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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又不想看。
“我要和他一起去吗？”盖尔说，“他好像不想松开我。”
“你自己决定吧。”一个救护人员说。于是，盖尔爬上了车。（她实际上是被那只紧握的手拽进去的。）救护人员给她放下一个小座位，门关了，车一开警报声就又响了起来。
这时，透过后门上的车窗，她看到了威尔。他大概在一个街口之外，正朝着米拉马尔公寓走过来。他穿着浅色的短袖夹克和配套的裤子—可能是旅游套装—他的头发更白了，或者是被太阳晒得褪色了。但她一眼就认出了他，她总是能认出他，一见他总是会大声呼唤。就像现在，她简直想挣脱老人的手从座位上跳起来。
“是威尔，”她对救护人员说，“哦，对不起，是我丈夫。”
“哦，那最好别让他看见你从飞驰的救护车上跳下去。”他说，“哦—这里出什么事儿了？”接下来，他用专业的眼光观察了一下老人，然后很快直起身说：“死了。”
“他还抓着我呢。”盖尔说。说着，她就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前一秒他还握着她的手—使着很大劲儿，似乎在她向着威尔跳起来时足以把她拉住。现在，却是她紧紧拉着老人。他的手指还有温度。
从医院回到家时，她发现了一张意料之中的便条。
盖尔，我知道是你。
快点儿。快点儿。她的租金已经付过了，必须给管理员留张字条。她得从银行把钱取出来，赶到机场买票。她的衣服可以不带—那些简陋的浅色印花裙，那顶软帽。从图书馆借来的最后一本书可以留在鼠尾草画下方的桌子上，就放在那儿吧，积累着罚金。
否则，会发生什么事？
她曾经真切期待的事。忽然之间却真的想逃脱的事。
盖尔，我知道你在那儿！我知道你在门里面。
盖尔！加利娅！
说句话，盖尔。回答我。我知道你在那儿。
我听到你了。我从锁眼里听到你的心跳声、胃里的咕噜声，还有心绪的起伏声！
我能从锁眼里闻到你的味道。是你，盖尔！
最想听到的话是会变的。你在等待的时候，它们会发生某些变化。爱—需要—原谅。爱—需要—永恒。这些话听起来能变成街上的喧闹声、敲击声、捶打声。你所能做的就是逃走，这样才能不出于习惯去敬仰它们。
在机场商店，她看到很多澳大利亚土著做的小盒子，圆形的，像硬币一样轻。她挑了一个，深红底色上散布着不规则的黄色圆点，上面印着一个膨胀的黑色图形—可能是只海龟，伸着短小的腿，无助地四脚朝天。
盖尔想着，送给克莉塔做礼物。就像她在这里的所有时间不过是一场梦，她必须将其抛弃，回到某一点，一个起点。
不给克莉塔。给威尔做礼物？
嗯，那就送给威尔。现在寄走？不，带回加拿大，一路带回去，从那里寄走。
黄点散布的样子让盖尔想起了去年秋天看到的情景。她和威尔看到的。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们出去散步，从家里出门，沿着树木繁茂的河岸一直走。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曾经听说、但以前从未见过的情景。
数百也许是上千只蝴蝶落在树上，这是它们沿着休伦湖穿越伊利湖然后向南飞到墨西哥的长途飞行之前的休憩。它们落在那里，像是金属制成的叶子，金箔—就像扔出的金箔落在了枝头。
“就像《圣经》中的金雨。”盖尔说。
威尔告诉她，她把朱庇特和耶和华弄混了。
那一天，克莉塔已经开始走向死亡，威尔也早已遇到了桑迪。这场梦早就开始了—盖尔的旅途和她的谎言，那些她想象的—相信的—隔着门听到的话。
爱—原谅
爱—遗忘
爱—永恒
街上的捶打声。
这样一个盒子，在把它包装起来寄走之前，该往里面装点儿什么呢？一颗珠子，一根羽毛，还是一粒壮阳药？或者，装一张纸条，紧紧地叠起来，叠成唾沫球那么大。
现在，要不要追随我，由你来决定。
（邢楠 译）
[1] 诺森伯兰郡，位于英格兰最北部，与苏格兰交界。
[2] 旅馆名为“Jack Randa”,取自“蓝花楹（Jacaranda）”。
荒野小站
一
玛格丽特·克雷斯韦尔小姐，多伦多劳动收容所负责人，
致西蒙·赫伦，北休伦，1852年1月15日。
因来信附有牧师担保，我很乐意回复。我们经常收到你这种请求，但除非来信附有担保，否则我们很难相信来信者的诚意。
本收容所内并无适婚女子，因为我们通常在她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打发其出去谋生。但随后几年会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络，一般到她们结婚为止。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有时会推荐其中一个女孩子，安排一次会面，当然，双方是否合适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目前保持联系的人里有两位十八岁的女孩，她们针线活儿都很好，都在女帽店里当学徒，不过，要是能嫁给合适的男人，当然比一辈子做这种工作更好。其他的现在还不好多说，得取决于你们是否喜欢彼此了。
这两位女孩分别是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和安妮·麦基洛普小姐。她们都合法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不过，就约翰斯通小姐来说，有一个肺痨的问题，尽管她是个皮肤红润的丰满姑娘，长得更漂亮一些，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可能她并不适合一辈子在荒野里辛勤劳作。另一位女孩，麦基洛普小姐，尽管身材瘦削，外貌稍逊，但却更为吃苦耐劳。她有一只眼睛不太好，不过不影响视力，而且她的针线活儿非常出色。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色的，皮肤也稍暗，这些不是因为混血，而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来自法夫。她是个很能干的女孩，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上常见的那种傻乎乎的胆怯，我觉得她比较适合你所能提供的生活。我将会和她联系告知此事，如果你打算和她见面，我们静候来信。
二
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五十周年版，1907年2月3日。
乔治·赫伦先生的回忆录。
1851年9月的第一天，我的哥哥西蒙和我带着一箱子被褥和日用品，赶着马车从霍尔顿县出发，去休伦和布鲁斯的荒野里碰运气—当时那些地方都被人们看成荒野。我们带的东西来自西蒙的老板阿奇·弗雷姆，被算成他工资的一部分。同样，马也是从他那里租的，他的伙计和我年纪相仿，和我们同行，以便把马车赶回去。
