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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校长竞选会上，我强硬地宣布：从即日起教育系统全面冻结人事，实行“三脚踩死”，即三年内农村教师不准调动进城、城区教师不准调进机关、普通教师不得提拔搞行政。大规模裁减各中小学校行政职数，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
●迅速化解两起“校园要案”
对于我在江南的突然空降，几乎所有的江南人都充满了猜疑。各种小道消息到处流传，传得最多的莫过于我是张文昊书记的亲戚。就连书记、市长都不知道我的底细。我的恩师、云梦市旅游局章文雄局长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有次到江南来，便问柳市长“将如何安置致远”，从不轻易表态的他望着陪同在身边的邱红霞副市长，不假思索地答：“红霞走，致远来！”
在我的官样年华中，我对三个人特别感激，这三个人以不同方式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否则我也干不出那些微薄的成绩：张书记将我“引进”官场，章局长诚心诚意地对我进行栽培，邱副市长对我大力支持，因此初来江南的我，才能迅速地在这里打开局面。
没过多久，柳市长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突然交给了我一项任务：“教育太腐败，你去好好地收拾一下！”从他的口气中我得知，邱副市长调离江南为时不远了。因为她忙于调动，江南的教育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柳市长给我打气道：“你年轻，能力强，又初来乍到，在这里没有筋筋绊绊的关系，你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搞出问题来了我替你担担子。”
柳市长的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尽管从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因为不会说官话，我只表了一个态：“尽我最大的努力试试看吧。”然后，我就出了他的办公室。
刚出办公室，我就接到了教育局长阮胜利的电话，他的消息倒真是灵通。一番客套之后他向我汇报说，位于市中心的塌西湖中学，发生了一起公安干警猥亵女学生的案件，学生家属找到学校闹事，要求学校承担责任。我一听，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仅影响江南教育的声誉，更有损江南公安队伍的形象。我赶紧通知公安局、教育局以及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赶到政府来集合，由我率领紧急赶往塌西湖中学。
时令已进入深冬，雪花飞舞，霎时间将天地粉饰得白茫茫一片，盖住了往日可见的丑陋。行车途中，教育局长详详细细地给我讲解教育战线存在的各种问题，仿佛所有局党组成员中就他一个人最清白。
其实，关于江南教育的腐败我是早有耳闻的。人们对教育线上反映最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教师进城论公里卖”、“中学行政提拔的名单怀里揣”、“学校养猪比育人更专业”、“教育乱收费收得高考质量上不来”。其实，这几种现象早已成了江南教育界的“顽症”。
曾经，有一个朋友来找我，想把他的侄女从乡村调往郊区中学任教，被我一口回绝了。第二年我没管教育之后无意之中聊起这件事，他说，教育战线太黑了，他给某某某送了六万块钱，才把他侄女调到近郊一所中学。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相信民间传闻的真实性。可以想象，那些凭真本事考到指标却因没有关系流落最偏远乡村的教师，基本上是进城无门，除非出卖色相。
我曾亲眼见证有这样一位女教师，在电话里向教育局长提出这样的交易。有一天晚上，我正和教育局长老阮在我的办公室里谈工作，老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讲了几句话，气得他脸涨得通红，骂了一句：“没规矩！”我问老阮：“是谁？什么事？”他窘窘地回答：“一位乡村女教师，说是只要我把她调进城，她愿意陪我睡觉，真是岂有此理！”
我刚接手教育的时候，从教育局人事科长那里把教育系统的干部名册调来看，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每所农村中学的教务、后勤、安保等部门，居然普遍平均配备了副主任两到三名。我质问那位科长：“一所小小的乡级中学，要这么多行政干什么？”人事科长回答：“没办法哟，打招呼的领导太多了，个个都是爷，得罪不起。一个副主任，连副股级都不是，照顾就照顾吧！”我很反感他的这种态度，正色道：“这也照顾那也照顾，都照顾搞行政去了谁来教书育人？”
看来，外面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许多江南人开玩笑说，寒暑假一放，教育局的领导就开始“分赃”，一到研究人事，每个人口袋里都揣着几个“准提拔”名单。此言不虚。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教育局党组会议讨论人事调整工作时就是这样，每个局党组成员都会提出一到两个建议提拔人选的名字。门外更是热闹非凡，想提拔的人早早地将走廊围了个水泄不通。讨论过程中不断有领导、朋友打电话进来，要求提拔某某某。
有一位提拔心切的中学教师，乘我上厕所之机把我堵在门口，霸蛮地让我接他在云梦某局当副局长的哥哥的电话。我把他吼了一顿：“你越是这样我越不提拔你！”当年我还真的没提拔他，尽管教育局长和我说了无数好话。可就在我前脚调离教育线，他后脚就得到了提拔。
拜金主义已严重腐蚀江南教育系统，师德沦陷已成为困扰江南教育最大的问题。学校为了创收，大办食堂、养猪场；老师为了创收，家里办起了补习班。江南有所中学，其养猪场的规模有千头之多。我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这所中学的校长：“你养猪比育人更专业，送给你个外号，叫‘养猪校长’如何？”那位校长感到委屈，辩解道：“这能怪我吗？国家转移支付到教育上的钱，到了你们政府扣一道，剩下的到了教育局又扣一道，最后落到我们学校里就只剩下一点渣滓。每年我们好不容易收一点学杂费，教育局还要调节走一部分。现在的教师现实得很，福利不好不仅教书不好好教，还公开租房子把学生带到家里办起了‘分校’。为了笼络这些老师，我们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办食堂搞养猪场啰。”
在江南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不出文化名人尽出主持人。江南教育功利性太强，把精力花在了创收上，只顾乱收费，不顾教学质量。乱收费收到最严重的地步，是逼迫学生在学校吃早餐，即使学生家住在学校围墙边上，也必须在校就餐，否则不准入学。办学方针不对，教学质量自然上不去，为了弥补文化生质量上不去的缺陷，就把精力花在了培养特长生身上。江南的小专业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升学率上，在整个云梦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去江南的时候，江南已好多年没有考上过清华、北大的学生了。值得欣慰的是，清华美院的特长生倒是出了不少。如果没有清华美院，江南教育真的是无地自容！
