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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控制它的方式。他吸引着她—从不在意他的年纪，他的怪模样，他牙齿和手指上的烟渍。他的皮肤很温暖。婚后几年，她流了一次产，出了很多血，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她的输卵管结扎了。自那以后，她和丈夫的那种亲密关系也终结了。他觉得他主要是在体贴她，因为他认为拒绝给一个女人生育的机会是不对的。
有时候她也会纠缠他一会儿，他便会说：“嘿，莫琳。你在干什么啊？”或者他告诉她要懂事。“懂事”这个词是他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学到的，他们早就不用了，他还在用，事实上他们从家里搬走很久以后，他还在用。
他的话是那样让她感到羞辱，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世界上他最讨厌的就是泪水。
现在呢，她想，要是还像过去那样，难道不是种解脱吗！她丈夫的欲望回来了—或者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欲望。他们婚姻初期那种笨拙的性爱，那种正式的爱抚，是不见了。如今他的眼神乌云密布，他的面容苦恼不堪。他对她说话咄咄逼人，有时候还用手指捅她，甚至把手指从后面插进去。她根本不需要这些动作刺激她—她急于把他拖进卧室，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别的地方胡闹。他的旧办公室被改造成楼下的一间卧室，和浴室相连，这样他就不必爬楼了。这个房间上了锁，弗朗西丝无法闯进来。不过电话铃会响，弗朗西丝会来找他们。她可能会站在门外，不小心听见那些声音—斯蒂芬斯律师的喘息、呻吟和恐吓，他命令莫琳做各种动作的令人恶心的嘘声，最后是他撞击她的声音，他发出的命令声，除了莫琳任何人都听不清的命令，但它就像洗手间里的声音一样，充分说明了他的极端。
“下流！下流！”
这个男人叫道，正是他曾经把海伦娜关在房间里，因为她叫她哥哥臭杂种。
莫琳的词汇量足够大，但是在震惊之余，她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用一种有说服力的腔调说出来。她努力了。她太想助他一臂之力。
过后他马上睡着了，短暂的睡眠似乎把这个插曲从他记忆里抹去了。莫琳逃到洗手间。她先洗了洗，又匆忙上楼去换衣服。每逢这样的时刻，她都要扶住楼梯栏杆，她觉得是那样的空虚、无力。她要咬紧牙关，她并不想愤怒地吼叫，但忍不住发出生病似的呜咽，听起来就像是一只被揍了的小狗。
今天她比往常要镇定。她照了照浴室的镜子，挑了挑眉毛，动了动嘴唇和下巴，让脸上的表情恢复原样。受够了，她仿佛在说。甚至在做那事时，她还能想别的事。她在想怎么做蛋奶糕，她在想家里的牛奶和鸡蛋还够不够。在她丈夫的狂暴中，她在想那穿过羽毛的手指，妻子把手放在丈夫的手上，压下去。
我们要为希瑟·贝尔唱一支歌，
就算死了也要唱。
绿森林里找不到希瑟，
她的生命才含苞待放。
“已经有一首诗写过了。”弗朗西丝说，“我这儿打出来了。”
“我原来打算做蛋奶糕的。”莫琳说。
玛丽安·哈伯特的话，弗朗西丝听见了多少？每一句，很可能。守口如瓶，简直要了她的命。她举起打出来的诗，放在莫琳的眼前，莫琳说：“太长了，我没有时间。”她开始把鸡蛋挑出来。
“写得很好，”弗朗西丝说，“真应该配上曲子。”
她大声朗读。莫琳说：“我要集中注意力。”
“这么说我可以走开了。”弗朗西丝说着去收拾阳光房。
厨房终于安静了—白色的旧墙砖，黄色的高墙，熟悉的、抚慰人的盆盆罐罐，也给了她的前任安慰吧。
