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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军事整顿之完备，三为军事行动之敏捷，卒能举不欲战之国民而使之能战。
案：本节文义甚明，所当注意者为一“民”字，及一“令”字，民者根上文国家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兵卒也。令者有强制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
案：正式之文义，例子亦不胜枚举，兹特举普法战役之例，以见国民虽有欲战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2]倒持，以成覆败之役。特举普奥战役之例，以见民虽不欲战，而政府有道，犹足以令之，以挽危局为安全，可见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两句，绝非寻常之叠句文字。与民死，固难（普奥之役之普国）。与民生亦不易也（普法时之法国）。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广狭死生也；
案：观下文天地孰得之语意，则知此所指，乃天时地利之关于国防事业者，曰阴阳，曰寒暑，曰远近，曰广狭；皆确实之事实，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于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另有说）而不知《孙子》时固未尝有此说也。
时制云者，时，谓可以用兵之时，制限也，谓用兵有所限制也，如古之冬夏不兴师之谓。日俄之役必择正二月中开战，预期冬季以前可以求决战等类是。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克劳塞维茨《大战学理》论军事上之天才文，摘译如下。
细论：（甲）勇
战争者，危险事也，故军人第一所要之性质为勇：
勇有二：一为对于危险之勇，一为对于责任之勇。责任者，或指对于人而言，或指对于己之良心而言。兹先论第一种对于危险之勇。
此勇又有二：有永久之勇，有一时之勇。永久之勇，为不惧危险，此则或出于赋禀，或成于习惯，或由自轻其生命而生，要之皆属于恒态，永久的也。
一时之勇，由积极之动因而生，若名誉心，爱国心，及其他种种之感奋而出者是也。此种之勇，要不外乎精神之运动，属于情之区域，为非恒态。
二者效果之异，可无疑矣。恒态之勇，以坚固胜。所谓习惯成自然，无论何时，不离其人者也。感情之勇，以猛烈胜，而不拘以时。前者生节操，后者生英气，故勇之完全者，不可不并有此二者。
（乙）局面眼（慧眼）果断
战争与劳动困苦相连，军人欲忍而不疲者，则其身心不可不具有一种堪能之力，人苟具此力，而不失其常识，则已适于战争之用，吾侪尝见半开化之国民中，颇有适于战争者，不外具此力也。
若进一步而为完全之要求，则军人不可不有智力。
战争者，推测之境界也，凡事物为军事动作之基础者，其四分之三，常不确实。譬在云雾中，或浓或淡，唯有智力者能判断之，于此中而求其真。寻常之人，或亦偶得其真，又有以其非常之勇，而补其智之所不及者，偶然而已。若综合全体而论，其平均之成绩，则不智者，终不能掩其所缺。战争者，不虞之境界也。人生事业中最易与意外之危险相触者，莫如战争，主将于此不能不为之稍留余地，而诸状况不确之程度愈增，事业之进步亦愈困难。
情况之不明，预料之不确实，与意外之事变，常使主将生“所遇者恒与所期不相侔”之感。而影响即及于各种计划，其或竟举前计直弃之，而易以新，而一转瞬间，新计划之根据又不见完全。盖战状云者非一时尽现，日有所闻，日有所异，而此心常皇皇于所闻所异之中。
当此而能镇定者不可不具二种性质：一曰智，智者如行路于黑暗之中，常能保有一点之光明，而知本线之在何方者也。一曰勇，勇者使人能借此微弱之光明，而迈往前进者也。彼法人之所谓局面眼（慧眼）者，此则谓之果断。果断云者，勇其父而智其母。
此法语之所由生，盖谓战争以战斗为主。而战斗则以时间及空间之两要素为体。当时骑兵之使用，及其急剧之决战，凡一切皆以迅速及适当之决断为成功之要诀。而形容此时间、空间之目测力，谓之为慧眼。兵学者，迄今以此古义释慧眼者不少，盖凡动作迫切之时而能下适当之决断者，无非由此慧眼而生，例如发现适当之攻击点等，则尤可见慧眼云者，非仅谓形体上之目，实兼指心目而言者也。