雪越下越大，塌西湖中学临街并没有出现乡亲们堵路的过激场面。公安局长解释说，这边的老百姓老实本分，一般不闹事。我舒了一口气。在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这些父老乡亲们还能够保持这样淳朴的本色，实属不易。
很快，我见到了学生家长。一共有三个女生遭到了猥亵，其中一个因性格刚烈未遂。那个所谓的干警，曾经是一名正式干警，由于犯作风错误被开除出公安队伍。考虑到其父亲是公安局的领导，局里将他安排到塌西湖中学所在片区派出所，当了一名工勤人员。谁曾想他屡教不改，以办案为名先后强行将三名女生带到宿舍，要她们脱掉衣服检查。有两名女生胆小，受到了猥亵。家长们没有提出过多过分的要求，只是要向学校讨个说法。
我了解了详细情况以后，代表政府向家长们道歉，同时做出三点指示：一是公安、监察机关要抓紧办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二是学校对学生做出适当的精神补偿，并安排心理辅导老师对受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具体赔偿数额，由学校和家长协商；三是纪检、监察部门立案，对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问责，一个星期之内拿出处理意见……
对于我提出的处理意见，家长们感激涕零。返回江南时，已至深夜。离开前，我反复交代学校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一定要妥善处理，不能够把矛盾上交，一旦被媒体捅了出去，江南在全国就“臭”了。
作完指示，我在心里留下了一个苦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瞒报！
塌西湖中学“干警”猥亵女学生的案件刚刚平息，江南的校园内又发生了一起影响更大的恶性案件，春草中学两个学生斗殴，致一人死亡。本来这只是一件普通的、突发性的刑事伤人案件，但由于社会上早就对春草中学重创收轻治校、学校治安秩序极度混乱的现象严重不满，加之死者亲属在当地很有势力，以学校老师见死不救、学校允许学生携带管制刀具进课堂等为理由，纠集千人，陈尸校园，并到处散发告状材料，扬言要抬尸进京闹“两会”。
我平生第一次单独处置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如何平息，心里没底。当时，柳市长在省里开会，我只能电话向他请示。我冷静地思索一番，建议成立事件处置小组，管政法的副书记、管教育的副书记和我参加。柳市长同意并支持我的方案，立马通知这些领导到岗到位。
出事那天是星期五上午。我得到消息时离案发已有五个多小时。当时，学校校长不想将事态扩大，想多花一点钱以最快的速度平息此事。学生家长开出了赔偿100万元的天价，致使谈判破裂。学生亲属拥向医院抢出尸体向校园转移。教育部门眼看局面失控，不得不打电话向政府求救。待我接到电话赶到人民医院时，死者亲属近百人抬着尸体拥出大门。
我想冲上前去做说服工作，被阮胜利局长一把拉住：“这个时候千万莫出头，死者亲属红了眼，情绪已经失控，巴不得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正愁找不到领导出气，你这个时候出面肯定会挨打。我的建议是您暂时回避。”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回避呢？”我反问一句，然后走上前去，大声地喊了句，“请大家冷静，我是……”
“滚开！”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将我掀开。
已赶到现场的派出所副所长大喝一声：“你莫乱来！有么哩要求坐下来好商量。”
“没得商量的余地，老子把自己的儿子抬回去办丧事也不行？”那汉子一吼立马有上百号人围了过来。不得已，副所长只得把我拉到一边，让他们暂时发泄。很快，有人用东风大卡拉了一车礼花弹，死者亲属抬着死者尸体，高密度地放着礼花弹直奔春草中学校园。
“这是江南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群体性事件，一万多块钱的鞭炮把江南城都快炸塌了！”事后，老百姓如此评价。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死者家属把灵堂搭在了校园的操场上，扬言没有一百万他们就把死者埋在校园里。面对恶化的局势，由我牵头，召集政法委、宣传部、派出所、教育局等单位负责人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明确成立“善后”、“谈判”、“安保”、“宣传”四个组，教育局负责“善后组”，主要是办好丧事；市政法委牵头“谈判组”，负责谈判；派出所牵头“安保组”，负责调度警力，控制事态恶化；市委宣传部牵头“宣传组”，负责媒体接待，统一报道口径。我的任务是分管“谈判”和“宣传”，必须在星期天晚上以前把矛盾解决。
领导小组第一次碰头会散会以后，我立刻组织谈判组的同志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期战斗在维稳一线的同志谈了些想法，说处理这类问题的绝招只有四个字：拖、磨、摸、攻。
所谓“拖”，即拖延。在矛盾爆发的初期，要尽量采取拖延的办法，真情安抚，热情接待，不谈补偿。拖延的目的是让当事人情绪稳定下来。情绪不稳定时当事人要价高，这个时候去谈，什么问题都谈不拢。
所谓“磨”，即“耐心地劝和”。要发动当事人单位领导、老屋里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部书记、村长、亲朋好友以及在其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24小时不停地轮番劝解，瓦解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同时让教育局的同志不间断地和他们讨价还价，谈不拢不要紧，坚持不厌其烦地谈，就是要谈得他们自己产生疲劳厌烦情绪。他们厌烦了，疲劳了，离解决问题也就为时不远了。
所谓“摸”，即安抚。也就是说能够满足当事人要求的要尽量满足，用最大的温暖去感化他们。
所谓“攻”，即进攻。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打蛇要打七寸！
我觉得他们说得非常在理，便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责任到人。春草中学校长巴不得赶快息事宁人保住乌纱帽，就征求我的意见说：“对方同意60万了难，可不可以？”
“绝对不行，这一次把赔偿的标准搞高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怎么办？水涨船高，会乱套的！”他的话音刚落，当即被我断然否决。
按照“拖”的办法，第一个晚上事态变得相对平静。短暂的平静之后是媒体高峰的到来。第二天，闻讯赶来的记者在灵堂周围集结。记者们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究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见死不救”；二是学校为什么会允许学生把管制刀具带进教室。我自己是媒体记者出身，懂得如何应对。我交代宣传组的人，凡是来了记者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应付。对于如何控制舆论导向，我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我在新闻部门摸爬滚打了多年，好多媒体跑新闻的和我都是朋友，即使没有深交也曾混个脸熟，即便完全陌生，只要开聊，难以割舍的媒体情结大都会引起共鸣。
