行进缓慢。有位俄国炮兵军官忆道，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某夜，他的炮兵连花了四小时才爬升四百米，而且是在十二匹马在前头拉一门炮，十二人在后面推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推进。由于奥军掘壕固守，俄军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进攻，就和先前奥军在加利西亚的进攻一样不明智。有位俄国炮兵军官对这样的一次进攻给予火力支持后，以不解的口吻记录下所见景象：“白发团长一手拿着电话坐在壕沟里的树桩上下达命令：一连‘正面’强攻。”他下达这命令时，心里非常清楚，不到二十五分钟，这连里每个人不是丧命，就会断手断脚；他要其他连上前预备，那只意味着他们会较晚丧命，而非立刻丧命。

这位俄国军官从其位于悬崖顶上的炮阵地看了此次进攻。第一连遭击毙，然后第二连也未幸免：“我看到五百人不到一小时丧命于褐绿色的山坡上。”到了十二月下旬，俄军已开始后撤，撤过他们不久前才拿下的艰困地形。费多尔·斯特朋中尉忆道，“这场撤退吃尽苦头”，“四周都是奥军，还有两个可怕敌人：我们将军的彻底无能和天气——结冰道路和泥泞地把我们的马累垮；它们就在路上停住，不肯再走”。斯特朋的纵队在一山村暂时停脚时，遭奥军一个炮兵连精准炮击。他们往上看，看到一名奥地利军人和一个老百姓从教堂尖塔上指示炮击地点。那个老百姓被带离时，斯特朋打量了他一番：“他是个老犹太人，很老，知道自己就要死；他经过时，我瞄了他脸上一眼，不得不立刻转移视线。长这么大，我从未在人的眼睛里看到这样恐怖、绝望的神情。”斯特朋的炮兵连退出山区五天后来到桑河边，正走在浮桥上以退回东岸时，一座冰山击中浮桥，整个部队，人、马、炮、弹药车，全翻落到冰冷河水里。斯特朋论道，“似乎就连天气都和我们作对”。[15]

掘壕固守的奥地利步兵击毙来犯俄军

俄军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进攻，和先前奥军在加利西亚的进攻一样不智。照片中的场景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掘壕固守的奥地利步兵击毙来犯俄军。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为把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脉，在加利西亚重建一稳固据点，一月二十三日康拉德反攻，命令三个集团军进攻。其中一集团军，博罗耶维奇的第三集团军，要拿下西喀尔巴阡山脉的诸山口；林辛根的南集团军要拿下中段诸山口，而更东边卡尔·冯·弗朗译-巴尔丁将军的暂编兵团，则要攻破布科维纳以攻打俄军侧翼（此暂编团将于不久后改名第七集团军）。一如法尔肯海因所预料，在这个冰封的荒野里，别想取得重大战果，就连一向爱替自己辩白的奥地利参谋，都判定这场指向普热梅希尔的反攻（由康拉德坐在其位于泰申的舒服司令部指挥的行动），乃是“残忍的愚行”。没有弗朗茨·斐迪南把他差来遣去，康拉德终于开始展现他华伦斯坦（译按：Wallenstein，三十年战争时神圣罗马帝国大权独揽的名将）的作风。一九一五年初期，博尔弗拉斯愤愤抱怨道，“我们正受总司令部摆布”。[16]

普热梅希尔离第二次被围已有一段时日，大概在三月中旬时城中补给品就会耗尽，博罗耶维奇于是猛攻俄军壕沟。博罗耶维奇已在元旦那天让俄军夺走乌兹索克山口和该处一千六百米长的铁路隧道，这时则在夺回该山口的战斗中损失一半兵力（一月二十三日夺回）。一月二十六日，南集团军进攻，但那天只前进了一个足球场的距离，接下来每天都如此。诚如某德国军官所说，“汉尼拔的确最终越过阿尔卑斯山，但那里没有罗马人等着。而我们不只得越过高山，还得同时赶走俄国人”。[17]

整个行动有其缺陷，德奥两国集结仅仅十七万五千人和一千门火炮，对掘壕固守的俄军阵地展开一连串自杀式强攻。[18]奥匈帝国第十九师的军官想借由赋予士兵“保卫匈牙利”的重任来唤起士兵杀敌之心，但该师大部分士兵对匈牙利存亡的关心更低于对奥地利存亡的关心。他们往山上攻，在及膝深的积雪里跌跌撞撞前进，每日攻打位于厄科尔梅佐（?k?rmez?）之高地上的俄国步兵、炮兵。他们接连夺下拥有上戈耳戈（Hohe Gorgon）、扎沃姆（Zalom）之类奇怪名字的战术要地，但最终还是遭击退。他们于五天后重启攻势，进攻他们曾强攻过、拿下、上个星期得而复失，由俄军控制的那些九百米高的高地。几天前雪已及膝深，这时则及腰深。连级部队打到只剩几人。奥地利第六皇家步兵营，除夕时有一千零六十九人，到了一月底只剩百人。就连精锐的皇家步兵，都无法长久承受这杀戮、雪、冰、风、死亡的折磨。撑不住而垮掉的军官多得惊人，遣送回家时，遣送单位只给出如下解释：“累垮。”[19]

由新兵与后备军人组成的行军连，前来为遭受重创的奥匈帝国军队补充新血，一脸惊骇地望着战场和他们仍在硬攻防守严密之山头的死板军官。经过二月中三天的恶战，南集团军拿下卡利诺夫采（Kalinowce），但第四天即遭俄军反攻夺回。想趁黑夜进攻，成效一样差；走过雪、冰、结冻的山中小湖时，部队发出太大声响。奥地利第五师某营报告，“往俄军铁丝网走去时，冰裂的声响暴露我们的行踪”，“我们走近时，敌人照亮我们，从三方攻击”，造成五十一人死伤，七十四人“失踪”。师部担心有损本部名声，向军部保证那些失踪者已光荣战死，但他们很可能只是又冷又累，于是躲在俄军的铁丝网后，枪炮声平息时即投降。[20]有位俄国军官于一月二十一日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说，“这场战争最令人费解的地方，乃是我们渐渐不恨敌人……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遭遇；我们都是被迫去做最违反人性的事：杀害同类”。[21]

约瑟夫·冯·施蒂尔克将军，奥地利派驻西部战线的军事联络官，二月来到泰申拜访奥匈军总司令部，震惊于他所受到的接待。康拉德以拉长的语调说：“那么，我们的内敌，德国人，情况怎么样？那位喜剧演员，德皇，最近怎么想？”然后康拉德对施蒂尔克长篇大论，谈附属于奥匈军总司令部的德国军官的罪过：他们“四处查看”，干涉他的事，侦察他的动态，在报上谴责他，散播恶意的谣言，拿一张官僚大网套住他，使他做起事碍手碍脚。施蒂尔克告退时，怀疑康拉德精神是否出了问题，写道：“他仇视德国人，紧张，太激动，疑神疑鬼。”他也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呈报博尔弗拉斯道，他搞不懂法尔肯海因与鲁登道夫为何斗得这么凶：“我个人认为，在像现在这么严峻的时刻，所有个人野心都该摆到一旁。”[22]

康拉德的副官，鲁道夫·昆德曼少校，愈来愈像是在做保姆的工作。博尔弗拉斯发文康拉德，要求这位参谋总长报告其访问柏林之事时，康拉德置之不理。昆德曼告诉他该照办，毕竟那是皇帝所要求的，但康拉德仍然不肯。昆德曼在日记里写道：“他总是先说不，然后才理解到别人说得没错。”康拉德的副官为部队在山区的困境感到极为愧疚。

“更冷，雨更多，我们却把部队一连十四天部署在这脏污的环境里，他们肯定抵抗不下去了。”康拉德也撑不下去了；他得了流感，向昆德曼说他已在“鬼门关门口”。昆德曼为这人的作为感到作呕：“他总是夸大其词；这里其他人也得了流感；不是只有他得，但只要是让他受苦的事，就是紧急事件；其他事，他满不在乎。”他停了一下，然后用英语说：“自私鬼。”[23]

博罗耶维奇在喀尔巴阡山脉受到猛攻，有远比流感还更该担心的事。他表达了对康拉德进攻之举考虑有欠周详的疑虑后，从前线部队抽出一半兵力，拨给爱德华·冯·伯姆-埃尔莫利。伯姆-埃尔莫利在塞尔维亚与加利西亚之间游走，错过这场战争的许多战事，可以指望会比受苦已久的博罗耶维奇更愿意接受此战线的真实情况。[24]不久，真实迎面扑来。二月十七日，伯姆-埃尔莫利部与第二集团军重新推进，结果在冰与雪中毫无所获。奥地利炮弹落进软雪里，未能引爆。步兵未取得战果，反倒有一半兵力（四万人）折损于寒冷和受伤。有位记者写道：“你得想象雪深及膝，高地上壕沟密布，冻脂般平静的天地被尖声呼啸的炮弹、榴霰弹和嗒嗒响的机枪划破。”[25]

将领醒来时会发现，已有数百官兵睡觉时冻死，还有数百人逃亡。德国驻泰申的代表忧心忡忡地指出，数千奥地利人“未发一弹被俄军俘虏”。最糟糕者是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有个两千人的捷克团，一个晚上就有一千八百五十个逃兵。罗马尼亚行军营向皇帝宣的誓，遭神职人员暗地废除。神职人员会力劝他们一有机会就投奔俄国人阵营。[26]

在冰天雪地的喀尔巴阡山脉里戒备的奥匈帝国士兵

“你得想象雪深及膝，高地上壕沟密布，冻脂般平静的天地被尖声呼啸的炮弹、榴霰弹和嗒嗒响的机枪声划破。”照片中，奥匈帝国士兵在冰天雪地的喀尔巴阡山脉里戒备，等待俄军进攻。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这场战役的目标——拿下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口，解放普热梅希尔的要塞，阻止意大利、罗马尼亚参战——似乎是个残酷的笑话。每次作战前，武器都得解冻才能用。[27]士兵简直停止了战斗。军官无法骑马去找他们，因为马在冰和积雪上走不了，而冷漠、受冻的士兵不肯行军或打仗。有位奉命被派到奥地利第十九师司令部索取奥军作战计划纲要的德国军官，觉得奥地利人实在不行：“作战纲要让人觉得部队分散、七零八落……进攻力弱而小，不会有战果……整个师已瓦解为数股游击队。”[28]

