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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至于其就国在武王时否，则甚可疑。齐者，济也。济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济，其裔在春秋为风姓。而营丘又在济水之东，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国乎？尚父侯伋两世历为周辅，能远就国于如此之东国乎？综合《经》《传》所记，则知大公封邑本在吕也。
《诗·大雅》，“崧高维岳。峻极于天。”《毛传》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日崧。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按，崧高之解固确，而四岳所指，则秦汉间地理，与战国末或秦汉时人托之以成所谓“粤若稽古”之《尧典》者合，与周地理全不合。吾友徐中舒先生谓，《左传·昭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一句中各地名在一域，则此九州当为一域之名，非如《禹贡》所谓。按，此说是矣。《郑语》：“公曰：‘谢西之九州何如？’”此正昭四年《传》所谓九州。谢西之域，即成周之南，当今河南西南境，西接陕西，南接汉阳诸山脉。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皆在此区域，四岳亦不能独异也。四岳之国，名号见于经籍者，有申、吕、许。申、吕皆在四岳区域中，可以《诗》证之，“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唯申及甫，为周之翰”是也。申在宣王时曾邑于谢，今南阳县境，此为召伯虎所定宅。《崧高》又云：“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据此，知申在西周晚年曾稍向南拓土也。吕甫分一名之异文，彝器有吕王作大姬壶，吕仲彝等，而《礼记》引《书》作甫刑。《诗·王风》，申甫许并列。《左传》“楚……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申既可知其在谢，吕当去之不远。《水经注》，宛西有吕城，四岳受封，此当不误也。许之地望则以地名至今未改故，更无疑问。四岳之义既得，吕之地望既知，再谈吕与周之关系。姬之与姜，纵非一家之支派，如祝融之八姓者，亦必累世之姻戚，如满洲之于蒙古。《晋语》：“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此真如后来之秦晋、齐鲁，累世相战，亦累世相姻也。《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维姜嫄。”《鲁颂·官》述其远祖，而日：“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此则姬姜共其神话，种族上当不无多少关系。《诗》：“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周语》：“齐许申、吕由太姜。”是知四岳诸国，实以外戚显于周，逮西周之末，申伯犹以外戚强大。《诗·崧高》“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是也。其后申竟以外戚之势亡宗周，而平王惟母族是党，当荆蛮之始大。北窥周南，且劳周民戍于申吕许焉。[2]
《传》记称齐太公为吕望，《书·顾命》称丁公为吕伋。此所谓吕者，当非氏非姓。男子不称姓，而国君无氏。[3]此之父子称吕者何谓耶？准以周世称谓见于《左传》等书者之例，此父子之称吕，必称其封邑无疑也。然则齐太公实封于吕，其子犹嗣吕称。后虽封于齐，当侯伋之身旧号未改也。《史记》所载齐就国事，莱夷来争，其初建国之飘摇可知也。《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营丘之不稳可知也。《左传·僖四年》：“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似东海之封，始于太公矣。然细察此段文义，实是两句。“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者，召康公命太公语也。“赐我先君履”者，此先君固不必即为太公，且其四至不括楚地。是则仅言封域之广，为诸侯之霸而已，与上文“五侯九伯，女实征之”者非一事也。
吕既东迁而为齐，吕之故地犹为列国，其后且有称王者。彝器有“吕王作大姬壶”，《书》有“吕命王享国百年，旄荒”。《书·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史记》云：“甫侯言于王。”郑云：“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此皆求其文理不可解而强解之辞。吕命王，固不可解作王命吕。如以命为吕王之号，如周昭王之类，则文从字顺矣。且吕之称王，彝器有证。《吕刑》一篇王曰辞中，无一语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话故事皆在南方，与《国语》所记颇合。是知《吕刑》之王，固吕王，王曰之语，固南方之遗训也。引《吕刑》者，墨子为先，儒家用之不见于《戴记》之先，《论语》《孟子》绝不及之。此非中国之文献儒家之旧典无疑也。然后来吕之世系是否出之太公望，则不可知，其为诸姜则信也。
雒邑之形势，至今日犹有足多者，在当年实为形胜之要地，同人据之以控南方东方之诸侯者也。齐、燕、鲁初封于此，以为周翰，亦固其所。循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于陈、蔡，毛郑所谓文王化行江汉者，全非事实。开南国者召伯虎也。东方者，殷商之旧，人文必高，而物质必丰。平定固难，若既平定之后，佐命大臣愿锡土于其地，以资殷富，亦理之常。夫封邑迁移，旧号不改，在周先例甚多，郑其著者。鲁燕移封，不失旧号。吕以新就大国，定宅济水，乃用新号，此本文之结论也。
[1]去年游开封时，南阳张嘉谋先生告我。
[2]见《诗·王风·扬之水》。
[3]见顾亭林《原姓》。