果然，闻风而来的媒体记者绝大多数都是我的熟人，经我一解释，拿了一份事先由宣传部拟好的通稿，酒足饭饱地回去交差去了。期间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著名的新闻记者韩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南，既采访了当事人及其亲属，还采访了许多学校周边的百姓。正当他要离开灵堂的时候和正在暗自观察事态发展的我碰了个正着。一看是他，我就知道比较难缠。我太了解他了，他在《云梦日报》时，我在《云梦法制报》，市里凡有大型活动我们就会碰面。在圈内，他属于那种“新闻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事情落到他的手上很少有回旋的余地，更何况他如今的身份和知名度！
没办法，明知他难缠，我还是要去缠。如果他发了通稿，我这个分管教育的县领导首当其冲处分难逃呀。我装出一副很热情的样子，隔老远向他招手：“哎呀，韩大记者光临江南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啰？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吧？”韩江赶紧上前，紧紧地和我握手：“哪里哪里，我这不正要去看你嘛，刚好在这里碰到你了。”我明知故问道：“你带车了吗？”他顺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台小车：“带了。”我不由分说自己把车门打开对他说：“走，找个地方喝茶去。”韩江犹豫片刻：“要不先到宣传部去，我要传稿子。我们是兄弟，绝不为难你，正好你可以看一看，觉得哪里不妥可以当面修改。”
接着他又当着我的面给他的“老朋友”柳博温市长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正和我在一起，同时拍胸脯保证不会给他添乱。他能这么表态我真的很高兴。当我们来到宣传部办公室以后，打开他的文档一看，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的报道基本上是以受害者家属口述的形式对事件展开报道的。我有些不高兴，一连问了他几个问题：“受害者家属的话你也全信？谁说老师见死不救了？老师见死不救那是谁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的？学生偷偷地把管制刀具带进了教室，只能说明春草中学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怎么能就此推论学生带刀进出校园学校熟视无睹呢？”
韩江有些尴尬：“你也是个老新闻了，你说怎么改？”我就汤下面，一段一段地提出我的修改意见。碍于情面，大部分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他都按照我的意见修改了，还有两处他说还要斟酌斟酌。乘他斟酌之际，我去上了个厕所。待我返回时，他已经将手提电脑收了起来。
我问他：“你发出去了？”
他答：“发了！”
“乘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的？”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兄弟呢？还有两处没改呢。”
“兄弟，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我写的稿子从来就没被人如此大修过。你也是搞新闻的，也要理解我的立场。都像你这样，我怎么完得成任务？”
既已如此，我也不想和他再争辩什么。好在稿子已被我大修，即使发表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我对宣传组的人说：“把韩记者招待好，我还得去善后，就不陪了。”说完，便和韩江礼节性地握了个手，随即离开去处理别的事情。
媒体记者的被疏导劝离，突然激发了受害者亲属的情绪。他们坚持要学校赔偿60万，否则就地下葬。星期六晚上11点，少数亲属不顾劝阻拿起铁锹开始在操场上挖坑。我闻讯后带着教育局长阮胜利来到现场，大吼一声：“你们这是在向政府示威，在向政府挑衅！我正告你们，如果星期天晚上12点钟以前不将尸体移走，政府将调武警强行火化！”
“你是牛鸡巴日的市长，打死他！”受害者的一位正在挖坑的亲属大喊一声，一群人随即向我们这边围堵过来。我心里有些紧张，但仍然故作镇静，大大咧咧地和随行人员往来路撤退。好在围聚的人只是骂骂咧咧，没人真敢动手。直到我们撤回了临时指挥部，还能听见那些人粗鲁的骂声。
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晚上六点，因为赔偿数额差距太悬殊陷入了僵局。就在我焦头烂额之时，有人突然推荐了一名科局级领导。此人唱夜歌出身，或许能从迷信的角度找到突破口。别无他法，我只好给那个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赶到临时指挥部来。我当面给他交代了三点：
一、学校只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不存在赔偿，只能给予人道主义援助，鉴于杀人者家庭困难，短时间民事赔偿难以到位，由学校先行垫付，今后再由学校根据法律向凶手的法定监护人进行追偿。
二、赔偿金额不能超过30万。
三、今晚十二点以前必须把尸体移出校园。
那位局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执行力超强。他二话不说，领命而去。当时钟指向22点时，校园内响起了猛烈的鞭炮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出殡了。半个小时以后，校园内恢复了沉寂，那位局长笑呵呵地走进临时指挥部。我问他用了什么绝招。
他回答：“也算不得么哩绝招。我只对死者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你们已经为儿子在老屋里做好了阴宅，超过晚上12点钟不埋进去阎王爷是要收人的，阎王爷到时候要是收不到人，你的屋里就还要死人。’死者父亲信迷信，没得退路，就提出不包含已经由学校花费的丧葬等费用，另外补偿30万。我一听心里有了底，也没向您请示就直接答应了他。”
我点了点头，对他说：“辛苦你了！”
回去的路上，我大发感慨：“做梦都没有想到，忙活了三天三夜，最后解决纠纷居然靠的是迷信！”
惩治关系网，我撤了俩校长
春草中学校园血案，帮我打开了全面整顿教育的突破口。在江南影剧院，由我主持召开了江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千人大会，将江南教育存在的问题全部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我一连串地向教育界发出质问：“有几个语文老师能够写得出一篇像样的作文？还有多少老师能够令他们的学生永生怀念？”
千人大会的召开，为我在江南教育界树立了绝对威望。但同僚们对于我的这种激进并不看好，大都抱着一种观望态度，看我究竟如何处置春草中学的校长。有人甚至当面开我的玩笑：“你有本事就撤了他的职！”我不以为然，道：“撤个校长有何难？”那人诡异一笑：“那你就撤撤试试看！”我倔强地回答：“我还真要撤了他。”
嘴上虽这么说，我的心里还真没底。据“内线”反馈过来的消息，春草中学的校长可不简单，学校治安管理得不好，养猪却养得好。因为学校伙食差，学生难以下咽的饭菜都养了猪。因为喂猪的料是纯天然的，所以出栏的猪也纯天然，肉呷起来沁甜的。每年市里面不晓得多少领导都呷过他送的猪肉。呷了他的猪肉嘴软，真要撤他的职，那些呷过他猪肉的领导们绝不会袖手旁观。