哈布斯堡军官的报告，悲观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若不动粗硬逼，士兵一动也不动。士兵行经卡住的四轮马拉货车时，会不愿把它推出雪地；骑马信使向他们问路时，他们会呆呆望着，不发一语。奉命帮忙将受伤同袍搬上救护车时，他们会耸耸肩，继续往前走。奉命卸下补给车或弹药车的货时，他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上面要他们清除路径沿线障碍时，他们会无精打采地走开。战死或病倒的军官、士官太多，士兵变得很难管。[29]

这场山区冬季战役似乎比以往更徒劳无功，因为他们一掘完壕沟，立即受到来自左右山头的侧翼攻击。有位德国联络官发现奥地利士兵“疲累、差劲”，斯拉夫人部队“不可靠”。[30]有位奥地利将军哀叹“他的兵偷偷摸摸四处走动”，“不再敬礼，不再擦步枪，不再刮胡子或剪头发……他们穿着一身脏兮兮、破烂、不合身的军服”。他指示他的军官，“别费心教他们打仗，他们在战斗中自然会学到；该教他们服从”。[31]

凭着深厚的人力储备，俄军不断进攻，兵力日蹙的哈布斯堡军队则吃力防御。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在一九一四年三次入侵塞尔维亚的战役中遭遇最惨，这时却跟着第十三军来到这个前线。约翰·沙利斯（Johann Salis）将军三月三日对该师的评价，意在降低外界对该师的期待：“只有炮兵和骑兵堪称能打。步兵的功用已降到一无可取的程度。”部队因士兵丧命而填补兵员已太多次；由新兵组成的行军连配置各地，毁了仅存的些许休戚与共精神。该师两个团，第二十七（德意志人）团和第二十八（捷克人）团，因为未经战斗即让出阵地，已被处死十分之一，而经过此事之后，他们的战斗力却和此事之前一样差。他们的师长指出：“真的是一伙士气涣散的兵。”[32]一九一五年三、四月在科比拉（Kobila），奥地利第八十一团的捷克人描述了“呈密集队形、一路吼叫的俄国冲锋纵队”不间断地进攻。第八十一团忆道：他们在高地上掘壕固守，“没有哪个白天或夜晚，俄国人不想用他们的优势兵力包围我们。他们的人愈来愈多，每次进攻都比上次进攻更猛烈”。[33]

死伤人数上升，俄军战斗力不减。有份奥地利手册提醒士兵：“俄国军人愚蠢且软弱，使其成为上级军官手中极有用的材料。对那些军官来说，人命不值一顾。”[34]有位俄国中尉在喀尔巴阡山脉停下来和其排里的士兵聊天，而令他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愚蠢，而是他们的复杂。他以俄国军官父亲般的口吻说：“孩子，你怎么不挖壕沟防范敌人来攻？”士兵回道：“长官，干嘛要挖？如果要壕沟，打败奥地利人，抢占他们的壕沟就行了，因为他们很善于挖壕沟。而且从深壕沟不易进攻；从我们的浅壕沟，容易得多。”这位俄国军官打量过他们半认真、半揶揄的口气后推断：“在此可清楚看到这些人如何把讽刺、懒惰、虔敬结合在一块。”[35]这种豁达看待打仗的心态，肯定有助于抵消战争的可怕。三月三十一日，在遭遇俄国典型的攻击后，奥地利第八十一团军官清点他们壕沟前方的俄军尸体共有四百具。俄军在单单这段战场里，每天损失这么多人，却浑然不以为意。像这样的战场有数百段，俄军前仆后继，源源不绝。

奥军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悲惨遭遇，显然只有俄军的遭遇更有过之。俄军像牛一样被赶进奥军炮击范围里。布鲁西洛夫喜欢以缓慢且严肃的口吻说，“别担心侧翼和后方，只要担心前方，敌人只会出现在那里”，而俄国军官似乎真的贯彻这看法，奥地利某营长的作战记录就证实了此点：“三月十八日：击退俄军两个连的正面强攻，胸墙上有五十具俄国人尸体；三月十九日：击退敌人正面强攻，胸墙上约两百具尸体。”[36]

地面开始解冻时，双方都往前挖掘壕沟；经过这番狂挖，在战线的某些段，两军前线相隔不到九米。冲突随之爆发：“我们隔着（四点五米）距离互相开火，互掷手榴弹，前后两个小时。”许多奥匈帝国士兵第一次丢手榴弹，不小心炸死自己，使奥地利不得不在三月时重新设计手榴弹。[37]士兵逃避这一疯狂的杀戮；在以手榴弹为武器的这场小规模交手中，四百名未受伤俄军士兵和五名军官投降，奥军方面也有七十八人投降。[38]

偶尔俄军会突破防线，打散邻近的奥军部队，迫使他们离开壕沟，进入开阔地。四月二日就发生这样的事，奥军一个团被迫退到其后面某村，撤退时损失十四名军官、八百零二名士兵，相当于他们本已日渐萎缩之兵力的三分之一。[39]在战线后方，俄军正搜刮其所占领的奥匈帝国领土的资源。有位俄国军官四月十五日写道：“最近我一直在征用物资，为此得用军票换取加利西亚人的母牛，其实就是抢。加利西亚妇人哭泣、尖叫、亲我的手，我的兵牵走她的母牛时，她咬他们的手。”[40]

在加利西亚的苦，康拉德似乎无动于衷。他在泰申的日程表，密密麻麻写着“参谋总长在咖啡馆”或“参谋总长早上在读报”之类的活动记录。[41]他的情妇吉娜于一月时前来待了四天，招来维也纳和军方充满厌恶的强烈批评。奥地利媒体，在陆军设于维也纳恬静郊区的新闻总社指导下，也表现得好像一切顺利，没出任何差池似的。报纸自信满满地报道奥军、德军如何英勇，如何善于解决问题、化险为夷，穿插以俄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落魄倒霉的故事。有漫画描绘吓得要死的俄国军人包着尿布，想爬过咧嘴而笑的奥地利步兵身旁，图说写着“伪装大师”。有漫画描绘鱼跃离波兰、加利西亚的河湖，因为有太多逃跑的俄国人溺死在水里：有条开心的鱼落在干地上时对其同伴说：“我们要走人，因为水污染太严重。”

漫画家轻描淡写前线的骇怖。“内敌，来自北战场的报道”以三张画呈现一可怜的奥地利军人在抓虱子，然后在第四张画里他脱到只剩短裤，丢掉军服：“我们的猛攻终于迫使守军让出阵地。”但实情是这些哈布斯堡士兵不只一身虱子，还惹人厌。奥地利新闻局以戏谑心态报道了以下故事：有支德奥巡逻队“在南波兰某处”找吃的。每个农民都以带着苦恼的同样说词把他们打发走：“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俄国人把什么东西都吃掉了。”南波兰的情况这么惨，就在这时，德国人突然染上痢疾，病得非常严重，这人向民家借用厕所。农民盯着他看，一脸不解神情，然后回道，“没有，长官！俄国人把那个也吃了！”简而言之，这些东部农民几乎和那些吃屎的俄国人一样蠢：笨、天真、不卫生，与他们周遭那些干净，有条不紊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大相径庭。[42]

俄国的宣传一样低劣。它敦促军民继续投入“为圣索菲亚而打的战争”。圣索菲亚是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原是东正教大教堂，而在这些遭战火摧残之地的军民眼中，它想必和月亮一样遥远。一九一五年初期，有位俄国军官看过送到他位于加利西亚的战壕的俄国报纸后，对标题印象深刻：“这场战争已把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牢牢团结为一，并肩作战。”他躺在报纸旁，心里想着：“让我来告诉你真相；我们人在加利西亚，春天的第一天，天气很美，一辆破烂不堪的旧雪橇沉重地走在土路上；斜躺在雪橇上的是个年轻的哥萨克人，毛皮帽下露出他梳理整齐的马尾辫。拖着这辆雪橇走过土石地的是只母马，母马没东西吃，饿得皮包骨，肋骨根根突出，像床垫上坏掉的弹簧；。骑在母马身上者是个老‘犹太男孩’，因害怕而一脸吓呆的神情。哥萨克人偶尔懒懒地举起皮鞭抽犹太人的背，示意犹太人鞭马加快脚步。”[43]

奥地利于开打后头四个月在加利西亚、塞尔维亚损失了百万兵力，在喀尔巴阡山脉又损失八十万，其中四分之三死于若待在冬季住房就可避免的疾病。维也纳与泰申以需要解普热梅希尔守军之围为理由打这场冬季战争，结果却失去六万守军。[44]

光是第二集团军，在三月头几天，就因冻伤损失四万人。事实上，根据每日死伤报告，冻伤所造成的兵力损失，远高于战场伤亡所造成的。[45]南集团军已损失三分之二兵力。令第三集团军残破不堪、雪上加霜的是，这时意大利就快参战攻打奥匈帝国。[46]俄军三、四月时派兵探查诸山口，遭激烈抵抗，迫使康拉德再度请求德国派兵增援。

康拉德的位置变得岌岌不保。施蒂尔克有次去了奥匈军总司令部，在观察康拉德后论道，“他清楚没有德国大力援助，治不好我们的弱点，而这一认知像虫一样啮咬他的心”，“他知道德国若提供这援助，会要求奥地利领导阶层以受其摆布作为回报，而此事令他斗志全消，使他成了冷漠无情的盟友。”他每天把心力花在维护其与总司令部里的德国人“平起平坐”上，冷落他们，退回他们例行的盟国文书作业要他们修改，坚持愈来愈虚妄的奥地利独立地位。[47]鲁登道夫这时已打从心底瞧不起康拉德和奥地利人，但还是又出手相救，派贝斯基德军（Beskidenkorps，来自鲁登道夫之前线部队的士兵和来自南集团军的两个半师）前去遏阻俄军攻势。

