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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现鞋子并不松，反而还很紧。这么看尸体还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毁了这张脸呢？手提包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份，它本可以被轻易地处理掉，但却没有。
“这简直是个谜，一个头绪混乱的谜团。绝望之中，我拿起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簿——唯一可以确认死者身份的人就是牙医，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已经死了，但还是有办法鉴定身份。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接替莫利的医生在法庭上做证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点烦躁不安。但是波洛毫不理会，接着说：
“我遇到了一个心理学问题。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很明显，她有朋友证实她在印度住了很久，他们把她描述为一个诚恳的、做事认真的、有点儿傻里傻气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显然是有的。这个女人和一个知名的谍报人员一起吃午餐；这个女人在大街上和您搭讪，并且自称是您太太的好朋友——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实之词；这个女人在案发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这个女人在那天晚上去拜访了另一个女人，而且很有可能就在那时另外那个女人被谋杀了；这个女人从那时起就消失了，尽管她一定知道伦敦警方正在寻找自己。所有这些行为与她朋友对她的描述一致吗？看起来不一致。所以，如果这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原本那样和善的好人，那么看起来她就很有可能是个冷血女杀手，或者是个同谋。
“我还有一个准则——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跟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交谈过。她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她说的话，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手势符合人们对她的描述。但是，它们也同样符合一个聪明的演员对一个角色的扮演。不管怎么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最初就是个演员。
“有一段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我和住在伊灵的巴恩斯先生的对话。他那天也去了夏洛特皇后街五十八号看牙。他的理论是——他对此非常武断——莫利和安伯里奥兹的死都纯属偶然，也就是说，真正的目标其实是您。”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哦，是的，这倒是真的，但是为什么要把莫利也牵扯进来？”
波洛说：“因为这个案子里有——怎么说呢？有些丧心病狂的人，他们不计代价，不惜夺走人的生命。是的，一种不顾一切的丧心病狂，这就意味着有更大的阴谋！”
“您不认为莫利是因为出了错儿开枪自杀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一分钟都没有。不，莫利是被谋杀的。安伯里奥兹是被谋杀的，那个不知身份的女人也是被谋杀的。为什么？因为更大的阴谋。巴恩斯的理论是有人试图贿赂莫利或者他的合伙人，以达到暗杀您的目的。”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厉声说：“一派胡言！”
“啊，可是他说得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吗？比如一个人想要铲除某个人，但是对方非常谨慎小心，很难有机会下手。要想杀了这个人就需要在他毫无戒备的情况下接近他，那么，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比在牙医诊室里更无戒备呢？”
“呃，这是真的，我想。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这确实是真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就对事情的真相有了最初朦胧的感觉。”
“所以您接受巴恩斯的理论？巴恩斯是谁，顺便问一句？”
“巴恩斯是赖利约在十二点的病人。他从内务部退休，现在住在伊灵。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个子。但是，您说我接受了他的理论，那就错了。我没有，我只是接受了其中的精髓。”
“您是什么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说：
“一直以来，我都在被误导——有时是无心的，有时是刻意的。一直以来，我都在被暗示、被迫使认为这个案子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性犯罪案件。也就是说，您，布伦特先生，您的公众人物的身份，才是整个案子的焦点。您这位银行家，您这位国家财政的掌管者，您这位保守势力的拥护者！
“但是所有公众人物都有自己的私生活。我的错就是我忘记了私生活这一块。有人因为私人恩怨想要杀死莫利——比如说弗兰克·卡特。
“也可能有人会由于私人恩怨想杀害您——您的亲属会在您过世后得到财产。有人爱您，也有人恨您——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公众人物。
“所以我回到了我称作‘逼迫识牌游戏’的更高级的事例上。也就是弗兰克·卡特对您的那次所谓的袭击。如果这次袭击名副其实，那么它就是一桩政治性犯罪。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解释呢？也许有。树丛里还有第二个人，这个人冲上去抓住了卡特。他可能先开了一枪，然后把手枪扔到卡特身边，后者几乎必然会捡起来，然后被人发现手里握着那把枪……
“我也想过霍华德·赖克斯的问题。赖克斯在莫利死的那天上午也去了夏洛特皇后街。赖克斯对您所代表的一切深恶痛绝。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赖克斯还不止于此，他可能会同您的外甥孙女儿结婚。如果您死了，您的外甥孙女儿会继承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尽管您已经做出了谨慎的安排，使她无法动用本金。
“难道这一切，说到底，不是一桩私人性质的，为了私人利益、满足私人欲望的罪案吗？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认为它是桩社会性罪案？因为有人将这个概念，不只一次地向我提起，把它强加于我，就好像那张被逼出的纸牌……
“这时，当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事情真相的曙光。我当时在教堂里，正在唱着赞美诗——讲的是一个绳索编织的圈套……
“一个圈套？给我设的？是的，有可能是……但如果真是这样，谁设的圈套呢？只有一个人有可能这么做……不过好像讲不通啊——或者讲得通？难道我一直在颠倒着看这个案子吗？莫利不是目标？确实如此！对人生命的无情践踏？是的。因为罪犯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我的这个新奇的想法是正确的话，它一定要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比如，它必须要能解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双重性格的秘密，它必须要揭开带着鞋扣的鞋的谜团，它必须要回答出‘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现在身处何方’这个问题。
“好吧，它不仅可以解答以上所有的问题，而且还不止这些。它告诉我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关系到这个案子的开头、过程和结尾。所以在我看来，有两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事实上也确实有两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有一个是她的朋友们所说的那个和善的、有点傻气的好人；另一个是那个和两起凶杀有关，撒了谎，然后神秘消失的女人。
