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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原型就是赵寿山，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做到过集团军总司令。他大战雪花山是在1937年的娘子关之战。当时，娘子关所在的东线是黄绍竑指挥的，但这位桂军名将在这里却是光杆司令，没人买账。他手下最大的战斗单位第三军干脆关闭电台，不和他联系，所以整个东线局面一片被动。唯一肯听指挥、肯打的，就是赵寿山的十七师。这一战，赵寿山死守雪花山十昼夜，咬着牙根不谈援军——他知道自己要也没有。最后是黄绍竑自己觉得太对不起赵寿山了，到处催援军，可是谁都不肯上前。这时，杨虎城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电话串线，发现黄总告急，主动要求上前线，才帮助赵寿山撤下来。
此一战，十日间十七师打得不剩一个团，赵寿山须发皆白，从此成了白发将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赵寿山的官职在国民党军中就够高的了，转到解放军中更厉害，竟然是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可是有实权的副司令，赵寿山在宝鸡战役后总结的时候，当头训西北野战军各级将领毫不留情。也就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已经转了地方工作，否则一个大将是没跑的，要知道授衔的大将如陈赓当时都比他级别低呢。
还有一个死战的例子居然是胡宗南，那就有些不可思议了。人家都说此人只能做个大连长的，还有这种时候？不错，这实在是胡宗南军人生涯中难得的一幕。那是淞沪战役中，因为陈诚的调度有问题，国军阵地多在日军舰炮火力之内，伤亡惨重，动辄一小时损失上千人。各路部队纷纷整补替换；把总长何应钦忙得七荤八素，只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了。打了很久，忽然发现死守杨行阵地的胡宗南第一军竟然从来没有叫过援军。何应钦知道第一军有战斗力，但这种“令人放心”反而让人不放心了，于是打电话去问。胡宗南这才开口——“援军再不来我自己也要上去了……”
抗战中胡宗南只打了淞沪、柳林、潼关三战，还差点因为在柳林贻误战机被李宗仁毙了，说来有些丢人。但淞沪的死战，实在是胡宗南闪光的一瞬。
说董其武的传奇，恐怕再有这样长的篇幅也是不够的，印象很深的是在70年代政协作《文史资料总辑》的时候，谈起抗战中的何应钦，董其武依然恭敬地用了一个当时震惊四座的称呼“何应钦总长”。这个称呼让负责人很头疼，于是上报是否应修改，上面倒是很有气度，说董老怎样说，就怎样写。所以，如果现在您去查《文史资料总辑》68或者69期，还可以看到书中董其武的叙述依然是“何应钦总长。”
这倒不是说董其武对何应钦有什么特殊感情，事实上何应钦对董其武很是不公。这只是显示了中国的旧军人，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坚持。
董武穆，人如其名。
三、捡来的便宜兄弟“董大班长”
1940年，傅作义发动五原战役，一举收复绥西直到五原、陕坝等地，是抗战期间北线国军少有的胜利。一时举国振奋，傅作义派此战功臣，已经升任暂四军军长的董其武到重庆报捷。
抗日功臣到首都，自然少不了觥筹交错，鲜花掌声。虽然打了胜仗，这一战傅作义部队的装备损失也不小，尤其是负责打援的董其武一〇一师最需要补充。所以董其武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请求总部对作战中的损失给予补充，更新装备。这件事，却是拖来拖去，始终没有结果。参谋总长何应钦开始很热情，表示一定全部给补齐，但随着时间推移，宣传逐渐降温，却渐渐面有难色，推三阻四起来。
最后，在董其武即将返回的时候，何应钦才把他叫去，温言道，此战你军辛苦，但国家如今也很困难，你的损失，只能给你部分地补充……什么是部分的补充呢？董其武去看过后才明白，是机枪27挺，步枪250支，还不够装备一个营的。
打了这样一场大战，难道补充的就是这一点点吗？
回到旅馆，董其武觉得虽然国家困难，真的难到这种地步吗？但是又无从打听，不禁十分纳闷。
恰好这时，忽然看到同住一个招待所的另一个国民党嫡系将领，十六军军长董钊。董其武心生一计，于是满面春风和董钊攀起交情来。
要说董钊这人，虽然是黄埔一期，打仗是不大行的，后来被彭德怀牵着鼻子满陕北转圈儿。人家讽刺他说“胡宗南如果算个大连长，董钊只能算个大班长了”。但是，这人也有优点，就是不以自己属于嫡系而傲慢，品质还是满实诚的——换句话说，不实诚能在1947年让彭德怀在陕北牵得跟牛似的武装大游行吗？
一看五原大战的英雄董其武折节下交，虽然同是军长，董钊大有受宠若惊之感，马上出钱请客，与董其武把酒言欢。两个人相见恨晚，说来说去，一笔写不出两个董字，居然祖上还有些亲戚。算起来董其武比董钊大三岁，董钊以兄称之，两个人更加亲近起来。
干吗这么和“董大班长”热乎呢？原来，董钊到重庆，也是来请求补充武器的。不过，他可不是作战损失，是单纯要求更新装备而已。喝着喝着董其武就把董钊十六军换装武器的凭单拿到手了。
人家董钊一个军的装备，可是全更新了（苏式装备），一点儿折扣都没打。
看来，困难也要看对谁说。
这就是嫡系啊。
看破了真情的董其武当天回了绥远，从此对蒋介石心存芥蒂。1946年底劝傅作义不要到北平去，心思未必不是这个时候种下的。
只是那个露了底细的董大班长，后来还多次给董其武大哥写信叙旧，很是亲近，到死，好像也没明白自己卖了何总长和蒋委员长……董其武呢？却不过情面，也就少不得年节给这个“兄弟”送点土产礼物什么的，关系一直不错。
看来，这位“董大班长”打仗是不灵，交朋友，还真有两下子呢。