由慧眼乃生果断，果断云者，则所谓责任之勇也，又得云精神之勇，法语名之曰心勇，以其由智所生故也。然此勇之生，虽由于智，而其动则不由于智，而由于情。盖智者不必有勇，且多智之人，往往有临难而失其决断力者，吾侪所尝见也。故智尚矣，尤赖于情之勇。大抵人当危急之秋，与其谓为智所左右，毋宁谓为情所左右也。
临事之苦于疑虑，尤恐其陷于犹豫也，则果断要矣。世俗常以冒险、大胆暴虎冯河之勇为果断，然吾侪则以为若不具完全之理由，绝不许以果断之称。完全之理由，则由智力而得者也。
果断生于智，而成于勇固矣。然观察之智，感情之勇，仅曰兼也。实犹未足，所贵者，则二者之调和力也。世有人，其心目颇能解释困难问题，而平生当事，亦未尝无勇；顾有一临应行果断之机会，而忽失其能力者，则智力不融洽，故不能交互而生第三者之果断也。彼无智者，即遇艰难，未尝思想，即无忧虑，幸而成功，则例外也。
是故吾辈论果断者由智力之特殊方向而生，与其名之曰英迈，毋宁谓为强硬之脑髓，佐之事实则足以证之。即在下级官时，颇能决断一切，一旦晋级稍高，即失其固有之能力者，盖此种人明知不能果断之害，而目下所遇诸事务，又非从前所习惯，而固有之智力，遂失其作用也。此其果敢之动作，习之愈久，犹豫之危险愈大，见之愈明，而决断力之萎缩乃愈甚。
常住心（恒）
性质之邻于果断者为常住心。当不意之事变能得正当解决（此属于智），而急危之际能保守其固有之宗旨者也。（此属于情）固不必属于非凡之列，盖同一事也，出诸深思熟虑之余，则为平淡无奇。而当急剧之际，乃仍不失其深思熟虑之态度，则常住心之所以可贵也。此种性质，或属于智之活动，或属于情之平衡，则视际会之何如以为定。顾智与情，二者苟缺其一，则失其常住心。
（丙）不拔、坚固、忍耐、感情及性格之强健
战争者，由四原质所成之濛气围绕之，曰危险，曰形体之劳苦，曰不确实，曰不意是也。入此濛气中而能兼确实之动作与完全之成就者，不能不有赖于智力交互之力，战史所称述之不拔、坚固、忍耐等，要不外由此力之变化而出。简言之，则诸英雄此种性质之表现，不过自唯一之“意志力”而出。顾其现象，则相似而不相同。
欲使读者之想象易于明了，不可不先提起一问，曰：“凡重量、负担、抵抗等之加于主将之心上，而足以挑起其心力者，何耶？”答之者，必曰此种重量，未必即为敌人之行为也，盖敌人之行动，直接及于兵卒而已，与指挥官不相触。例如敌若延长其抵抗之时间，由二时至四时，则指挥官唯使其部下加二时间之形体危险而已。此种数量，则地位愈高，价值亦愈减，在将帅之地位言，则战斗延长二时间之差，又何足论？唯敌之抵抗，次第影响于主将所有之诸材料（合人员材料而言），抵抗愈久，消耗愈多，则间接及于指挥官之责任问题，则是主将所痛心，而意志之力因之触发者也。
然指挥官负担之最重且大者犹不在此。
当军队犹有勇气，犹有好战之心，则动作轻快，其劳指挥官意志之力者盖少。战况一及于困难，则如平常随意运转之机关，忽生一种抗力，非敌人之抵抗，而我兵之抵抗也，非必其抗命抗辩也（当是时抗命抗辩亦时时有之，兹所云者指概况言）。
流血既多，军队之体魄、道德诸力均为之沮丧，忧苦之情起于行列之间，而此情遂影响及于指挥官之心，主将于此仅持我心之不动未可也，尤贵逆众庶之心而支之。众庶之心力，既不能自支，则其意志乃悉坠于将帅一人之上。众庶之希望冷矣，则由主帅胸中如燃之火而使之再温；众庶之未来观暗黑矣，则由将帅胸中皎洁之光而使之再明，夫如是始足以成功。非然者，将帅将自失其心力，而众庶将引将帅而堕于自卑之域，世有因危险而忘耻辱者，此其由也，是为将帅不可不支持之最大抵抗，此种抵抗，人愈多则愈长，地位愈高则愈重。
凡临战所以激人之感情者甚伙，其能最久而有力者，莫如名誉心。德人于此语附以好名之鄙义，盖谓滥用之，易生不正之动作者也。然溯此心发动之原，实属于人性中最高尚之域，而为战争中发生动力之枢纽。彼爱国、复仇诸感奋，或则高尚，或能普遍，或能深入，然不能驱名誉心而代之。盖爱国心等为全军所共有，非不高尚也，而主将于此则无由自别于群众。而不足生其较部下为更大之企图，名誉则按其等以差，而各种机会、各种动作，皆若为各人所私有，无不思所以利用之，以名誉为产业，而各极其鞭策竞争之致，则成功之由也，古来有大将帅而无名誉心者乎，未之见也。
坚固者，于各事之冲突上所生意志之抵抗之谓；忍耐者，则意志抵抗之自时间上言者，二者甚相近，而其本则相异，盖坚固仅由于情之强，而欲其持久不变，则不能不藉于智之彻，盖行为之继续愈长，则对于行为之计划亦愈密，而忍耐力则实生于智力之计划者也。
