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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韩山童、韩林儿，乃白莲教师。湖广徐寿辉，为贩布者，其部将陈友谅，乃渔父。江苏张士诚，为运盐舟人。浙江方国珍，乃贩盐者。安徽郭子兴，则卖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觉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陈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达，皆农民。常遇春则为盗。元末群雄，较之秦末，更见其为平民色彩。】
这是说明蒙古人的政权之下，绝没有汉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权被推翻的过程中，没有让政权之自身酝酿出权臣或军阀来操纵这个变局。【如东汉以来历史上之惯例。】
一、明代帝系及年历
明代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若并南明三帝，计当为十九帝，二百九十四年。】
二、传统政治之恶化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
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余，太子死，孙孱弱，故为身后之虑。一面封建诸子，各设卫兵三千，乃至一万九千，一面尽诛功臣宿将。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诛，遂废宰相。
太祖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朱国桢皇明太训记卷九谓：“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
第二个恶化的原因，在于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称：“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胡惟庸之狱，株连被诛者三万余人。又蓝玉之狱，株连一万五千人。【史又称：“太祖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户部侍郎郭桓，赃七百万，而自六部侍郎下连只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草木子谓：“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故其时文人多不仕。【据明诗综，如汪广洋、魏观、高启、朱同、苏伯衡、张孟兼、王彝、扬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贲、黄哲、郭奎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鲁、王朴之死，尤暴残。太祖又有“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靖难之变，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
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伯巨竟以此死狱中。又解缙疏：“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明初捶楚官吏之风，又不仅于朝廷之上矣。】
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书。
廷杖亦始太祖时，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其后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刘瑾矫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下朝官三百余人狱。及（十四年）谏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五日，晚并系狱，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余继疏争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时（嘉靖三年）大礼议，逮下诏狱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编修王恩等病创卒者十八人。【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朝，有杖毕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庄烈帝时，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明廷之滥刑、滥杀，终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明史流寇传评庄烈帝，谓：“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於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於不能制。” 其甚者如袁崇焕之见杀，则并非罚之明而驭之严矣。】
其惨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
魏叔子集载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bì）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东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
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内监审狱。【此如汉之黄门北寺，而酷毒恐犹过之。】
史称：“成化以后，凡大审录，太监斋敕，张黄盖，於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郎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功臣、宿将多以诛死，兵卒多以散归田亩。】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这是广土众民的中国为客观条件所限的自然趋向。】於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古代封建只如后世一小县，故可以宗法统治。后人封建，连州接郡，依然是一中央政府之缩影。于封建区域内，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统。】
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於王室。【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之长进，即在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化，王室代表贵族特权之世袭，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进退，而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李德裕谓：“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宋蔡承禧神宗时上疏：乞除命大臣、台谏之外，事无巨细，非经二府（中书、枢密）不得施行。”此中国传统政治之精神也。明祖恶宰相弄权，谓可以篡夺王室之统续，故深忌之。】既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军人而非宗室更可虑，宦官、外戚则明祖早见其更不可用。而当时士人在社会上之势力，亦更非汉、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满州为整个部族之统治，（然亦需借用社会士人力量合作。）否则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无他道。】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及王威渐弛，则以太监代帝王。】
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张居正屡言祖宗法度，谓：“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又曰：“迂阔虚谈之士，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挢扦文纲。不知我祖宗神威圣德，元与宋不同。哺糟拾余，无裨实用。”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於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之反动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谓明“阁下之贤者尽起能事则曰法祖，非为祖宗必足法，其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若张居正此论，则又假祖宗以抗朝议亦。既不敢以师相自居，即不得为大臣。无论何事，非托王命，则只有上述祖旨也。】
三、废相后之阁臣与宦臣
明代废相以后，析中书政归六部。
去中书省，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去门下省，特存给事中，虽七品官，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
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副之。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天子总其成。