血拼乌加河 ——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账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吗？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的汽车营副营长，新保安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嫌”又被抓了起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批斗就认罪低头，因为“老实”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
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鬼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像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
“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一〇一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急火星孙岚峰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一〇一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
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
我们军长董武穆，他特别会守，傅老总就让他打阻击。
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我们挖工事，带了一个师急行军直奔乌加河。那边孙岚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乌加河上三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们就好守多了。
你说鬼子怎么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把桥炸掉？因为傅老总的部队有传统的，一有行动所有军官都关禁闭，不让和外边通消息，所以汉奸没法向日本人报告。半夜我们就埋伏好了，电话线拖出去。后半夜傅老总一声令下，就打了。夜袭是三十五军的老把式，战防炮立起来打，机关枪一扫，守桥的鬼子根本来不及抵抗。工兵把准备好的炸药往桥上一放，轰一响，大桥崩起来一百多尺高，包头来的鬼子援军还没出城呢。
天一亮鬼子援军就来了。隔着河一看，天，坦克铁甲车一大溜，不先把桥炸了这个仗没法打！
就是这样也不好打啊。五原打得一锅粥，鬼子急啦，炮弹打的那叫密，打完了就划着筏子往河这边冲。我们打他的筏子，岸上的鬼子就用机枪压我们。一交手就伤了一个团长，死了一个营长。三十五军的干部都穿和士兵一样的军服，不然死的还得多。
我们辎重连跟师部走，一个山坡下面挖了几个洞子就是指挥部。炮弹吃了不少。军长的指挥部里面电话不断地响，傅总问能不能顶住，军长说没问题。
其实已经很有问题了，又伤了一个团长，就是后来守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军长郭大麻子。郭大麻子抗战是好样的，带了伤也不下来，把军服脱了一个膀子，抡着大刀督战，退后者杀。其实没有退的，都是绥远本地的兵，家都让日本人占了。绥远的兵在老家打仗凶，有名的。一个师一共三个团，一天就伤了两个团长。不是弟兄们不能打，人不熊，枪熊，你一枪过去打不到他，他就给你一炮。本来两边河堤一边高的，打完仗一看这边矮了三尺多。那一仗功是三十二师的，一〇一师打惨了。天亮了，这边河岸后边倒的一片土黄色，都是咱们的兵（傅作义的部队穿土黄色面军装）。傅总明白，给董军长请奖章。
那也没让他打过河来。
鬼子越打越多，第二天上午安北重炮联队也来了。炮弹炸的不分点，日本工兵在炮弹底下架浮桥。军长出来，说你盯着电话，我也上去了。他带着警卫连就上去了。
这个时候傅总的电话来了。我去接电话，傅总一听就问你们军长（应该是师长）呢？
我说军长上去了。傅总说王团长在不在，我说王团长伤了。郭团长呢？郭团长也伤了。
傅总没再问，把电话放了。
这时候军长派人下来，说如果傅总问他，就说他看弹药去了。
可是傅总再没有电话来。
后来我才知道五原打得很紧，日本兵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拼着打。袁庆荣师长，跟傅总守涿州的，也挂花了。傅总身边的部队已经全调上去，他三番五次电话打过来，就是看一〇一师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五原就不能打了。董军长心里明白，咬着牙也不说自己顶不住，蹲在战壕里顶着打。
军长都顶着打，当兵的还有什么说的，不就是一个死吗。
先是工兵连上去了，到下午我们辎重连也上去了。日本人的三座浮桥让军长指挥战防炮打掉了两座，有一座还是修过来，正顶在右边三〇三团。三〇三团的阵地不好，是个拐弯，两面挨打，日本人把照明弹往河岸上打，沙子地上都是火，人根本呆不住。第一天团长伤了，军长让宋团副代理团长，又负伤了，让武营长代理。师部的辎重兵、勤务兵都上去了，顶这个口子。这一仗，一〇一师三个团伤了四个团长，就是多了一个宋团副。
那也不行，天黑的时候日本人就冲上来了，旁边的阵地让鬼子拿炮挡上，没法过来增援。就在这时候，后面忽然来了大队的骑兵，我想这回完喽，让小鬼子抄后路了。
没想到鬼子也冲骑兵打炮，这才明白是傅总派援军来了！
阵地上一片欢呼。
来的骑兵也真厉害，炮弹里面冲过来，把马卧倒了就顶着打。好多马没等跑到就给炸倒了，后面的接着上。这一阵子好打啊，把浮桥都给打着了，后面的上不来，总算是把鬼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