关于如何处置这位校长，教育局的态度更加暧昧，绝大多数班子成员主张，给他个处分让他继续主持工作算了。市纪委的态度也不明朗，查来查去，迟迟不做结论。只有我的态度最坚决：“只会养猪的校长留他做甚？”校长听到了风声，发动所有的关系，到处托人找我说情。江南政界几乎三分之一的人物都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放他一马。动他，还是不动他？我在心里反复权衡，总是举棋不定。不动吧，民愤太大，老百姓对于子女在春草中学就读伙食差、乱收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早已怨声载道；动他吧，他背后那张筋筋绊绊的大网实在让人生畏……
旧烦恼未毕，新的烦恼又至。春草中学校长还没有被撤，塌西湖中学校长撤职的动议又摆上了我的案头。说起塌西湖中学校长的故事，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他不仅没从上次“干警校园猥亵女学生案”中吸取教训，反而主动上门来找我，想借助政府力量拆了学校围墙边一户居民家的猪圈，没想到因为这个猪圈，把他的自私自利暴露得淋漓尽致，并最终落得个被撤职的命运。
那天他本来是去找柳市长的，市长一听是教育上的事，就让他来找我。他将一份以塌西湖中学名义打的报告交给我，请求政府组织力量对校门口一户居民家的猪圈实行强拆。请求强拆的理由是，该户居民以学校建门头占了他家的地为由要求学校补偿，学校不同意，该户居民就在自家的后院里盖了一个棚子养猪，故意在学校的围墙上凿了一个洞，直接将猪尿猪粪排放到进出校园的道路上，臭气熏天，把整个校园搞得污浊不堪。
我问校长：“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校长回答：“几个月了。”
我追问：“几个月了？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这么一点点矛盾都化解不了，还好意思来找政府？”
校长：“……”
我接着问：“教育局派人去协调过没有？”
校长答：“派了，协调了几轮，都协调不好。”
“哦……你先回去吧，待我先把情况搞清楚了再来处理。”我答复他道。
对于校长反映的情况我产生了许多疑点。塌西湖中学的门头建了好些年了，如果单纯是为门头占地产生纠纷，为什么几年以后矛盾才爆发？那户居民胆敢在学校的围墙上凿洞，学校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把洞给堵上？
看来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我决定搞清楚其中真正的缘由。
第二天一大早，我让司机把车停在离校园较远的地方，步行到了校门口围墙边那户居民的门前。我和户主老李打了一声招呼，和他拉起了家常。聊了近一个小时，印证了我的种种猜测，他们一家和学校产生矛盾果然另有原因：塌西湖中学校长的老婆承包了校园里的商店，为了垄断学校里的生意，校长要求各班班主任不准学生到校外商店购物，一经发现，不仅罚站，还要罚款。老李有意见，找校长理论过多次，校长置之不理，还派保安到他店子里捉买东西的学生。老李气不过，才出此下策。
为了验证老李所反映情况的准确性，我问了问旁边的几户居民，居民们肯定了老李的说法。
这让我想起了春草中学的校长。春草中学养猪，塌西湖中学开店，教育怎么反倒成了副业？
我强压怒火，不露声色地走进了塌西湖中学校长办公室。校长诚惶诚恐地起身，看见我的身后还跟着老李，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堪。我也不用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发指示：“情况我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你老婆承包学校里的店子有没有经过招投标、是不是以权谋私我暂不追究，做生意嘛，要允许公平竞争；钱是赚不完的，要和气生财。从今天开始，学校不得干预学生在哪里购物。老李必须马上把围墙上的洞堵起来，不得把污水排进校园。如果再因为此事发生矛盾，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
指示做完了，老李感激涕零，当即保证，下午就将洞口堵上。校长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为老李说话，觉得很丢面子，很不情愿地向我保证，再也不把矛盾上交。
当天下午，老李果真把围墙的排粪孔给堵了起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老李和塌西湖中学相安无事。我在心里很得意地想，教育局协调了几个月都摆不平的事，我几个小时就把它搞定了，这就叫魄力！得意劲还没过去，矛盾再次爆发了。老李的妻子扶着她七十多岁的老娘跪在政府门口大声喊冤。我赶紧过去了解情况。老李的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陈述“冤情”：“星期天晚上，学校组织学生看电影，校长为了帮老婆垄断商店的生意，将学生关在校园里不准出门。老李气不过，又把围墙上的洞子扒开了。校长怕领导处分他，就找了一帮‘黑社会’来恐吓我们，恐吓不成，就将我们的店子砸了个稀巴烂。宁市长，您可要帮我们做主呀……”
听完老李妻子的陈述，我把她和她的老母亲扶上我的车，一起驱车来到她们家看现场。现场一片狼藉，地上满是柜台被砸四处飞溅的玻璃渣滓。我当即打电话让教育局长赶到塌西湖中学来，对校长宣布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停职反省，暂时由局里派人主持工作；二、由学校收回商店的经营权；三、对老李一家受到的损失给予赔偿。”
老李与塌西湖中学的矛盾就此终结。
但矛盾终结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处理就此终结。我觉得春草中学和塌西湖中学的校长已经严重地背离了我所崇尚的教育道德和教育理想，下决心要撤了他们的校长职务。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每天只要我眼睛一睁，就会深陷说情电话和宴请的围堵之中。对于我的固执，我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能过得场就过场算了，给人留后路就是给自己留后路。校长可不是那么好得罪的，他们要是操起蛋来能耐可不小呢，除非你不到江南参加换届选举……”我“执迷不悟”地回答：“都像你们这样，江南的教育就完了！”末了，我又补上一句：“如果你再要说情，今后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朋友说情还好对付，最怕既是领导又是朋友的人出面纠缠。江南一位与我情同手足的副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网开一面，放过春草中学的校长。我懂得领导出面打招呼的分量。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用有限的权力、通过利益的交换将权力无限放大、并利用无限放大的权力、主宰别人政治生命的权奴。这位领导分管党群，只要我人在江南，他就可以左右我的命运。面对他的“招呼”，我必须掂量掂量。
为此，我动了一下脑筋，使了一个小小的计谋回答他：“老兄，很多人在外面风传你就是春草中学校长的保护伞。现在正是你班子调整的关键时刻，我建议你最好回避。春草中学的案子上面非常关注，如果轻描淡写地处理，怕交不得差。春草中学的校长肯定是保不住了。我看撤了也好，如果真撤了，社会上关于你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那位领导一听觉得蛮有道理，马上就汤下面表了个态：“那就按你的意思办……不过，撤了人家的职还是要把人家安置好，没有功劳有苦劳嘛，人家一辈子混个校长也不容易！”