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普热梅希尔又落入俄军之手，[48]为愚蠢的喀尔巴阡山冬季战役画下句点。为拯救要塞里挨饿被围的十五万居民，这场战役牺牲了八十万人，结果最后竖起白旗，落入俄军之手。一名目睹奥地利守军投降的英国人写道，守军看来“快饿死……我没看到比这更绝望、更沮丧的一群人”。他们的军官显然未和入伍兵同甘共苦；他们“看来富足，吃得好，据居民所说，生活豪奢”。[49]美籍记者史坦利·华许本从伦贝格横越一百四十多公里到达普热梅希尔，“道路上积着厚厚的烂泥，撤走的战俘堵住道路”，而他也对要塞里截然不同的情景大感惊讶。军官看来很健康，对战败浑然没放在心上。“看着他们在街上开心地聊天……很难理解他们的马已被吃了或他们的骑兵已被俄国俘虏。”

那些骑兵饿到发昏。围城期间，奥匈帝国守军已吃光存粮，然后开始吃运输用的马，再吃骑兵的马，最后吃城里的猫狗。奥地利军官留下自己的马且继续喂食，直到投降前十小时才交出来，它们也全遭宰杀，但不是为了给挨饿的入伍兵填肚子，而是为了不让马落入俄国人之手。有位在普热梅希尔投降后最早进城的俄国军官，描述了“我在战争里所见过最骇人的景象……匈牙利军人饿到发狂，生吃血淋淋的肉块，用小刀和指甲从刚杀的马尸上挖肉，手、脸满是血”。[50]

更令人愤慨的丑事在维也纳上演。在布拉格地区征兵组建的第二十八团，哈布斯堡君主国最悠久的团之一，一九一五年四月在维也纳遭皇帝下令解散。这个捷克人居多的团，在喀尔巴阡山脉全团离开战斗岗位，向俄军投降，不料他们以为满是俄国人的那道壕沟里，竟全是德国步兵。五十名官兵遭以叛国罪被送上法庭；八名遭绞刑处死，其他人判服苦役。团中士兵先被枪毙掉十分之一，然后其余士兵被打散拨到其他部队。[51]

这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危机所在。奥匈帝国军队已伤亡两百万人，却一无所获。哈布堡斯君主国运了四个集团军四十二个师进入喀尔巴阡山脉，然后被消灭，而消灭他们的最大敌人就是奥地利自己的无能。[52]哈布斯堡君主国只剩二十五万毫发无损的兵力。俄国开战以来死伤一百九十万人，但仍有六百三十万兵力在战场上。正如俗话所说，“俄罗斯母亲的儿子够多”。沙皇的后备兵力似乎取之不竭，一九一五年三月俄军参谋总长的话正无情证实这一表象：“即使以目前的‘损耗’再打两年，仍不愁找不到壮丁。”

实际上还是有令俄国发愁之处。俄国开打头一年损耗极大（一个月三十万到四十万人），陆军其实已耗尽可合法征召入伍的壮丁。沙皇因此开始非法召兵：还未达服役年龄的年轻人、警察、有缓役资格的男子、俄罗斯帝国内两千万非俄罗斯裔人民。这些非俄裔居民战前一直不用服兵役，此刻突然失去这权利。俄国国会或许原被认为会反对让人民送死，会阻止把人民送去当炮灰，结果反倒提供炮灰：凡是军方想要的人，不管有没有免役资格，全双手奉上。[53]于是，借由光明正大和见不得人的办法，俄国有源源不绝的生力军投入战场，当奥地利火炮的炮灰。

一九一五年五月，施蒂尔克将军经过一列俄军战俘身旁时，惊讶于他们气色竟那么好；奥地利已在刮取最后的人力残渣，这些俄国人却看来“强壮、健康、吃得好、青春正盛、穿着很好的衣服鞋子。他们看来一点不像战败……根本开心于能离开壕沟”。[54]

正是俄国人本身无法完全发挥其潜力（名义上有一千七百万兵力的军队），未能善用他们的成就（诚如当时某人所说的，“他们未被有效击退，但也无法往前推进”），给了奥地利喘息空间。互斗的俄国将领（北边的鲁斯基与南边的伊万诺夫斗）无法在该偏重哪个战线上达成一致见解，鲁斯基最后根本无视尼古拉大公要其以南战线为重的命令。因此，伊万诺夫四月攻进喀尔巴阡山脉，拿下杜克拉山口时，俄国三分之二兵力仍待在普里佩特河以北。俄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生产的炮弹太少，一九一五年入伍服役一百四十万新兵，只有七万支步枪可用。[55]

但不幸的奥地利人能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打过仗的哈布斯堡军队已被打掉，换上的是未经战火洗礼的民兵军队。就连老兵都不是特别能打。康拉德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发了一份问卷给其部队指挥官，询问他们对开战以来的观感，而回复的意见，拿措辞最客气的来说，都令人气馁：部队士气涣散；厌恶军服（颜色太亮）和背包（太重且“塞满无用的东西”）。虽然士兵集体大批伤亡，但军官仍然偏爱“纵深队形和宽阔的正面”，而此举把大批穿着亮蓝灰色军服的人集结成簇推进，招来敌人枪炮攻击。但那些以紧密队形组成的连纵队，似乎是驱使这些难驾驭的士兵上前，“保住对军队的控制力和机动性”（某军官语）的唯一办法。它们也是使士兵开枪的唯一办法，因为没有军官或士官在旁监视，士兵不会开枪。他们会只是把脸埋在土里，祈祷获救。有个皇家步兵营军官认为，“士兵爱用铲子的恶习得打破”，“士兵奉命进攻，往前走几步就立即开始挖壕，但离敌人还太远，开枪根本打不到对方。”他们的壕沟反映了这一（有其充分理由的）悲观。“士兵把时间全花在改善他们的壕沟、胸墙、防榴霰弹设施，未把时间花在想办法在壕沟外开火。”因此，看来坚不可破的奥匈帝国壕沟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个“看不见外面、得到掩护、把自己围起来的孤立群体”。

开小差已成为奥地利的通则，而非例外。就连历史悠久、清一色德意志人的团，都报告“开小差、纪律涣散的情形变多”。每个团里的士兵都想逃跑，被俘时，他们会说他们已在最近的战斗里被列为“失踪者”。进攻时若有人遭击中，他身边的人个个都停止进攻，替他包扎，把他抬到救护站。有人劝康拉德成立“骑马军事警察”，要他们在每个部署了奥匈帝国部队的地方不断巡逻，以遏止掉队、逃跑。

军官团有自己的士气问题。奥芬贝格打赢科马鲁夫之役后，因为批评彼得·斐迪南大公被撤职，一九一五年四月在维也纳自己家遭逮捕，关了三十六天，然后被以一九一二年迫使他离开陆军部的那件丑闻受审。当年皇帝似乎觉得无伤大雅的一件丑闻（奥芬贝格在宣布一笔火炮大宗购买案前夕拿Skoda公司股票进行内线交易），此刻似乎变得无比重要。奥芬贝格的名字遭从教科书介绍科马鲁夫之役的部分移除，他被指控把股票内线消息卖给外国投资人，进而危及国家安全。整件事（从未完全获证实的一件事）根本就是为了报复、拿小事大做文章。[56]

地位没奥芬贝格这么高的军官，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只想着升迁（擅于保命者），另一派是战争开打时征召入伍而官运没这么好的新干部。大部分一年期的志愿军官（为免被征去当大头兵而取得后备军官身份的学生、专业人士），这时置身前线。他们在维也纳没有人罩，没有机会取得所谓的“免挨子弹的差事”。最不用挨子弹者是匈牙利人，因为凡是与匈牙利议会有关系的军官，不管是议会里的议员、男侍从、助理或分析员，都能在开议期间请假。弗朗茨·约瑟夫向马扎尔人做出数个造成国内分裂的让步，这是最近一个让步，但这一让步发生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正值哈布斯堡军队人力需求正殷之时，在维也纳引发比以往更大的怨怼。[57]

被俘的奥地利军官和俘获他们的俄国人

一九一五年初期时，哈布斯堡军官团已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是职业军官，往往有人脉来取得远离前线、“免挨子弹”的差事；另一派是仓促动员来，在壕沟里吃苦的志愿军官。照片中这群被俘的奥匈帝国军官，看来为不用再打仗松了口气。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新近抵达奥地利前线的士兵，发现他们（短暂）受训所要应付的情况是一回事，战地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本来火炮就不多的奥匈帝国炮兵，开打头六个月已损失千门加农炮，却只新造出两百七十八门来填补。炮弹产量一直停在每月需求的八分之一左右的程度。[58]难怪士兵对自家炮兵完全没有信心。有位军官写道：“他们把我们的伤亡惨重归咎于缺乏炮兵准备和支持……缺乏重型火炮。”[59]他们说得没错。康拉德的问卷里，有一道问题要师长说说他们对与重型炮兵部队合作的看法，结果大部分师长都答得很干脆，“本师从未用过重型火炮”。[60]在老军队里，军官若发现自己部队有这短处，会试着用士兵的母语向他们说明，但老军队已葬身在塞尔维亚、加利西亚的泥地里和喀尔巴阡山脉的雪地里。开打头几个月，有太多奥地利校级军官丧命或残疾，因而不得不以德意志人或匈牙利人居多的后备军官紧急递补，而这些军官既无时间也无意愿学他们士兵的“团内用语”。

