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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10年5月14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携江南市委书记、组织部长及云梦市旅游局副局长一道送我去云梦文理学院报到，交接时副部长将我的资料弄错了许多。在组织部门这个不小不大的“事故”中，我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
●反讽？踌躇满志时悲情离职
2010年4月26日，我最后一次参加江南的市长碰头会。
会议很反常，安排在建设局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我走进会议室时，各位正副市长都已到齐，与平时开碰头会不同的是，法院院长也来了。我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头，预感到将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果然，老萧神色严峻地开了腔，他说：“先研究泡泡奶项目的问题，请法院祝院长先介绍情况。”
祝院长清了清嗓子，用一口蓝墨乡音揭开了一宗惊天大案，惊得在场的正副市长们大惊失色。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原泡泡奶公司总裁戴成武以江南云林山泡泡奶项目1600亩土地作抵押在美国花旗银行贷款了1.6亿元，美国花旗银行在北京起诉戴成武，要求以这1600亩土地偿债。戴成武为了保住这块土地，唆使云林山公司法人代表、其前妻管玉兰到江南法院起诉江南市国土局行政乱作为，以“抵押合同并无云林山项目法人授权签字，属于无效合同；江南市国土资源局在办理土地抵押登记、颁发他项权利证书时，没有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国土局办理的使用证是找国土局人员私自取得的，不是云林山公司提供的……”为由，请求江南市法院判决江南市国土局为戴成武办理的土地抵押登记及他项权利证书无效。
如果江南市国土局败诉，被判抵押无效，花旗银行就无法从云林山公司收走这片土地，戴成武便巧妙地完成了这1600多亩土地从泡泡奶公司的资产大转移，堂而皇之地归到了戴氏家族的名下。问题是，江南市国土局是如何上了他们的圈套呢？国土局局长单雨解释说，当初戴成武派云林山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魏唯来江南市国土局办理抵押手续时，国土局知道该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管玉兰而不是戴成武，告知魏唯必须由管玉兰亲自来办理，如果管玉兰不能来，得写一份授权给戴成武的委托书。魏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管玉兰，管玉兰亲自打电话来，说自己在北京赶不回来，让魏唯先盖公司的章，请国土局帮个忙先把手续给办了，等她回来以后保证把委托书给补上。
国土局上至局长、下至普通办事员和戴成武、管玉兰都很熟，做梦都没想到他们会设计好了一个圈套让国土局来钻，便轻信了管玉兰的承诺，把抵押手续办给了她。事后，国土局向管玉兰追讨委托书多次，管玉兰以各种理由推脱，时间一长，国土局也就忘了这事儿。等到管玉兰起诉他们，他们才惊慌失措，大呼上当。这就给江南市法院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判江南市国土局胜诉吧，国土局的确违反了程序乱作为，属于不折不扣的渎职行为；判国土局败诉吧，后果则相当严重，花旗银行如果因为江南市法院的判决导致抵押无效收不回债务，他们同样会起诉江南国土局乱作为，最后这1.6亿元的损失，就归江南市政府来买单；又不能拖着不判，从管玉兰起诉至今已经延期两次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判决的期限，如果不判，法院就要违法了。为了尽可能地争取解决问题的时间，江南市法院已经派人去省高院做工作去了，希望再延期三个月，让戴成武在此期间想办法把花旗银行的债务给了了，否则，江南市政府呷不了兜着走……
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
其实，早在几年前戴成武向几家跨国银行签订对赌协议时，他就想好了这个“金蝉脱壳”的锦囊妙计，以在万不得已时保住这块最后的“根据地”。花旗银行从2009年开始，雇用一家香港调查机构的侦探跟踪调查戴成武一年之久，发现了戴成武在泡泡奶公司危急之下开始了资产的紧急转移，即将江南云林山千余亩土地由泡泡奶公司转移至云林山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将北京泡泡奶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所在的鑫隆大厦卖给了正方集团中的部分自然人，将戴成武个人资产转移至亲属名下等，所以花旗银行迫不及待地向北京法院提起了诉讼，以阻止戴成武将江南的土地转移……
这种结局其实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始终觉得戴成武在江南投资是假，搞什么阴谋是真，只是我一直猜不透他搞的是什么阴谋。事到如今，国土局知道自己抗不住了，无论如何得把政府拖进来垫背，所以轮到国土局局长单雨发言的时候，表面上看来是针对泡泡奶公司，实际上是在给政府施压。他说：“我已经向我们的上管单位领导做了汇报，并且做了几套应急预案，一旦我们败诉，我这个局长肯定是当不成了，但戴成武也莫打如意算盘，江南市国土局就是败诉了他也拿不走这块地。这些地都是政府以老年公寓、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名义帮他从上级国土部门批下来的，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土地用途，建了国家明令禁止的高尔夫等项目，我们国土部门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这些地收回来！”言下之意，政府为了引进这个项目，造假违规批地，国土局有责任，政府也跑不了。
看来江南市政府这一次的确是“在劫难逃”了。
一是土地出让价格极低，失地农民一直不依不饶。受国土指标限制，这1600多亩土地江南市政府是分批次出让的，其中2004年与泡泡奶公司签订了一份800万元办理800亩建设性土地的协议；2004年8月6日，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108.75万元出让土地67979平方米（约100亩）；另外又以205.18万元的价格出让了另外一块土地，总面积为128260平方米（约200亩）。
