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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冬装的国民党军。注意其军衣的长度，可与画面中中国士兵的服装进行对比。
那名从正面扑向敌人坦克，不幸正被敌军击中的战士，手中掉落的枪更特别。这支枪没有刺刀，长度较短，形状很像一支冲锋枪，而又比较怪异。我的分析，这正是一支富有中国军队特色的德国造毛瑟冲锋手枪！德国毛瑟手枪，就是我们常说的驳壳枪，中国曾大批从德国进口这种枪支。这种枪的一部分使用奇特的枪套盒，与枪组合后可以作为枪托，从而把手枪作为冲锋枪使用。这种毛瑟冲锋手枪（又叫手提机枪），只有中国广泛使用。
画面右下方，可以看到一名中国战士正准备向日军坦克投掷手榴弹。注意手榴弹的形状，这是一颗木柄手榴弹，本来是用来对付步兵的，装备不足的中国军队却不得不用它来对付坦克！中国军队当时普遍装备两种手榴弹，一种是巩县兵工厂设计制造的卵形手榴弹，一种就是这种仿德国式样的木柄手榴弹。
德国毛瑟冲锋手枪和德国式样的手榴弹，表现了抗战前期中国军队受到德国军事思想和装备的影响。
使用毛瑟冲锋手枪进行射击训练的中国士兵
而仰面倒下的那名烈士后背背的红绸砍刀，又让我们想到那首著名的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军队因为火力不足，当时普遍装备冷兵器以利近战。但用大刀对抗坦克，反映了当时中日国力的巨大差异。
因为画面太逼真，使我忍不住作进一步的查考，总觉得这太像一次真实战斗的写照。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日本史料表明，这张画，的确是为了纪念一次真实的战斗而作。这场战斗，发生在1939年南昌战役中，战斗进行的地点为修水河畔凤栖山魏家营。
南昌战役，是日军在武汉战役后为了割断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联络进行的一次作战。这一仗，日军指挥官为冈村宁次，他创造性地将战车编组成集团向中国军队侧背发动奔袭。根据史料，因为中国军队准备不够充分，仓促应战，不敌日军的猛攻而被迫弃守重镇南昌。按说，这一仗中国军队打得不能说漂亮。
然而，在这张画面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即便是不漂亮的战斗，中国军人也曾怎样无畏的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国土，以至于连敌人的图画中，都不得不留下他们英勇的形象。南昌战役中，单日军战车，就损失二十余辆。
这场战斗，日军记载发生在3月21日（这很符合画面的情景，当时春寒料峭，中国军队还没有更换夏季军服）。当时，日军突破修水中国军队防线后，猛攻凤栖山制高点，中国军队则凭借即设工事顽强抵抗。在凤栖山主阵地失守后，日军用炮火猛轰中国军队二线的魏家营阵地，用战车掩护步兵发起冲击。
根据日军记载，投入这场战斗的战车，是森田部队（第三十六旅团独立战车第一大队）的松本轻战车中队。其中一辆94式战车突破中国军队的铁丝网堑壕阵地时，忽然发生大爆炸（日军认为是地雷），左侧履带被炸开，车体腾空两米后落下。这时，周围的中国士兵纷纷呐喊扑向日军坦克和随行的日军步兵。随行的日本步兵猝不及防，由于中国军队的动作迅猛，人数众多，日军眼看要遭到灭顶之灾。
进攻南昌的日军装甲——步兵混成部队
就在此时，被击毁的94式战车上，炮塔和机枪射口忽然喷出火焰，没有死的日本战车兵猛烈射击冲锋的中国军队，日军步兵乘机逃回出发阵地。
中国军队围住这辆日军战车猛烈攻击。
日军战车兵奋力顽抗，远处的日军可以听到他们用手枪从战车侧面的开口射击的声音。最后，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一切归于沉寂。
等日军增援部队赶到，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中国军队阵地。他们发现这辆战车已经被彻底摧毁，中国士兵撬开了坦克的舱盖，向里面投入了手榴弹，日军车长川村、驾驶员中村都被击毙在车中。在日军这辆94式战车的周围，共有12具中国士兵的遗体。
这幅画，就是为了纪念川村和中村的“英勇行为”而被收入书中的。
而中国军队的记载中，虽然简单，却也能够找到这一战的影子。
坚守魏家营阵地的，是中国陆军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三一五旅第一团。
这是一支东北军出身的部队，一〇五师的前身，就是张学良的卫队旅，是东北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三一五旅旅长赵镇藩，九一八事变时在北大营担任边防第七旅参谋长，而且那天正是值班指挥官，就是他最早向总部报告了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
坚守魏家营的赵镇藩旅长，或许还记得当年九一八的炮声。
面对日军战车的冲击，赵镇藩亲临第一线指挥，率领官兵拼死堵塞突破口。战斗记载，鏖战三个小时，击毙日军数十人，击毁战车一辆。
