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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宴会的人，都有皇帝赐与的织金文衣。届时，他们必须按统一规定，穿上皇帝赐与的同种颜色的服装，按尊卑次序就座。臣僚被赐只孙衣，能参与只孙宴也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汉官周伯琦对此有详细的记载⑧。
两都制确定后，忽必烈每年春夏至上都，秋冬回大都。上都虽为陪都，却因皇帝有半年时间驻跸于此，而具有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忽必烈行汉法后，遭到守旧派诸王的不满与反抗。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为了更好地维护黄金家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元朝的统治，忽必烈也必须充分照顾蒙古贵族的习惯和利益，上都是他加强对草原地区的统治和维系与蒙古贵族关系的渠道，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保留了更多的草原文化特点和蒙古旧俗。每年二、三月，皇帝驾幸上都，九月前后，返回大都。
在上都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举行忽里勒台和正常的政事处理。忽里勒台的内容有公推大汗，举行大汗即位仪式，宣读先朝圣训，对诸王、公主和各部首领等进行赏赐，然后是大宴会（只孙宴）。
皇帝巡幸上都，中央机构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属，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御史台上都分台，翰林院上都分院等。“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⑨。“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⑩。
上都地区农业毕竟不甚发达，皇室、百官所需则仰赖大都转输与和籴，上都建有规模宏大的仓库万盈仓和广积仓，储粮不下三四十万石，足以供应上都官民所需。
为了保障上都与大都间的密切联系，元朝在两地间设有驿道，建有驿站。周伯琦说：“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自首或终身不能一至其地也”。
驿路全长约800余里，自大都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出发。途经昌平县、新店、居庸关、榆林驿（今北京延庆县康庄附近榆林堡）、怀来县（今河北怀来县东，其地已为官厅水库淹没）、统墓店（今怀来县土木堡镇）、洪赞（今怀来县杏林堡南东、西洪赞）、枪杆岭（又称桑干岭，今长安岭）、李老谷—尖帽山（枪杆岭北10余里为李老谷，行经谷中，过谷后即可望见尖帽山）、龙门站—雕窠站（今长城南龙关、雕鹗堡）、赤城（今属河北）、云州（今属河北）、独石口、偏岭—担子洼（独石口西行40里至偏岭，为草原与谷地的分界）、牛群头（今河北沽源县南10余里）、察罕脑儿（意为白海，在今河北沽源县北数里）、李陵台（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桓州、望都铺（或即南坡店，在上都西南约30余里），过滦河即达上都。此驿路又为岭北至大都官道的一段，岭北诸王朝会，使臣、官吏、军队往返，粮食和各类物资的转输，都需经此驿路。而因途中有枪杆岭，以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故皇帝决不走此路。
东道长750余里，设18处捺钵。出建德门，经大口（或在今北京市海淀区北境）、黄堠店、皂角、龙虎台（今昌平县西北辛店）、棒槌店（今居庸关北）、官山（今独山）、车坊（今北京市延庆县东）、黑谷（今名黑峪口）、色泽岭（今名佛爷崮）、程子头、颉家营、沙岭（当在今沽源县境丰元店附近）、失儿八秃（蒙古语，意为有泥淖，即牛群头）、郑谷店（即察罕脑儿行宫纳钵）、泥河儿（明安驿纳钵）、双庙儿（李陵台驿纳钵）、南坡店（望都铺纳钵）。此为皇帝赴上都路线，寻常人不得由此路行，其两端与驿路相合诸地置有驿站，其余路程则只有纳钵而无需置驿。故官山至沙岭间无驿站。御史按行虽由东道，但与此略有不同，出京走顺州、檀州、古北口、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小城子），沿滦河而上至东凉亭，达上都。
古代风景画鉴赏西路出京由大口、黄堠店、皂角、龙虎台、妫头、怀来、统墓、阻车（雷家店，今河北怀来西）、丰乐（今新保安附近）、鸡鸣山（在今河北怀来下花园南边）、宣德府（今河北宣化）、沙岭、得胜口（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北宣平堡北14里）、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膳房堡北）、兴和路（今河北张北县）、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张北西20里处）、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宝昌境内）、苦水河儿、遮里哈剌（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盖里泊（达里诺尔）、郑谷店、泥河儿、六十里店、南坡店，至上都。由于两都间有几条路沟通，联系密切，上都所需不乏。
皇帝巡幸时乘象舆（又称象辇），即由四只大象驮负的大型木轿。轿上插有旌旗，外包狮子皮，内有金丝垫，每象有驭者一人。行至狭窄处，则独乘一象或乘坐由两象驮负的象辂。
皇帝出大都，择吉日起驾，大都百官送至大口；回銮，再至大口恭迎。
上都将蒙古草地与中原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京师大都。因而在元朝统治期间，这里发生了不少惊人心魄的政治事件。
至元四年，战败的阿里不哥在这里晋见其兄；十一年至十六年，元朝灭宋的方略大都在这里制定；十三年，忽必烈在这里接受南宋少帝与太后的朝见；而在整个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中，这里又是元军的大本营和军需供应基地；在这里，汉臣们不只一次弹劾过阿合马、卢世荣，桑哥则被处死于此地；成宗在这里战胜了乃兄甘麻剌登上了皇帝宝座；武宗处死了反对者当了皇帝；英宗在此被杀；文宗在此制定了谋杀其兄的计划。凡此种种，适足以证明其在元朝政治生活中地位之重要。
正因如此，终元之世，这里一直是“富夸塞北”的草原第一大城市。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北伐，关先生、破头潘、刘二等由大同进兵上都，“焚官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使这座积百年之力建起的城市及其殿阁化为灰烬。自此，宫阙残破，大驾不复时巡。顺帝北归后，曾一至上都，而所居却是“行殿”，足见上都建筑已被破坏无余。明、清两代，并未重加修葺，这里又变成了游牧的草场，使繁华一时的上都，空余“禾黍”之叹。
注释①陈高华、史为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②《金史·地理志上》桓州条下载，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义也”。
③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称，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城基。
④《元史·世祖纪一》。
⑤《元史·世祖纪二》；《元史·地理志》栽：“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与本纪不同，此从本纪。
⑥参见《元上都》；贾州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77年第5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⑦参见《元上都》，胡助《滦京朵泳十首》，杨允孚《滦京杂咏》，周伯琦《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郑彦昭《上京行幸词》等。