二是戴成武每次回江南都承诺要投资好多亿，催政府加快进度迁移高压线电杆、拆迁107国道管理处家属楼等。政府想尽办法帮他协调好了迁移和拆迁事项，让他打款，他总是以资金暂时周转不灵为由，请政府支持由财政拆借，承诺一个月后马上就还。在戴成武的甜言蜜语和许愿之下，政府多次为其垫资、借款，至今没有归还。由于国家用地政策调整，规费上涨，为了帮泡泡奶公司办理200多亩建设用地手续，按照过去承诺的江南市政府保证不多收一分钱，只是要求泡泡奶公司拿100万元到江南财政上转账11次，待转满后，江南财政马上开具1134.73万元出让金票到国土局办手续。出让金票到国土局后，国土局马上将100多亩林地证的原件给泡泡奶公司，100万元同时返还。
三是编造各种理由帮戴成武向上级国土部门骗取国土手续。由于1600亩的土地用地规模太大，且有一部分地还是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区用地，一次性审批绝无可能。为了按合约帮助戴成武办理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证，江南市政府不得不编造了许多假项目分别立项，套取国家的用地指标。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老萧焦头烂额，要各位副市长出主意。副市长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束手无策。我本来不想发言，但作为政府组成人员，我不能袖手旁观。我先向祝院长咨询了一个法律问题：“是不是刑事优先于民事？”祝院长回答：“是的。”我说：“既然法律上有这么一条规定，事情就好办了，解决这个危局的唯一办法是让管玉兰主动撤诉，但很显然，她肯定不会撤，如果她撤诉，这块地就会被判给花旗银行，我们就是要想个办法逼她撤诉，同时解决宣判时间延期的问题，她管玉兰不是说‘是魏唯私自偷了公司的公章去办的手续’吗？就以这一条立魏唯经济诈骗案，这样一来，刑事优先于民事，管玉兰诉国土局一案就可以延期宣判了；同时，戴成武怕因这件案子引火烧身，会不得不考虑撤诉。因为戴成武心里很清楚，主谋就是他自己。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真的去办这件案子，盖子一揭开，牵涉到的领导太多，只要戴成武同意管玉兰撤诉，就把魏唯给放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的方案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老萧急问：“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讲了四条意见：“一是严密封锁消息，马上派人盯住魏唯，防止他闻风潜逃；二是马上把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喊到这里来，让他赶紧立案，立完案，马上控制魏唯；三是由协调云林山项目的人大副主任带队，上戴成武家，逼他撤诉；四是法院继续派人到省高院做工作，尽量争取延期。”
我的意见被老萧完全采纳。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赶到了会议室。我把情况简单地向他介绍了一下，他心里没底，不敢立案。我说，“你放心，一切按合法的来，国土局马上安排人写报案材料，下午一点钟以前把材料交给你。”刑侦副局长还有些犹豫，分管政法的邱天副市长桌子一拍，吼道：“这么多市长给你撑腰你怕什么？搞错了我们大家集体担担子！”刑侦副局长不再言语，开始布置警力。
会议一直开到12点。从建设局出来，老萧对我说：“致远啊，你今天立了一大功。”我听了还有些洋洋得意。可到了下午五点，有不好的消息传来，人大副主任带领一帮戴成武的好友一起去做戴成武的工作，希望他能够“深明大义”撤诉，没想到戴成武破口大骂，指责江南市政府不该抓他的人。他明确表示绝不撤诉，如果花旗银行起诉江南市政府，江南市政府所蒙受的损失由他戴成武终身负责！
还有更不好的消息传来。
魏唯当天下午被释放，当晚离开江南，被调往戴成武在东北的公司任副总经理。
市里某某主职领导特意打电话向戴成武道歉，戴成武表示既往不咎。
我听了肺都气炸了：“魏唯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他戴成武就是幕后主使，为什么还要放人？又凭什么给他道歉？”
好在省高院同意了江南市法院延期三个月的请求，可三个月以后呢？
我无法预知三个月以后江南会发生什么，只知道在我离开江南的时候，云林山的开发在烈日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六个施工队同时进场，“不花钱租两年”、“首付2.8万即刻赚到42.8万”、“你买铺我包租”、“平安国际商城再现大唐盛世”、“顶级别墅百栋百祥”和“拥有100个项目的儿童游乐城”等横幅布满了工地围墙的表面。按照管玉兰他们的计划，整个旅游度假区总投资约20亿元，分为国际商城、别墅群、高尔夫球场、公馆区、商住楼、瑶池温泉、水上乐园、儿童游乐城、高尔夫会所和超五星级森林度假酒店等十大项目。国际商城分为两栋，每栋18000平方米，每栋投资约3000万元；100栋别墅占地600亩，每幢面积约为400～1200平方米，总投资2亿元；而高尔夫球场一期总投资3000万元，按18洞标准杆设计，第二期将再增加9洞；瑶池温泉已开挖，并已挖到35摄氏度的温泉……按照他们的估算，建成后土地以及60万平方米的别墅、商铺、宾馆等，每平方米的评估价值将超过一万元，总价值将超过60亿元……”
与云林山工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江南市紫竹巷戴家宅院的前后大门已落寞紧闭。靠一段一米来高的水泥墙隔开南边的邻居家，戴家宅院南院的墙边生长着六棵十多年历史的杉树，东南角落有一废弃的水缸，花坛已有多时没人料理，一棵巨大的、沾满黄土的树根，瘫倒在南院不大的水泥坪上。
1957年10月9日，戴成武就出生在这里，而直到他被抓前，他的老母亲也仍然居住在此。但在6月29日，戴成武家人这些天已经不在这里居住。
戴成武身边人士称，他自认为是个“皇族”，而他也一直像管理一个家一般管理着泡泡奶公司。当然，他是其中的“帝王”。对他忠心、善于说他爱听的话，是泡泡奶公司各层人士升迁的法宝。
在戴成武被高盛、英联和摩根士丹利“逼位”、泡泡奶公司行将就木时，戴成武却无人帮忙。十大元老在最后关头有六个倒戈，戴成武很悲痛，他此前生活在周围人编织的谎言当中，最后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当中。
戴成武被衡洲警方带走后，泡泡奶公司总裁钱东九至今留守，他忙着扑各处的火，可以说钱东九是泡泡奶公司高层中为数不多的好领导之一，但现在他也没有办法了，泡泡奶公司情况好时他也未得到重用。
“炮轰”让我很受伤