唯一与日军记载不同的是，破坏日军战车的，并不是地雷，而是中国军队的敢死队员，把集束手榴弹，塞进了日军战车的履带里。
这一战，突袭敌坦克的敢死队员，全部阵亡。
没有想到，从一幅画，引出了一场恶战的记录。这样的恶战，在八年血战中，还有多少……
惊天一击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
一
笔者当年曾经居住在北京市东四四条。那里东四派出所旁边有一个大院子，带耳房大影壁，院门上方带着可与颐和园长廊媲美的彩绘。现在去看，那幅彩绘还在，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已经褪色剥蚀，不能分辨画面了。胡同里老人告诉我，这院子里面住过“一个国民党大官的太太”，解放的时候跑到台湾去了。
慢慢的，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军统大特务马汉三的一处宅院，此人一度担任军统华北试验区区长，以贪污腐败、狡猾凶狠著称。
不过，马汉三在解放以前就已经因为军统内斗被毛人凤清洗枪毙了，而他的太太（马在1940年娶的续弦）解放后一直留在大陆。因此，所谓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官的太太”身份就很神秘了。
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逃到台湾的女子，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大官的太太”，实际是一名乡下妇女。她的丈夫叫麻克敌，正是抗战期间制造了震惊北平的“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军统行动特务。那次刺杀行动，麻亲手击毙了日本天皇派遣到华北执行宣抚任务的贵族院议员高月保男爵。高月当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副课长，是日军中少见的北亚苏联问题专家。
此次行动之后数月，麻不幸被捕，旋即被日军杀害。抗战结束后，马汉三作为军统在北平的负责人，将麻的遗孀从河北接到北平奉养起来。北平易手前夕，麻的战友周良辅（抗战中担任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麻为行动第一组组长）、侯化均等人担心其遗孀在战乱中出事，遂将其送往台湾生活。邻居的老百姓不了解内幕，一直以为她是这所宅子的主人，于是生出了所谓“国民党大官的太太”之传说。
“刺杀天皇特使案”是军统组织抗战期间在北平组织的一起重要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军统特工人员在掌握了目标的准确行踪后，骑自行车尾随其到锣鼓巷皇城根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开枪射击，两名日本天皇特使一死一伤，消息震惊中外。对于这一事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真相一直鲜为人知。出于对此案的兴趣，我曾经专门查阅过一些有关的中日史料，获得了一些较为详细的资料。
所谓“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大致经过，在《政协文史资料丛刊》等公开文献中已有报道，本文不再赘叙，而着重于刺杀行动的背景以及后来被侦破的过程，被刺杀的日本特使的真实身份和在日军中的地位等等。
执行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军统特工，都包括哪些人员、事先策划是怎样进行的呢？
具体执行袭击任务的，是军统北平站第一行动组的两名行动特务——麻克敌和邱国丰。
麻克敌，原名景贺，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时年35岁，在军统中有心狠手辣之称，枪法好，胆量大。邱国丰，辽宁营口人，时年25岁，少年就开始从军，曾经学过武术，能够“飞檐走壁”。
麻、邱二人本来都是一一八师张砚田部的尉级军官。这支部队本身原来是汉奸殷汝耕组织的冀东保安队，原本出身东北军系统。全面抗战前，军统就在这支伪军投入不少力量进行策反。虽然几次都不成功并且损兵折将，但对这支部队的内部思想认同和官兵的民族意识都有很大影响，两位主官张砚田和张庆余都和军统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七七事变以后，这支部队在通县发动起义，回归国民政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起义并非军统策划，而是官兵自发。因为该部官兵对日军平素的骄横和欺压十分不满，因此行动起来带有较大的血腥性和报复性。住在通县的日军教导官被杀，附近的日本侨民数百人也多被虐杀，并放火焚毁当地停留的日本卡车数十辆，房舍数百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日本人后来拍摄的对通州“侨民被杀”事件的调查照片，却在很多地方被当作日军暴行照片来使用了，可能是从日军档案中收缴又不知道其背景造成的吧。