（丁）感情之强健
欲进论感情及性格之强健，不可不先释“强健”二字为何义。感情之强健云者，决非谓感情猛烈，或易于激动之谓。不论何种感动激刺，而其人常能随智力为动作者，是为感情上强健。此性质果由智力而生乎？一疑问也。世有优于智力者，而忽为情所驱使，遂妄动妄作者。论者犹得曰智有大小广狭，而此必其小而狭者也，顾吾人则以左说为近于真。
当情之炽，而能随智为转移，吾侪名斯人以为有自制之能，此自制力则生于情者也。伟人当情至于激，则别生一种情以平衡之，而亦无害于前者之激情，得其平而后智力之作用现。顾此特别之情又何自生乎？曰生于自尊心，彼盖终身不忘为万物之灵也。故其动作不背于有智虑者之原则。吾侪以激情虽至极致，而犹能不失其平衡者，谓为感情之强健。
感情上之人物，大别为四类：第一种，为无情之人物；第二种，则情易动而常不逾矩，人所谓多情而静稳之人物；第三种，则其情易于刺激，一时虽猛烈，而消灭则甚易；第四种，则其情甚不易动，而其动也不急剧，必以时，顾一旦既动，则且强且久，既深且激。此四种之差别与体魄上亦大有关系，吾侪不欲以薄弱之哲学，为高深之研究。但举此四类人而论断其于军事上之关系，兼以释明此感情上强健之义。
无感情者，容易不失其平衡，然不能谓感情强健，盖此种人全无发动力者也。其于军事上有偏颇之器能，用之得其宜，亦足以奏多少之功，顾不能得积极之效果，然亦不至于偾事。
第二种之人物，颇足以经营小事，而临大事则易为所抑压。例如，见一人之横祸，则能披发缨冠以往，而视及国运之将亡，民生之病苦，则亦徒自悲痛而不能自奋。此种人之于军事，其动作颇能和平，而不能建大功，其或智力出众，未始不可建特殊之事业，然而鲜矣。
情之易激而烈者，既不适于世矣，彼其长在于发动之强，而其短则在经过之速。此种人物若加以名誉心，则颇适于下级军官之用，盖其职务之动作，以短时间而告终也。鼓一时之勇以为大胆之攻击者，数分间事耳，反之一会战为一日数日之事，一战役为一年二年之事业也，则与此种人实不相宜，感情速而易变，一失平衡，即成丧气，是用兵者所最忌也。然必谓易于激动之人必不能保其感情之平衡，是又不然。盖易激之人，思想颇高，而自尊之情，亦即由之以生，故其事之及于误也，则常惭愧不能措，故若裕以学问，加以涵养，阅历渐深，亦能及于感情强健之域。
大凡军事上之困难，犹若大容积物之压迫然，旋而转之，非大有力者不可，具有此力者，则唯此第四种具深潜激情之人，此情之动犹若巨物之前进，其速度甚小，其效果则甚大。顾以此种人为必能成功，则亦属误解，未开国之英雄，一旦因自制力之缺乏而挫折者，屡屡见也，是亦由其智力之不足，而易为情所驱使者也，然顾开明国中亦未始无之。
我侪于此不惮反复重言以申明之，所谓感情上强健者，非其情感发动之强之谓，当强情之发能不失其平衡，而动作犹为智力所支配，譬若大舟涉风，颠倒辗转，而罗盘之针尖，常能不失其方向，是为感情之强健。
（戊）性格上之强健
性格之强健云者，即人能确守其所信之谓。所谓信者，固不问其说之出于人，或出于己也。意见之变易，不必由于外来之事物，即一己智力之因果作用，亦足以生影响，故人若屡变其意见，则不能谓之为有性格之人。性格云者，确守所信，而能持久者也。如持久力或由于聪明之极或由于感觉大钝，其在军事，则印象及于感情者强，而所见所闻之变幻不可测，乃至于怀疑之，甚且举其已定之径路而逸出者，决非与世间常事所能同日语。
战时而欲决行一事，其根据大都属于臆测，决不明了。故各人意见之不同，亦以战事为最。而各印象之潮流，乃时刻迫其所信而覆之。此则虽毫无感觉之人，亦不能不有所触动。盖印象过激而强，则其势必将诉诸感情也。
故非见之极深，知之极明，则不能确守其固有之原则，以指导一切。唯原则与事实，其间常有一种间隙，弥缝于其间者，则不仅持推测因果之智，且有赖于个人之自信力。故吾人当动作之始，不可不先有万变不离之信条，苟能确守信条，不为物动，则行为自能一贯，此则所谓性格之强健也。
感情能常得其平衡，则大有助于性格，故感情之强健者，其性格亦多然。
吾侪于此，又不能不举类似此性之执拗（愎）一言之。
执拗云者，人之所见愈于己而拒绝之之谓。既有能力足以自成一见解，则其智力必有可观者在，故执拗者非智之失而情之失也。盖以意志为不可屈，受他人之谏而不快者，要皆由于一种我见。我见云者，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世有顾影而自喜者，其性质实与执拗类，其不同者，彼则在外观而此则在事实也。