玛丽·约翰斯通对女孩们发表的演讲，多多少少是同样的内容，她们大多数都知道下面要说什么。她们甚至事先就预备好了鬼脸。她告诉她们，她得小儿麻痹症时装了铁肺，耶稣来了，并对她说话。她不是在做梦，她说，不是幻觉，也不是精神错乱。她是说他来了，她认出了他，可是她不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她立刻就认出了他，虽然他穿着医生一样的白大褂。她想，哦，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不会让他进来。她就是这么解释的。装着铁肺的她躺在那里，既理智又愚蠢，类似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这样。（她指的是耶稣，不是小儿麻痹症。）耶稣说：“你还会重新拿起球拍的，玛丽。”他所说的就是这些。她垒球打得很好，他知道他的话她能听懂。然后他就离开了。她按照他的教诲，紧紧地拥抱生活。
还有更多的教诲，关于每个人生命和身体的独特性，引向玛丽·约翰斯通称之为关于男孩和性冲动的“普通谈话”。（说到这，她们就做起鬼脸—她又接着谈耶稣，真让她们难为情。）接下来是关于酒精、香烟，以及一件事如何诱发另一件。她们觉得她真是癫狂—竟然看不出昨天晚上她们抽烟抽到想吐。她们的气味好难闻，她一点也没提到。
所以她真是—癫狂。大家任由她谈论医院里的耶稣，她们觉得她有资格相信。
试想你确实看见了某个景象？不是耶稣那种，而是某个景象？莫琳有过这种体验。有时她半醒半睡，也没有做梦，她会看见某个景象。甚至就在白天，就在她自认为的日常生活里。她能看见自己坐在石阶上吃樱桃，望着一个男人拿着包裹走上石阶。她从没见过那些石阶和那个男人，可是有那么一瞬间那就像是她另外某种生活的一部分，像现在的生活一样漫长、复杂、古怪而又单调。她也不意外。她同时了解了两种生活，这只是一个偶然，一个迅速被更正的错误。后来她想，这如此平常。樱桃。包裹。
她此刻看见的不属于她的任何一种生活。她看见那些长着粗壮手指的大手压到她的桌布上，那只抚摸羽毛的手，被压住，顺从，被另一个人的强大意志压住—她在煤气灶上的双层蒸锅里搅拌蛋奶糕，那只手被压在炉圈上，只有一两秒钟，红线圈足以把肉烤伤、烧伤却不至于残疾。这是在约好的缄默中发生的—短暂的、野蛮的而又必要的行为。看起来是这样。被惩戒的手黑得像手套，也像一只手的阴影，手指张开。穿着同样的衣服。奶油色的袖子，深蓝色。
莫琳听见丈夫在前厅走动，她关上火，放下勺子，去找他。他把自己收拾好了。他要出门。她不用问就知道他要去哪里。去警察局，去询问报案的内容，以及将如何处理。
“也许我该开车送你去，”她说，“外面很热。”
他摇摇头。他嘀咕着什么。
“或者我陪你走过去。”
不。他在执行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被妻子送去或是陪伴都会有损他的声名。
她帮他打开前门，他用一种拘谨的悔过的口吻说：“谢谢你。”他走过时，弯下腰，向她脸颊边的空气噘了噘嘴。
他们已经走了，矮墙上没有一个坐着的人。
希瑟找不到了。没有尸体，没有痕迹。她像灰尘一样被吹走了。她那张贴在公告栏上的照片将褪色。双唇紧闭的微笑，嘴角轻咬，好像在克制一阵无礼的大笑，这微笑将会与她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对学校摄影师的嘲讽。因为这里面总有关于她自由意志的微弱暗示。
希迪卡普先生也帮不上忙。他时而迷惘，时而暴怒。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什么也不会找到，当然不算他妻子的那些旧内衣，他们挖掘他的花园，也只会找到埋在土里的狗的陈年老骨。许多人将坚信他做了什么，或是看见了什么。他和这件事有关。他被送到省精神病院，又名精神健康中心，当地的报纸会发表读者来信谈论预防性拘留，亡羊补牢。
玛丽·约翰斯通也会给报纸写信，解释她为什么那么做，那个周日，作为一个头脑清楚、信仰坚定的人，她为什么那么做。最终，编辑会告诉她希瑟·贝尔的事是旧闻了，不是小镇唯一想知道的事，假如野营活动要终止，那也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这个故事总不能讲了又讲。
莫琳还是个年轻女人，虽然她并不觉得，她还有未来在等她。先是死亡—很快的事—再婚，新的地方和房子。在千里之外的厨房，她将注视着木勺背面的软皮，她的记忆将会刺痛，但在这个时刻，这一切不会透露给她，此刻她仿佛在窥视一个公开的秘密，等你想要讲述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如此不同寻常。
（陈笑黎 译）
蓝花楹旅馆