⑧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孙翠珠珍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杖，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欢，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曰一易。大官用羊二千，马三千，它费称是，称之曰济孙宴。济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宴。
⑨黄缙《黄金华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折津志辑佚·岁记》。
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元史·顺帝纪八》。
大都兴建1215年，蒙古军占领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将金朝府库所积，全部运往漠北。城市遭到很大破坏。
蒙古占领之初，燕京的秩序很不稳定，官吏残暴，盗贼充斥，使臣征索百端，燕民甚以为苦。太宗时，虽曾用耶律楚材的建议，一度使秩序有所好转，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忽必烈开府漠南时，燕京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的转机。潜邸的儒臣们鼓动忽必烈将治理的重点转入中原，甚至一些蒙古贵族将领也支持这一主张。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主张以燕京为大汗驻跸之所①。忽必烈即位后，郝经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张，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②。
在与阿里不哥争夺天下的斗争中，燕京起了重要作用。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曾企图将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派遣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还在燕京周围地区大肆扩兵，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在当年年底赶回燕京，消除了阿里不哥的势力，控制了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形势。忽必烈在燕京住了几个月，作了必要的布置和准备。1260年春，前往开平，纠集自己的拥护者举行了忽里勒台，建立了与阿里不哥对峙的大蒙古国政权，兄弟间爆发了争夺汗位的战争。忽必烈依靠汉人臣僚、汉军和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以燕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后盾，战胜了阿里不哥，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为了控制漠北，他不能放弃开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为了控制汉地，他同样也不能忽视燕京的作用。于是他把中央行政机构设在开平，在燕京设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改开平为上都，而以燕京为陪都。第二年（至元元年，1264），在中书省臣的要求下，改燕京为中都③。忽必烈即位后，改变了太祖至蒙哥时期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治国方针，开始逐步按汉制制定和完善官制，并大力经营都城。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东北建立新城。至元八年（1271），大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第二年（1272），命中都新城名为大都，于是大都成为京师，而上都降为陪都。统治中心的南移引起了部分守旧派贵族的不满，他们遣使责问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④忽必烈并未动摇，他遣使向他们解释，大都的建设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
耶律楚材像同上都一样，大都新城的建设也是逐步进行的。中统元“建两京殿宇，始置司以备工役”，所置祗应局，下设油漆书局、销金局、裱褙局等。二年，置修内司，“掌修建宫大都造作等事”，下设大、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铜局、竹作局、绳局等；中统四年，色目人亦黑迭儿丁建治琼华岛。至元元年，又在修葺故宫建筑的基础上，决定大规模建设新宫殿。
当时，最先修建的是广寒殿。它是在金朝离宫广寒殿的废墟上建造的。第二年（至元二年），命工匠制作了巨大的酒瓮——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以此为起点，琼华岛上的工程陆续展开。
在重建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工程的同时，忽必烈也着手准备相地另建新城。新城址选定在旧城东北。参与设计、建造的除刘秉忠外，尚有赵秉温、张柔、张宏略、段桢，蒙古人野速不花，渤海人高谡和色目人亦黑迭儿丁。河北曲阳石工杨琼对大都的兴建也作出了贡献。他家世代为石工，他本人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⑤。他奉召参与大都兴建工程，负责管理石匠。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
至元四年正月丁未（1267年2月14日），新城正式破土动工。十三年（1276）完成，历时近10年。二十年（1283），城内的修建工程基本完成，元政府将旧城的衙门、商铺和税务机关迁入新城。二十一年（1284），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机构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府。二十二年（1285），制定了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规定⑥，大规模的搬迁工作开始。
大都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围长约28600米。明营建北京城时，北墙南移，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德胜门外尚保留有元代北墙的部分遗址。东、西两城的南段与明清两代北京城东、西墙一致，南墙约在今长安街南侧。城墙用夯土筑成，夯土中用“永定柱”（竖柱）和经木（横木）加固，基部宽24米，城墙的基宽与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⑦。
全城共设十一门，东、西、南各三，而北面有二。东三门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三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⑧。后世把崇文门也称作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哈达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南）；西三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十一门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