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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两个密位……偏右一个……中了，接着打……快走，鬼子军舰来了……”这个损招到打完了仗日本人都没想明白。
倒不是蔡中笏故弄玄虚，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日军炮兵开炮都是水上侦察机或者气球跟着校射的，中国炮兵可没这个指望，只好动脑筋了。
其实要是日军抓一个中国炮兵来问问，这个戏法也就没戏。不过，过江来抓老蔡的手下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右翼兵团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爱死了这支炮兵，一个营的炮兵愣派了一个团的步兵掩护——而且这个团还不是一般的团，这个团是五十七师的主力团。五十七师何许人也？熟悉抗战史的朋友可能知道，余程万大战常德的“虎贲”部队！要说这个您可能还觉得陌生，整编七十四军、张灵甫、孟良崮，有印象没有？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七十四军，就是后来由五十七师、五十一师、五十八师组成的！这绝对是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就派来干个警卫的活，还能让你日本人偷走我的炮兵弟兄？
要说张发奎对这点炮兵，那可是发自内心的爱护。张上将有清晨看报纸的习惯，一天看到一条新闻，马上拍案而起，让人通知蔡中笏立即转移阵地。原来，一个记者采访“神炮”部队，居然拍了照片放上头版。张将军马上反应过来，如果日本人看了这张照片，肯定会按图索骥来炸我的炮啊！果然，刚刚转移，日军轰炸机和重炮就发飙了，一时黄浦江右岸所有的竹林几乎被荡平——这都是因为那记者的照片上用了竹林作背景的缘故，可见日军对这支中国军队何等恨之入骨。
咱们自己说，这皇军好煞气啊，照片上有竹子就把竹林都给炸了，那要是照片上有个厕所，还不得把整个上海的粪坑都给崩了啊？
总之，摊上蔡中笏这样一个“老炮”，再摊上张发奎这样一个鼎力协助的上司，浦东的日本兵要有好日子过，那才没有天理了。
说了半天，这蔡中笏到底何方神圣？淞沪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蔡中笏一个小小的旅长，似乎也快赶上“芝麻绿豆大的官儿”这种水平了。不过，这个旅长可不同于一般的旅长。说起来，国军在淞沪战区的实际总指挥官陈诚上将，还是他的老部下呢。
蔡中笏，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堪称国民党军炮兵元老，先后追随过黄兴、孙中山，黄埔军校成立时任少校教官，是北伐军炮兵部队总指挥官。此人虽然资格老，但一生大起大落，忽而当中将师长、炮兵司令，忽而离开部队去教书摆摊，而且这种起落都不是因为政治上站错队之类的大问题，境遇之奇，也算天下少有了。前面说到他教数学，就是在许崇智军中干得不爽，1921年干脆去当了教书匠的事情。这一次击伤伏见宫，可说是他布的局，但遗憾的是真正开打的时候，他已经被调回南京做炮校高级研究员去了，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起落。
如此老资格的人物，为何屡次失意呢？据说是人缘不好。蔡本人性格极为随和，很受学生爱戴，在家里也是一流的好丈夫，为何会人缘不好？
起因是酒。蔡中笏做了将军，却无酒不欢，是军中典型的酒鬼。要说好饮倒也不算大毛病，叶挺也能喝，而且和蔡中笏还是不错的酒友，人家就是国共两党都抢着拉的。可老蔡还有个毛病是没有叶挺的酒量，经常喝醉误事，而一旦喝多就会口中无德，专爱在这种时候讨论上司的祖宗。这种人要是能被上峰喜欢那才奇怪呢。据说这次淞沪前线被解职，就是因为总长何应钦来视察的时候老蔡喝得不省人事，而何、蔡一直心有芥蒂——蔡不喜欢何，是因为记恨黄埔军校成立时何嫌老蔡个子矮，硬要给他降级使用，蔡酒后经常大骂何应钦挤兑自己；何不喜欢蔡，倒不是因为他骂人，而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政敌陈诚交好。老蔡是个搞技术出身的，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犟脾气，一跟别人吵架就撂挑子脱军装，自然大起大落多些。