火奴鲁鲁，飞机沿着跑道逐渐减速，垂头丧气地颠簸了几下，拐向草坪，终于砰的一声停了下来，看起来距离海岸只有几码远。机舱里，每个人都在笑。先是静了一下，接着就笑了起来。盖尔自己也在笑。然后，周围嗡嗡地响起了一片互相介绍的声音。盖尔的旁边是拉里和菲莉丝，他们来自斯波坎。
拉里和菲莉丝是去斐济参加高尔夫左撇子球手大赛的，这架飞机上有很多对夫妻都是为此而来。拉里是左撇子高尔夫球手，菲莉丝是他妻子，一起来观看比赛、为他加油、顺便找点乐子。
他们坐在飞机上—盖尔，还有那些左撇子高尔夫球手—午餐是装在简易的野餐盒子里端上来的，没有酒，热得要命。驾驶舱里传出了滑稽而令人困惑的广播：“各位乘客，对于飞机发生的故障，我们深感抱歉，飞机没有严重问题，但可能仍需在此地等候一段时间。”菲莉丝头疼得厉害，拉里正用手指按压她的手腕和手掌，看看对治疗头疼有没有用。
“没什么用，”菲莉丝说，“我现在本来应该和苏西待在新奥尔良呢。”
拉里说：“小可怜儿。”
菲莉丝把手拿开的时候，盖尔看到她的钻石戒指光芒闪烁。做人家的太太才有资格戴钻戒和头疼，盖尔心想。她们依旧如此。也只有那些真正成功的才能这样。这些太太都有个发福的丈夫，左撇子打高尔夫，一辈子都对妻子唯唯诺诺。
最后，那些去悉尼不去斐济的乘客下来转机。他们被乘务人员扔在航站楼，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走、领取行李、出海关，试图找到自己机票所属的航空公司。忽然，岛上某家酒店的欢迎团拥了上来，他们不停地唱着夏威夷歌曲，毛手毛脚地把花环套到那些乘客的脖子上。转机的乘客们好不容易把自己弄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吃吃喝喝睡睡，排队上洗手间，过道里都是垃圾，空姐们都躲在乘务舱里闲聊天，不是说孩子就是说男朋友。然后，明亮的清晨终于乱哄哄地到来了，向下可以远远地看到澳洲黄沙蜿蜒的海岸线。时差错乱，就连那些衣着最考究、打扮最漂亮的乘客现在都面容憔悴、神色倦怠、迟钝麻木，就跟挤了好久客轮统舱似的。就在下飞机之前，他们又受到一次袭击：一群体毛茂盛的男人穿着短裤，拥进机舱到处喷洒杀虫剂。
“啊，说不定进天堂时也是这样呢，”盖尔想象自己对着威尔说道，“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都使劲儿朝你撒花，人人都得头疼和便秘，还得浑身喷杀虫剂除菌。”
这是她的老习惯，总愿意想出点儿聪明又轻松的话，讲给威尔听。
威尔离开以后，盖尔觉得自己店里到处都是女人，而且不一定会买衣服。但她并不在乎。就像很久很久以前，还没遇到威尔的时候，女人们都坐在老式扶手椅里喝咖啡，就在盖尔的熨衣板和裁剪桌旁边，在褪了色的蜡染窗帘后面。盖尔像以前一样，开始自己磨咖啡豆。裁缝的假模特身上很快就挂满了珠子，还散布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涂鸦。她们聊着关于男人的故事，通常都是那些已经离开的男人。谎言、不公、冲突，还有那最常见却最恐怖的背叛—让人听到的时候除了浑身发抖地笑，简直别无他法。男人们都要说些蠢话：“真抱歉，我不想再坚守这段婚姻了。”他们还想把车子和家具卖给妻子，那根本就是太太们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得意洋洋雀跃不已，因为他们成功地搞大了一些年轻女孩的肚子，那些姑娘比他们自己的孩子年纪还小。他们残忍又幼稚。除了赶紧放弃他们，你还能怎么做呢？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也为了保护自己。
这种乐趣盖尔很快就厌倦了。咖啡喝得太多会让人皮肤暗沉。而且，女人们之间开始暗地里较劲，因为她们中的一个人竟然在报纸私人广告栏刊登了广告。盖尔把“和朋友喝咖啡”换成了“和威尔的妈妈克莉塔喝酒”。奇怪的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情绪反而平静下来。她有时在门上钉一张纸条，这样就能在那些夏日的午后早点脱身。（她的店员唐纳达正在度假，重新雇一个太麻烦了。）
去歌剧院了。
去精神病院了。
去储备点麻布和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