就在报社记者到达江南的前一天上午，市委书记老柳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办公室商量工作。我还以为是他找我谈这次“炮轰”的事，结果他只字未提，主要是听听我下一步对江南旅游的打算。我和他谈了两点想法。一是想把雷子的矿贸公司、黄龙洞——矿泉湖景区、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矿泉湖漂流、平安汽车站等捆绑成立江南旅游集团公司，争取10月1日之前把老式火车开起来；二是成立云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听完了我的汇报，老柳说：“集团公司可以搞，究竟是资产重组还是经营重组，是紧密型的还是松散性的，你好好地思考一下，过几天我和你一起去做个调研，到时候形成一个意见再上常委会讨论决定，至于云林山的事情先放一放再说，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很麻烦，等乡镇合并的时候一并考虑吧。”
“好吧。”我领会了老柳的精神，走出了他的办公室，直奔旅游局，找老阮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该如何开展。第二天我见到报社记者的时候还特别兴奋。我对她说：“令我最激动的是，就在昨天，老柳还专门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研究成立旅游集团公司的事儿，这也是我离开江南之前最想做成的一件事，看来书记还是很重视我的想法的……”
激动了不到三天，冰冻来了。4月23日，那天是星期五。我做完网站在线交流之后准备回家，突然接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电话，他说宣传部长想约我喝茶。我觉得很奇怪，才下午3点多钟宣传部长请我喝什么茶？只怕是与“炮轰”有关，难道省里或云梦的领导有了什么反应？又一想，不会啊，如果上级领导不高兴，老柳就会直接找我谈话。宣传部长约我，十有八九是老柳自己不高兴，亲自授意的。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没有马上答应，而是问他：“部长约我喝茶有什么事？”
副部长答：“没得么哩事，部长说好久没看见你了，想和你在一起坐一坐。”
“哦，没得么哩事我就回家了。今天是周末，你和部长说一声，喝茶就改天吧，我请他。”我故意推脱，看他怎么说。副部长显得很着急，道：“您就给我个面子吧，我马上派车来接您，莫搞得部长怪我请个人都请不动。”
我一听，来了脾气：“部长请我喝茶他自己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他架子蛮大呀，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我在网上发帖省里或云梦市委宣传部有什么看法了？”
“不是不是。”副部长急忙解释。
“那就是老柳授意部长找我谈话？”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
“都不是还找我谈什么话？我没得空！”我啪地挂了电话，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刚打开车门要发动汽车，宣传部副部长就赶到了政府大院，死缠烂打地让我去见部长一面。我突然冒出想会会部长的想法，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于是，我自己开着自己的破桑塔纳2000，跟在副部长的车后面，来到了安普瑞茶楼。见了宣传部长我单刀直入地问他：“老兄啊，是老柳让你来找的我吧？有什么事情快点谈，我要回去度周末。”
宣传部长脸上没什么肉，笑起来尽是皱纹：“不是不是，老弟你太敏感了，好久没见你想和你聚一聚，真的没得别的么哩事，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喝喝茶聊聊天。”
我“哦”了一声，将信将疑：“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先走了，我一个星期没落屋了，喝茶就下次吧，我请你！”说完，我起身要走，知道部长一定会挽留。果然，他一把将我拉到他的身边说：“既然老弟真的有事，那我就长话短说，最近老弟在网上发帖炒得蛮红，作为老兄我劝你一句，莫再发了，没得好处，当官的人人想进步，但不是发帖就能够发得上去的！”
这句话很不中听，我很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这是我的人身自由，你们宣传部也要干涉？我批评的是房地产，又没损害江南么哩，还扩大了江南的知名度，有什么不好吗？这也值得你们这么大惊小怪？”
部长急忙解释：“不是这个意思，老弟你莫误会，我真的是关心你。”接着，他话锋一转，露出了“狐狸尾巴”：“你个人安排的事情有没有去找组织部？”
我狐疑地望着他：“找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暂时没打我的米呀，怎么啦？”
“那你怎么不去找一下张书记或云梦组织部长？”
“找他们干什么？跑官要官的事情我做不出来！”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老柳或江南组织部长谈一谈呀，发么哩帖啰，发帖又不能解决问题！”
他这句话激怒了我，似乎我在网上发帖就是为了个人的安排，我没好气地点穿了他：“你告诉我，是不是老柳授意你来的？请你转告他，他是市委书记，有什么看法可以直接找我本人谈，不要搞得这么阴暗，我不喜欢，失陪了！”
说完，我把部长晾在了茶楼里边，很郁闷地开车回了云梦。我知道，这是老柳对我发起的第一轮攻势，这件事情肯定没完。
第二轮攻势发生在4月26日早上。那天我正在农办食堂吃早餐，纪委书记走了进来。他让食堂的工作人员帮他上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和我边吃边聊。聊着聊着话题变得敏感起来。他对我说：“致远啊，咱们一直都是好兄弟，听我一句劝，网上发帖的事情莫搞了，当官的路发帖是发不上去的，有么哩想法去找老柳谈一谈……”
我一听怪了，他和宣传部长的口气怎么如出一辙？我也是堂堂的副市长，和他们平级，如果不是老柳授意他们，他们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地跑来和我谈话？想到这里我来了情绪，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很严肃地对他说：“本来你说两句我懒得作声，但你是纪委书记，身份很特殊，你想过没有，你和我谈话性质不一样，我觉得老柳做事太不光明磊落了，有什么意见干吗不开诚布公地和我谈，今天把宣传部长怂起来，明天把纪委书记派起来，有好大个事呢？不就是到网上发了两个帖子唦，又没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究竟想干吗呢？”
纪委书记是个老实人，见我生气了，赶紧灭火道：“莫发气莫发气，算我么哩都没说，我也是一片好心，与老柳没得关系，你莫怪他。”