我应该一开始先说清，我和哥哥是孤儿，刚到这个国家的五个星期内，父母相继死于热病，那时我三岁，西蒙八岁。西蒙被送去跟着母亲的堂兄阿奇·弗雷姆干活，我被没有子女的教师和他的妻子接纳。那是在霍尔顿，其实我觉得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但西蒙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他经常来看我，总是说，我们一旦够年龄就离开此地，去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生活，再也不用给别人干活，因为这是父亲当年的愿望。我被送到学校读书，而阿奇·弗雷姆并没有送西蒙去，所以他坚决想要离开这里。十四岁的时候，我长成了哥哥那样的壮小伙，他说我们该出发了，去广袤的休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一天，因为纳塞戈维亚和普斯林奇的路况非常糟糕，我们只走到了普雷斯顿。第二天，我们到了莎士比亚，第三天下午到了斯特拉福德。一路向西，路越来越难走，所以我们想，最好把行李交给驿站托运到克林顿去。但因为阴雨天气，驿站停止了运输，想等到路面冻结再恢复。所以，我们让阿奇·弗雷姆的伙计先带着马车和行李返回霍尔顿，然后把斧头扛在肩上，步行向卡斯泰尔斯走去。
卡斯泰尔斯尚在建设当中，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烟，有一栋既是商店又是客栈的简陋房子，有一个名叫勒意姆的德国人正在建锯木厂。还有个比我们先来的人，已经建好了一栋较大的木屋，他叫亨利·特里斯，后来成为了我的岳父。
我们住进了客栈，睡在地板上，两个人只盖着一条毯子还是一床被子。冬天早早来到了这里，冷雨连绵，一切都湿答答的。不过，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会有困难，至少西蒙是这样。我之前的生活环境比他好些，不过西蒙说我们必须忍耐，我照他的话做了。
我们砍掉灌木，辟出了一条小路，通往我们那块土地，接着标好了边界，砍了盖棚屋用的原木，准备好了装屋顶用的大木铲子，还从亨利·特里斯那里借了一头拉运木材的牛。但西蒙没打算向别人借东西或者求助，他打算靠我们自己盖起这栋小木屋。当发现这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一路找到了特里斯家，在亨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及磨坊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房子终于完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往木料的空隙中抹泥，还弄到了一些铁杉树枝当床。这样，我们总算不用再花钱住在客栈里，而是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我们有一大块榆木板，用来当门。哥哥曾经从阿奇·弗雷姆那儿几个法裔加拿大伙计那里听说，在伐木场里，火总是生在屋子的正中间，所以他说，咱们的房子也要这么办。于是，我们竖起了四根柱子，在上面建造烟囱，为了好看，打算里里外外都用泥抹平。火生得旺旺的，我们在榆木床上睡下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木屋里火光闪耀，连盖屋顶的大木铲上都有火苗在欢快地跳动。我们赶快推倒了烟囱，木铲是用青翠的椴木做的，上面的火苗倒是不难扑灭。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按照常规把烟囱建在屋子的一头，我想，自己最好别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清理了一些小树和灌木之后，我们开始砍伐大树。先砍了一棵白蜡树，然后劈成厚板来铺地板。我们的行李还没有从霍尔顿运来，所以亨利·特里斯送来一张又大又舒服的熊皮给我们铺床用，可我哥哥不想接受这份人情，把它送了回去，说我们不需要。几周之后，我们的行李运到了，我们只好借了牛去克林顿把行李拉回来，不过，哥哥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向别人求助。
我们走到沃利，背回了面粉和咸鱼。在曼彻斯特，有人高价渡我们过河，当时那里没有桥，整个冬天冰都没坚固到足以踩着过河。
圣诞节期间，哥哥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弄得差不多了，可以够他娶个老婆回来了，这样就有人给我们做饭、收拾，等我们能买起奶牛的时候，她还可以负责挤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老婆”的事，我说据我所知他好像不认识什么人啊。他说他的确不认识，但是听说可以写信给孤儿院，问他们有没有愿意过这种生活的合适女孩推荐，如果有的话，他愿意过去和她见面。他想找一个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姑娘，健康，不怕辛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而不是刚刚进去，这样她就不会期待什么奢侈的生活或者有人服侍，也不会一直回忆从前较为轻松的生活。毫无疑问，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肯定会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并不是说我哥哥不能自己去追求姑娘结婚，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而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兴致，他脑子里全是如何创造我们的财产。而且，如果一位姑娘双亲尚在的话，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让她走那么远，去一个工作繁重、毫无享受的地方。
麦克贝恩先生是最近才来这里的牧师，他帮西蒙写了信，还亲自为他写了担保。这也说明，这种求偶方式在当时是颇为正派的做法。
后来，我们收到了回信，说是有一位姑娘可能符合要求。于是西蒙就去多伦多接她。她叫安妮，本姓是什么我忘了。他们得涉过赫利特的小河，到达克林顿的驿站之后还得穿过厚厚松散的积雪。回来之后，那姑娘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吃了一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丛林地。她的行李箱里有女士们给她的床单、锅和碗碟，这让我们的屋子更舒适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