故吾人以为感情不快之故，而拒绝他人之意见者，是为执拗，是决不能谓为性格之强健，执拗之人往往以智力不足，而不能具强健之性格者。
案：格氏此说，其论果断为智勇交互之结果，及名誉为坚忍之原动等，精矣详矣，顾仅足似解原文之半，何者？盖格氏之说，专为临战而言，而《孙子》之五字合平战两时而兼言之也。曰信，曰仁，曰严，盖实为平时所以得军心之原则，在近日之军制度修明，教育精密，则有赖于主将之德者较少，三者之用不同，而其极则为众人用命而已，此则军纪之本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案：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任官之道；主用者，主将之作用也。以今日之新名词解之，则军制之大纲也，主用者最高军事机关之设备，若参谋部之独立，君主之为大元帅，皆直接关于主将能力，威严信任之作用者也。官道者所谓官长之人事也，凡晋级补官等事属焉。道之字义形容尤极其妙，道者狭而且修，今观各国军人之分位令何其似也。曲制者，则军队之编制也。观下文法令执行之意，则知法者含有军纪之意，国军之强弱以军纪为本，而人事整顿，部队之制度，主将之权威，实为军纪之基础，而建军之原则尽于此矣。
参照后文“凡用众如用寡者分数是也”义，分数云者，即编制之义，所谓曲制者是也。
此节杜氏注谓：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车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则似举编制经理兼言，就本节论，文义较完，唯就上下语气考之，则此节似专指编制言，故以主用为主将之作用。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此为第二段之终。所述者，仅建军之原则，而即断之曰胜，曰不胜，可见胜不胜之根本问题，在此不在彼也。
第三段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
案：此则言未战以前，人主所当熟思而审处者也，死者不可以复生，亡者不可以复存，故孔子曰“临事而惧”（临者将战未战之际之谓），此节连用七孰字，正以形容此惧也。
强弱无定衡，故首重在比较，然有形之比较易，无形之比较难。此节所言，则属于无形者居多。今各强国之参谋部，集全国之俊材，所以劳心焦虑，不皇宁处者，则亦唯此数问题之比较而已，此种盖有两难。
第一，为知之难，吾入于普通之行事，有误会者矣，于极亲之友朋，有隔阂者矣；况乎国家之事，况乎外国之事，而又涉于无形之精神者乎？必于其政教风俗，人情历史，一一融会贯通之，而又能平其心气，锐其眼光，仅仅能得之，而未必其果然也。当俾斯麦为议院攻击之时，孰敢谓普之民能与上同意也。当苦落伯脱金于俄土战役之后（苦于俄土之役为参谋长，著有声誉），孰敢以今日之批评语讥之？普法战役之初期，毛奇乃与第一军长相冲突，日俄战役之终期，而儿玉（参谋长）乃与各军长生意见，幸而战胜，故说之者寡耳，非然者则岂本亦为胜败原因之一，啧啧于人口哉！况“军纪之张弛，教育之精粗，非躬与士卒同起居，则不能识其真价”（毛奇之言）。而精神诸力又容为物质所误，读日俄战争前欧洲各报之评论，盖可见也。故此节曰索其情，索者探索之意，言必用力探索始能得其情也。
第二，为较之难，较之云者，言得其彼此之差也。无论何国，有其长，必有其短，其间程度之差，有甚微而其效甚大者。今以最浅显者譬之，例如调查两军队射击之成绩，而比较之。甲平均得百分之零三（即千发中中三的），乙得百分之零三五（即千发中中三的半），此固有种种关系不能定为孰优孰劣，然一战役间，假定每兵彼此人数相等，则乙已可灭甲之半矣；气弱者见敌之长，见己之短（二者常相因），则邻于怯；气强者见敌之短，见己之长，则邻于骄。故同一时，同一国，而各人之眼光不同，所说亦互异。为主将者，据种种不同之报告，而以一人之神明判定之，且将综合其全体（譬若主有道而将未必能），截长补短，铢两悉称，于以定和战之局，立外交之方针，其非易易，盖可见矣。昔普法未战以前，法国驻普使馆武官，尝列陈普军之强矣，拿破仑不之省，盖数战而骄，亦以法之地位自有史以来较普为强也。顾与其骄也，毋宁稍怯，盖怯不过失其进取之机会而已，骄则必至于败亡之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