幸存者无缘得到任何语言的安慰。战前嘲笑弗洛伊德的奥地利军官，这时拟出一套精神病词汇，以描述他们士兵的遭遇。他们神经毁坏（nervenzerüttenden）或神经分裂（nervenzersetzenden），已失去自制力（Selbst-Kontrolle），得了感觉紊乱症（Sinnesverwirrung）、神经扰乱症（Nervenst?rungen）或彻底神经崩溃（Nervenzusammenbrechen）。似乎每个人都患有某种程度的惊弹症。士兵被投以镇静剂溴化钠，但那从未驱散惊骇的主要根源：敌人炮火把许多同袍炸成血肉模糊一团的景象。有位战地记者看过某陆军医院里这些受惊吓的士兵后写道：“他们进来已约一星期，其中许多人茫然发呆。他们就躺在那里，几乎未从惊弹症中苏醒过来。”[61]

奥匈帝国的征兵制原以十九到四十二岁男子为征兵对象，后来遭悄悄修改，将征兵年龄扩大为十八至五十岁。原被归类为无用之人的吉普赛人，变成得服兵役，为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上所首见。前几年被视为心智上或身体上“不适服役”而免服兵役的两百多万男子，这时当权者大笔一挥，变成适于服役。[62]意大利整军经武，据传要建立三十个军、一百三十万兵力，部署于特伦托（Trento）和伊松佐河（Isonzo River）沿线，奥匈帝国因此已在思考彻底承认失败之事。[63]一九一五年三月，康拉德告诉博尔弗拉斯，成功已无望；哈布斯堡军队已垮掉，得再次胁迫德国人出手相救。他在议事录里阴险写道：“我们可以一再威胁要和俄国单独媾和，作为反制的筹码。”四月，康拉德向法尔肯海因发出同样的威胁：奥匈帝国放弃加利西亚（给俄国），会比放弃的里雅斯特（给意大利）更早，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

法尔肯海因深信奥地利已在垮掉边缘，于是派施蒂尔克先去泰申，再去维也纳，以说服康拉德和皇帝做出会让意大利放弃参战的那些让步。施蒂尔克在两处都无所获。康拉德与蒂萨刚如愿将贝希托尔德解职（一九一五年一月），理由是贝希托尔德竟提议以哈布斯堡王朝的特伦蒂诺和奥地利所占有的阿尔巴尼亚领土收买意大利，使其不与奥匈帝国为敌。他们让伊斯特万·布里昂伯爵当上外交部部长，指示他寸土不让。施蒂尔克来到泰申时，康拉德轻蔑说道：“不知法尔肯海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把这位将军送到维也纳，说外交政策他无权置喙。此前他一直有权置喙；只是此后不再是。

在维也纳，施蒂尔克最后一次看到老皇帝，皇帝昏昏欲睡地告诉他，“不会把领土让给”意大利人或其他人。为满足这老人的荣耀观、帝国观，还会有数十万人在意大利战线上死亡、受伤。与施蒂尔克会晤时，布里昂以明确口吻表示，如果他知道意大利人不是随便说说，他或许会力主让步：“如果有人拿着未装子弹的手枪指着我，我不会交出我的钱包，除非我知道手枪有装子弹，那时我才会做决定。”但在抢匪扣扳机之前，受害者要如何知道手枪里有没有装子弹？而装子弹的过程会增添施暴的风险，一如一九一四年的动员所表明的。施蒂尔克黯然离开，觉得布里昂或维也纳官场里的其他人都是平庸之辈。他写道，德国人比更直接受到威胁的奥地利人，更敏锐察觉到意大利出兵干预的威胁。比洛亲王转达了来自罗马的另一个非正式提议：把南蒂尔罗给意大利，意大利就会继续保持中立。这提议不算过分，在兵败塞尔维亚和喀尔巴阡山、普热梅希尔陷落、军队垮掉之后，为奥地利人所乐见，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再度立即拒绝。在两个战线都败下阵后，对于在第三个战线可能也战败，他似乎没放在心上。[64]

维也纳与这场可怕战争的现实面脱节，而且脱节现象就属此时最鲜明。有位名叫阿瑟·鲁尔（Arthur Ruhl）的战地记者，参观过布达佩斯的某家奥匈帝国医院（院里满是蒸汽、消毒水、腐烂伤口的气味），久久难忘于所见的真实情景。他写道：“只有见识过现代火炮的威力者，才知道它们有多可怕。”这些伤残士兵与运兵火车之间的强烈反差，令他大不舒服。运兵火车覆盖祈求好运的绿枝和鲜花，隆隆驶过这医院的窗户下方——只是为东部战线运去更多炮灰。从病床上往下看的那些伤兵，没那么幸运，身上被炮弹和子弹打出窟窿。有个伤兵脖子上有道手掌宽的伤口，伤口深到让鲁尔能看到颈动脉在薄薄一层纤维底下搏动。他仔细观看了榴霰弹、子弹创伤的X光照片，看到“骨头被子弹打碎，喷出周边肌肉，好似被引爆过”。从喀尔巴阡山脉送回的截肢者，人数之多同样令他震撼：其中许多人“是作战时受的伤，但也有寒冬里被丢在外头二十四小时或更久而未获救的哨兵，脚冻坏，脚踝以下切除”。他走过一间间病房，估算有（且闻到）“数千个冻坏的手、脚”，其中大部分手脚“发黑，渐渐烂掉”。[65]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整场搞砸的战争已经开始烂掉。此后所要做的，乃是把奥地利的作战行动委托给德国操持，悲惨结束一场维也纳决策者原以为可中止奥匈帝国颓势、重振帝国构想的冲突。奥地利在加利西亚、塞尔维亚原有机会得胜，有超乎其预期的好机会。但即使有德国相助，哈布斯堡君主国也浪费了所有机会，最后它的军队残破不堪地摆在从波兰经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头，一路往南到波斯尼亚的一条战线上。奥地利本身的存在意义也已残破不堪。经过无以计数的战败，这个二元君主国从其子民和邻邦那儿赢得的尊敬已荡然无存，任何团结一致或主权的表象也荡然无存。它的来日已不多。

[1] Kriegsarchiv，Vienna（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1915，Evidenzbureau（EVB）3510，Dec. 22，1914，“Italien：Auszüge aus Attache-und Kundschaftsberichten”；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Ⅲ，171，Berlin，Dec. 5，1914，Hohenlohe to Berchtold；Vienna，Dec. 7，1914，Hoyos to Hohenlohe.

[2] HHSA，PA Ⅰ，819，Sofia，Dec. 13，1914，Tarnowski to Berchtold；Pera，Dec. 15，1914，Pallavicini to Berchtold；Times clipping in Copenhagen，Dec. 17，1914，Szechenyi to Berchtold.

[3] 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112-113.

[4] 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193.

[5] HHSA，PA Ⅰ，837，Munich，Feb. 20，1915，Vélics to Burián.

[6] KA，B/1450：124-125（Conrad），Col.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 11，Berlin，Jan. 1，1915.

[7] 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37.

[8] 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127-128.

[9] HHSA，PA I，837，Munich，Jan. 25，1915，Vélics to Burián；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6；Fedor Stepun，Wie war es m?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83.

[10] HHSA，PA Ⅰ，837，Munich，Dec. 30，1914，Vélics to Berchtold；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1975]），122；B.H.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70.

[11]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London：Hutchinson，1921），1：235.

[12] Stone，Eastern Front，112.

[13] Ward Rutherford，The Tsar’s Army 1914-1917，2nd ed.（Cambridge：Ian Faulkner，1992），28；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219-220.

[14]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237.

[15] Stepun，Wie war es m?glich，35-36，41-44，49.

[16]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77；Stone，Eastern Front，42.

[17] Harry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880-1918，ed. and trans. Laird M. Easton（New York：Knopf，2011），669.

[18] Graydon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The Carpathian Winter War of 1915（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11.

[19] KA，Neue Feld Akten（NFA）1868，Lt. Karl Popper，“Das Feldjaegerbattalion Nr. 6 im Weltkrieg 1914.”

[20] KA，NFA 1803，5，ITD Kdo，Góry，Jan. 15，1915，“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n?chtliche Unternehmung gegen Zakrzów.”

[21] KA，B/1450：124-125（Conrad），Col.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 11，Berlin，Jan. 1，1915，letter，Conrad to Bolfras；Stepun，Wie war es m?glich，43，65.

[22]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15-116.

[23] KA，B/1450：124-125（Conrad），Maj.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 11，Teschen，Feb. 3，1915.

[24] Stone，Eastern Front，114.

[25]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67.

[26] Generalleutnant August von Cramon，Unser ?sterreich-Ungarischer Bundesgenosse im Weltkriege（Berlin：Mittler u. Sohn，1920），9.

[27] HHSA，PA I，837，Munich，Feb. 20，1915，Vélics to Burián；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22-24.

[28]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72.

[29] KA，NFA 2116，36 ID，AOK Nr. 2096，GM H?fer，Dec. 16，1914；NFA 170，17 Brig.，Etappen-Kdo，Dec. 31，1914，Ob. Ottokar Landwehr.

[30] Stone，Eastern Front，122.

[31] KA，NFA 170，k.u.k. 8 Korps-Kdo，Op. Nr. 617/28，Dec. 21，1914，FML Scheuchenstiel.

[32] KA，NFA 1866，13 Korps Kdo，March 3，1915，FML Salis，“einen Rudel demoralisierter Mannschaft.”

[33]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Die 81er im Osterkampf um die Kobila.”

[34] KA，NFA 1878，“Kriegserfahrungen，” 6 Auflage，“Taktik der Feinde：Russen.”

[35] Stepun，Wie war es m?glich，80-81.

[36] KA，NFA 1868，Maj. Lunzer，Amniowa，April 3，1915，k.u.k. FJ Baon Nr. 9，“Bericht über die T?tigkeit der Gruppe Maj.Von Lunzer vom 2/Ⅲ bis 29/Ⅲ”；NFA 1878，AOK，Oct. 15，1915，“Ursachen und Vermeidung grosser Verluste.”

