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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猛地动了一下，艾格尔站了起来。俄罗斯人把他的手从枪柄上拿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然后就转过身，向高处爬了几米后在岩石间消失了，迅速而灵巧，一次都没有回头。
艾格尔继续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思考着。他明白刚刚是他的死敌站在对面，可是在敌人消失后，他却感到了比之前更深的孤单。
最开始一段时间，两个战友如约几天来一次，来添补他的口粮储备，必要的时候还带来了几双羊毛袜子、一个新的凿岩钻头以及前线的一些消息（战斗还在持续进行着，有失败也有胜利，总之人们并不完全知道具体情况）。
几星期后，他们连续几次没来，一直到十二月底——按艾格尔的计算，他每天在一块冰面上用打孔机刻一道线来记日期，应该是第二个圣诞节假日——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他们大概不会来了。又过了一周，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一日，当他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人影时，便决定在浓密的暴风雪中启程返回营地。
他沿着大概两个月前来时的路往回走，没过多久，就看到了“卐”字旗熟悉的红色迎面闪亮着，他心里轻松了下来。然而还不到两秒钟，他突然一下子清楚了，那些插在他面前的地上作为营地边界标记的旗子，根本就不是“卐”字旗，而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旗帜。
这一刻艾格尔完全依靠他的镇定沉着保住了性命，他立刻把背上的枪拉扯下来，尽可能远地抛出去。他看着那杆枪随着沉闷的声音消失在雪地里，仅仅一眨眼的工夫，他听到了向他跑来的哨兵的呼喊声。
他把双手举起来，跪倒在地上，低下头。他感到脖子后面被人打了一下，然后就向前扑倒下去。他听到在他上方响起深沉的俄语的声音，那些他听不懂的声音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似的。
艾格尔和两个战俘一起在一个木头箱子里蹲了两天，那箱子是草率钉起来的，用毛毡密封，长和宽各约一米半，只有不到一米高。大多数时间他都透过一个缝隙观察着外面，想通过外面的动静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测俄罗斯人的计划或者自己的未来。
第三天，木箱的钉子终于随着刺耳的声音被拔了出来，一面木板向外倒下去。
冬天明亮的阳光格外刺眼，以至于他担心眼睛再也睁不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倒是能睁开眼了，不过这刺眼的明亮的感觉，让他觉得好像黑夜都充满了耀眼的光芒，这种感觉一直到他战俘生活结束后很久都还留在他心里，返乡很多年后才彻底消失。
艾格尔和一堆被赶在一起的俘虏被送到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的一个战俘营。他们在一辆货车敞开的装载台上，度过了运送途中的六天时间。
那是一段可怕的旅途。
他们穿过寒冷的白天、冰冷的黑夜，驰行在黑暗的、被炮火撕碎的天空下，在辽阔的雪原上，冻僵的人和马的四肢朝天，从雪地的犁沟里突露出来。艾格尔坐在装载台后面的边缘，看着路边无数的木十字架，想到了玛丽给他读过那么多次的那本杂志，想着那里面描写的冬天的风景与他眼前这个冰冻的、受伤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
战俘中一个矮小、敦实的男人，头上裹着磨破的粗羊毛毯子来试图御寒。他说，那些十字架根本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悲伤，它们只不过是指向天堂的引路牌。他叫赫尔穆特·默艾达赦尔，很喜欢笑。他笑迎面打在他脸上的雪花；他笑像砖瓦一样硬的面包边儿，它们被从麻袋里直接倒在货车装载台上。
他边笑边说：“更应该用这面包去盖些像样的房子。”他的笑声如此之响，连两个俄罗斯守卫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有时候他向路边的老妇人们挥挥手，她们在冰雪覆盖的尸体上寻找还可以穿的衣服或者是食物。
“如果已经在开往地狱的路上，那就应该和魔鬼一起笑着去，”他说，“笑笑又不辛苦，还能让整个事情更容易忍受些。”
赫尔穆特·默艾达赦尔是艾格尔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看到的一长列去世的人里的第一个。在到达的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发高烧。在战俘营房里，好几小时都能听到他试图用毯子压抑住的呼喊声。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躺在一个角落里，半裸着，缩成一团，两只拳头抵在额头两侧的地方。