我不再吭声。两个人在很尴尬的气氛中吃完了早餐。
老柳派了两个人和我谈话，我油盐不进。他沉不住气，终于亲自出马了。
4月27日一大早，老柳和我在农办食堂碰了面。吃饭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免得把话题扯到发帖的事情上面来。他似乎也在刻意回避，一言不发地吃面条。统战部长熊雄哪壶不开提哪壶，一进门就拿我开涮：“致远呀，网络红人呢，你就不怕房产商追杀你？”我呵呵一笑，未置可否。老柳的脸色有些不大对劲，把碗一推，对我说：“等一会儿和我一起到黄龙洞和银砂滩去一下，看集团公司究竟怎么搞？”说完他就出去了。我三下五除二吃完早餐，赶紧到农办门前的操场上等候，准备和他一起乘车前往。老柳在竹林里向我招手，我赶紧跑到他的身边。他的态度格外的和蔼，边用牙签剔着牙边问我：“听说最近有不少记者采访你？”
我回答：“是啊，昨天刚走。”
“他们都问了些什么？”
“没什么，还不就是关于房价的事。”
“哦，你能不能叫他们不发？”
“那——恐怕不行，我只能做做工作。”
“以后尽量少跟记者打交道，记者没得好家伙，帖子也不要发了，发了对你没得好处！”
听书记这样一说，我的牛劲又上来了：“柳书记，网上发帖是我的个人行为，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呢？李英爽采访我的时候，我为你和老萧讲了不少好话，人家本来是要登出来的，结果你不接受人家的采访，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上网发帖谈的是宏观经济，与江南毫不相干，还为江南做了宣传，有什么不好？省委书记离开的时候，还特意在网上发了帖子向当地人民告别呢，你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老柳被我一连串的质问搞得有些手足无措，支吾了半天道：“你用的是副市长的身份，不就代表了江南市人民政府？”
我反驳他：“江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就不能忧国忧民？”
老柳不好怎么回答，只好转移话题：“你还有多久挂职到期？”
我回答：“已经到期了。”
他“哦”了一声，道：“你不来找我，我又不好主动问你，主动问你吧，又怕引起你的误会，以为我是想赶你走，你跟我说实话，你想去哪里？我帮你去找张书记。”
听他的口气他真想“赶”我走了。我很伤心，我在江南辛辛苦苦五年，仅仅因为在网上发了两个帖子书记就想把我送走，骨子里的叛逆让我对老柳的这种行为非常反感，便没好气地对他说：“随便，组织上愿意把我放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个人没什么奢望。”
老柳知道我有情绪，便很有耐心地追问：“你总有自己的想法唦，和老兄谈一谈未尝不可呢？”
我赌气似的说：“到学校里去教书总可以吧？”
他信以为真：“你想去哪所学校呢？”
我随便一答：“把我调到云梦文理学院，去当个系里的副主任我都去！”
老柳点了点头：“好的，我帮你去找找云梦市组织部长。”
说完，我们便结束了这次谈话，一前一后地各自乘车前往黄龙洞和银砂滩调研。在车上我仔细地分析老柳和我说的每一句话，突然背上冒出了一阵冷汗：老柳该不会真的去找云梦组织部长，将我调到云梦文理学院去吧？我赶紧掏出手机给他发了条短信：柳书记，如果你是真心关心我，就和张书记或云梦组织部长说，把我调到云梦文理学院或云梦职院去当个副院长，否则我就回云梦旅游局去混混日子算了。”
过了40秒钟，老柳回复：“收到。”
车至矿区，老柳下车时把我拉到一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跟记者做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发稿。”
我含含糊糊地应付了一句，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
暂时沉默，但不会永远沉默
我不相信迷信，但绝对相信第六感觉。
5月6日早上，我和常务副市长在食堂吃早餐。闲聊过程中，他无意识地讲了一句：“云梦市委组织部昨天研究了一批干部，听说周琦接许石东的班管干部。”我“哦”了一声，不感兴趣，对我这样靠本事吃饭的干部来说，谁管干部都一样。快丢碗筷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怪怪的想法：该不会研究我的去向问题吧？转而一想又不太可能。不久前我问过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科长，他回答说，这次没打你的米，你就安心地在那里挂吧。而且像我们这样的挂职干部，一般要走两道程序，首先是挂职期满大约一个月以前，组织部要派人来考察，看你在当地的表现如何，干出了哪些政绩。然后组织部拿方案上会研究。眼看我的挂职期已过，却始终不见组织部派人来考察。再者，对于挂职干部总的安排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但就在我挂职期满前不久，云梦市委莫名其妙地将云梦文理学院的办公室副主任，安排进了旅游局当副局长，这样一来，云梦市旅游局的领导职数，便严重超标了，我的安置就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吃完早餐，我和常务副市长一起到水利局去参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车的时候，我看见司机正在往玻璃上贴“公务用车标志”，我便大声地对他说：“莫贴，形式主义的东西贴它干什么？”
司机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边贴边解释：“今天有记者要来为老柳做正面报道，所有领导的车都贴了。”
“人家贴我也不贴，我反感这玩意儿。”我对司机吼了一声，但并没有去阻止他。司机赔了个笑脸，赶紧发车送我去开会……到了地点，时间尚早，会议要到8点30分才正式开始。我正在和常务副市长一边嚼槟榔一边闲聊，突然接到一个“888”开头的电话，我心里打了个顿，感觉好像是云梦市委组织部的电话。
我赶紧摁了一下通话键，还真是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的电话。他通知我马上赶到云梦市委组织部，说是领导找我谈话。这个电话来得太突然了，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赶紧起身，对常务副市长说，我恐怕马上就要离开江南了。他问我安排到了哪里，我说不知道。然后我马上起身，让司机送我去云梦。在路上我发了个短信给老柳，希望从他那里打听到我去哪里的消息。他装作不知道，很快给我回了条短信，希望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他。我旋即打电话给省委巡视组的一位朋友，希望他帮我打听打听，过了十分钟，他给我回了话：“云梦文理学院院长助理。”得知了这一消息，虽然有些落寞，但并不意外，我一路感叹道：老柳的动作还真快呀！