[37] KA，NFA 1878，k.u.k.1. Armeekdo，March 2，1915，“Verwendung von Handgranaten.”

[38] KA，NFA 1868，Sattel 993，May 8，1915，Maj. Heinich von Lunzer，“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Angriff auf Jawornik 6./5.1915.”

[39] 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80-83 “Die 81er im Osterkampf um die Kobila.”

[40] Stepun，Wie war es m?glich，113.

[41] KA，B/1450：124-125（Conrad），Col.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 11.

[42] Beiblatt der “Muskete，” Vienna，March 11，1915.

[43] Stepun，Wie war es m?glich，115.

[44]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12.

[45] KA，NFA 1868，k.u.k. 1 Regt. Der Tiroler Kaiser J?ger，March 13，1915，Col. Mollinary，“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von Sekowa am 8. M?rz.”

[46] Stone，Eastern Front，314.

[47]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16-117.

[48] Rudolf Jerabek，“Die Brussilowoffensive 1916：Ein Wendepunkt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der Mittelm?chte，” dissertation，Vienna，1982，1：6-8.

[49] Stone，Eastern Front，114.

[50] Stanley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Ⅰ：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New York：Robert Speller，1982），89.

[51] HHSA，PA I 842，Leipzig，Dec. 4，1915. Includes copy of “Die 28er—Armee-Befehl de dato 25 April 1915.”

[52]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12，20-21.

[53]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58.

[54]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40；Golovine，The Russian Army，48-54.

[55] John 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18），252；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7，26. Of the 5 million Russians under arms in 1915，only 650，000 to 1.2 million（there were various estimates）actually had a rifle. See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267-270；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66.

[56] KA，B/677：23，Manfred Beer，March 1993，“General von Auffenberg-Komarów nach 70-j?hrigen Attacken posthum rehabilitiert”；Josef Ullreich，“Moritz von Auffenberg-Komarów：Leben und Wirken，” dissertation，Vienna，1961，148-150.

[57] KA，NFA 911，4 Armee Kdo，Cracow，Nov. 16，1914，“Beurlaubung Mitglieder des ungarischen Reichstages.”

[58]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84-185；Stone，Eastern Front，124.

[59] Replies to the Frage-Bogen and additional Fragepunkte here：KA，Gefechtsberichte（GB）86，Standort der Brigade，Mar. 17，1915，GM Balberitz；Standort，March 18，1915，Feld-J?ger Battalion Nr.17；Standort，Mar. 20，1915，50 Inf-Brig. Kommando.

[60] KA，NFA 1878，Allgemeine Erfahrungen，1914-1915. See reports throughout this Karton.

[61] KA，GB 86，93 ITD，July 1915，GM Adolf Boog，“Nervenst?rungen”；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56.

[62] 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24.

[63] HHSA，PA I，905，Copenhagen，Sept. 30，1914，Dionys Széchenyi to Berchtold.

[64]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18-120.

[65]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44，248，252-257.

结语

一九一五年三月，喀尔巴阡山上的雪变软时，康拉德命奥匈帝国诸将向士兵重新说明战争的目标。“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士兵似乎“分歧得离谱”，这一事态必须予以“厘清并统一”。康拉德的新说法如下：奥匈帝国与德国属于“平和的中欧”，但它们的敌人经过数年用心准备，“从最深沉的宁静中”猛扑向这些无助的受害者。巴黎、伦敦、彼得格勒诸“匪”发动了荼毒人民的“冒险战争”；法国人是为了找到新的投资处所；英国人是为了统治世界；俄国人则要以十足虚伪的泛斯拉夫主义为幌子，用“火、剑、西伯利亚”“奴役”更多人，摆出“俄国好似自由国度的样子”。

奥匈帝国军官必须告诉其士兵，他们在打一场新三十年战争，必须保卫中欧，使其不受协约国的蹂躏。不然，后果之可怕只会更甚于十七世纪。十七世纪时，叛变的捷克人受到肯定，结果“在那场冲突后，波希米亚人口只有四分之一存活”。总而言之，奥地利士兵获告知，他们打仗是因为英、法、俄三国阴谋使德国、奥匈帝国沦为“奴隶民族”。三国中逼人最甚者是俄国。俄国是个“丰饶、落后的地方，由军人和官僚统治，贪污横行，广大人民贫穷且无知”。

一名奥匈帝国军官和前来保护他的德国人

一九一五年，德国人已接管奥匈帝国的作战事务。照片中第七军军长约瑟夫大公与德国将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以及两人的参谋，摄于喀尔巴阡山脉。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康拉德解释道，俄国人引发这场战争，以使他们的革命知识分子（列宁、托洛茨基之类的“危险分子”），把目光从俄国内部问题移开，让他们心中燃起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亚细亚、半亚细亚的野蛮民族，人数是我们的四倍之多”——觊觎君士坦丁堡，但也觊觎巴尔干半岛，想以之作为俄国产品的外销市场，并鼓动巴尔干诸国反奥匈帝国“这个爱好和平的多民族帝国”。该走的路显而易见：继续打下去，否则会落得“和巴尔干半岛一样的下场”，也就是遭击败、殖民、陷入“饥饿与不幸”。这份传阅的文件叮嘱奥地利士兵，这就是“你们疲惫不堪时该摆在心里思考的：胜利的必要。你们所有充满活力的青春梦想，肯定还没被这场战争的苦难扑灭”。[1]

但奥地利的帝国梦想已遭扑灭，彻底扑灭。没人相信这些谎言，尤其不信那些编造谎言者。为了解（火炮不足这原因之外）军队战绩这么差的原因，奥匈帝国陆军部一九一五年初期向诸指挥官发了另一份问卷，并将其标为最高机密文件。“民族沙文主义或其他有害的倾向，在我们的军官身上清楚可见？我们的军官讲起士兵的语言流利到足以领导、激励他们？我们得尽量让军官和其所统领的士兵属于同一民族？”至于士兵，“为何在各战线上出现那么多不够坚忍或彻底崩溃的例子？”奥匈帝国团级部队里“煽动族群或煽动反对军方”的因子，是战争开打前就存在于现役士兵中，还是动员时由招来的后备军人所引入？

诸民族齐心组成一快乐帝国的虚幻不稽的说法，在平时可支撑住军队，但在开战后，禁不住战争压力，已彻底瓦解。波蒂奥雷克于一九一二年就示警道，奥匈帝国三分之一的军人在大战时会不愿打仗，此刻的情势正证明他有先见之明。士兵虽然乖乖报到，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穿上军服后无心作战。[2]军队逐渐解体，主要原因是不再有人相信多民族的“奥地利使命”。至少对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奥地利使命”只是把装备不良的奥匈帝国人民铲进德意志人的战争机器里。[3]

德国人迅速且鄙夷地接管奥地利的作战事务。驻西部战线的奥地利联络官于一九一五年中期指出，康拉德已被梅济耶尔、普列斯（Pless）的“德国参谋和司令部”贬为无足轻重的角色（梅济耶尔、普列斯分别是德军西线、东线两战场的总司令部所在地）。[4]此后直至战争结束，每次奥地利人陷入险境，德国人就会前去搭救。他们干预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加利西亚的战事、一九一五年塞尔维亚的战事，一九一六年（重创奥匈军队的布鲁西洛夫攻势后）再度干预布科维纳、加利西亚战事，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克伦斯基攻势（Kerensky Offensive）之后再度干预加利西亚的战事。一九一七年，德奥联军在卡波雷托（Caporetto）拿下大捷，而诚如鲁登道夫所说，打这场仗（又称第十二次伊松佐河战役）既是为打倒意大利人，也为“防止奥匈帝国垮掉”，因为此前十一次伊松佐河战役，已使奥匈帝国战斗力大减。[5]

一九一五年休息的德军

组织、武器、领军作战方面都优于奥军的德军，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里再度大败俄军。照片中为一九一五年五月行军途中休息的德军。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德军这些救援行动，的确有几次令德奥燃起希望，但终究是转瞬即逝的希望。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Gorlice-Tarnow Offensive），德奥在一个星期里夺回俄军花了半年才夺下的城池。他们击毙、打伤俄军一百四十万，另俘虏了一百万。一支小小炮兵部队所能发挥的威力，令人震撼。德国第十一集团军部署了四百门火炮，其中将近半数是重型壕沟炮，备用炮弹三十万枚。[6]俄军按照对付低战斗力的奥军时所惯有的轻松方式列队展开，赫然发现他们喀尔巴阡山阵地的侧翼出现德军。英国武官在俄军总司令部写道，这是场俄国的卡波雷托战役（“这一严峻考验，大部分军队碰上都会败下阵来”），俄国未因此败亡，完全是因为德军受到其他威胁的大大牵制，因为奥军实在弱得无可救药。[7]

鉴于俄军的中央部位遭撕裂，军队被一拆为二（一在加利西亚，一在波兰），一九一五年春，俄军拔腿急退，有些部队一天后撤七十二公里。[8]但“奥古斯特的火炮”所揭露的俄国种种难题仍在。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在著名的“突破战役”里，带领德军获胜。突破战役开打于俄国炮兵因该国的“炮弹危机”而几乎失去武装之际，因而德军占有天时之利。此役的关键条件，是未彻底改革工业、军事科技程度低的奥地利人怎样也无法拥有的。

尼古拉·哥洛文将军把德国人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里所用的方法，比喻为“某只巨兽”的打法。这只巨兽会要其步兵悄悄潜近俄军壕沟，接着“把它的尾巴——重型火炮，拉向壕沟”，但会保持在低劣的俄国火炮刚好打不到的地方。然后这只巨兽会用“鼓击般的炮火”（又密集又快速，听来像是击鼓不断的炮火），打垮俄国的壕沟。接着德国人（或他们的奥匈帝国援军）会向前急冲占领打得稀巴烂的俄国壕沟。如果俄国预备队反攻，德国炮兵会把他们也了结；幸存的俄军全会被躲在夺来的壕沟或炮弹坑里的德国步兵击毙。“然后这只巨兽会再拉起它的尾巴，其重炮会开始有条不紊地重击俄军下一道防线。”[9]