那年夏天，两个校长被我同时撤职。
江南哗然。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那位找我说情我却没给他面子的朋友发来的短信：“你飞上了枝头，从此成为了猎人的目标！”
教育乱收费逼我出绝招
当初，柳博温市长和我谈话让我管教育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整顿教育之风的重点不在“调几个老师进城、提拔几个老师‘做官’”，而是教育乱收费。调进城或提拔搞行政的老师再多，老百姓只会骂教育局的官员贪婪，不足以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任何影响。但教育乱收费则不一样，上面盯得紧，媒体“曝”得凶，一旦成为典型，会直接影响政府一把手的仕途。
2003年，江南两所农村中学为了创收，低价购进劣质米粉给学生当早餐，导致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惊动了国务院，差点让当时的市长下了台。老柳放弃交通局长的“肥缺”到江南来当市长，明眼人都知道他只是来过渡的，只等现任书记荣升他便名正言顺地接过书记的位置。在这个节骨眼上，容不得有任何闪失。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市长助理去分管在当地老百姓眼里被认为是“肥得流油”的教育口，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我年轻气盛、敢打敢冲；心无旁骛，立功心切。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在江南没有利益羁绊，交给其他任何一个本地官员，都不可能为他动真刀真枪。
我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接受了任务。当时我想得很天真，只要敦促教育局出台一个严厉的《办法》，明确“谁乱收费谁下台”，就可以吓住那些校长。我把我的想法和教育局长一说，他马上把历年来江南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各种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决定》、《公告》等规范性文件拿出来，在我面前摆了一桌子。
我问他：“发了这么多文件为什么还制止不下来？”
他回答说：“积重难返！”
我想，绝对不是“积重难返”那么简单。我试图通过解剖江南教育这个病体标本，找出医治教育乱收费的灵丹妙药。
但是，在真正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我才发现了根治之难。尽管难，却不能成为放任自流的理由。我责令江南市教育局对各校长下了一道江南教育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令：“谁乱收费谁下台！”禁令一下，效果似乎不错，开学的时候没有收到一个家长的投诉。可开学不到一个月，家长们又开始怨声载道。原来，“我有政策校长有对策”，他们避开开学这个“高危敏感”时期，“滞后”乱收。全市那么多的学校就好像泡在水中的葫芦，摁哪只都不解决问题。迫不得已，我想出了一个妙招，向媒体公布我的手机号码，开通了广大家长向我直接投诉的渠道。号码在云梦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云梦信息报》上一经公布，当日我的手机差点打爆，整整耗尽了两块电池的电量。
投诉不仅仅只有江南的，还有许多外地的。粗心的读者们只看到了《云梦信息报》上的“市长助理公布手机号码整治教育乱收费”，而忽略了“市长助理”前面的修饰定语“江南”，还以为我是云梦市的市长助理，纷纷从河东、河西、大厂等地方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查查他们那里的教育乱收费。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耐心地做出解释。对方大都“哦”一声挂断电话，语气显得非常失望。
向媒体公布电话号码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校长们夹紧了收费的尾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尽管社会上发出了“宁市长真会作秀”的不同声音，但我依然我行我素。为了检验这一妙招的真实疗效，我悄悄来到了极为偏远的王禾村教学点了解情况。
王禾村村小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全校五个教师（两个公办、三个退休返聘），六个年级三个班共30来个学生，是一所复式学校。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颠簸到达该校时，正值午饭时间。那时天气尚冷，许多学生仍光着脚丫。每天他们从家里带几把米，放在自带的搪瓷茶杯里，每月交几块钱送到学校食堂里蒸熟，然后到学校小卖部花五毛钱买一包很辣很辣的“垃圾食品”噎饭，那情形看了让人心寒。
看见一位年轻的老师端着一个饭盒蹲在近乎危房的屋檐下就着几片辣椒几根青菜吃饭，我走过去和他闲聊。他告诉我，他父母都是教师，他招教三年，每月工资580多元。妻子住在县城里，没有工作，小孩刚刚出世不到三个月。他每周回家一趟，到乡里往返车费12元，从乡里租摩托到学校往返需花费20元，每月扣除伙食，所剩无几，只能啃老。我问他，除了裸体工资，乡中学就不再发点其他的补助啥的？他叹了一口气，道：“过去呢，乡中学每月还发个几十块钱的补助，自打去年市里面来了个么哩姓宁的市长，硬要治理么哩教育乱收费，断了学校的财路。学校没得来路，只好停发老师的补助。个个老师没得不骂宁市长的娘的……”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派人叫来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交到校长手里，对他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每个教师发一百块钱，只当是这个月的补助。”
校长狐疑地问：“请问您是？”
身边的随行人员刚要开口，被我打断。我对校长说：“别问我是谁，生活如此清苦你们还坚守岗位，我很钦佩！”说完，我带着满腹的酸楚，离开了那个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再去的小山村。想起临别时我对校长说的那句言不由衷的官话，真是脸红。其实，我内心里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对你们关心太少，我很惭愧！
拒绝美色，果断解决医保问题
经过了将近半个月的明察暗访，我将教育系统的情况摸了个底朝天。每一个腐败现象的背后都暗藏着无数个既得利益者。我思考着该从何下手。首先，我得把我的位置摆正。作为政府主管教育的官员，我的主要任务不是揪出几个腐败分子，而是如何从体制上理顺目前教育系统存在的混乱局面。
我把第一个目标瞄向了职业中专。
这是一所国家重点职业中专，由职业中专、教师进修学校、电大等几所学校合并而成，办学设施齐全。可怜的是，两个校区中专学生不足千人，无法生存。为了生计，局里每年给他特批了几百普通高中招生指标，依靠招收复读生度日。上级主管部门多次对江南的职业教育亮黄牌，如果再无改观就要摘掉“国重”的牌子。