几星期后，艾格尔就不再数去世的人数了。那些死了的人被埋在营房后面的桦树林里。在这里，死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霉菌是面包的一部分。人们死于发烧，死于饥饿，死于营房墙壁上的一条缝隙，冬天的寒风通过那缝隙呼啸而进。
艾格尔被分在一个一百来人的分队。他们在森林里或者草原上工作，砍伐树木，用野外的乱石修建低矮的墙，帮着收获土豆，或者是埋葬前一天晚上去世的人。
冬天，他和大概两百个人一起睡在营房里。一旦气温允许了，他就躺到外面一堆秸秆堆上去睡。有一天夜里比较暖和，电灯不小心被打开后，他看到无数的臭虫从房顶上窸窸窣窣地爬出来。从那以后，他就宁愿睡在露天下了。
关于战争结束的消息，艾格尔是在一个集体厕所里听到的。他正蹲在粪坑的一块木板上，四周嗡嗡飞舞着一群微微发绿光的苍蝇。忽然厕所门被拉开了，一个俄罗斯人把头伸进来，用德语咆哮着：“希特勒坏了！希特勒坏了！”
艾格尔只是静静地蹲在那儿，没有回应，于是那个俄罗斯人把门又撞上，大笑着走掉了。外面好一会儿都能听到他逐渐变轻的笑声，然后开始响起警笛的鸣叫。
过了还不到三星期，艾格尔就把那个警卫的狂喜和他自己由此产生的希望又忘了。
战争已经结束的事实虽然毋庸置疑，但是这对战俘营的生活还没有产生任何可以感觉到的影响。他们还在做同样的工作，小米汤甚至比从前还稀薄，苍蝇们也依然无动于衷地继续绕着厕所的横梁飞舞。
而且，战俘中很多人认为，战争的结束有可能只是暂时的。也许希特勒确实是“坏了”，他们争论着说，但是每一个疯狂的头脑后面，都有另外一个更加疯狂、更加糟糕的头脑在时刻准备着，最终一切又会重头再来一遍，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一个异常温和的冬天的夜晚，艾格尔裹着被子坐在营房前，给他死去的妻子玛丽写了一封信。他在一个被烧毁的村庄里做清理工作时，发现了一张几乎完好无损的纸和一支铅笔头，他用很大的、潦草歪斜的字母慢慢写道：
我亲爱的玛丽，
我正在俄罗斯给你写信。这里没有那么差劲，有工作也有吃的。这里没有大山，天空比人能看到的还要辽阔。只是这儿的寒冷很糟糕，这儿的寒冷跟家乡的不一样，是另外一种寒冷。如果现在我有一个小煤油麻袋就好了，像我曾经拥有那么多的那样的麻袋。但是我也不想抱怨，当我看着星星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僵硬、冰冷地躺在雪里了。也许你也在看星星吧。可惜我现在必须结束了，我写得慢，丘陵后面已经要天亮了。
你的艾格尔
他把信叠起来，折到不能再小，把它埋在脚下的泥土里。然后他拿起被子，走回了营房。
那之后差不多又过了六年，艾格尔在俄罗斯的时光才走到尽头。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正式释放他们的宣告。
在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个清早，所有的战俘被集中在营房前的广场上，被命令脱光衣服，把臭烘烘的衣服扔到一起，堆成一个大堆。衣服堆被浇上汽油点燃，他们吃惊地望着熊熊火焰，满脸惊恐，害怕被马上枪毙甚至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而俄罗斯士兵们大笑着，大声交谈着，直到其中一个俄罗斯人拍了拍一个战俘的肩膀，拥抱了他一下，然后和这个赤裸的、枯瘦的鬼魅一样的人绕着火堆表演了一段可笑的双人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穿上干净的衣服，每个人分到一块面包，离开战俘营，走路出发去最近的火车站，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小时之内。
艾格尔走在队伍的后面几排。紧挨着他前面的是一个有着大大的眼睛，眼神里总是充满恐惧的年轻小伙子。刚走出几米，这个小伙子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啃面包了。当他吞下最后一块面包后，又一次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身后几千米外的战俘营，营房在耀眼的阳光下已经难以辨认了。他咧开嘴巴僵笑了一下，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却只发出了哽咽的声音，然后便开始哭了起来。他大哭着、抽泣着，大把的眼泪和鼻涕流过他脏脏的脸颊。其中一位高个子、满头白发、脸上有抓痕的年长一些的男人，走到那个小伙子面前，把一只胳膊环绕在他颤抖着的肩膀上，对他说，最好还是不要再哭了。首先，对他个人来说，这样大哭除了会把自己的衬衣领子湿透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其次，这种哭嚷的传染性像罗斯河热病和鼠疫加起来一样强，他没有兴趣和一群哭哭啼啼的洗衣妇一起赶几千公里的路回家；况且，把眼泪省到回家再哭，这样应该也更聪明点儿，因为家里肯定有足够的理由让人号哭。