司机开得很快，以往需要40分钟的车程只花了不到30分钟。分管干部的副厅级干部许石东副部长在办公室里等我。或许是人将退位其言也善的缘故，这一次他对我格外和蔼可亲，连称呼都省去了我的姓，直呼“致远”。首先，他例行公事地把组织的决定告诉了我，然后和我拉起了家常。他问我：“你过去真不认识张书记吗？”
我如实回答：“真不认识。”
他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道：“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我反问道：“我为什么要去找他呢？再说了，见了他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老许呵呵一笑：“找他汇报工作呀，说什么还要我教你啊？还不就是讲讲成绩提提要求，你工作能力很强，但在这个方面还要加强。你看我一翻你的档案才晓得我们是老乡，你怎么不来找我呢？如今是这样的社会，你只能适应社会，不可能让社会去适应你呀！”
尽管我知道这是他离任前的话，当不得真，但他这么一说，还是让我很感动，心中的些许不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从组织部出来，我给省里的那位朋友打了个电话，把谈话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我很纳闷许部长的和善态度以及对“你过去真不认识张书记吗”那一问，那位朋友向我吐露了实情：“在常委会上研究你的问题时，张书记对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就更令我纳闷了，既然张书记评价这么高，组织部怎么还是拿了个让我去高校任职的方案？
我百思不得其解，给老柳发了条短信，告知我的去向。老柳立马回了电话在我面前“表功”：“为你的事我跟部领导还吵了一架，部里要让你到文理学院去当系主任，我骂他们不凭良心，一个副市长怎么能只安排个系主任呢？最起码也要搞个院长助理呀！”
谁都知道，他不可能为我的事去和部领导吵架，除非他自己不想进步了。“吵架”的结果是让我明白了这个“助理”的来历。本来对于去文理学院任职我还没那么大的情绪，听老柳这么一说，我还真来了情绪。在江南辛辛苦苦、冲锋陷阵五年，老柳从未为我个人的进步问题去找过组织部门，这一次可谓兵贵神速。不就忧国忧民了一回嘛，用得着这么冷酷无情、急急忙忙地将我“驱逐’出江南吗？越想越气，没地方发泄，便给媒体的一个朋友发了条短信：根据组织安排，我已调云梦文理学院任院长助理。
我发这条短信的目的，只是想告诉他们我已经离开江南，以后有事到文理学院去找我，并不是想让他们在网上发布什么信息。没想到这位朋友为我“抱不平”，当即将这一消息发在了网上，结果又酿成了一次新闻事件。网上一边倒，对云梦市委组织部骂声一片，记者追着云梦市委组织部的部长们讨说法，组织部门招架不住了，不断地打来电话给我施压，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把消息告诉媒体，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非常气愤地反问：“我到哪里任职为什么不能告诉媒体？见不得光吗？”打电话的人见我比较固执，为了尽快地平息事端，不得不打感情牌，他说：“媒体的一边倒让张书记非常有压力，你是张书记亲自培养的，在常委会上张书记对你评价很高，你这样做让他很难堪，请你想个办法让媒体不要再纠缠了好不好？”
我冷静下来一想，他讲得有道理。虽然我还想回旅游界奋斗几年，把云梦的旅游好好整一整，但去高校研究做学问也是我的理想，没什么挫不挫折的。张书记和我素不相识，他能把我推到副县级领导的岗位，实属难能可贵了，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情绪而伤害了他。我思量再三，便对所有的媒体开始“封口”。尽管有些憋屈，但不得不选择憋屈。我对我自己说，“我选择暂时沉默，但不等于一辈子会沉默”。终有一天，我会将真相公之于众。
回到家里，我看到一份报纸，记者采访了老柳。这次与上次拒绝采访不同，老柳主动接受采访，并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上一次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回答说：“江南旅游取得的成绩，是江南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集体领导的结果。”这一次他不再遮遮掩掩，道：“宁致远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工作很努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祝宁致远走好！”最后，他补了一句祝福的话。
这句话意味深长。
我，以自己的方式作别江南
中国的官员，一向都特别注重离开时百姓送行的方式，送万民伞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伞有百姓自发送的，更有官家花钱请人送的。许多不洁的官员，之所以舍得不惜重金雇人送“伞”，就是想借舆情让皇上知道自己在当地的口碑。时至今日，老百姓以什么样的方式送领导离开，依然是检验领导在当地口碑好坏的试纸。
对此，我心里没底。
5月12日上午，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开始清理自己的物品。大约9点钟，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和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大门。那位大妈见了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流了出来，泣不成声：“哎呀宁市长，我早就应该来感谢您啦，前几年听别人说您调走了，直到昨天我儿子上网才晓得这几年您一直还在江南。这一次看来您是真的要离开了，我对我儿子说，再不来见您一面，我良心上过不去呀！”
我仔细打量眼前的这母子俩，只觉得面熟，具体在哪里见过，没一点印象了。我扶着那位大妈坐在沙发上，给他们娘俩泡了茶，便努力回忆曾在哪里见过。那位大妈似乎感觉到了我对他们已没印象，便特意提醒了一下：“我就是五年前找您给我儿子安排工作的那位……”
经她一提醒，我恍然大悟。那一年这娘俩的确找过我。她儿子是云梦文理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因就业困难，毕业后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士官。复员以后，民政部门将他分配到教育局，教育局以人满为患、没有岗位为由，迟迟不予安排。他们娘俩东找西找找了两三年，求爷爷拜奶奶没人理睬。正当他们走投无路时，有人给他们出主意：“最近市里来了个宁助理，听说蛮正直的，管教育还蛮有威信，你们可以去找找他。”他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便找上了我的门。