我召集教育局党组及职业中专校领导班子成员专题议职教，毫不客气地指出：“人家河东、河西、蓝墨等兄弟县市的‘国重’都升格成了副处级单位，我们还在这里办普高，这是江南职业教育的耻辱！为了彻底扭转这种局面，我看得两步棋同时走。第一步棋是大力支持民办职教，鼓励竞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万一‘国重’办垮了，我们就靠民营来撑。第二步棋是坚决取消职业中专的普高招生计划，逼也要把职业中专逼到职教线上来。江南的职业教育搞不起来就是两个原因，一是观念落后，保守僵化；二是没有逼。社会主义不是皇帝执政，不派发皇粮！”
会议一散，取消职业中专普高招生计划的文件立马就发了下去，教育系统反应强烈，特别是相当一部分职业中专的老教师聚集到已经退居二线但势力仍在、偶尔干政的一位老领导那里，指责我和民营职校的老板勾结在一起要把职高办垮。那位老领导气势汹汹地来找我，开口就指责我：“宁助理啊，这么搞要不得呢，职业中专那么多老师要呷饭，你把它逼垮了怎么办？”
我呵呵一笑道：“不逼不行啊，不逼永远也上不得路。您老人家就安心在家里养老好了，这些事情就让我们年轻人去操心算哒，您尽管放心，我会有分寸的。我是读过书的人，会想事，不会乱来的。”老领导一听，觉得我油盐不进，很不高兴，耷拉着一张脸，气冲冲地找市长去了。而柳市长对我的教育整治采取支持的态度，那位老领导的“进谏”自然没有什么效果。
老领导的强势干预没起到作用，在江南成了爆炸新闻。人们到处疯传，江南来了一只“硬腿”，后台硬，自己更过得硬，连“老领导”的话都敢当耳旁风，真牛！这样一来，许多中学校长心里没了底，不知道什么时候撞在枪口上被我摘了官帽。你可别小看了这顶股级官帽，要戴上它付出的代价可不小，越靠近城里价码越高。据民间传闻，城区的校长没得十万八万想都莫想。当然，民间的传闻不一定靠谱，但至少说明了日趋行政化的教育现状。我在心里盘算，名声在外，该有拉关系的上门了。
果不其然。请我吃饭的、约我跳舞的电话不断。我坚守着我的底线，一一拒绝。也有拒绝不了的，就硬着头皮去吃个饭，吃完饭马上就走，不能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不然的话就会越走越远。
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高中同学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来了江南，想请我吃个饭。我欣然前往。进了包厢一看，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果然有一位校长在场。
酒至半酣，那位校长半拍马屁半提醒地对我说：“江南是个水很深的地方，每次换届都有副市长落选。不过宁市长您放心，教育系统是个大系统，遍布全市各个乡镇，您的选票包在我的身上。您可莫小看我们这些农村中学的校长哟，在下面也是一方诸侯呢，加之好多人本身就是人大代表，要是串联起来，选落个把副市长不是奇事呢！”
“这人哪里是校长，分明就是个政客！”我在心里嘀咕。他肯定是摸清了我的底子，知道我不在乎钱，或许也不贪色，但不可能不在乎选票，所以说起话来有些有恃无恐。我虽不感冒，但未露声色，迎合他讲了一句场面上的话：“好啊，如果组织上给我这个机会还得有劳你帮忙哟！”
他等的就是这句话。一顿肉麻的阿谀奉承之后，他给我敬了一支烟，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我目前所在的学校是个农村中学，各方面资源有限，如果能够承蒙您的关照把我调到城里去，我的能耐会更大一点，活动的经费也会更足一点，为您服务起来也就更方便一点……”
我呵呵一笑，用一句官话回避了他的这个问题：“我看当校长委屈你了，你应该去从政。”
校长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有些窘，连连道：“哪里哪里……”
吃完了饭，校长提议去KTV唱歌。我说我没兴趣。同学不高兴，说话的口气变得有些僵：“架子莫那么大啰，我来了你都不陪？”
我只好让步：“好吧，不是你来了我真不愿意去那地方，吵死人了，空气又不好。”
同学道：“要与时俱进，时刻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再说了，这么早就吃完了饭，没事干，不可能马上上床睡觉吧？唱唱歌喝喝茶洗洗脚，多爽啊。”
我笑笑，道：“我要干的事多着呢，《颠覆说文解字》这部书就够我写一辈子的了。”
他挖苦我：“算了，写什么鸟书，有几个写书的发了财？既然放下来了，就要放得开。晚上有时间，弟媳妇又不在身边，自由自在，正好享受生活啊……”
一路有说有笑，转眼间来到了江南的“天上人间”——“情人岛”。在狂热的音乐声中，我们走进事先已经预定好的最大最豪华的包厢，一大群姿色出众的女老师早已在那里恭候。老师们轮番上前邀我唱歌、跳舞，我以身体不适为由一一推脱。虽然我俨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其实骨子里心理防线正在一步步溃退。风情万种的姿态，夹杂着加速荷尔蒙分泌的各种香水和体香的刺激，有些让人难以招架。对于一个妻子不在身边、异地为官的健康男人，要做到坐怀不乱真的很难。我正思考着如何脱身，那位校长坐到了我的身边，把嘴巴贴近我的耳朵和我说私房话：“市长有没有兴趣找一个情人，如果有想法我帮您介绍一个老师。找老师好，不粘锅，有素质，还有情调……”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我正愁找不到离场的理由，对他吼了一声，和同学打了个招呼，愤然起身。我刚刚出门，校长还没来得及追出门送我，就被学校的两个离休教师堵在了包厢里面，愤怒地指责校长没钱给他们买医保却有钱在歌厅里莺歌燕舞。好在没人认出我来。乘着混乱，我赶紧抽身离去。
聚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那两个在包厢里见过面的离休教师就带领一帮老教师将我的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我赶紧把门打开，客客气气地请他们进门，耐心听取他们的诉求。老教师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倾诉他们心中的委屈，离休这些年学校居然没有给他们买医保，老年人容易生病，生了病却没地方报销医药费，比农民都还不如。
听了老教师们的哭诉，我感到心寒，立马拨通教育局长的电话了解情况。阮局长回答说：“离休教师的医保按政策归政府买单，但政府将这个包袱甩给了教育局。教育局没有这笔经费来源，只好让各学校自行解决。局里为此事找医保中心交涉过多次，医保中心说财政不拨钱他们就兑不了现……”
我随即拨通了医保中心的电话，和那边商量能不能先开通离休教师们的医保，保费的事由我来协调，我负责去找市长，保证不让医保中心贴一分钱，全部由财政兜底。医保中心那边一口就回绝了我，说这几年国有企业改制挂账太多了，他们承受不起。
三番几次协调不成，我情绪有些失控，在电话里当着老教师们的面狠狠地批评他们：“离休教师没买医保，这样的事情如果捅出去了，江南是要被点名批评的，你明不明白？再说了，你也有老的一天，如果你老了你的单位不给你买医保你作何感想？江南医保中心是江南市人民政府的医保中心，不是你个人的医保中心，离休教师的保费按国家政策全部由人民政府承担，你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开通医保？我限定你24小时之内先开通，否则，我会建议组织部门启动问责程序，追究你行政不作为！”说完，我就把电话给挂断了。老教师们显然是被我的行为给感动了，长时间地鼓起掌来。
