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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果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我也没熄火，大声问他们赫伦农场怎么走。人们边喊边比画，我总算找到了路。我让老安妮注意看信箱上的名字，可她全神贯注地在找那条小溪。我自己认出了赫伦的名字，拐进了一条长长的小路，路尽头是一座红砖房和几座让老安妮惊讶过的谷仓。这种带着外廊和主窗的红砖房是那时最流行的样式，到处都能看到。
“看那儿！”老安妮说，我还以为她说的是牧场里飞奔的一大群母牛，但她指着的却是一个大土墩，上面长满了野葡萄，立着几根木桩子。她说那就是过去的棚屋，我说：“好的，不错—现在，希望你能认出一两个熟人吧。”
周围有很多人。几辆客人的马车停在阴凉处，被拴好的马匹正在吃草。车子停在外廊边的时候，一些人站好了队看着它，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前来—连跑出来的小孩子也没像城里孩子那样围到近处。他们只是抿着嘴站成一排，静静地看着。
老安妮看着的却是另外的方向。
她让我下车。下车，她说，然后问周围的人，这里有没有一位乔治·赫伦先生，他还活着吗，还是死了？
我照她说的下了车。周围有个男人回答说，是的，他还活着，是我父亲。
哦，我带来了一个人，我告诉他们，我把安妮·赫伦带来了。
那个人说，那又怎样？
（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一阵，因为我晕倒了几次，去了趟医院，花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检查。现在，我回来了，把前半部分重读了一遍，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写得如此没有章法，但实在懒得重写一遍。我甚至还没写到你感兴趣的特里斯·赫伦呢，耐心点儿，马上就写到了。）
我觉得，老安妮的出现让这些人都傻了眼。他们一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还活着。但你可别以为人们会蜂拥而上，激动地迎接她。只有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非常有礼貌，把她和我先后搀下了车。他告诉我说，老安妮是他祖父的嫂子。要是我们早几个月过来就好了，他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他祖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他甚至还给报纸写了篇文章回忆早年的生活呢—但后来就病了。病好以后，就不能跟以前比了。他没法说话，只是偶尔说几个词。
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就是特里斯·赫伦。
我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吃完饭。女主人走出来，让特里斯·赫伦问我们吃饭了没有。你可能以为她或者我们有一方不会说英语，其实是因为他们全都特别羞涩—那些深色头发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礼拜日西服的男人，不说话的孩子们。希望你别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们—只是，以我的生活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那么羞涩。
我们被带进了饭厅，房间里并没有用过餐的味道—他们肯定是在其他地方吃的饭—然后他们端上了丰盛的食物，我记得有腌萝卜、生菜叶、烤鸡、草莓和奶油。盘子是特意从瓷器柜里拿出来的，不是日常用的那些，是上好的印度树图案的古董瓷器。他们这里什么都是成套的，豪华的客厅家具，胡桃木的餐厅家具。我觉得，他们还得过段时间才能适应有钱人的生活。
老安妮很享受被人手忙脚乱伺候着的感觉，她吃了很多，拿着一根鸡骨头咬着上面最后一丝肉。孩子们都躲在门口，女人们在外面厨房低声甚至带着些震惊的语调交谈着。那位年轻人，特里斯·赫伦，坐在桌边作陪，我们吃的时候他喝茶。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告诉我说他是诺克斯神学院的学生，很喜欢多伦多的生活。我有种感觉，他想让我知道神学院学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呆板，生活也并不是那么严苛。他曾经在多伦多海柏公园滑平底雪橇，在汉兰角野餐，还在河谷动物园看过长颈鹿。他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好像胆大了一点儿，开始溜进屋里来。我就问了一些常见的白痴问题：你多大啦？你在学校念几年级？你喜欢你的老师吗？他催促着孩子们回答，要么就干脆替他们说出了答案，还告诉我哪些是他的弟弟妹妹，哪些是他的表亲。