那么，为何老蔡又能屡次东山再起呢？他的技术好啊。在炮兵专业说起来陈诚的技术不错，有“三炮起家”之说。陈在东征军中担任炮兵连长的时候，营长就是蔡中笏。要论起放炮的技术来，陈诚还真比不上这个学长兼顶头上司。陈诚三炮起家，不过是炸死几个陈炯明的敢死队。蔡中笏呢？照孙元良的回忆，则有一炮炸死敌军师长的传奇经历。孙的回忆是这样的。“红鼻子的蔡中笏老师成为全军崇拜的明星……他使用火炮决心迅速，放列快而命中准确。我们在火线上的战士只要听到他的炮声，不由得齐起欢呼，争先前进。反动的滇军师长赵成樑在广九铁路上与我们作战时，被蔡老师一炮轰死！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整师滇军就被打垮了。”那个时代内战外战不断，这样一个炮兵专家，自然是让人捏着鼻子也忍不住要用喽。所以蔡降职以后，想出山了，只要上军中逛两圈，就自会有人抱着将军服找上门来。
有资料记载，蔡中笏曾参加过抗战后国民党裁编人员组织的“哭陵”活动，后来“穷困潦倒而死”。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蔡虽然参加了哭陵，但主要是为自己失业的学生们请愿，他本人的生活并不困难。蔡中笏一直活到1961年辞世。蔡的外孙女吴楚，则做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教授。
要说，蔡中笏好酒的确是军人不应该有的毛病，但怎样能用好这样有毛病的人才，也真是一门艺术。
真正打了伏见宫的，是9月中旬接替了蔡中笏职务的原炮二团团长蔡培元，从年龄上，应该叫小蔡。只是，他用的战术，还是老蔡留下来的，所以，老蔡对这次战斗的贡献，可称功不可没。
四
对于这次战斗，日本《朝日新闻》曾有更详细的报道，下面就是萨对《朝日新闻》27日报道的翻译，尽量保持原汁原味。题目是《伏见宫博义王殿下在黄浦江上的奋战——手臂负伤尚悠然》。
[第三舰队报道班上海特稿26日发]
浦东侧残余的敌军至今依然活跃，或依托各外国建筑物，或化装便衣，不断袭击我在黄浦江上的警戒舰船，以及我国在共同租界的无辜侨民，甚至出入上海的各国舰船。为此，我第三舰队的战舰和海军航空队同心协力，昼夜监视敌军，斩断黑手。25日全天，我在招商局栈桥附近的舰艇不断遭到中国军队攻击，我军舰队英勇迎战，终于粉碎敌军使其沉默。此时，在江上执行警备任务由伏见宫博义王殿下担任司令官的×驱逐舰队也赶来参战。各舰一起开火，以炙烈的射击取得优异战果。殿下以金枝玉叶之身于炮火下挺身阵前指挥，挺立于危险的舰桥之上。在敌军还击的弹雨中，殿下悠然自若，恍若不闻，终将敌军密集的大部队击溃，堪称这一天最大的武勋。这一天敌军的炮火也是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弹在殿下身边爆炸，将殿下击伤，但殿下不为所动，依然有始有终地沉着指挥战斗。此战后殿下将迅即投入新的战斗，不禁让人想起身担军令部总长职务，指挥海军战略的伏见大宫殿下（即其父伏见宫博恭王）在日俄战争中挺立于三笠战舰炮台上英勇奋战的情景啊，云云。
这是一篇带点儿八股味道的称颂文字，不过结合中国军队炮兵出动的方式，字里行间却隐约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真相。
接替老蔡蔡中笏的小蔡蔡培元后来在两浙指挥部代参谋长的职务上被俘，成了功德林的一员，1961年和廖耀湘等一同被特赦。但他在玩炮上还是有两手的。接管浦东的炮兵指挥后，他并没有墨守成规，其中最大的创造，就是展开了水上炮兵游击战。
由于吃了一个多月的亏，日军对于浦东中国炮兵恼恨异常，还击的速度和力度大为加强。这种情况下，在日军眼皮底下再打了就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水上炮兵”，就是蔡培元和另一个炮兵指挥官孙生芝的创造。具体的做法是用小汽艇后拖一艘木船，船上装山炮一门，炮弹二三十发，以浦东蜘蛛网一样的港湾河汊为阵地，频频袭击对岸敌仓库、码头和舰船。
淞沪战役时的上海邮船码头，是日军的重要据点，也是伏见宫被击中的地方。
假如在岸上开炮，打完拆卸，拉走总要几分钟。有汽艇拖着，跑起来可就更快了，日军还击再狠，再快，也只能在汽艇原来的泊位打水漂儿玩。此外，中国炮兵还玩出一手更别出心裁的，就是每次出击两艘汽艇交替掩护，第一艘打，打完了就跑，日军吃了哑巴亏也就算了，如果它追出来，就用第二艘给他当头一棒，乘着日军搞不明白敌人在哪里，两门炮一块儿跑路。
综合这些信息，这位伏见宫博义王被击伤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中国军队先以一艘“炮艇”袭击了停泊在栈桥的日军舰艇，日军挨打后马上还击，中国这门炮已经打完了开始跑路，让日军误以为它已经被打掉了。看到敌人“沉默”了，在江上巡逻的伏见宫带着第三驱逐舰队（从文章看还不仅仅是他的座舰岛风号）冲过来打死老虎。不料正中第二艘中国“炮艇”的下怀，当时就挨了一顿暴打，岛风号“身先士卒”，所以舰桥中弹，伏见宫以下多有伤亡。混乱中，中国的炮兵乘机跑掉，但并不知道自己打中了一个亲王。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位“殿下”还真不是一般的窝囊。