待老教师们满意地离去之后，我冷静下来一想，糟了，医保中心算是被我得罪了。果不其然，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接到了柳市长的电话。他笑着对我说：“离休教师医保的事情给你解决了。医保中心主任很委屈，说你骂了他。他确实该骂，不过，官场很复杂，该骂的人很多，骂一个得罪一个，以后怎么开展工作？作为老兄教你学个乖，雷厉风行、刚正不阿固然要提倡，但更要提倡注意讲究工作方法。在官场上混看上去很强势，其实很脆弱，一定要时时刻刻学会保护自己……”
他的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是真关心我还是在委婉地批评我。
校长竞聘，我与“内鬼”博弈
因塌西湖中学校长、春草中学校长被撤职，江南教育界一下子空出了两个“肥缺”。那一年的暑假，除了市一中以外，几乎所有的中学校长们都把目光瞄准了这两个位置，频繁宴请局里的领导，天天莺歌燕舞。教育局长老阮隔三差五问我，什么时候研究研究？我总是对他说：“不急不急。”
眼看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学校不能没有校长。老阮心急火燎，和分管人事的副局长及人事科长一合计，拿了一份教育系统人事调整建议名单来找我，我礼节性地瞟了几眼，搁在一边，然后，直接给了他五点意见：
一、两中学校长面向教育系统副校长以上级别的基层领导公开招聘，竞争上岗；
二、在我分管教育期间对教育系统的人事全部冻结，实行“三脚踩死”，即“农村教师进城一脚踩死”、“城区教师进机关一脚踩死”、“教师提拔搞行政一脚踩死”；
三、裁减现有职数，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以后，中小学校校长实行一正两副，部门主任不得再设副职；
四、对城区及周边中小学校进行教师队伍大清理，对于吃空饷的和富余的老师全部实行岗位竞聘，落聘的遣返农村中小学校，充实基层教学力量；
五、按市长办公会议精神，从即日起教育局机关所有在编人员不得再拿职称工资，全部按行政工资标准发放！
对于我提出的五点意见，老阮感到非常意外。如果全部按照我的意见办，那将是一场暴风骤雨似的改革，几乎触及到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从内心里讲，老阮是不赞成的。对于他来说，再过两年即将退线，能够在换届之前进政协谋个副主席多搞几年更好，搞不到副主席解决个副处级待遇也就心满意足了，没有必要在退线之前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满城树敌。但我毕竟是政府领导，他不好全盘否定，只好看上去很为难地摸了摸脑袋对我说：“对于第一、二、三点意见我可以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后面两点意见，建议您再好好斟酌斟酌。”
对于他这种暗暗抵制的态度我很不满意：“有什么好斟酌的呢？既然下了决心改革，就得付出代价。”
他老谋深算地笑了笑，道：“您说的道理我都懂，我年纪一把了，麻绳提豆腐没指望了，没得么哩代价好付出的，您还年轻，还有美好的政治前途，付出的代价可不能太大。您要知道，那些吃空饷的，那些从乡村调进城关富余的，要么背后有大树，要么在领导身上花了大价钱，您现在一句话要把他们赶回去，有那么容易吗？到时候扯出萝卜带出泥，牵连的领导一大堆，您在江南还待得下去吗？再说第五点吧，过去教育局机关都是按照有职称的拿职称工资，没职称的拿行政工资。好多干部，包括我，编制都不在机关而放在二级机构如仪电站那样的事业单位，就是为了工资高一些。这并不是我们江南的特产，其他地方都是这么搞的。如今你们市长开个会说改就要改，机关里大部分人都有职称，这样一改，工资每个月少说要往下垮一两百，多的要垮三百多块！如果这项政策要宣布，最好由你们政府领导去宣布，如果由我去，机关里的人不骂我的娘？”
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突然之间感到脊梁骨直冒寒气。我很庆幸，幸亏没有贸然启动“城区及周边富余老师向农村中小学校大遣返”行动，否则的话，江南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想了想，对阮局长说：“直接遣返的确不妥。我看改为‘上山下乡支教’，一‘支’三五年，期满成绩突出者可以考虑其返城任教，否则，继续支教。这个计划搞肯定是要搞，不然的话农村里没得老师教书了。但鉴于目前这种状况，可以先往后推一推。你和其他班子成员商量商量，先抓紧落实其他四点意见，你看如何？”
老阮是个老江湖，点了点头，道：“我觉得还是请您出面召开一个局党组会，由您亲自宣布会更有执行力。我朽木一块，不怕付出代价，就怕班子里的某些人看到我行将船到码头车到站，不听我的那就麻烦了……”
“好吧。你安排个时间，越快越好。”看到老阮有些为难，我爽快地答应了他。
其实，我本不应该越俎代庖去主持他们的党组会，但老阮似乎很乐意将权力交给我控制。整个江南城传得沸沸扬扬，说是我被阮胜利利用了，因为教育局党组大部分班子成员都不买他的账，连财务股股长都驾驭不了，所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宁市长的身份达到控制局势的目的。老阮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我比谁都清楚，我是难得糊涂，大智若愚。
其实，他在利用我的同时，我更在利用他。没有他的配合，我一个小小的市长助理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树立起我的威信？关于谁被谁利用的问题，四年多以后我曾偶遇老阮谈起过这事，他不置可否，道：“利用是一种智慧，上升到商业层面叫商业智慧，上升到政治层面，就叫政治智慧。利用我掌控全局，是政治大智慧；掌控全局之后单枪匹马改革，是政治缺智慧……”
“这些话你当时为什么不对我讲呢？”我带点挖苦的口气问他。
他回答：“当时你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听得进肺腑之言吗？”
的确，当时我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凭血气方刚，逞匹夫之勇，改革的步子迈得又大又急，巴不得江南教育界一夜之间呈现康乾盛世。然而，事与愿违，各类矛盾层出不穷、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
先是社会上开始传谣，说是塌西湖中学和春草中学校长已经内定，全部都是阮胜利局长早就心仪的人选。不时有校长直接向我打电话咨询，说是这两所学校的校长既然已经内定，问他们还有没有必要报名。我反复地解释，耐心地解释，内定的传言依然在大街小巷四处泛滥。
接着，教育局机关以纪委书记为首，坚决反对教育局机关按行政标准发放工资，上蹿下跳，纠集一帮股室领导要到政府请愿。纪委书记公然提出要到春草中学去当校长保职称工资，在他的鼓动下，有几个股长也吵着闹着要下中学去当校长。
我把他们召集到一起，顺势就汤下面，亮出了我的杀手锏：“政府的决定必须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执行，但大家的利益我也应该尽我所能尽可能地考虑。我看这样，凡愿意下基层当校长保职称工资的，本周之内向局党组打报告，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至于具体分配到哪所学校，由局党组统筹安排。因纪委书记属市管干部，你的去留要报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我做不了主。如果你真心想挪位置，请你向江南市委组织部打报告，何去何从只能由常委们决定……”