说实话，从心底里我是很同情他们的，读了大学又当了兵，理应安排的，之所以迟迟上不了班，就是因为没有特殊关系。我理解没有关系办事的难处，所以接过那位母亲递过来的报告，对教育局长和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做了一个批示：“请阮局长、柏柱副局长于本月安置到位。”签完报告，我又特意给李柏柱副局长打了个电话，交代他无论如何要把这位大学生安排好。送走他们娘俩，我很快忘记了这事，究竟怎么安排的，教育局没给我反馈，我也不记得追问，时间一长，工作一忙，也就没了什么印象。
没想到事情过去了五年，这娘俩还记得我。不等我问起他们的情况，那位大妈便竹筒倒豆子一般打开了话匣子。她说，当年她拿着那份报告去找教育局，局里的领导一改往日的冷漠，非常热情。本来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只能安排在工勤岗位，没想到局里居然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安排到白羊田中学教书。因为有了正式的教师身份，对象也好找了，不久就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女教师结了婚，又在女方单位买了福利房，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大妈说，我是改变他们一家人命运的大恩人，在我离开之前，她一定要带着儿子来感谢我。她给我买了两条蓝盖芙蓉王香烟，我死活不肯接受。大妈说，您不接受我就给您下跪。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不容易。本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却在很多时候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种恩惠，为了官员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平白无故地要付出几多泪水和几多真情……
送走了那一对千恩万谢的母子，接下来要去会那帮陪了我五年的文友。手机接二连三地响起来，都是些和我预约请我赴告别宴的电话。这些电话有诚心诚意的、有假仁假义的、有纯礼节性的、还有不怀好意的……因时间安排不过来，又怕伤了别人的一番好意，干脆把手机关了，都不得罪。云梦电视台《快乐客厅》主持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我。原本我们约好了他们栏目星期六要为我录一期节目的，题目都定了：《公民官员》。但组织部突然改变了我的身份，我觉得不宜再以江南市副市长的名义，在媒体中出现，所以就临时决定不录了。这样一来，《快乐客厅》就要空档了。主持人打我的电话不通，只好亲自赶到江南，费尽周折才在一间茶楼里找到了我。她希望我能如约出镜，我很无奈地拒绝了她。最终，她理解了我的难处，表示回去将向她们的台长钟声汇报。离开的时候看得出，她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听说要送我离开，文友们到得很齐。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选择了一种最平常的方式送我：茶聊。从上午聊到下午，从白天聊到黑夜。
在江南待了五年，让我最不舍的就是这帮文友。很难想象，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一角，居然还荟萃了这样一群对文学充满了激情的“纯文学作品”。五年前，我第一次受邀参加他们作协的年会，记得要进入会场得先经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张“参加作协年会请直走”的路标，就贴在女厕所的“女”字旁边。当时看得我的心都寒了：文学居然边缘到了如此地步。后来，在我的鼓动之下，他们奇迹般地撑起了一本全彩印的文学季刊《平安》，让沉闷的江南突然耳目一新。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
最有才气的当属肖学文，江南市试验学校的一名教师。青年丧妻，经历坎坷，文笔老道，小说、诗歌、散文样样能行。有一段时间，不知怎么恋上了宗教题材，老是写村姑与和尚恋爱的故事，性的描写大胆、铺张。文友王蕴“不怀好意”地把他的小说，故意拿给江南曾经的文科状元、如今的北大才女沈银芳阅读，老肖尤其在乎北大才女的评价，老是追问王蕴“沈银芳读后有何评价”，王蕴故意卖关子，总是笑而不答。逼得急了，他回答了句：“沈妹妹说肖老师的小说写是写得蛮好，就是有点流氓！”老肖当即晕倒！
职务最高的当属江南市治安大队大队长李东雄，但他“走火入魔”，爱楹联胜过了爱权力，居然主动辞去了大队长的职务，强烈要求到交警大队当了个副大队长，说是要腾出时间来一心一意钻研他的楹联。我开玩笑地说，治安大队长不涉黑的不多，你之所以没涉黑，得益于你对文学的执著。他呵呵一笑道：“我喜欢你这个评价。”
最享受生活的，非在电视台工作的王蕴莫属。他整日游走于江南的乡友之间，吃香的，喝辣的，上至部长、将军，下至糙子、草根，他都以诚相待！
最有爱心的名叫何其谷，他二十多岁在乡镇当副书记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个弃婴，不忍心送回福利院，便决定自己养。因工资太少养不活，他居然抱着那个女孩蹲在街边乞讨，气得乡镇书记骂娘。后来，实在养不下去了，只好忍痛送了人。
长得最漂亮的女会员是朵警花，叫冯小白，神枪手，全国比赛拿过第四。我们见了她从不喊她的名字，都叫她“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
这一次，来送我的依然是这一群人，是他们让我对文学保持了一定的热度，不至于在官场中迷失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文学。
在茶楼里吃过晚饭，我们接着话聊。聊着聊着，“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箭步”尖叫一声：“看，宁市长！”大家把目光投向电视屏幕，原来，云梦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播我的专访。这时有电话打给王蕴，被告知经济频道也在播我的专访。我把云梦的几个频道一翻，发现那天晚上云梦的所有频道，都在播出我的专访。我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立马给云梦电视台台长钟声发了一条短信：感谢您以这种方式送我离开官场！
钟声回信：我们永远都支持你！
江南VS我：我们都没能改变对方