其外有都察院司纠劾，通政司达章奏，大理寺主平反，为九卿。然惟都察院权较重，并六部尚书为七卿。明官盖有卿而无公。【明初立中书省总文治，都督府统兵政，御史台振纪纲，略师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分职之意。及罢中书省，同时罢御史台，（后更置都察院。）又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省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而考核听之府部。如是则吏、兵、户三部之权稍重，而总裁则归之皇帝也。】
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
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下，故名“内阁”。时设大学士者共四殿：中极、【旧名：“华盖。”】建极、【旧名：“谨身。”】文华、武英；两阁：文渊阁、东阁。
并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书、侍郎下。
洪武时，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奏章批答，皆御前传旨当笔。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洪武十七年九月，给事中张文辅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箚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故君主独裁，非精力过绝人，其势必不可久。
成祖以后，始有“内阁”之称。
由翰林院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简用，无定员。使参预机务。【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
永乐、洪熙两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然批答亦出自御笔，不委他人。
成祖时，解缙、胡广等既直文渊阁，犹相继署院事。
仁宗后，阁权渐重。
杨溥、杨士奇、杨荣称“三杨”，以东宫师傅旧臣，领部事，兼学士职，地位渐隆，礼绝百僚，始不复属院事。
至宣德时，始令内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此由君主生长深宫，一两代后，精力智识皆不如前，遂渐渐不亲政事，懒于接见大臣；愈懒愈疏，愈不明白外面事理，遂愈不敢与大臣直接对面办事。“条旨”始宣德，据弇山堂别集、明史宰辅年表，谓：“至仁宗而后，裁决机宜，悉由票拟”是也。又王琼双溪杂记云：“英宗九岁登基，有诏：凡事白于张太后（英宗祖母），然后行。太后令付内阁议决，每数日必遣中官入阁，问连日曾有何事商榷，具帖开报验看。不付阁议者，即召司礼监责之。内阁票旨始此。”则谓始正统。殆至是始成定制耳。】
诏诰起草，唐时属中书舍人，后翰林学士越职代之。内阁拟旨，正似翰林之知制诰，并非宰相职也。至明代中书舍人乃七品官，专职书写而已。
中易红书批出。
太祖定制，内侍毋许识字。至宣宗时，始立内书堂，内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阁票批朱，与外廷交结往来。
然遇大事，尚犹命大臣面议。
其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皇帝深居内殿，不复常与大学士相见。
甚至宪宗成化以后，迄与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三年，其间延访大臣者，仅孝宗弘治之末数年，而世宗、神宗则并二十余年不见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野获编卷一有明代召对趣话一则云：“先是宪宗以微吃，赐对甚稀。一日，召阁臣万眉州（安）、刘博野（吉）、刘寿光（珝）等人，访及时政，俱不能置对，即叩头呼‘万岁’，当时有‘万岁相公’之谑。今上（万历）渊默岁久，自庚寅元旦召吴门（申时行）、新安（许国）、太仓（王锡爵）、山阴（王家屏）入对以后，又二十五年而为乙卯之四月，以张差闯宫一事，召方德清（从哲）、吴崇仁（道南）二相入内商榷。方唯叩首唯唯，不能措他语，吴则噤不能出声。及上怒，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厉声命拿下，群阉哄聚殴之。事出仓卒，崇仁惊怖，宛转僵仆，乃至便液并下。上回宫，数隶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始复。盖崇仁自登第后，尚未观穆若之容，一旦备位政本，不觉失措至此。”又赵翼陔（该）余丛考，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条，可参看。】
大学士王鏊（ào）论视朝，曰：“上下不交，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不遇视朝数刻。君或不识其臣，臣或不交一言于君。上下不过章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独沿袭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视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明常朝有御殿仪、御门仪。每日晨兴，御奉天门，午、晚复出坐朝，一日而三朝焉，可谓勤政。其后御殿礼废，午、晚朝亦废，世宗、神宗则并常朝御门，亦数十年不一举。】然堂陛悬绝，威严赫奕，将军持鈲（孤），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正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闻一事？ 下何尝进一言？
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周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外朝’，询大事在焉。【非常朝。】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常朝。】路门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视朝而见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听政而适路寝，所以决可否之计。
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盖外朝为尊，中朝为亲。【周制常朝旅揖、特揖，其仪甚简。汉常朝仪不著，殆亦近古。叔孙通朝仪，非常朝之仪。唐、宋重常朝，其仪特备，已非秦、汉之旧。】唐皇城之南一门曰承天，正旦、冬至取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视朝在焉，盖古之治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贞观初，每日临朝，十三年三日一朝，永徽中五日一朝，文官中五品以上号‘常参官’。玄宗怠于政事，乃有紫宸殿入阁，所见惟大臣，百官俟朝正衙者无复见天子。中叶以还，又有开延英召对，则并非正殿。】
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辰）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及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汉、唐君臣决事殿廷，皆列坐。宋初范质为相，始请皆立。汉、唐有不时之朝，如汲黯见武帝于武帐，魏征见太宗于便殿。宋以下则待召而入。】盖亦三朝之遗意。太祖、太宗时，华盖、谨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则内朝也。
今久不御，上下之交绝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外朝或可间歇，内朝必以时举。六部诸司以次奏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五日一员上殿轮对，或不时召见。咫尺相对，略去威严。上不难于问，下不难于对。人才贤否、政事得失、风俗善恶、闾阎疾苦、古今治乱，皆得毕陈于前，则上下之情可通，内外之壅蔽可决，天下之事有何不可为者？”王鏊之言，特欲复明初之规模，而明室帝王之昏惰，则并有不止如鏊之言者，明政乌得不乱？
独裁的皇帝不问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简补，不听。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赓（gēng）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阁。”四十一年叶向高疏：“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独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自然有权臣应运而生。
世宗时，夏言、严嵩遂弄大权．【严嵩柄政达二十年。世宗初亦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下，而弄权者即借以行私。明代君主非重法即怠荒，皆足以败事。】
自此以后，内阁学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惟终明世，大学土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尚书为重。署衔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转在下，兼衔反在上。】
然皇帝于内阁不相亲接，其间尚隔着一层太监的传递。阁权最高仅止于票拟。
朝廷命令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传之内阁。内阁陈说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述之御前。
于是实际相权【或竟称君权。】一归寺人。
皇帝不赴内阁亲视政务，故令阁臣票拟。皇帝在内寝仍不亲政务，则批红亦由太监代之。【或皇帝降旨，由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付阁臣缮拟。】
因此明代司礼监，权出宰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