闹事的股长们一听觉得不妙，心有不甘地陆续散去。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边散边嘀咕：“他只是一个助理，找他闹没得用，哪天我们一起去找柳博温……”我赶紧交代身边的阮胜利局长：“对他们的动向一定要盯紧，绝不能让他们把矛盾转移到柳市长那里……”
紧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内线打来电话“告密”：教育局机关某股长、塌西湖中学某副校长把所有的评委都买通了，明天的竞聘要出大问题。按照我原先的设计，校长竞聘的评委由五部分人组成：分管教育的市级领导、市纪委派两名督察员、局党组班子成员、各股室股长、被竞聘学校班子成员及部分职代会代表。据我分析：一、分管教育的市级领导和市纪委派出的督察员被买通的可能性极小，局党组班子成员及各股室股长派系林立，素来不和，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唯有被竞聘学校的班子成员及部分职代会代表被收买的可能性大。二、说明教育局党组出了“内鬼”。谁当评委只有班子成员知道，我再三强调了要严格保密，不出“内鬼”，秘密怎么可能外泄？
那么，谁是“内鬼”呢？我一张张面孔去对，个个都像，个个又都不像。看来谁都不可靠，最可靠的只有自己。我也开始学得有城府起来，当老阮将所有的评委名单交给我审定的时候，我不露声色。直到竞聘那天早上6点钟，我突然打电话给老阮，把被竞聘学校职代会代表范围扩大到普通教职员工，采取抽签的方式各挑30名代表参加投票。老阮问：“现在都放假了，怕通知不到哦。现在离竞聘只有两个多小时了，搞得赢啵？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搞不赢也得搞，绝不能让竞聘被‘内鬼’操纵！”老阮不再啰唆，赶紧去张罗更换评委的事情。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内鬼”们的阴谋破产了。那个股长和副校长都“顺利”落选。在最终决定这两个校长人选的党组会上，我同时宣布，从即日起教育系统全面冻结人事，实行“三脚踩死”，即三年内农村教师不准调动进城、城区教师不准调进机关、普通教师不得提拔搞行政。大规模裁减各中小学校行政职数，按照校长一正两副、部门不设副职的原则，用三年时间消化过于臃肿的教育行政机构。宣布完毕，全场鸦雀无声，寂静得违反常态。
那一年，我三脚踩断了教育系统的腐败后路，同时也把自己的后路给“三脚”踩断了：
先是朋友反目。我的一个发小为了把他的侄女从农村调进城，千里迢迢从青岛赶来，刚一开口便被我一口回绝。后来两人相见，如同路人！
其次，领导厌恶。云梦市某副市长的外甥女对我打了个报告，要求调入塌西湖中学任教。我接过那张副市长签了意见的报告，刷刷刷刷提起笔来就批示：“三年以后再做考虑！”
最不能容忍我的还是教育系统大大小小的领导。拿老百姓的话来说，是我断了他们的“财路”。有人公开放出话来，不能让宁致远再管教育了，要想办法把他搞走。能放出这种话来的人必然有这种能耐。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被市委有关领导找去谈话。
那位领导单刀直入：“听说你在调整教育局的人事？”
我简明扼要地将教育系统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很显然，他对我的汇报不感兴趣，显得很不耐烦：“你动人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我回答：“我以为副科以上的干部你才会去管，除一中以外的中小学校部门领导连个股级都不是，我觉得没得汇报的必要。再说这次调整主要是裁减职数，又没有提拔什么人，所以就没跟您汇报。”
那位领导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意思是说他手伸得太长。他很不高兴，铁青着脸对我发指示：“所有的人事调整全部冻结，待我把方案过目以后再做决定。”我很倔强，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便带了一些情绪反问他：“马上就要开学了，总不能让几所学校都没得校长唦？”
他把桌子一拍：“我说冻结就冻结，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对于他的嚣张，我非常不满，阴沉着脸气冲冲地出了他的办公室，直奔教育局和老阮商量对策。老阮很气愤，骂道：“欺人太甚，管得太宽，他有什么必要把手伸到农村中小学校部门行政的人事安排上来？”
我说：“骂也不起作用，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
老阮道：“今天下午通知开会通过方案，明天把调整的干部全部送到位。教育局是一级党组，我只对党组负责，在内部人事问题上可以不听那位领导的。”
我点了点头，道：“甚好！”
商量妥帖，我们分头行动。
下午3点，教育局党组会议准时召开。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不执行他的指示，他宣布，人事调整方案作废，责令马上散会。我懒得跟他啰唆，干脆关了手机。不一会儿，那位领导派人来传达指示。我站起身，对与会的班子成员说：“你们是一级党组，任何个人不可以凌驾于党组之上。这个方案是经过你们党组反复讨论多次才形成的，并不代表我个人的意志。方案作不作废，散不散会，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站起来挺我：“会不能散，方案更不能废，不然的话，教育局党组以后还有什么威信？”
这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群情激昂中，人事调整方案获得艰难通过。趁热打铁，第二天教育局兵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将被调整对象送到了工作岗位。当晚，老阮喊我去喝酒。酒至半酣，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我有预感，我要提前退了。”
我苦苦一笑：“我也有预感，市里可能不会让我再管教育了！”
在这期间，江南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江南市委书记调任云梦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柳博温荣升江南市委书记，云梦市科技局长萧子文调任江南市市长。随着这些关键人物身份的变化，我的命运开始出现拐点。
新来的萧市长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山大学博士，十多年前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云梦。因政府没有多余套房，故萧市长暂时被安排在三星级江南大酒店下榻。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坐一坐，我去了。我知道他想了解什么，无非是江南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说实话，尽管我在江南待了快一年时间，现在还对这些情况了解得并不透彻。并不是我没办法搞透彻，而是根本就不想去搞透彻。如果搞得太透彻，便时时事事都有所顾忌。如果时时事事都顾忌，工作怎么推得动呢？所以还不如糊涂的好。因为在这方面“糊涂”，所以和新来的市长找不到很默契的话题。应酬了十来分钟，我离开了他的房间。
市长的更换、和相关领导的冲突，让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对于张书记，我有些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