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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两国之利益相反，而不能以和平解决，则两政府之脑力，务明辨下方之五问，以为决心之基础：
第一问：敌能举若干之武力乎？
欲答此问，当先测定临战时敌国全体之武力，即我军侵入敌境时，敌之内部抵抗力之大小，及敌军侵入我境之难易是也。敌之武力或有不能用于他处者，则去除之。反之，无论出于故意，出于推测，其能受他国之援助者，则亦须加算入之。
第二问：敌将以如何气力决心战争乎？
敌人志意之强弱刚柔，视争点利益之重轻，及气概之大小为衡。
各国之气概，则由人民之性质及政治之情形而大差，同一事也，于甲国不过为皮相之激昂，于乙国则或触动其极度之决心，人民而敢为、坚忍、富于爱国心、能信赖其有力之政府，则其气概，又决不可与萎靡之政府、柔弱之国民同日语。
决战意志之强弱，大都视其动因之大小，即利益之重轻以为准。国家若以存亡之故而动战争，则其刚强不屈之态，决不能与贪小利而动兵者相等；盖前者必奋战至于竭国之力而后止者，后者不过举一部之力以从事，适有不幸，即能屈从敌志以图免后患。
案：日俄之役，正其适例，日失朝鲜，三岛为之震动，俄得满洲，不遇扩充一部分之边界，与欧俄之存亡关系无与也。故战役之后半期，俄人以内部扰攘之故，虽欧洲之援兵续至，宁弃南满以和。
第三问：敌人于我之武力及气力下何种观察？
敌人于临战时亦必起前之二问，故此第三问之解答，甚为紧要，政略机敏之国，则战争将起时，即于国际监察其举动，敌若下算我的武力及气力，则其最初所举之力必不大。顾敌若一觉其误，则或即屈从我志或即倍张其力，二者何择？亦宜预算及之。
第四问：敌当交战时，果用几许之材料？
此问之义甚广，即敌人武力、气力之性质大小，其锐气，其忍耐力，军事上之目的，及最初所举兵力之外，将来更能举若干之武力种种等皆在焉。
第五问：我若欲屈敌之志以从我，或竟使敌断绝其希望，果须若干之军资乎？我果具有此数乎？具有此数而我目的之价值，果与此应行消耗之军资相称乎？
此五问皆相连络，故总括揭之于此。唯讨论第一问时，则我军军事之目的，首当注意，此目的则由于政略上之关系及敌之处置以生。
依正理论则外交之方针，战略之布置，皆当由此五问题而生，顾事实上则和战之局，未必悉决于正当之研究，而两国当未战之先，未必能举上文五问，一一为数学的解决也。盖彼此苟皆出于深思熟虑，则中间必有一身知奋励之无功，战争之不可以意气为，甘心其少少损失，而不敢赌存亡于一旦，此则近五十年之诸强国之所以未见战事也。
测算敌之军资，而求其正确，其为事已不易易，至欲公平秤量彼我之力，则尤属困难。盖元质之编入军资者其数极大，其类又杂，而战时不意之事变，亦影响于军资者至伟，测算者主观之谬误，犹在所勿论也。
洞见敌人政略之企图，而测定其外交上强硬之程度，亦不易易。两国宣战之言，一具文耳，世固有利用仅小之原因，而启存亡之大决战者，又或一战之后，胜者乘其余威，扩张其本来之目的者。
要之，以上五问，无论如何明察，决不能得数学之确解。其至善者，亦不过近似已耳。故贤明之政府，则于此五问之外，更生一问，曰：“万一敌之力较预测为大，我之力较预测为小时，其危险之程度当在何等？”故对于彼此同等抑或较强之国，尤不可不审慎出之。文明国之战争，其起也甚难，而其动也甚猛，不动则已，动则必倾全国之力，而财力、国力不许其持久，故动作尤必速而且烈。
案：伯卢麦之所谓主权云云者，即主将法令赏罚之谓；所谓民力云云者，即兵众士卒之谓；所谓有形诸物质云云者，即天地之谓。
总括智、信、仁、勇、严五项而断之，曰能。其说亦见之近今学说，能者了事之谓也，德国武人之习谚曰，不知者不能，又曰由知而能，尚须一级。
天地者，彼此共有之物，而利害有相反者，故曰得。（参观上文）
兵众者，指全体国民而言，士卒者指官长及下级干部言。兵众之良否，属天然者居多，故曰强；官长之教育，属人为者居多，故曰练。练者含有用力之意，法令指军事上之政令言，赏罚指全体之政令言。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我计，用之必败，去之。
案：此所谓计，即上文七种之计算也。古注陈张之说为是，以将为裨将者非也。
第四段
此节说交战之方法，其主旨在“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句。然于本末、重轻、先后之故，言之甚明，读者所当注意也。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上文之计，乃国防战略之大纲。此所谓纲，乃下文交战之方法，即战术之总诀也。此节所当注意者，在数虚字，一曰乃，再曰佐，乃者然后之意，佐者辅佐云耳，非主体也。拿破仑所谓苟战略不善，虽得胜利，不足以达目的也。计者，由我而定，百世不变之原则也；势者，视敌而动，随时随地至变而不定者也。故下文曰诡道，曰不可先传，其于本末重轻之际。揆之至深未战时之计，本也，交战时之方法，末也，本重而末轻，本先而末后，故曰乃，曰佐。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为交战方法之主旨，能而示之不能，以下十二句，专指方法言。