老安妮问：“你们喜欢彼此吗？”她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滑稽的表情。
女主人走进来，又通过神学院学生对我传话。她告诉他说，祖父已经起来了，正在前廊里坐着。她又看着那些孩子们说：“你让他们都进来干吗？”
我们全都走到前廊去，那里放着两把直背椅子，其中一把上面坐着一位老人。他有一把雪白的漂亮胡子，一直垂到马甲的下缘。他那一张苍白、恭顺、衰老的长脸，似乎对我们没什么兴趣。
老安妮说：“哦，乔治。”好像眼前的一切跟她所想的差不多。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对那些女孩里的一个说道：“去给我拿个靠垫来，那种薄垫子，垫在我腰后面。”
整个下午我都开着斯坦利蒸汽汽车带人们兜风。我现在很了解他们，所以根本不问“谁想去兜风”或者“你们对汽车感兴趣吗”，我只是走到外面，像对待马一样这里那里拍拍我的车，然后看了看里面的锅炉。神学院学生跟过来，念了念车侧面的名字：“绅士快车。”他问这是不是我父亲的。
我的，我说。我解释了一下锅炉里的水如何加热，锅炉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强。人们总是好奇这个—会不会爆炸。这时孩子们已经靠得很近，我忽然说锅炉水箱快空了，问哪里能够取到水。
他们一阵风似的拿上了桶，开始压水泵！我去问外廊那些男人可不可以取水，他们说请便，我道了谢。锅炉装满水后，我很自然地问他们要不要看我预热蒸汽，其中一个代表说，也行。预热的过程里，所有人都很有耐心，男人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锅炉。这肯定不是他们见到的第一辆汽车，但很可能是第一辆蒸汽汽车。
按照当时的习俗，我先带男人们去兜风。启动汽车时，他们充满怀疑地看着我拨弄那些按钮和拉杆。一共要推拉十三个不同的东西！我们在小路上开到时速五英里，然后是十英里。我知道，让一个女人开车载着，他们肯定有点儿别扭，但对这车的好奇占了上风。接着，我又拉了一车孩子，由那位神学院学生抱进去，告诉他们好好坐着、抓紧、别害怕、别掉下去。已经知道哪里有沟和水坑，我就开得更快了些，他们一路又害怕和又兴奋地喊叫个不停。
有些当时的感受我没有说，但现在我正享受着一杯傍晚的马提尼，所以借着酒劲说出来。我没告诉你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因为那是些爱情的烦恼。那天和老安妮出门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尽可能地好好享受，否则简直是对斯坦利蒸汽汽车的侮辱。这辈子我都觉得这条原则很好—尽量去享受一切，即使是不太可能高兴起来的时候。
我让一个男孩跑回前廊，去问问他祖父想不想兜个风。他跑回来说：“他们都睡了。”
回去之前，我得重新装满锅炉，特里斯·赫伦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很近的地方。
“你给了我们难忘的一天。”他说。
我并不是不屑于和他调情。实际上，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调情生涯等着我呢。一旦失恋，你就根本不去想结婚的事了，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说，他一回多伦多的朋友身边，就会把今天忘个干净。他说真的不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还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写信。我说，谁也不会不让你写。
回家的路上，我想，要是他真的迷上我可就太荒谬了。一个神学院学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会离开神学院进入政治学院。
“真遗憾，赫伦先生没能跟你说话。”我对老安妮说。
她说：“没事，我可以跟他说。”
实际上，特里斯·赫伦的确给我写过信。不过，当时他心中肯定也有顾虑，因为他在信里附上了一些教会学校的小手册，关于给教会学校捐款什么的。这让我有些反感，就没有回信。（数年之后，我还开玩笑说，要是我当时好好发挥的话，说不定已经嫁给他了。）