按照惯例，送我履新之前，政府办应该为我例行公事般举行一个书记、正副市长和组织部长参加的告别茶话会，会后合影留念，参加告别晚宴，然后回家休息，等待上级组织部门派人来接。茶话会上一般都会安排一个专门的议程，即安排几分钟时间，让荣调的人简短地讲几句话，谈谈几年来的工作感受和临别感言。实际上自5月6日接到市委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的通知之后，我就在考虑卸任之前我应该对我的同僚们来一句怎样的临别感言。
很可惜，感言想好了，市委书记却没给我发言的机会。没有话别，更没有合影，在一个虽已入夏却乍暖还寒的日子，组织部长闪电般地和云梦市委组织部取得了联系，和书记一道以最快的速度把我送离了江南。而那句临别感言——“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江南；很庆幸，江南没能够改变我”，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送出的机会。
我为什么要如此在意这句临别赠言呢？
说实话，以我个人的满腔政治热血、政治热情和势单力薄，不可能改变江南，改变江南也并不是我的终极目标，解剖江南，探索中国强县（市）之路，才是我的目的所在。作为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区位独特、气候适宜、经济却不发达的县级市，江南是一个活的标本，当今社会所有的毛病在她身上都有体现。我曾经努力尝试着去改变她，针对她的病灶我一件件地开出药方，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我的“意见”。遗憾的是，至今也没什么改变。
在江南，我曾试图说服并推动高层在江南实施由我提出的“新五四运动”。这项运动包括“新政治、新文化、新体制、新经济、新福利”五项主张和“地方文化复兴”、“体制鼎固革新”、“全民生态休闲”、“分享绿色福利”四项运动。
命中注定，我的主张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破灭，让我伤感。五年前，我带着激情而来，带着梦想而来，带着誓言而来，立志“虽不能改写江南的历史，必定影响江南的历史”。然而五年过去了，江南人浮于事依旧，高离婚率依旧，豪华墓葬依旧，官员们依然悠然自得地开着饭馆洗着脚，老百姓依然怨声载道地忍受着工业园烟尘的折磨……
然而，我感到很庆幸。在江南官场这个大染缸里，摸爬滚打了五年，我没有染上恶习。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离开是一种幸运。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坚守多久。许多网友批评我选择了逃避。我很无奈，为了保持我的真性情，逃避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我不想被政治的口水所吞没。
“很遗憾，我没能够改变江南；很庆幸，江南没能够改变我。”
这就是我的临别赠言。
在“事故”中，我完成角色了转换
公元2010年5月14日，云梦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携江南市委书记、组织部长以及云梦市旅游局副局长一道送我去云梦文理学院报到。原来接到通知，云梦市委组织部长准备亲自找我谈话，可能是因为媒体的反应过大，让组织部门很被动，谈话的程序也就因此而取消了。
我不太在意，谈话的规格再高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车队往齐家岭方向疾驶。去云梦文理学院要经过长山等两座陵园，再往前走500米，就到了白鹤公墓、云梦市殡仪馆及其墓园。夹在层层叠叠墓园中的最大好处是古木参天，肃穆庄严。
学院的书记非常热情，带领所有在家的领导班子成员在办公楼前迎接。今天，他们迎接的这位助理有些特殊。过去，学院的院长助理直接由学院党委任命报云梦市委组织部备案就可以了，如今，我这个助理需报政府提名云梦市委任命。毕竟在副市长岗位上工作过，面子上的规格是不能打折的。
这是不是就是通常所说的“组织原则”？
一切都按着官样化的程序有条不紊地往前推进。
首先，云梦组织部副部长对我在江南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后宣读市委常委会议的决定，接着拿出了一张表格，开始逐项介绍我的情况。
他介绍道：“宁自远。”
我打断他的话：“你把我的名字搞错了，是宁致远。”
副部长停顿片刻，脸色有些不悦：“年龄，1961年9月。”
我立马更正道：“年龄搞错了，是1969年9月。”
“籍贯，湖北石岗。”
“不对，是湖南云梦县，石岗是我的出生地。”
“党派，民进。”
“我还是共产党员，属交叉党派。”
“……”
副部长一路介绍我一路更正让他有点下不来台。我有些不悦，没好气地问：“你们怎么把我的信息全给弄错了？”
副部长不高兴：“是不是你填错了？”
我反问道：“难道我会连自己的名字都填错吗？”
副部长无言以对。他意识到工作中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某些疏忽。第二天，他亲自打来电话给我道歉，告诉我他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信息中心的负责人，并一再承诺给我更正过来。
我一笑了之。
对我而言，这样的失误，不过是漫漫长路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生活故事而已，但对组织部门而言，却是一个不小不大的“事故”。
在“事故”中，我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
在云梦文理学院办完交接之后，我抽空给张书记发了条短信：“张书记，我现在调到了云梦文理学院工作，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与指导，能遇到您这样一位领导，我的官场生涯就不再存有遗憾。”我下午发的短信，到了晚上，收到了张书记的回信：“致远你好，新单位已知悉，你在挂职期间对江南的旅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什么岗位，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希望你能在文理学院再接再厉，做出更大的成绩！”
收到了张书记的回信，我心里踏实了——五年前，张书记将我“引进”官场，现在他对我的挂职做出了如此评价。对此，我算是对自己这五年的挂职生涯有了一个交代！
后记 挂职五年，我竟然还不是公务员
出院时妻子去结账，发现我不能按照公务员标准享受医保。我急忙打电话向组织部咨询，组织部的解释是：挂职人员挂职期间身份不变，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按新的岗位重新确认身份。由于我挂职前是事业编制，也就是说，我挂职五年还不是公务员！