周东封与殷遗民 二、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废，部落削，公族除，军国成，故兼并大易。然秦自孝公以来，积数世之烈，至始皇乃兼并六国，其来犹渐，其功犹迟。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面仍固，周以蕞尔之国，“壹戎殷而天下定”，断乎无是理也。故周之翦服时夏，安定东土，开辟南国，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言“壹戎殷而天下定”者，诰语之修词；居然以为文武两代即能化行江汉、奠定东夷者，战国之臆说，汉儒之拘论耳。《诗》《书》所载，周之成功，非一世也，盖自大王至宣王数百年中之功业。若其步骤，则大略可见：其一为平定密、阮、共，此为巩固豳岐之域。二步为灭崇而“作邑于丰”，于是定渭南矣。三步为断虞芮之讼，于是疆域至河东矣。四步为牧野之战，殷商克矣。五步为灭唐，自河东北上矣。六步为伐奄，定淮夷。七步为营成周。以上一二三为文王时事，四五为武王时事，六七为周公时事。至于论南国之疆域，则周初封建，陈蔡为最南。昭王南征而不复，厉宣之世，徐蛮等兵力几迫成周，金文中有证。大定南服，召虎之力为大。此其大略，其详不可得而考，所谓“书缺有间”者也。
周东封与殷遗民 三、周公之事功
周公之在周，犹多尔衮之在后金。原武王虽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国。武王初崩之岁，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势之危急，有超过玄烨既亲政后，吴三桂等之倒戈而北。盖三藩之叛，只是外部问题，周公时之困难，不仅奄淮，兼有三叔。此时周公在何处用兵，宜为考求。《诗》《书》所记，只言居东，未指何地为东。然武王渡河，实由盟津，牧野之战，在商北郊。是周人用兵商都，先自南渡河而北，又自西北压之向东南也。后来康叔既封于卫[1]，卫在今黄河北，微子犹得保宋。宋在今黄河南。卫域实殷商之旧都，宋域乃临于淮夷，则周公用兵当经卫之一路。其成功后乃能东南行，而驱商人服象于东夷也，[2]且周公之胤所封国中，凡胙邢三国皆邻于卫。据此可知周公东向戡定所及。奄在今山东境，当春秋时介于齐鲁，此当为今泰山南境。周兵力自卫逼奄，当居今河北省濮阳、大名等县，山东省茌博聊濮等县境，此即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东郡之名原于何时，不可考。《史记》以为秦设，然秦开东土，此非最先，独以此名东，或其地本有东之专名，秦承之耳，此一区域必为周公屯兵向奄之所，按之卫邢胙封建之迹，及山川形势而信然。且此地后来又有东郡之号，则此为周初专名之东，实可成立之一说也。余又考之《逸周书·作雒解》，然后知周公所居之东为专名，更无疑义。《作雒解》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东。”此则东为国名，必袭殷商之旧。所谓东者，正指殷商都邑而言，犹邶伯之北，指殷商都邑而言也。大小之别，每分后先，罗马人名希腊本土曰哥里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区域曰大哥里西（Magna Grecia）。名今法公西西境曰不列颠，而名其渡海之大岛曰大不列颠（Magna Britannia）。则后来居上，人情之常。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亦固其宜。据《鲁颂》之词，荒大东者周公之孙，地乃龟蒙，则周公戡定之东，当是小东，地则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兹更表以明之：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北平
（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1]吾友顾颉刚先生谓康叔之封应在武王之世。《大诰》乃武王即位之诰，《康诰》亦武王之词。案：宁王一词。既由吴大澂君定为文王，此数篇中曾无一语及武王者，其为武王之诰无疑也。
[2]见《吕氏春秋·古乐》。
论所谓五等爵 一、五等称谓的淆乱
五等爵之说旧矣，《春秋》《孟子》《周官》皆为此说作扶持矣。《孟子》所记史实无不颠倒。《周官》集于西汉末，而《春秋》之为如何书至今犹无定论。故此三书所陈五等爵之说，果足为西周之旧典否，诚未可遽断。吾尝反复思之，以为相传之五等爵说颇不能免于下列之矛盾焉。
一与《尚书》不合。《周书·康诰》：“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又《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召诰》：“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顾命》：“庶邦侯、甸、男卫。”郑玄以五服之称释此数词。而诂经者宗之，此不通之说也。按五服说之最早见者，为《周语上》，其文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此言畿内者为甸，畿外者为侯，侯之附邑为宾，蛮夷犹可羁縻，戎狄则不必果来王也。盖曰王者，谓其应来王，而实即见其不必果来王矣。又战国人书之《禹贡》所载五服为甸侯绥要荒，固与《周语》同，绥服即宾服，而与《周书》中此数词绝非指一事者。若《康诰》《召诰》《顾命》所说，乃正与此不类。甸在侯下，男一词固不见于五服，而要服荒服反不与焉，明是二事。近洛阳出周公子明数器，其词有云：“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命舍三事命，众卿事寮，众诸尹，众里君，众目工，众诸侯，侯田男，合四方命”。持以拟之《尚书》，《顾命》之“庶邦侯、甸、男卫”者，应作庶邦侯，侯田男，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则诸男也。“侯甸男卫”者，“侯，侯田男，卫”，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卫也。“侯甸男邦采卫”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邦域之外而纳采之诸卫也。《韩诗外传》八，“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此采之确解也。“侯甸男邦伯”者，犹云，诸侯，及诸侯封域中之诸男，及诸邦之伯也。持周公子明器刻辞此语以校《尚书》，则知侯下有重文，传经者遗之。此所云云，均称呼畿外受土者之综括列举辞，而甸乃侯甸，非《国语》所谓王甸之服，与五服故说不相涉也。古来诏令不必齐一其式，故邦伯或见或不见，而王臣及诸侯亦或先或后。然《尚书》此数语皆列举畿外受土者之辞，果五等爵制为周初旧典者，何不曰“诸公侯伯子男”乎？此则五等爵之说显与《尚书》矛盾矣。
二与《诗》不合。《诗》言侯者未必特尊，如，“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而言伯者则每是负荷世业之大臣，如召伯、申伯、郇伯、凡伯。果伯一称在爵等之意义上不逮侯者，此又何说？
三与金文不合。自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