盖欲实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原则，必应用以上十二种方法，始有济也。兵家之胜云者，犹言此寻常用兵家之所谓胜云耳，非吾之所谓胜也，故曰不可先传，先者对于计字言，承上文乃字、佐字之意，所以呼起下文（夫未战）之未字。言真正胜负之故，在未战之先之计算，不可以交战之方法为胜败之原，而又转以计算置于后也，此篇定名曰计。若将全篇一气通读，则自计利以听以下，迄不可先传也一段为本篇之旁文，更将第二段、第三段之断语（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又（吾以此见胜负矣）与此段断语一比较，其义更显。
篇中开宗明义，即曰：“兵者国之大事”，而此则曰：“兵者诡道也”，然则国之大事而可以诡道行之乎？盖此节入他人口气（大约竟系引用古说），即转述兵家者言而断之曰不可先传也。不可先传，犹言不可以此为当务之急也，以不可先传作秘密解，遂视诡道为兵法取胜之要诀，而后世又以阴谋诡诈之故为兵事，非儒者所应道，不知《孙子》开宗明义即以道为言，而天地将法等皆庸言庸行，深合圣人治兵之旨，曷尝有阴谋权变之说哉！
第五段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此段总结全篇，计字之义以一“未”字点睛之笔。计者，计算于庙堂之上，而必在未战之先，所谓事之成败，在未着手以先，质言之则平时之准备有素者也。
得算多少之“多少”两字，系形容词，言上文七项比较之中有几项能占优胜也。多算少算之“多少”两字，系助动词，言计算精密者胜，计算不精密者不胜也。
“而况于无算乎”一句，与开篇死生存亡之句相呼应，一以戒妄，一以戒愚，正如暮鼓晨钟，令人猛醒也。
[1] 拿破仑三世——编者注。
[2] 太阿剑——编者注。
附录
附录一 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
（英雄跳，我们笑）
或许是生物学上一定的原则吧？急了就跳——犹如中国古谚所谓“人急跳梁”。最近欧洲大陆上一位英雄，从柏林旅行回来，一跳就跳到东京，再跳又到了长春。你们不要怪他跳，要知道他是发急。
一个小学生，满以为老师皮夹里有许多宝贝，可是偷到手时，打开一看却是空的，急不急呢？一会儿又趁着老师打盹的功夫，出去玩耍，但回来时，老师已醒，戒尺在手，急不急呢？最近又来一个英德接近、法德调和的运动，一个等边三角形中插入一支金针，急不急呢？急了就跳。
我们读欧洲史，终替大陆上的英雄抱不平，尤其是陆军军人，仿佛是命运的注定，无论他在大陆上发挥怎样大的威力，结果终为海上的魔王所打倒。
最奇怪的，譬如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条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但仍走上了那条路，一样陷了进去。最奇怪的，他实际上竟是亦步亦趋，循着前人足迹，丝毫不爽地走入那个陷阱。这真是命定的吗？
欲攻海国，先从大陆国入手。拿破仑的根本敌人是英国，但他奈何英国不得，便拿俄国出气，结果一代英名断送在莫斯科。法国人完了，德国人起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明明白白是对英国的，但作战也须先从俄国入手，他把俄国打败了，但沾上了传染病，自己也倒了。
英国这个海上王，是不是历史上注定永久不可抗的吗？荷兰、西班牙都做过一次海上王，所以一定说海上王的宝座为万世不易，我们不信。但很奇怪，大陆英雄终照旧日方式，送掉自己的性命。这方式就是欲攻英，先击俄。他们自知打俄是假，打英是真，但偏要大吹大擂地反共。
从阿比西尼亚包抄埃及，自比拿破仑远征埃及来得高明。从大西洋上迂回进攻西班牙，自比德人卡来[1]横渡北海，发动潜艇政策较为得计，但西班牙的重心在地中海方面，而不在大西洋方面。这一条路线，对于法国也是一个致命伤，因此一下寻到了两个敌人。
我们从前不懂苏联有多大本领，有许多飞机能不断运到西班牙去，现在才知道俄国军火都从达达尼尔海峡经过英国手里放出来的。俄国也知道，所以战斗员只有八千，宣传员却有二万四千。
声东击西的战略，在往昔半开化时代很可以成功，但交通便利，知识进步到了现在的世界，却以宣传政策骗人，这只是自己表现其愚蠢罢了。
北方的大熊，在它广大的巢穴里从容地剥食它的果实，打着一种会心的微笑，自己说：“现代世界哪有真正的反共结合？”
假如大陆英雄不愿自欺自骗，真心对付英国，还得学学俾斯麦。我倒要做个建议，堂堂正正请他们取消那种假的反共招牌，归宗到一个俄德意迭克推多[2]的同盟，或许还够说得上对英。至于国内迭克推多也未成立的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谈反共攻英，恐怕还够不上掉在陷阱的中央，只能掉在陷阱的角落里去。
因此我奉告国内同胞：他们急，我们不急，英雄跳，我们笑！
我们从容地含笑前进，最后胜利已经逼近！
[1] Calais，卡莱，加莱，法国北部港口城市。
[2] Dictator，独裁者。
