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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现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种科学上的行為，还有一种情感、心灵上的交流，不过在我父母那一代，他们连「做愛」这两个字都不太敢用，他们会说「敦伦」。
小时候我读到《胡适日记》上说，「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我不懂敦伦是什麼，就跑去问母亲，母亲回答我：「小孩子问这个做什麼？」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原来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愛。「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伦意指「完成伦理」，也就是这个行為是為了完成伦理上的目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愛」，做愛是為了享乐；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动物性的、野蛮的。
很有趣的是，这叁个名词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却是叁种伦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愛，还是敦伦？你自己判断。这是伦理孤独裡
的一课，你要自己去寻找，在一个伦理空间裡，要完成什麼样的生命行為？是慾念、是快乐、是一种动物本能，还是遵守规范？你如果能去细分、去思辨这叁种层次的差别，你就能在伦理这张巨大的、包皮覆的网中，确定自己的定位。
伦理是保护还是牢笼？
当小说裡的「我」面对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裡用听觉判别所有的事物，丈夫又总是嫌她多管閒事时，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為什麼张玉霞可以那麼自信地告诉别人她是单亲妈妈，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长大出国念书了，「我」也可以离婚、也可以出走啊！
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镜行的老闆，她和丈夫前几天去配眼镜，还在店裡吵起来。眼镜行老闆对她说：「回家吗？再见哦。」这个「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发现她过去所遵守的伦理是被一个巷子裡的人认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她根本不是一个「个人」。
一个中年的妇人，在一个地区住一段时间，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时也是某某人的太太，当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时，别人问候的不只是她，也会问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没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馆，她唯一拥有的是一把钥匙，家裡的钥匙。
对一个习惯伦理规范的人，伦理孤独是一件很可怕、让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对这个中年妇人「我」而言，她最伟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头了。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没有人知道。眼镜行老闆也不会知道她曾经有出走的念头。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闹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东路站好久，发现没有地方可去。我想，她不是真的无处可去，而是她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告诉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為她没有任何信仰支持她这麼做，因為当一个人的自我长期消失了叁、四十年之后，怎麼也找不回来了。
很多人问我為什麼这篇小说会用第一人称，而且是写一个中年妇人，我的想法是能够设身处地去写这麼一个人，假如我是一个这样的女性，我的顾虑会是什麼？我自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人，随时包皮包皮一收就飞到欧洲去了，我无法想像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甚至连独自出走一天都无法完成。伦理对她是保护还是牢笼？这又是另一个两难的问题。
她有没有一个去寻找自我的机会？我们从来不敢去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问父母的话，我相信她会哭，她会吓一跳。
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外住很久了，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亲不打电话则已，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爱赌博、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他的记忆裡，从小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后来，他到国外去，再回国时，一样听他母亲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哭，然后说：「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
这些话一再重复，重复到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亲说：「好，我明天就带你去办离婚。」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很生气地骂他：「你这不孝的孩子，怎麼可以说这种话？怎麼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伦理的纠缠，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你看电视剧裡那些婆婆、媳妇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这种剧情总是卖点，代表了伦理孤独裡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会选择哭、选择抱怨，她拒绝思维；如果她开始思维，她不会哭的，她会想怎麼解决问题？可是她选择哭，表示她只是想发洩情绪而已。
孤独的同义词是出走，从群体、类别、规范裡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走到群眾外围，回看自身处境。
今天若有个女性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才能够做这件事。台湾的确处於转型的时刻，使我们在面对各种现象时，可以去进行思维，如果我们可以不那麼快下结论的话，这些问题将有助於我们釐清伦理孤独的状态。
卷六 伦理孤独(3)
心理上的失踪
「我」这个中年妇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继续关在公寓裡，继续听每一家的钥匙怎麼打开，怎麼关门。
有一次「我」和张玉霞聊天时，提到她很讨厌住在四楼B的刘老师。张玉霞说，「他很爱孩子唉！」「有几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见了他，他就放慢脚步，跟娃娃微笑。」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刘老师很怪异，身上有一种「近於肉类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缩变黄脱水的气味」。
这个单身的刘老师，从小学退休之后，常常在垃圾堆裡捡人家丢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楼梯间刚好遇到第一人称的「我」，他拿着一个破损的洋娃娃头，向「我」展示，说这洋娃娃的眼睛还会眨。刘老师经常捡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头、手、脚回来，放在黑色的木柜裡，而这件事就和社会事件中频频发生的儿童失踪案连结在一起。