自离开政界以后，突然之间我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人们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见舞台再次发声。许多人以为我会就此倒下，其实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脑也从未停止过思考。5月26日，临上手术台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打来的电话，他再次鼓励我把挂职五年的经历写下来，为后世留一份珍贵的记忆。上午10点30分，手术室里的护士准点来到病房接我去手术台，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后把我的手提电脑拿到病房里来，我要动手写《官路》。妻子虽然不悦，但并不忍心拒绝我。她怕我全麻之后不再醒来。
其实我也害怕。
对于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我总是很淡泊地对父亲说：“生死有命，何必那么在意？与其没有意义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个时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为还没想好死后，我该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如果什么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来临，因为没有遗憾，所以能够坦然面对。生命，其实只是一个过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长短？
10点43分，带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我被推上了手术台。女麻醉师拿着一个麦黄色的呼吸罩，很温柔地对我撒了一个善意的谎：“先吸两口氧气。”我信以为真，吸了两口，便幸福安详地暂时离开了“人世”。待我恢复知觉回到阳间，突然冒出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像这样死去真好，没有痛苦，不知不觉……”
第一个来看我的，是我的老师张万雄。他原以为我是因为工作安排不爽，找一个借口住个院散散心，没想到我一下子挨了十刀。其实，早在去年下半年我就应该手术，痛风结节让我的手脚严重变形，可当时由于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到了今年3月，妻子敦促我赶快住院，我说，还是等一等吧，挂职就要结束了，待新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后再做手术。我不愿在离开之前给人们留下一个“借住院为名收敛钱财”的恶名，要走就走得干干净净。
对我的这种态度，父母极为赞赏。特别是一辈子省吃俭用、“把钱看得很重”的父亲，突然变得大方起来，他主动对我说：“你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单位上班，路途遥远，又没了专车，很不方便。我也晓得你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点收入，孩子要读书，还要还房贷，为了照顾你，老婆又辞了职，连过日子都有些紧巴巴了，不可能有多余的钱去买车。我和你母亲商量好了，等你好了我们出钱帮你买一辆。”
“二老的心意我领了，我暂时还不想买车，先挤一挤校车再说。”我不忍心去花父母积攒起来的辛苦钱，便不假思索地回绝了他们的好意，“你们要帮就帮帮大哥，他离了婚，生意又不景气……”
“你大哥我不是不帮，只是暂时我不想帮，先逼逼他，不逼他不得上路，现在帮他他会产生依赖心理。你不一样，从小就很自立。眼下你又遇到了困难，父母不帮你谁帮你？我和你母亲攒的一点钱，迟早都是要给你们的，现在给你或许比将来给你更顶用一些……”
父亲的一番话，让我留下了热泪，也帮我解开了一个多年未解的心结。在我们三弟兄中，我一直以为父母最溺爱哥哥，最偏爱弟弟，最不喜欢的就是我。其实是我误解了他们，过去我不能理解，经历了这次工作的变动和手术，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爱、母爱的无私和伟大。自我突然调离官场以后，我发现父母一夜之间似乎衰老了许多；待我住进医院以后，他们衰老得更为明显。父母家离我动手术的医院很远，坐公交往返要花费近两个小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我熬稀饭并准备一天的饭菜，准备妥当以后，还要拖着年迈的身子，锅碗瓢盆一大堆地往我的病房里搬。父亲虽然不会操持家务，但心累，生怕我抑郁，隔三差五就跑到病房来陪我，没话找话地陪我海聊。他越找我聊我越难受，我会从内心里感到惭愧：父母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何曾这样待过他们？
我期望赶快出院，在医院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亏欠父母妻子的会更多。
终于等到了出院的日子。妻子结完账回来满脸狐疑地问我：“你当了五年市长助理、副市长，怎么不能按照公务员的标准享受医保？”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医保报销比例还有区别？”我大惑不解地问护士长。
护士长答：“有啊，区别大着呢，好像公务员可以多享受8%。”
“你打个电话问问，都当了五年市长助理、副市长，怎么还不是公务员呢？”妻子提醒我。我赶紧拨通旅游局原人事科科长的电话。那科长答应帮我问问组织部。组织部公务员科科长很快做出了答复，挂职人员挂职期间身份不变，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按新的岗位重新确认身份。也就是说，我挂职前是事业编制，挂职期间尽管担任了三年市长助理两年副市长，但我的身份不能改变，依然是事业编制。重新安排工作以后，民族职业学院属教育系列，是事业单位，意味着我的身份依然不能改变。身份不能改变，下次住院我当然只能继续享受比公务员报销比例要低的待遇。为此，我特别郁闷，同为共和国的公民，都是为国家服务的纳税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淡出官场以后，我依然受到了一帮社会名流及朋友的鼓励与支持，这让我从内心里感到温暖。我想，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我不能再沉默，我应该告诉他们我这五年真实的挂职经历与官场际遇。于是，便有了这本《官路》。
普扬写于南湖文如秋水斋
201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