附录二 抗战的基本观念
欧洲人以商业起家，他们的心理上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现钱主义，一是计算主义。因为现钱主义，所以将来如何危险，他总是说：到那时候再说。这绝不是苟安心理，但今日今时如何最为有利，却是他全副精神之所在。因为计算习惯，所以两种数字的比较，可做一切计划的根本。他们偏重物质元素，至于不可以数字计算的精神元素，总退居于背景里。
我们来到欧洲，随时给欧洲人说明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表面上虽然承认，心理上总带着怀疑。因此我就以中国人并军事学问上的立场，在德法两国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点学问方面的见解，想把他们的根本观念廓清一下，现在把这篇汉文稿子寄到国内供国人参考。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为西洋人所不易了解。第一点，是我们的乐观态度，这乐观并非眼前一时的享乐，而是悠久的长久的希望。我们对于历史，终于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综括。在欧洲人看来，三五千年的老古董，学问上研究固属有益，与实际的人生则不相干，在新教育家看来，这徒然造成了时代的落伍。但中国人却从这种历史教育中养成了一种特性，在今日就发生了影响。中国人是：因为时代经过既久，社会变迁自多，所以他的历史观念是强者未必永久强，弱者未必永久弱，汉、唐、宋、明，曾经几度的败亡，但未来复兴的一个模糊的希望始终涌现于国民的潜意识里。王夫之、顾亭林在宗族失败以后，仍是拼命著书，这种例子只有最近一位德国海塞尔（Hussel，胡塞尔）博士，在德国战败后重新把本国历史叙述一遍，提倡一种乐观精神，我觉得他的功效，比费希特的讲演还重要些，但较之顾王，犹不能望其项背。这种悠久的乐观态度，非今日物质文明、眼前享乐的人们所能明白。也许有人说现代的文化与从前不同，然而真正拿历史的眼光来看，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在其传染性、发酵性。假如不化，就不得谓之文。所以文化这回事第一是敌我同化。蒙古人、满洲人会骑马，西洋人、日本人会用机器，但他骑马我也能骑，他用机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所以绝不能取胜，那么历史上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究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福煦将军指挥了一千万人以上的武力，握有全世界的补充，他却说一句话：只有自认打了败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败仗。我们知道福煦将军先有了这个根本信仰，然后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给他。换句话说，因为法国人精神的坚决，所以物质才能从贫乏里一天天充沛起来，武力才能从弱小里一天天强大起来。
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是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们有真正的科学根据。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你们把南京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就错了。史丹法尼[1]他倒懂此心理，他说现在中国人人心头有一个南京，日本空军炸毁了几座新式建筑，并不算一回事。
第二点，便是我们的决心，是直觉的，不是计算的。毛奇[2]将军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后要断。现在的欧洲军官一天到晚只是算，平生难逢一次断。但战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平时的计算无论如何精密，到了战时仍不可靠。毛奇将军这句话的价值，就是把算和断分为两件事。断的时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打胜仗，然后打仗，这种军官就不能成其为军官。