我问老安妮，赫伦先生能不能听懂她对他说的话，她说：“差不多。”我又问，再见到他，开心吗？她说开心。“他能再见到我也很开心。”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沾沾自喜，很可能是关于她的裙子和我们的车。
那时的路边种了一排高大的树，我们的蒸汽汽车在弯垂的树冠下一溜烟地开过去。几英里之外就看到了那片湖—在树木和山峦的缝隙里远远地瞥到了几眼，于是老安妮问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湖，沃利那个？
当时周围有很多老年人，脑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猜老安妮比大多数人还要严重。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说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有个女孩胃里发烧难耐，生出了个婴儿，只有老鼠那么大，已经死了，但她们把它放进烤箱时，它忽然膨胀成正常大小，烤上了一层很好的颜色，还开始踢腿。（你现在肯定在想，让一个老妇人去回忆往事，简直就跟翻开破布袋子一样。）
我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一个梦。
“有可能，”她说，难得赞成我的话，“我以前的确常常做很可怕的噩梦。”
（邢楠 译）
[1]《圣经·诗篇》71：18：“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2]《圣经·使徒行传》24：13。
[3]《诗篇》131：1,2。
宇宙飞船着陆
尤妮·摩根失踪的那天晚上，雷亚正在卡斯泰尔斯一个叫蒙克的非法酒贩家里。这是一栋简陋、狭小的木板房，河水经常泛滥，泥渍一直蔓延到墙的一半高处。是比利·杜德带她来的。比利在大桌子的一头打牌，桌子另一头，有人在聊天。在房间的一角，煤油炉子旁边有把摇椅，雷亚就远远地坐在那把摇椅上。
“自然的召唤，没错，可以说是自然的召唤。”一个男人说，他之前说了关于拉屎的事。另一个男人叫他注意用词。没人往雷亚这边看，但她知道那人说这话是因为她。
“他走到石堆上，去响应自然的召唤，心想要是手边能找到点成片的东西多好，尽管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他看到什么了？到处都是，一张一张的，到处都是这东西。要的就是这个！满地都是。他捡起一张放到口袋里，心想下次都够用了。他没再多想，返回营地。”
“他是在部队里吗？”有人问。这人雷亚认识，他给学校的人行道铲雪，整个冬天都是。
“怎么这么说？我没说在部队啊！”
“你说营地，军营。”铲雪的那个人说。他叫丁特·梅森。
“我从来没说军营。我说的是伐木营地，在魁北克省北部。那么大老远的地方，部队跑去干吗？”
“我以为你说的是军营呢。”
“有人看到他捡回来的东西。那是什么？这个嘛，他说，不知道。从哪儿捡的？地上。那你觉得是什么？嗯……我不知道。”
有人说：“听着很像石棉。”这人雷亚也面熟。他以前是老师，现在卖无水烹饪用的锅碗瓢盆。他有很重的糖尿病，据说阴茎头上永远都有那么一粒糖，结晶的。
“ 石棉，”讲故事的男人说，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他们在那儿开采出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棉矿，发了大财！”
丁特·梅森又大声说：“找到石棉的那个人可没发财。信我的，他没发财。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发现的人发不了财。”
“也不一定。”讲故事的人说。
“从来都是这样。”丁特说。
“有人就找到了金矿，发了大财，”讲故事的人不甘示弱，“很多人都发了！他们找到了金子，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哈里·奥克斯爵士就是一个。他找到金矿，成了百万富翁！”
“他最后死于非命。”一个一直没说话的人这会儿插进来。丁特·梅森笑起来，其他几个也跟着笑起来。卖锅碗瓢盆的那个人说：“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然后呢？”
“杀身之祸呗，到头来得了这么个好！”丁特·梅森在一片笑声中大声说。讲故事的那个人两手拍桌，摇晃着桌子。
“我从没说他没遭杀身之祸！从来没说！我们在这儿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他找到金矿了，得着好处了，成了百万富翁！”
大家赶忙抓紧酒瓶和杯子，免得摔到地上。连打牌的那几个也停下来跟着笑。比利背对着雷亚，宽宽的肩膀裹在白色的衬衣里。他的朋友韦恩在桌子另一边站着，看他们打牌。韦恩的父亲是联合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