德国人以昂贵科技替其士兵护身，借此减轻战争的残酷；奥匈帝国人（战前和战时）紧缩开支，把他们的步兵像垃圾一样丢弃。一九一五年有位俄国将军坦承，“德国人不惜消耗金属，我们不惜消耗人命”，这句话用在奥地利人身上同样贴切。一九一五年六月随德国部队快速穿越波兰时，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中尉停下来检视奥匈帝国某次进攻后的残骸：“数百万只苍蝇和一股又浓又湿的气味……森林里布满横七竖八的尸体，全是奥地利人的尸体。脸已全黑，像黑人，已半腐烂，表面覆盖污物和土。几乎每棵树旁都有一具尸体……那是这场战争最血腥的事件之一，而且毫无意义或成果。”[10]诚如凯斯勒笔下逸事所间接表示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乃是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而非奥地利人的突破性进展。这时俄国炮兵团全团一天只有十枚炮弹可用，但奥匈帝国的战斗报告显露的是更为徒劳、代价更大的进攻和有限的战果。[11]

一九一五年十月，终于打败塞尔维亚。马肯森打赢戈尔利采之役，即奉命接掌由马克斯·冯·加尔维茨（Max von Gallwitz）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和赫尔曼·冯·科费斯的奥地利第三集团军组成的暂编兵团。他们南攻，渡过多瑙河，两个保加利亚集团军则西攻，人力、弹药都已枯竭的塞尔维亚不支倒下。有位哈布斯堡外交官严正宣告，这场战役将“对东线战局有决定性影响”，将打开通往亚洲的补给线，使同盟国取得急需的石油、金属等物资。这位奥地利外交官十月下旬呈文外长布里昂，说“塞尔维亚这一障碍的垮掉，将使我们终于掌控这一至关紧要的战略路线和多瑙河通道”。[12]保加利亚人十月八日拿下尼什，十一月二十四日拿下比托拉（希腊语称莫纳斯提尔）。加尔维茨部顺着摩拉瓦河往南猛进，一路只遇轻微抵抗，将塞尔维亚彻底一分为二。到了十二月中旬，加尔维茨部已一路挺进到马其顿的库马诺沃（Kumanova），距萨洛尼卡只有一百六十公里。埃伦塔尔和弗朗茨·斐迪南只能把拥有萨洛尼卡当作梦想；而今德国人就准备要实现这梦想。拿下萨洛尼卡是德国人更大策略的一部分。根据这策略，要先拿下有“英国的第二个直布罗陀”之称的此地，然后拿下“通往三个世界的门户”苏伊士。这一进攻将由马肯森领军。[13]

德国皇帝会晤新任奥地利皇帝

一九一七年三月的西克斯图斯事件，乃是奥地利躲掉战争的最后机会。德皇（左）风闻此事后，把奥地利新皇帝卡尔一世（右）叫到德军总司令部，逼他回头。卡尔自称“和新生儿一样无知”，温顺地接受德国所有要求。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但德国人只能延长这场战争，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在蒙斯（Mons）、伊普尔消灭英国远征军，赫然发现有二十五个军的基钦纳“新军队”形成于狼藉的尸体之后，五百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扼住德意志民族的咽喉。德国人一九一四年杀死、打伤或俘虏无数俄国人，却在来年面对兵力更大的一支俄军。从一九一六年至战争结束一直统筹德军作战行动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以一句话总结他的战略缺陷。他写道，“确立纯战略性的目标之前，得先思考战术，若不可能在战术上成功，追求战略目标只是徒劳”。此言甚是（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略计划整体来讲失败，因为强攻壕沟的打法无法实现那些计划），但鲁登道夫太自负，相信借由改进其战术，他能克服此战争无法克服的战略难题：一亿两千万人的奥德同盟要如何打败有两亿六千万人口，拥有更多兵力、船舰，国民收入比同盟国高六成的协约国联盟？[14]德国人战术很高明，战略却奇糟，未坦然评估自己、奥地利人与敌人的实力差距。一九一四年七月时若这么做，他们会务实寻求外交解决，而非开战。

奥匈帝国未与行事愈来愈不顾后果的德国保持距离，反倒局促不安地投入德国的怀中。这并非势不可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十六岁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终于在申布伦宫去世，卡尔大公（这时已是卡尔一世皇帝）透过任职于比利时陆军的大舅子西克斯图斯亲王，询问与法国、俄国个别媾和的条件。随之展开的西克斯图斯事件（Sixtus Affair），一九一七年三月时达到决定性阶段，且是奥地利躲掉德国主导的战争，救亡图存的最后机会。透过西克斯图斯转达的协约国媾和条件——要求交出阿尔萨斯-洛林，恢复塞尔维亚、比利时的独立地位——奥地利“无兴趣看待”俄国声索君士坦丁堡之事。

鉴于奥匈帝国已遭遇如此多的惨败，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卡尔皇帝收到消息后既惊且喜，表示要大力促成。[15]遗憾的是，他在书面上表示愿大力促成，实际行动却拖泥带水。一年后德国人风闻此事（此前克列蒙梭公布卡尔的信函以分化同盟国阵营），鲁登道夫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将卡尔叫到德军总司令部，逼他回头。卡尔皇帝先是说谎（那些信是“伪造”的），然后归咎于他的外长（外长扬言如果皇帝坚决不同意他会自杀），最后向德国人求饶，宣称他“像新生儿一样无知”。德国人向这位回头浪子提出的条件很严苛：只要战争没停，军事和经济上都要唯柏林是从。

这时时局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概述的美国在欧目标——总结于美国参战十个月后的一九一八年一月他所提出的十四点原则里——只要求重组奥匈帝国，而未要求将其解体。英法仍极乐见出现改革后的奥匈帝国，作为战后防止德国或俄国扩张的屏障。如果卡尔皇帝要抽身，此刻就得抽身；俄国人已被打退出战场，意大利人在卡波雷托之役后也几乎如此。一九一八年开始时他所短暂享有的优势，此后将不再有。德国人正准备以从俄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一大规模攻势。将军生涯步入尾声的康拉德，即将在愚蠢的皮亚韦战役（Battle of Piave）中再失去三十万官兵，从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把在卡波雷托战役中所赢得的，大部分吐了回去。只让境内百分之七公民享有选举权，不让其斯拉夫裔、罗马尼亚裔人民享有美式“自主发展”待遇的匈牙利，不是那种会在威尔逊重新审视大局后存活的伙伴。[16]

换句话说，机不可失，若背叛同盟国阵营，卡尔皇帝将获得厌战的协约国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卡尔未这么做，反倒软弱屈服于德国的压力，让德国接管奥匈帝国境内所有事物（部队、铁路、公路、军火、工厂），甚至誓言此后奥匈帝国将为保住斯特拉斯堡作战到底，一如为保住的里雅斯堡作战到底。[17]威尔逊总统最初愿意与奥地利人合作，此刻则嫌恶转身，不再理会那个“德国政府的附庸”，并在一九一八年九月承认捷克、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从而为肢解奥匈帝国揭开序幕。[18]

这场战争始于倚赖德国武器的奥匈帝国，也结束于这样的奥匈帝国。德国人计划于一九一八年以从俄国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大规模春夏攻势。这场攻势失利，德意志、奥地利两帝国随之垮掉。卡尔皇帝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向其人民发表宣言，承诺变革和承诺成立一新的“民族部”，但为时已晚，这时这君主国的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都已宣告独立，卡尔除了流亡国外，几乎无其他路可走。这个君主国登场时威风八面，好不神气（击败土耳其人、拯救基督教世界），下场时让人不胜唏嘘。

史学家常以哈布斯堡君主国直到一九一八年才灭亡一事，证明它的坚忍顽强或正当性，但这说法太牵强，不足采信。这个君主国是个残忍的碎骨机。它在一九一四年以最漫不经心的作风耗掉它征召的最精壮兵员，然后如弗里德里希大公一九一五年所忧心忡忡指出的一样，只能倚赖“营养不良的孩子和年老男子”打仗。[19]法国人利用俄国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所提出的死伤记录，一九一六年估计，由于哈布斯堡军队一九一四年几乎遭全歼和此后每月平均损失十二万兵力，奥匈帝国已“耗掉”它所能取得的大部分男子。[20]据估计还有六十五万奥地利男子未被耗掉，而这些人大概每日提心吊胆，不知在这支军队里还能活多久。“第三度修正男子”（即曾两度被评断为身体或心智上不适打仗而免服兵役的应征入伍男子）的加入，为六十五万奥匈军增添了兵力。但这是支什么样的军队？[21]一九一六年寄到霍夫堡宫门的一封匿名信，真相贯穿在思乡之情中：“陛下，如果你想认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不必派你的陆军部长千里迢迢到前线，只要派他到后备兵站看看即可。在那里，正有得了严重结核病的男人被强征入伍；在那里，正有得了心脏病的五十岁男子被令以整齐步伐集体走来走去，直到不支倒地为止；在那里，自称有病的男子遭下狱十四天。”[22]像这样的男子，在战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将一批批成群死去。光是在东部战线，就有一百万奥地利人丧命，其中半数死于感染和疾病。在一九一四年秋，战争从机动战转为壕沟战时，哈布斯堡军队的情况未好转，只是较易维持军纪而已。但每当奥匈帝国士兵置身开阔地，奉命展开新攻击时，通常打得很糟或逃跑。奥匈军总司令部于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发了一份令人难堪的极机密通条给诸军、师长，想知道俄军“虽然后备士兵和军官的素质劣于我方，但在弹药比我们少的情况下，为何打得比我们出色许多”；二十万奥匈帝国官兵在加利西亚作战期间怎么会“消失得如此快且彻底”；为何“有那么多次进攻，甚至就连敌寡我众的进攻，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凡是在前线附近待过的人都知道答案：奥地利士兵不在乎胜败，已不愿承受行军、待壕沟的苦。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老百姓。奉命离开壕沟行军至别处时，大批士兵在路旁坐下，等着被俘。弗里德里希大公要求将士兵鉴别分类，“较佳者”送到前线，老弱送到后方部队。这正证明逃避责任的风气在哈布斯堡军队里有多盛行，最有战斗力的人利用关系把自己弄到后方安全的宿营地，这位大公不得不在提出此建议时放话稽查，“以确保此命令严格执行，提升我军战斗力”。[23]