起诉麻、邱两人的诉状中，就提到他们在通州兵变中曾经有针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名，但看不到任何有关调查的详细材料。在南京罪行累累的日军来宣布这些罪名，不免让人感到齿冷，而这种明显给敌手脸上抹黑，意指其“罪恶累累”的做法，又很难不让人对此表示疑问。
1938年，因为孙连仲部在台儿庄损失惨重，军委会命令将张砚田的一一八师补充给第二集团军。这时，因为这支部队中很多军官为日军训练，熟悉日军情况，并且有多年华北地区活动的经验。为了增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麻景贺等数十名下级军官，进入军统临酆训练班学习，毕业后派遣到北平潜伏，即成为军统新华北区的骨干。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麻景贺给自己更名为麻克敌。
说到新华北区，不得不说一下军统“旧”华北区的历史。
军统旧华北区，指的是抗战前军统在华北地区平津保各地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军统得力干将王天木负责。王天木是戴笠手下六大骨干特务之一（另外五人为陈恭澎、赵理君、沈醉、吴赓恕和文强），出身东北讲武堂，智勇双全。在他领导下华北区虽然工作开展较晚，但成绩很出色，陈恭澎最初也是听从他的指挥，并逐渐培养起来（不过陈是戴笠三道高井训练班第一期的高材生，感情上比王更贴近戴）。
王的主要人手，一方面为若干失意旧军政人员、帮派成员，另一方面则是戴笠通过拜弟吴泰勋（吴俊升子）收罗的东北军要人警卫、马夫等等，其中包括了白世维、兰子春、王文等优秀枪手。中日关系逐步紧张后，王领导的华北区先后执行了刺杀张敬尧、刺杀山本荣治等多起成功行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有能力的部下，却生生被戴笠自己给逼反了。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主动投靠日本方面（其他抗战中投日的大特务多是被俘后投降的，王这样主动投靠的十分罕见），军统局在华北的力量，几乎被一锅端。
二
戴笠逼反王天木，实在是这位“特工皇帝”一生少有的败笔。要知道王不但文武双全，而且在军统特务中罕见地善于在敌占区活动（他在华北建立军统体系的时候，国民党在华北也属于半地下状态），所以在军统中排行很高，用过“三木王”的代号，意思是军统外勤特务里面他能排到老三。
戴笠逼反王天木，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权”字。说起来戴笠手下这六位大将中，王天木是唯一的叛逆（陈恭澎也被捕变节，但他对戴笠个人并非不忠，所以后来也为戴笠原谅而重新使用），戴笠对他最为猜忌，长期用而不信。
说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戴笠颇有识人之明，否则也不会提拔王天木了，而且其他五员大将戴笠都是死保宠爱，为何独独这样对待王天木呢？王在工作上对军统可谓立下过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王天木，就没有抗战前军统的华北系统。
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其他五个人戴笠都认为不会对自己有威胁。吴赓恕勇猛凶狠，抗战期间亲自到上海组织刺杀汪精卫，被捕后不屈而死。此人资格虽老，有勇无谋；文强身披黄袍（黄埔四期），有军事才能，在军统只能算半个人；陈恭澎是戴笠自己培训出来的嫡系学生，忠心耿耿而且性格恬退；赵理君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是戴在上海训练的杀手集团一员，只不过因为比李阿大等有智谋头脑而被戴笠看重，但在外面声名狼藉；沈醉是他的姐夫军统智囊余乐醒带进来的，一来他资历浅，人比较单纯，二来戴就是通过厚待沈醉，压制余乐醒来获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使此二人皆效忠于自己，所以对沈一直很好。
综上所述，这五个人都不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来对抗戴笠。而王天木就不一样了，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戴笠关系较远，而且因为华北地区军统缺乏人才，戴笠不得不让王长期独当一面。
王天木长期负责一方面的特务组织，渐渐形成自己的派系。戴笠疑心重，担心他坐大，所以对王逐渐从信任变为有所防范。抗战前，戴即派出陈恭澎到华北区“掺沙子”，让陈担任北平站站长，王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