张发奎后来曾经提到浦东炮兵袭击日舰，很遗憾地说：“可惜我们的山炮缺乏破甲弹……假如能够有较多的炮量和较大口径的炮种，我深信对这次会战将有更大的帮助。”根据当时的记录，岛风号此后由日军停泊在吴淞的朝日号修理舰维修舰桥甲板和鱼雷发射器。看来，用山炮打驱逐舰，的确是不太容易威胁到它致命的水下部分。这位伏见宫殿下，也因为中国军队的炮弹威力有限而没有被当场击毙。
按照日军报道，伏见宫此战仅仅负轻伤。然而，《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里面则提到一年后这位殿下死于负伤引发的并发症，看来伤得并不是那么轻。
萨在日本查看有关文献，称这位亲王一年后因呼吸困难，请医生注射缓解针剂一个小时后死去，言下之意好像是大夫打错了药。这种情况和奥运射击冠军打错靶一样不可思议。如果看这位殿下后来的任职轨迹，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伏见宫本来已经内定转任第六驱逐舰队司令，负伤后却很快改为到日本海军学校担任教官，做一份闲职，直到莫名其妙的死亡。
联想到这位博义王殿下原来在日本皇室中是出了名的身体好，当众和别人相扑表演的主儿，怎么会在42岁盛年就猝然死亡？那一发75毫米山炮炮弹到底给这位殿下造成了怎样的“轻伤”，就很耐人寻味了。
这一点，还是留给后人考证吧。
晴天霹雳 ——震惊日军大本营的“上海号”事件
珍珠港事变前夕，一架名为“上海号”的DC-3运输机在广东神秘失踪，曾让日军大本营惊惶失措，险些改变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日双方关于此事件的资料颇为翔实，二战历史作家吉村昭甚至专门写了一部《大本营震惊之日》来描述这一事件。
1941年12月1日晚，珍珠港事变前的一个星期。
从东京的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正在向珍珠港航行的联合舰队第一航空队（只收报不发报），到台北的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到广东前线的第23军“波”部队司令官酒井隆中将，整个日本指挥机关都被一个沉重的消息压抑着——应该在当天下午到达广州的“上海号”民航机，依然没有到达。从时间推断，该机的油料最多也只能维持到下午5点，此时，肯定已经迫降或者坠毁。日军大本营严令在南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全力寻找。
“上海号”是一架美式DC-3运输机（日本仿制时称为零式运输机），是当时民航普遍采用的机种，以安全可靠著称。这架飞机并不是上海号本身，而是一架当时日军使用的同型机，“上海号”属于民航机，没有日军的旭日徽标志。
“上海号”何方神圣，它的安危竟让日本全军如此震动呢？
“上海号”，是中华航空公司使用的一架DC-3民用运输机，固定飞行上海一广州航线，12月1日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载客14人，机组人员4人，总计18人前往广州。这个中华航空公司和今天在台北的中华航空公司不是一家，而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建立的民用航空公司。它使用的飞机中有四架当时较为先进的DC-3运输机，或为日本按照许可证生产，或为侵华战争中缴获，分别命名为“昆明号”、“重庆号”、“中山号”和“上海号”，用于日本占领区的定期班机飞行。
日军在中国前线每天无事战死三位数，这样一架不大不小的民用飞机，怎么会让整个日军指挥机关一片忙乱呢？
这架飞机上面，的确有一些非同小可的人物。当时日军在南洋的战事尚未打响，但嗅觉最灵敏的新闻界已经感到南方的空气中有一丝不正常的气息。日本第二大新闻社《每日新闻》上海支局局长田知花信量、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主任摄影师矶部奉命乘该机前往广东、第十五航空通信联队的宫原大吉中尉等一批日军技术人员也乘该机到广州待命。他们还不知道紧急调动自己前往广东，是为了南洋作战打响后增强南方军方面的通信技术力量。
然而，如果只有他们，这架飞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