一九一四年时，以团为傲的精神就已渐渐成为明日黄花。团向来是拥有自身历史、讲究仪式排场的部队，但随着团在战火中消融，谁都看得出当兵只是去当炮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布隆（捷克语称布尔诺）上演了一件让军方颜面无光的事。当时，第八团某连上火车，开赴前线。火车加速时，一名全身战斗装的步兵跳出货车厢，落在月台，拔腿逃命；结果被围困在火车站广场一隅，遭宪兵以棍棒打倒在地，三百名路人惊愕看着这一幕。[24]哈布斯堡第三十团，一九一五年四月从格拉茨（Graz）得到补充兵员后，该团波兰人痛殴他们，叫他们“德意志猪”，扯破他们的背包，抢走他们的食物。[25]格拉茨这些波兰恶霸，大概会集体自豪于他们属于一七二五年在伦贝格所创建之团一事，但不会有人自豪于他们的新际遇：编入独立营，独立营会被随机安插进暂编团。暂编团则是为了集拢各残破部队里可用的残兵，将他们送回前线而成立，而到了前线，他们也可能难逃一死。[26]

每个地方的壕沟战都非常残酷。有位战地记者报道了一九一五年在布达佩斯某医院所见到，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冻伤病患和截肢者，“医生得意夸称他们很善于找到良好的健康纤维皮瓣和制作合用的假腿，他们的农民伤员则一下子咧嘴而笑，一下子绷起脸”。[27]另一名记者惊骇地看着混在一块的奥地利人、俄国人尸体，像好多“块生铁”般被倒进敞露的壕沟里。诚如他所说的，这不是“维也纳的女孩向这些青春正盛的健壮年轻男子喝彩时”心里所想的下场，甚至不是奥匈帝国陆军部所想的下场。陆军部原保证会“把官兵六人一个棺木，埋在从远处可容易见到的高地上，以表达祖国对这些英勇军人的虔敬和感激”，结果却是把这些不知姓名的官兵一股脑丢进万人坑里，撒上生石灰。[28]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在其某份保守自大的公报里确立了最高指挥部轻慢的作风：向士兵保证，只要“往地下挖三米，就会安全无虞。这样的壕沟即使遭直接命中，士兵也几乎不会受伤害，只有些许震动和摇晃，但士兵会没事”。[29]当他和弗里德里希大公得为自己寻找挡住一切攻击的安全处所，挽救他们破败的名声时，就一点也没这么自满。整个一九一六年，康拉德与弗里茨尔拼命欲打消深受霍夫堡宫宠信但黯然下台的布鲁德曼将军所提出的要求，即对他们两人在两次伦贝格战役中领导有否失当的调查。一九一六年七月康拉德紧张地抗议道：“总司令部无法响应已遭卸除兵权的将领提出的每个申诉、备忘录、作战报告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康拉德痛恶德国人，此时却坚持要布鲁德曼看看“德国陆军的指导原则：将领遭卸除兵权即永远不会再取得兵权，且永远不会对其遭卸除兵权之事提出抗议”。这一如黑手党成员被抓即封口，绝不泄露组织秘密的原则，肯定合康拉德的意，尽管他战后写了带有偏见的回忆录，整个战后生涯都在做替自己辩解的抗议。他一九一六年对布鲁德曼的背后中伤，将化为二十五页以不空行方式打成的文稿，而那就像是他回忆录的第一份草稿，把自己说成无辜受害者，受害于有勇无谋的下属。他写道：“为了维护纪律，我得促请陛下的军事文书署将这一调查连同布鲁德曼的平反要求一并驳回。”八月，经过一番思考后，博尔弗拉斯将军和皇帝再度退缩，拒绝调查、平反。[30]

康拉德所谓在壕沟里会平安没事的保证，从未平息士兵的疑虑。他们并不安全，全军所有官兵被炮轰得胆战心惊，不想再这样下去。战争步入尾声时，哈布斯堡军队已分为两派：居少数的“冲锋集团”（年轻有冲劲者）和居多数的“防守集团”（军中大部分人）。冲锋集团是仿德国方式打造的冲锋队，吃得好，薪水高，装备好，执行所有进攻；防守集团则在整个战争期间扮演全然被动的角色，挖壕沟，修壕沟，守壕沟。[31]

一九一六年布鲁西洛夫攻势所引发的情景，即使是厌战的奥地利人都感到震惊，且说明了这个君主国的大部分官兵如何不愿打这场战争。卡尔·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谈到他“破败的军队”，目击者惊讶地看着奥匈帝国一场大规模（且出乎预料）的反攻，竟演变为集体投降，数千名哈布斯堡士兵丢下步枪，举起双手跑向俄国防线。[32]多达三十五万奥地利人以如此方式向俄国人投降，布鲁西洛夫收复一九一五年失去的所有土地，一路攻回到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口。布鲁西洛夫攻势打掉了奥地利人仅存的些许进攻能力，迫使他们把军队交给德国人指挥，直至战争结束。[33]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的总司令部遇到一突如其来的报复性活动，因为每个奥地利军、师都奉命查明问题根源，予以解决。两年前兵败萨巴茨后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彻底失败的特尔斯蒂扬斯基将军，向他的集团军如此讲话：“第四集团军被战斗力并不具压倒性的敌人赶出强固的阵地，被逼退好远，损失众多士兵和物资，且辛苦建造的桥头堡和斯蒂尔河（Styr）阵地也未守住，你们得给我一个解释！”军官奉命调查其部队，查明是谁带头组织集体逃亡，谁同意放弃如此多加农炮和机枪，并奉命“无情”惩罚还留在部队里的所有坏蛋。[34]

但还有什么惩罚，比留在这个军队和这个走入歧途的战争里继续打仗，更为无情？到了一九一七年，哈布斯堡军队已几乎称不上是军队。丧命、受伤或被俘者（共三百五十万），和剩下的现役军人一样多。[35]由于协约国军队不断增加其火炮、炮弹、机枪的数量，每个哈布斯堡士兵都确信自己很快就会从第二类（活人）变为第一类（死人），于是许多人开始撤离。一九一七年开始时，被俄国人俘虏的奥匈帝国士兵高达一百七十万（相对地，被俘的德国人只有此数目的十分之一）。[36]一九一七年六月俄军克伦斯基攻势，在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的诸军之间，轻易就扯开一道五十公里宽的缺口，又俘虏数千人。若非俄军本身为失望情绪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所腐化，奥匈帝国很可能已在那年画上句点。[37]

在意大利战线的苏加纳谷（Val Sugana）——阿尔卑斯山中史上有名的狭长谷地，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往来亚得里亚海的要道达数百年——某奥地利团的整个领导阶层（斯洛文尼亚裔上校、四名捷克裔军官、三名捷克裔士兵），在卡尔扎诺（Carzano）投奔意大利壕沟，然后带敌军回来，穿越奥军铁丝网，进入奥军壕沟，把此团整个俘虏。奥匈帝国当局宣称震惊，但这问题自一九一四年起一直未消失而且是日益恶化。[38]集体逃亡变得司空见惯；一九一八年十月某日，匈牙利第六十五团一千四百五十一人逃亡。这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开始把有专门技能的军火工人、男孩、领养老金者送进其战争机器里。在索尔费里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no，一八五九年）和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一八六六年）之间那几年出生的老人，一九一六年被征召入伍，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39]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场战争从头至尾都没有道理可言，而一九一七年俄国戏剧性的战败和解体，最为鲜明突显这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夺取政权后，突然退出战争，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中，把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俄国的垮台照理应使同盟国阵营团结，结果反倒加深该阵营成员间的分歧。德国评论家觉得上了奥匈帝国的当。哈布斯堡王朝在战场上打得一塌糊涂，从头至尾倚赖德国支援，却在俄国垮掉时，试图在俄国割让的波兰、乌克兰大片土地里分一杯羹。哈布斯堡王朝想得到波兰，然后派一大公治理该地，但此事若成真，哈布斯堡君主国里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比例失衡的程度会加剧到危及其生存的程度。有位分析家于一九一七年晚期写道，“奥地利一千万德意志人会淹死在七千万或更多斯拉夫人的大海里”。吃下波兰这块肥肉，奥匈帝国版图会增加一倍，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会更能左右民意的走向，这几乎必然导致奥匈帝国日后与其盟邦德国决裂。这一预言绝非杞人忧天，一九一七年时德国人未把波兰视为该直接吞并的土地，而是视为该先清空其上的波兰居民、再安置以德意志人的一个空间。那一构想因俄国撤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有实现的可能，且将导致德国在下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展开有计划的族群清洗和种族灭绝。[40]

俄国的战败让奥匈帝国得以继续打这场艰苦的大战，但奥地利人从未解决俄国充沛人力所带来的难题，美国作者（暨俄国通）约翰·里德（John Reed），对此有言简而意赅的说明：“落败但变强之军队的吊诡，即撤退的一大群人，其撤离本身为征服者带来他们所非常不乐见的后果。”一九一五年在伦贝格看过看不到尽头的俄国步兵纵队走向野战餐车后，里德写道：“现在，唱着歌的军人如长河般涌进每个街道……这是俄国用之不竭的国力，她血管的有力血液，从她深不见底的人力喷泉随意洒出，浪费掉，毫无节制地用掉。”[41]里德热爱他的俄国人，以浪漫手法描绘他们。事实上俄国人杀自己人，就和奥地利人杀他们一样麻木不仁，而俄国农民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不是毫无抵抗地向奥地利人投降，就是逃亡。他们于一九一四年响应动员，但一年后大批逃亡。