失踪不一定是具体的失踪，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踪。如果你有看过法国超现实导演布纽尔（Luis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Fantomedelaliberte），裡面有一段以超现实的手法，处理儿童失踪。那一段是老师在课堂上点名，点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师却说她失踪了，马上通知家长来。她的父母到了学校，Alice说：「我在这裡。」但爸爸妈妈说：「嘘，不要讲话。」然后转头问老师：「她怎麼会失踪？」
失踪在电影裡变成了另一种现象，其实人在，你却觉得他不在。
例如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对彼此而言却是失踪的状态。我们一直觉得被绑架才叫失踪，可是如果你从不在意一个人，那麼那个人对你而言，不也是失踪了。
电影啟发了我把失踪转向一个心理的状态，表示失踪的人在别人心裡消失了，没有一点具体的重量。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单亲妈妈，孩子很小的时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应酬也很多，她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就让小孩掛串钥匙上下学。她也很心疼小孩，却没办法陪伴她，又很担心孩子被绑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时，孩子己经写完功课準备要睡了，她硬拉着小孩一起练习各种被绑架的逃脱术。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绑匪的帽子、口罩，让孩子练习逃脱。当时我觉得好可怕，就像军队的震撼教育一样，可是让我更震撼的是，这个城市的父母都已经被儿童绑架事件惊吓到觉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却觉得她已经失踪了。
朋友的故事变成小说裡，张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别训练」。而住在叁楼的这个「我」，每天晚上就会听到各种乒乒乓乓的声音。
爱成了寄託，丧失了自我
这个公寓裡最大的寂寞者－－「我」，因為没办法出走，就把生命寄託在儿子身上，所以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儿子诗承寄来的信时，拿着红笔勾出重点，她每读一次，就觉得还有重点没
昼到，再画一次。他的儿子读法律，寄来的信很少问候父母，都是摘录一些中文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提到了儿童失踪案，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开始搜集报纸上的报导，準备要寄给儿子。
这裡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中年妇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遥远美国的儿子身上，他所关心的事情，就变成她关心的事情。－－当我们在伦理的网络之中，很难自觉到孤独，就是因為我们已经失去自我，而这个自我的失去，有时候我们称之為「爱」，因為没有把自己充分完成，这份爱变成丧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娃失踪了。失踪不再只是新闻报导，而变成一个具体事件，而且是在「我」住处楼上发生的事情。娃娃的母亲张玉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而这一切是「我」所预知的，她听着下班后的张玉霞上楼、开锁、关门的声音，然后她走到房门边，「等候着张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后披头散发地衝下叁楼，按我的门铃，疯狂地捶打我的房门，哭倒在我的怀中说：『娃娃失踪了。』」
人在某一种寂寞的状态，会变得非常神经质，敏锐到能看到一些预兆，而使得假象变成真相。
布纽尔另一部电影《厨娘日记》（LeJournald’unefemmedechambre），叙述一个绅士在妻子死后，雇用一个厨娘，厨娘在日记裡写着这个外表行為举止都很优雅的绅士，其实是一个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这部电影有一大半是在对比这个绅士的裡外不一，一直到最后才揭晓，原来偷窥是厨娘长期寂寞裡所產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说裡的「我」听到张玉霞的尖叫声、哭声，然后衝下来按门铃，哭倒在她怀中，这是幻想还是真实发生？我们不知道。她开始安慰张玉霞，然后报警，叁天后来了一个年轻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说，他是「為了多了解一点有关刘老师的生活」而来，他们都觉得刘老师最有嫌疑，因為刘老师非常爱娃娃，在楼梯间遇到时就会对他微笑，摸摸他的头，还会买糖给他。
在儿童失踪案经常发生的时期，一些原本爱小孩的人，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让人误会。这个刘老师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為他特别爱孩子，他退休后还会到小学门口，陪孩子玩，教他们做功课。可是在儿童绑架勒索案愈来愈多时，人们开始怀疑他，甚至是怀疑这个糟老头是不是有恋童症？刘老师突然就从一个慈父的形象，变成了恋童癖。
一成不变的危机
当年轻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压的一张诗承的照片，随即涨红了脸，「他说是诗承在某南部的市镇服役时认识的，那时他正在一所警察学校读书，他们在每个营区的休假日便相约在火车站，一起到附近的海边玩。」
作為母亲的「我」听完吓了一跳，诗承当兵时从来没有跟她说过和一个警察这麼要好，这时候他身為母亲的寂寞，以及伦理中的唯一连繫，再次面临了危机。
我其实是想一步一步解散这个「我」引以為安的伦理，因為所有伦理的线都是自己所假设的，其实它无法綑绑任何东西，也连繫不起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在完成自我的状态下，所有的线都是虚拟假设的。
在小说裡「我」是真正的主角，虽然很多朋友看小说，会觉得刘老师是主角，或张玉霞是主角，但是我自己在撰写时，主角是假设為第一人称的这个「我」，我就让她一步一步地面临伦理的崩解，而和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去做一个对比，而这个角色可能是我的母亲，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是许许多多的中年女性，当她们把伦理作為一生的职责时，所面临到的困境。
这个问题不只在台湾，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日本，离婚率最高的年龄层是在中年以后，就是孩子长大离家后，做妻子的觉得该尽的责任已经尽了，便提出离婚，说：「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会把丈夫吓一大跳。这样的报导愈来愈多，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年轻夫妻才会离婚。
有人说，这是因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伦理的完成，当伦理完成以后，她就可以去追寻自我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后，再去建构伦理，伦理会更完整。
小说的最后，警员拿到了搜索令，进去刘老师的房间，发现一个好大的黑色柜子，打开柜子，裡面都是洋娃娃的头、手、脚．残破的身体。他没有绑架儿童，他只是搜集了一些破损的洋娃娃，可是这个打开柜子的画面，会给人一种很奇怪的联想。我常在垃圾堆裡看到一些人形的东西，例如洋娃娃，一个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宠爱的，可是当
它坏了以后－－我们很少注意到，儿童是会对玩具表现暴力，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娃时，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头拔掉－－这些残断的肢体会引起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奇异的联想。
最后的结尾，我并没有给一个固定的答案，只是觉得这个画面诉说一股沉重的忧伤，好像是拼接不起来的形态。
基督教的故事裡，有一则屠杀婴儿的故事。在耶穌诞生时，民间传说「万王之王」（TheKingofKings）诞生了，当时的国王很害怕，就下令把当年出生的婴儿都杀死。所以我们在西方的画作裡，会看到一幅哭嚎的母亲在一堆婴儿尸体旁，士兵正持刀杀害婴儿。我想，这是一种潜意识，因為杀害婴儿是一种最难以忍受的暴力，称之為「无辜的屠杀」，因為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