小伙子停止了哭泣，走在他身后、离他只有两步远的艾格尔很长时间还能听到他吸鼻子、深呼吸的声音，就着这个声音他吞下了自己的泪水和最后一点儿面包屑。
第六章
艾格尔为这些微小的、摇摇欲坠的水珠而感到惊叹，它们那么顽固地附着在草茎上，只为了最终某个时候终究会从草叶上掉下去，渗透在泥土里，或者是在空气中蒸发掉，消失于无形之中。
艾格尔返乡后的最开始一段时间，住在新建的学校后面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里。在村长的善意支持下，村民把这个房间交付给了他。村长现在不再是纳粹了，他的窗前不再挂着“卐”字旗，又换回了天竺葵。
村子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的那条路更宽了，一天里面很多次、甚至经常间隔很短，就响起“哒哒”的马达声。冒着臭烟、丑陋、庞大的老式柴油货车也越来越少见。各种颜色的闪亮的小轿车，从山谷入口里风驰电掣般地驶进来，在村子的广场上，吐出郊游、徒步和滑雪的游客。很多农民家都出租客房，大多数的牲口棚里的鸡和猪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滑雪板和雪杖，雪蜡的气味也代替了猪屎鸡粪的臭气。
金岩羚羊客栈逐渐有了竞争对手，店主每天都因为对面新建起来的米特霍弗尔客栈生气。对面的客栈把房屋正面粉刷成黄绿色，大门上方挂着闪闪发光的“欢迎”的牌子，很惹人眼目。
金岩羚羊客栈的店主恨米特霍弗尔那个老家伙，他不愿意理解，一个养牛的农民怎么忽然想起来，把他的粪叉扔到角落里，开始给游客提供住宿，而不是打理他的牛。
“农民就是农民，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客栈店主！”他心想。但是暗地里他不得不承认，竞争并没有损害他的生意，反而使生意更活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当他作为一位枯木朽株的老人终于离世时，除了金岩羚羊客栈，他还遗传给独生女儿另外三家客栈、数公顷土地、位于原来的洛艾多尔特农庄牲口棚下的保龄球球道以及两份缆车索道的股份。这些让这位已经四十大几岁还未结婚、相当执拗的女人忽然成了山谷里最炙手可热的求婚对象之一。
艾格尔以沉默接受了所有这些改变。晚上他从远处听着，沿着山坡修建的支柱发出的金属质感的吱吱嘎嘎声，现在人们称呼这样的山坡为“雪道”了。早上他经常被床头那堵墙后学校里孩子们的喧闹声吵醒。一旦老师走进教室，孩子们的吵闹就会戛然而止。他回忆着自己的童年，还有那为数不多的在学校的几年。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光是那么长，在他面前没有止尽似的展开；现在看起来却是那么短那么快，好像只是眨眨眼的瞬间。
总之，他对时间的感知已经完全混乱了。过往好像朝着所有方向弯折。事情的经过在他的记忆中千回百转、相互交织混在一起，更确切地说，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在他记忆中重新塑形，重新分配权重。
他在俄罗斯度过的时间远远多于他和玛丽一起度过的时间，但是他感觉，在高加索山脉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那些年，好像并不比他和她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长。
在对过去的回顾中，他多年修建缆车索道的时间好像只缩短成单独的一个工作季。可是他又感觉，他在牛棚栏杆上好像趴着过了半辈子，眼光落在地上，他小小的、白白的屁股撅起来对着夜晚的天空。
在返乡几星期后，艾格尔遇到了衰老的康茨施托克尔，他坐在一个摇摇晃晃的挤牛奶时用的小凳子上。从他身边路过时，艾格尔向他打招呼致意。康茨施托克尔慢慢地抬起头，过了一会儿，才认出艾格尔。
“是你啊，”他用老年人的那种沙哑的声音说，“偏偏是你！”
艾格尔站在那儿，观察着垂头丧气地坐在那儿的老康茨施托克尔。
康茨施托克尔黄色的眼睛正看着他，双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已经像炉子里的干柴一样枯瘪，他的嘴半张着，好像牙齿已经掉光了。
艾格尔听说，他的两个儿子没能从战场回来，在这之后他曾试图在储藏室的门框上上吊自杀。有很多裂纹的木头没能承受住他的重量，于是康茨施托克尔侥幸活了下来。从那以后，这个年老的农民就在对死亡的向往中度过他的余生。
他看到死亡蹲在每一个角落。晚上的时候，他坚信，那永恒的平静会随着黑夜降临到他身上。然而每次第二天他还是醒来了，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一天比一天更加闷闷不乐，对死亡的向往一天比一天更痛苦地折磨着他。
“到我这儿来，”他说，像一只鸡似的往前伸着头，“让我看看，你现在长什么样儿！”
艾格尔向他走了一步。
他的面颊已经瘦得凹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