整个大战期间，俄国老百姓惊讶于“在城里、村子里、铁路边、俄国全境四处游荡”（沙皇的农业部长一九一五年语）的军人之多。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假条（征召入伍兵鲜少有幸得到的特权）。载增援部队赴前线的俄国运兵车，有时抵达目的地时才发现，车上的军人已全部跳车逃走。俄国行军营的逃跑率平均达四分之一。[42]一九一六年时，法国人已把每月死伤率降到一九一四年水平的一半，俄国人的死伤率却未降低，甚至反倒升高。一九一四年时俄国人用光其第一级本土防卫预备队，一九一六年时则耗尽所有第二级预备队。一如奥地利人，他们开始把他们所能找到的男子都征召入伍，一九一六年俄国国会某委员会痛批军方“恣意挥霍”：没有足够的“铅、钢、爆裂物”，俄国将领觉得“用人血打开通往胜利之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人已在思考所有人力物力用尽的问题，二月革命突然爆发时，俄国人正努力欲解决该问题。临时政府决定继续打仗以取得“最后胜利”一事，使该政府失去了深信打这场战争徒劳无益只是送死的人民的支持。死伤惨重到了吃不消的程度：一百三十万人丧命，四百二十万人受伤，两百四十万人被俘，总数将近八百万。[43]十一月时，布尔什维克人以非常宏观的政纲——列宁要结束战争——拉下临时政府。

但俄国熊的垮掉也救不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分裂为数个得到协约国帮助的“民族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受邀于巴黎和会上表达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主张。德国于《凡尔赛条约》中受到人尽皆知的惩罚，奥匈帝国则在《圣日耳曼条约》（the Treaty of St. Germain）、《特里亚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两条约中寿终正寝。这两个条约于一九一九年正式裂解哈布斯堡帝国，创造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新国家，强化既有国家（例如罗马尼亚）的版图。塞尔维亚吸并维也纳的原南斯拉夫土地，成为名叫南斯拉夫的新国。在其他所有民族都退出后，由哈布斯堡王朝仅存的小块土地，即维也纳至因斯布鲁克之间的德意志人地区，郁闷地组成奥地利共和国，且受条约所束，严禁与北边大上许多的德意志人国家合并。

奥匈帝国垮台的影响甚大。《凡尔赛条约》要德国割土、赔偿且严格限制德国海陆军力，但德国国力受削弱只是表象。事实上，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所创造的新秩序，使德国变强。苏俄已缩回去打内战，陷入孤立，而后来的发展表明，从中欧奥匈帝国割出的“继起诸国”，国力太弱，挡不住德国（或苏俄）的侵犯。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它们与英法结盟。巴黎和伦敦把这些新国家视为制衡东山再起之德国或俄国的潜在力量。这些防御条约意在填补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却在德国人于一九三八年吸并奥地利和窃取捷克斯洛伐克后，一九三九年尝试侵犯波兰时，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西方列强不情不愿地动员开战，以解决来自中东欧的纠纷。

这场人间浩劫的罪魁祸首在西方历史里的形象，从未受到大幅修正。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仍是那个留着络腮胡、居心良善的帝国老爹。这岂是事实？就最高指挥官的角色来说，他是个屠夫。就战略家的角色来说，他是个不自量力之人。就政治家的角色来说，他原本可以利用在位如此之久的契机修正或减轻令奥匈帝国衰弱的诸多难题，结果他毫无作为。传说收到意大利已于一九一五年向奥地利宣战的消息时，这位老皇帝深情微笑，低声道“终于和意大利打起来，这下我可以开心了”，如果此说不假，我们不得不推断此人老时已性情大变，变成凶残之人，与年轻时谦逊的他判若两人。[44]

总的说来，我们得重新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把奥地利人摆进新的历史位置。从根本上来说，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正派的，而是带着光环的懒懒散散的强权，它稀里糊涂地闯入并打完了整个战争。它是个心态极其矛盾的强权，为了保住其自古即拥有对波希米亚、匈牙利之类土地——已不想再和哈布斯堡王朝有瓜葛，正努力脱离自立的土地——的所有权，不惜让整个欧洲陷入战火。奥地利的大战建立在不计后果的赌注上，即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问题可靠战争来解决。实则战争解决不了那些问题。[45]这不是战后才为人所揭示的。一九一四年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许久，总理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就指出，奥匈帝国境内失意的诸民族与该帝国的军事安全拥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关联：“多民族国度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46]但奥匈帝国还是发动了战争。该帝国最后一位外长奥托卡·切宁（Ottokar Czernin）伯爵，以太不当一回事的口吻论道，“我们在劫难逃；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怎么死，而我们选了最可怕的死法”。[47]前线士兵陷身于这场可怕战争的最可怕的环境里，若听到切宁（胎死腹中的西克斯图斯事件的主导者）这番话，肯定会深表赞同，且遗憾于他无法阻止或结束这场战争。

一九一四年七月，老皇帝最后一次抽出他的剑，却惊骇地看着挥出的剑刃被挡开，反转，刺回他肚子里。哈布斯堡王朝没理由于一九一四年开战，却开了战，要自己人民在准备不周的攻势里送死，然后打起一场使已然衰弱的君主国必然垮掉的消耗战。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里，有太多错误和失算，而奥匈帝国一九一四年的决定堪称是其中最不明智且最应受斥责的。这场大战只是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赢得的一块黑色区域，而维也纳，和柏林一样，同是这块区域的核心。

[1] Kriegsarchiv，Vienna（KA），Neue Feld Akten（NFA）1878，Kriegsministerium，March 20，1915，“Ursachen und Ziele des Weltkrieges 1914/15.”

[2]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3] KA，NFA 1878，“Fragen die dem Kpskmdo bis 31./1 1915 ersch?pfend zu beantworten sind”；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254.

[4] 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148.

[5] B.H.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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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87.

[11] Golovine，Russian Army，145.

[12]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Oct. 22 and 28，1915，Vélics to Burián.

[13] HHSA，PA I，837，Munich，Nov. 30，Dec. 22，1915，Vélics to Burián.

[14] Liddell Hart，Real War，368-369.

[15] William de Hevesy，“Postscript to the Sixtus Affair，” Foreign Affairs 21，no. 3（April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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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Scott Berg，Wilson（New York：Putnam，2013），538；Sked，Decline and Fall，260；Taylor，Habsburg Monarchy，268-271.

[19] KA，NFA 1878，AOK，Oct. 15，1915，“Ursachen und Vermeidung grosser Verluste.”“Jünglinen und alternden M?nnern.”

[20] Golovine，Russian Army，48-49.

[21]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 7N 846，Jan. 30，1916，“La Situation Militaire：L’état actuel de l’Autriche-Hongrie.” Mission Russe，Paris，March 24，1917，Col. Ignatieff.

[22] KA，B/75（Bolfras），Frühjahr 1916，Anon，letter to Kaiser Franz Joseph I.

[23] KA，NFA 1878，AOK，Oct. 15，1915，“Ursachen und Vermeidung grosser Verluste.”

[24] HHSA，Allgemeines Verwaltungsarchiv（AVA），MdI Pr?s.，Karton 1733，Prot. Nr. 1511，Jan. 20，1915，Kriegsüberwachungsamt to Interior Minister.

[25] HHSA，AVA，MdI Pr?s.，Karton 1733，Prot. Nr. 8797，Apr. 27，1915，Statthalter Graz to Interior Minister.

[26] KA，Gefechtsberichte（GB）86，March 17，1915，GM Balberitz.

[27]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44.

[28] KA，GB 86，4 Armee Etappenkommando，“Allgemeine Direktiven für die Errichtung von Milit?rfriedhofen im Felde，Juni 1915”；Stanley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Ⅰ：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New York：Robert Speller，1982），59.

[29] KA，NFA 1877，AOK，Feb. 4，1916，GO Conrad.

[30] KA，B/96：3a，AOK to Milit?rkanzlei Seiner Majest?t，July 26，1916；Bolfras to Brudermann，Aug. 21，1916.

[31] Geoffrey Wawro，“Morale in the Austro-Hungarian Army，”in Facing Armageddon，ed. Hugh Cecil and Peter Liddle（London：Leo Cooper，1996），399-410；SHAT，EM A 7N 845，Paris，Oct. 13，1917，“Renseignements sur les‘troupes d’assaut’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d’après enquête faite au camp de prisonniers de Bagnaria-Arsa.”

[32] Rudolf Jerabek，“Die Brussilowoffensive 1916：Ein Wendepunkt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der Mittelm?chte，” dissertation，Vienna，1982，2：308-9.

[33] 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xv.

[34] KA，NFA 1795，4. Armeekdo，June 26，1916，GenObst Tersztyánszky to 10 KpsKdo.

[35] SHAT，AAT，EMA 7N 846，2ème Bureau，May 14，1917，“Armée Autrichienne.”

[36] Golovine，Russian Army，74.

[37] 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xix-xx.

[38] KA，GB 1，k.u.k. 10 Armee Korps-Kdo，Oct. 8，1917，“Gefecht bei Carzano-Verrat am 18. Sept. 1917”；Liddell Hart，Real War，128.

[39] SHAT，AAT，EMA 7N 846，2ème Bureau，Oct. 13，1918，“Recrutement.”

[40] Dresden，S?chsiches Kriegsarchiv，Zeitgeschichtliche Sammlung 127，“Zwei politische Aufs?tze，1917.”

[41] John Reed，Eastern Europe at War（London：Pluto，1994[1916]），92.

[42] Golovine，Russian Army，122.

[43] Golovine，Russian Army，67，77，93.

[44] I was told this anecdote by Prof. Lothar H?bel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45] Norman Stone，“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900-1914，” Past and Present 33，no. 1（1966）：111.

[46]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28.

[47] Norman Stone，World War One：A Short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