从世界的眼光看来，敌人的飞机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们只有多少，我们当然不能和日本打仗。但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领袖已经在计算中过了六年，现在不能计算，只能断。我们现在的抗战，便是我们的直觉，但这直觉已经过了一番计算的洗练。你们现在再用纯粹计算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次抗战，就是轻视我们断然决然的意志。战略家异口同声说，战争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他改变政策，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中日战争来说，抗战乃我们民族决心的表现。蒋介石将军的意志，便是我们民族意志的象征，若论日本能屈服中国民族的意志，这是没有历史的常识，若谓日本能屈服蒋介石将军的意志，这是没有人格的认识。
日本的愚蠢可笑，可见于防止赤化的这种宣传上面。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一个思想问题，不是威力问题。若谓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界上就绝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兴的国家了。假如欧洲人害怕中国会变成共产党，不客气地说，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于尼古拉二世用禁卫军压迫革命党一样，而且谁能够保证日本这二百万军队中没有很多的反战派和共产党？
中国人决心不走共产党的路，不是任何威力防止的缘故，而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家庭组织与爱国精神。假如抹杀了中国的爱国精神，破坏了中国的家庭组织，这时欲防止赤化，就是十百倍日军现在的兵力也是不够的。日本现在这样蹂躏中国，目的是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分裂破坏，要把中国赶上共产的路，但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国一切组织的改进。中国民族存在一天，这种精神与组织也存在一天。所以，日本欲屈服中国和把中国赶上赤化的路，二者是绝不可能的。中国人既不会屈服，也不会赤化。我不敢自夸，我举外国人一句话，英国《泰晤士报》说：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
[1] 意大利前财长，时任国民政府高等财政顾问。
[2] 似应为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老毛奇。
附录三 速决与持久
法国战术家认为攻击有两个基础条件，一为运动，一为射击（火力）。飞机出现以还，技术上的进步一日千里，如今空军已单独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同时向来最缺乏运动性的迟缓的炮兵，经过摩托化并有坦克战车的发明以后，它的速度也超过了从前几十倍。空军的重轰炸机，将来速度可与驱逐机相等，而驱逐机的速度则因人身生理的限制，不能更有多大的进步，所以欧战后的军事发展，专在运动性方面，而火力又是跟随运动性的增加而增加。
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功夫，因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着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到各国，尤其是持久战失败的德国，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时的自给主义便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不过，文章是要从反面看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各国如今以守势为国策。须知他们一方面高谈持久，然而各种战斗方式，莫不趋向速决的方面，而持久却是达到速决的一个门径。
全民战争的痛苦是太深了，负担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对于民众的要求虽为持久，军事家对国家的义务则取速决。不用说空军战斗是速决，海军战争亦然如此，一番会战可决定全局的胜败，战斗中最有韧强性的就只有陆战。然而现在陆战的工具一天快速一天，陆战装备的重心，完全集中在所谓快速师团。它的战术，亦即它的特性，就在出奇制胜。再看现在各国的动员律也是朝着速决的方向走。德法两国国境建筑的要塞，目的在掩护动员，决不想在那里死守。当年凡尔敦[1]要塞的北方区，正留有一个攻势地带。如今德国积极修筑高速度行车的国道，也正在守势中间寄托着一种攻势。