“请记住，利奥波德国王公寓的门童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之前曾经去过一次……
“以我对这个案情的还原，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取代了她。这另外一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穿着同样款式的衣服，和一双带鞋扣的新鞋，因为其他那些鞋子都太小了。她在某天的一个繁忙时间里去了拉塞尔广场酒店，带走了这个已死女人的衣服，付了账单，然后离开了。她去了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还记得吗，从这时开始，塞恩斯伯里·西尔的朋友们都没再见过她。她在那里扮演了一个星期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她穿着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衣服，用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那样的声音讲话，但是她还必须买一双小一点的晚装鞋。然后——她就消失了，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她在莫利被害的那天晚上再次回到利奥波德国王酒店。”
“您是想说，”阿利斯泰尔·布伦特问，“箱子里的那具尸体最后还是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的？”
“当然是！把脸毁了只是一颗很聪明的烟幕弹，引导人们怀疑死者的身份！”
“可是牙医的证据呢？”
“啊！说到这个，给出证据的并不是牙医本人。莫利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再给出任何证据。他本来知道这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现在的这个证据只是那些病人卡片，而那些卡片是伪造的。两个女人都是他的病人，记得吧，只要重新填写那些卡片，把名字换一下就行了。”
赫尔克里·波洛接着说：
“现在您明白当您问我那个女人是不是死了时，我回答说，‘这取决于您怎么看’了吧？因为当您说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时，您指的是哪个女人？是从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消失的那个，还是真正的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
“我知道，波洛先生，您一向很有声望。所以我想您做出这么不同凡响的假设一定是有根据的。但在我看来，这只是异想天开的臆测。您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被蓄意谋杀的，莫利也是因为怕他能认出她的身份而被谋杀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个女人，一个完全没有危害到谁的中年女人——有很多朋友，显然没有什么敌人——究竟为什么有人要用这么个大阴谋来杀害她呢？”
“为什么？是的，正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正如您所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毫无杀伤力的人，连只苍蝇都危害不到！那么为什么她会被蓄意地、惨无人道地杀害呢？让我来告诉您我的想法。”
“嗯？”
赫尔克里·波洛身体前倾，说：
“我相信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被害是因为她碰巧有对于见过的人过目不忘的本领。”
“您是什么意思？”
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们已经把双重人格分离了开来。一个是从印度来的与世无争的女士，还有一个是聪明的演员，扮演了那个从印度回来的与世无争的女士。但是有一件事落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在莫利先生房前跟您说话的是哪个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您记得，她自称是‘您太太的一个好朋友’。现在她的这个说法，无论是基于她朋友的判断，还是正常的可能性推理，都被证明是不属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个谎言，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这是冒名顶替者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撒的谎。”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点点头。
“是的，这个推断很清晰，尽管我还是不明白目的是什么。”
波洛说：
“啊，对不起。但是让我们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那个真正的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她不说谎，所以她讲的是真话。”
“我想您是可以这么看，但是这看上去非常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但是暂且把这第二个假设当作事实吧——她说的是真话。那么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确实认识您太太，而且很熟悉。那么，您太太一定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非常熟悉的那种人，一个和她有着相同生活状况的人，一个英属印度人，一个传教者——或者，再往前说——一个演员，那么——就不会是丽贝卡·阿诺德！
“现在，布伦特先生，您明白我为什么要谈论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了吧？您是位伟大的银行家，但是您同时也娶了一位有钱的阔太太。在您和她结婚前，您仅仅是一个公司——离牛津不远的初级合伙人。
“您知道，我开始从正确的方向来看待这个案子。不惜代价？对您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儿。毫不吝惜他人的生命——这一点也同样，因为您早就是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了。对于独裁者来说，他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而别人的生命则无足轻重。”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想说什么，波洛先生？”
波洛不动声色地说：
“我想说，布伦特先生，当您和丽贝卡·阿诺德结婚时，您已经是个有妇之夫。我想说，出于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又由于您当时既没有什么财富，又没有什么权势，您就隐瞒了这个事实，刻意地犯了重婚罪。我想说，您真正的太太默认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个真正的太太又是谁呢？”
“她冒用了阿尔伯特·查特曼夫人这个名字住在利奥伯特国王公寓——一个很方便的地点，离您在切尔西堤的房子步行不到五分钟。您借用了一个真正的特工的名字，知道这样就可以帮她向人们暗示她丈夫是做谍报工作的。您的计划非常完美地实现了，没有引起过任何怀疑。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您从未合法地与丽贝卡·阿诺德结婚，而且犯了重婚罪。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什么危险。这时它突然出现了——来自一个讨厌的近二十年后还记得您的女人。她偶然回到英国，偶然在夏洛特皇后街与您相遇；也是出于偶然，您的外甥孙女儿当时跟您在一起，听到了她对您说的话。否则我可能永远都猜不到。”
“那是我自己告诉您的，亲爱的波洛。”
“不对，是您的外甥孙女儿坚持要告诉我的，而您又不能明显地横加阻拦，以免引起怀疑。那次见面之后，又有一件倒霉事（对您来说）发生了。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遇到了安伯里奥兹，同他一起吃了午餐，对他讲起了跟一个朋友丈夫的那次相遇——‘这么多年过去了！’‘当然，看上去老了点儿，但几乎没什么变化！’我承认，这完全是我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