我们可以说速决主义乃现在实际军人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从这种战略上的速决中间，发现了军制亦即国力上的持久问题。须知空海两军都是以技术的优越而决定战斗的胜利。一国的经济力量，能否与技术上的发明亦步亦趋，乃军备上一个根本问题。譬如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期的意大利飞机，现在已成为明日黄花，不能与英国竞争，若将这些飞机一律取消，换上一种现在最理想的构造，经济上不胜负担；若用局部改良的轮替法，又怕敌方改良得快，将一辈子赶不上人家。所以现在军备改良有一个主义，名为“发明唯恐落后，制造唯恐争先”。就因国力跟不上技术，换一种炮，动辄几千门，换一种飞机，动辄几百架，真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谁都受不了。
掌理国政的人假如轻轻失去了军事优势的时机，再要重新恢复优势，至少要待五年或十年以上。照我个人研究，历史上陆军的强大，不能保持二十年，空军强大，不能保持五年，比较上优势最易持久的还是海军。这因为主力舰的建造太费时间，而且海上武力又是反映着一国的经济力量与民族传统，这并非五年十年的近功。
总之，现在欧洲军事的方向固然趋于速决，而政治的痛苦与经济的困难在于不能持久。它们苦心孤诣的经营，便在寻求速决与持久的平衡，要从此中发现一条新路。
他们要求速决，所以不能讲持久；速决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现在拿欧洲这一种实况来研究中国应循的途径，我们知道欧洲人从速决主义下发现持久的困难与必要性，至于我们中国目前既需持久作战，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决心下，来研究速决的“速”之条件。欧战法国凡尔敦所以能长久固守的原因，并非由于死守，而在于法国人能利用运动战的原则，将守军随时移动。死守一个阵线，无论设备如何巩固，在今日火力下仍可使整个战线顷刻毁灭。去年比尔波铁环的防御，建筑的时间费去九十小时，而摧毁的时间，只经九小时。
当年法德火力同等，而法国守势战尚非扼据一线的死守，何况火力平常不占优势的我国？所以在一个持久战区之内，反而是用了运动战可以达到持久的目的。简言之，这便是以攻为守。假如拘之于形式上持久的一线死守，是必然不能达到持久之目的，现在德国有步步为营的退却法，就是寓死守于运动中。
一支部队的火力要与运动力等同，没有运动力的火力，可名为死火力，所以要达到持久固守之目的，应以增加运动性为唯一条件。前方作战的部队至少要能够自己指挥后方的给养。我们装备完全的兵团差不多与德国步兵团相像。但德国步兵团后方直属的车辆，就有一百三十辆之多，假如每团加上防御战车，更需增加七十余辆汽车，才可使一团的火力得到适当的发展与运用。至于一师作战单位的大辎重与炮兵辎重都没有算在其中。
远适异国不知战斗的实际情形，所以一切不敢妄揣，不过我以为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使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
欧洲的问题是久则不速，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
[1] 凡尔登——编者注。
附录四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
（一）前因
一个民族遭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来士大夫阶级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把人家骂得一钱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诿过——什么事做不动都是人家不好，从骂老百姓起，一直骂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地具备了亡国资格，而现在铁的事实现在眼前，这抗战一年，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与突变。
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的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地流出来，这不是单靠着几场演说、几本小册子、几张图画所能做得到的。它必定更有一个更大的原动，有了这个原动，才能前仆后继地死而无悔，早作夜思地劳而不怨。
我如今想把这奇迹的原动举出来，以增强我国民的自信力，而且至少使现在的教育家与教授们对于中国历史有一个研究的指针，使国民对于自己个个有自信。这次抗战是一二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地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我要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大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注意点——就是文化发达的特别主流。此后历史教材应当向这主流方向研究出来才有用。照这个主流来看，这三大时期有继续不断的灿烂的光荣，而且这个光荣以前并未毁灭，将来更会发展。绝不像悲观论者那样腐败化、老衰化，如今且说个大概。
第一期从周族开辟中原，到秦汉的统一中国。这时代是华族完成自己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已经下了两颗种子：一是同化力，一是抵抗力。它的工具是当时发明的井田封建。封建就是殖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取攻势的；井田就是荒垦，九家相保，出入扶持，是取守势的。这两个力——同化抵抗，攻势与守势——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地补助着它的自身的发展，演绎出来。长城是象征着守势，象征着抵抗；运河是象征着攻势（交通为攻势要具），象征着同化。
这个大文化完成中间，还有一件世界没有发现的妙处就是文化的攻势（就是同化），武力的守势（就是抵抗）。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因为我们是大平原的文化，地广人稀，我们尽有让他种人发达的雅量，不像欧洲希腊那样的一块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拼命不可。文化攻势的意义并它发展的形容词，古书里还可以寻出几句来，如同舞干戚而服有苗，用夏变夷等，至于《尚书》里“黎民于变时雍”，“礼失而求诸野”，《中庸》里“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形容得那么伟大于武力的守势，那老实不客气的拼命。孔子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的“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则可为也（效死而民不去是做得到的）”。
一个文化完成之后，如其不加锻炼，还是要沉沦，要衰老，要灭亡。天幸的锻炼的机会来了，于是转入历史的第二期。
第二期从汉末张骞开西域起，到宋末文信国成仁为止——这是养成我们同化力的时机。许多历史家把五胡乱华纯粹看成华族被异种人压服之始，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要问：为什么五胡捣乱开始第一个人物他偏要姓刘？人家自发地正正堂堂入了我们的国籍，我们为什么要认他是外国人？老实说罢，我们早就胡化了，拉的是胡琴，坐的是胡床，吃的是胡桃、西瓜，岂止胡化，还要印度化哩。头上飞机在那里转，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还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时期，又表明了一件世界没有而华族特有的妙处，就是我们自己有文化，而同时能诚意地接受外来文化。现代的欧洲人本来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第一期的希伯来化，第二期的希腊化，能顺利地进行，如今两希还闹不清楚。中国不然，所以到唐代形成了一个无比的伟大国家，无上的进步文化，如今还遗留下唐律与唐诗。
因为同化力的意义，一方在发展自己的固有，一方又要能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我们看六朝到唐的中叶，一群发疯似的留学生，冒着性命的危险，向印度出发，表现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攻击精神，他们只希求内心之满足，并无丝毫升官发财的念头，而社会上也为这勇敢高洁的人格所感动，作我们邻居的理论整个地在中国植下根基，到今天我们西边的老亲戚（蒙藏）还可以有一脉相连的关系，不至于反目！
在这个同化力养成的时候，抵抗力并不因此而丧失。这就是民族南迁逐步地开发了长江南部，渐渐地遇见了世界交通的海。如今广东、福建的语言还保存着古代的音节，这就是证据。不过在这一段锻炼中间发现了一个原则，抵抗力不可误用。就是说，抵抗力用在文化方面是无用的。韩欧的文章，尽管可以为古文的模范，但是《原道》也罢，《本论》也罢，打消不了民间的一句佛。而这时代不像欧洲人那样没出息，闹成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就是华族特有的长点。同化力养成了，不过抵抗力没有锻炼，这也还不够成为大器，上帝嘉惠我们，来几个硬钉子碰碰，这就是：历史的第三期。
从文信国成仁到中山先生在南京就大总统为止，就是说从蒙古南进中原到革命成功为止，是为锻炼我们抵抗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