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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见杰克·洛勒，”他说。
亨利紧紧地瞪着他。甘德赛的眼神此刻明亮、坚定而又真诚。
“他是谁？”亨利问。
“企鹅俱乐部的老板。在日落大道上——8644号，或者是差不多的门牌号。如果有人能查出来，那一定是他。”
“多谢，”亨利平静地说。他瞥了我一眼。“你相信他吗？”
“好吧，亨利，”我说，“我觉得他还是可能会撒谎的。”
“哈！”甘德赛突然大叫。“一个骗子！一个——”
“闭嘴！”亨利咆哮道。“那是我的台词。可靠的人，是吗。甘德赛？这个杰克·洛勒？”
甘德赛奋力点头。“绝对是可靠的人。杰克·洛勒涉足所有与上层社会有关的事。只是不容易见到他的面。”
“这点不用担心。多谢，甘德赛。”
亨利把黑色棍子扔在房间的角落里，清空左手一直握着的左轮手枪的后膛。他排出子弹，然后弯下腰，把枪在地板上一滑，手枪消失在了桌子底下。他随意地抛起子弹，然后任它们四下散落在地上。
“再见，甘德赛，”他冷冰冰地说。“要是不想被人在床底下找到的话，就安分点儿。”
他打开门，我们迅速走了出去，趁“蓝色潟湖”的员工尚未插手。
5
我的车停在离街区不远的地方。我们钻进车里，亨利双手靠在方向盘上，闷闷不乐地望着前方的挡风玻璃。
“嗯，你怎么想，沃尔特？”他终于发声了。
“你要是问我的意见，亨利，我想甘德赛是在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打发我们。而且，我觉得他不相信我们是保险公司的人。”
“我也这么觉得，还有一条额外的证据，”亨利说。“我估计根本没有什么名叫梅拉克里诺或者杰克·洛勒的人，这个甘德赛拨了个空号，装模作样地打了一通电话。我应该回去，把他的胳膊和腿卸下来。让那死胖子见鬼去吧。”
“我们有了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亨利，我们要尽全力去付诸实践。现在我建议我们应该回到我的公寓，试着思考一些别的事。”
“接着就烂醉如泥，”亨利说着，发动了汽车，驶离了路沿。
“我们也许可以少喝点酒，亨利。”
“呀！”亨利嗤笑一声。“缓兵之计。我应该回去，拆了那家伙的老窝。”
尽管当时没有红绿灯，他还是把车停在了十字路口，举起一瓶威士忌放到嘴边。他正要喝时，后面有辆车上来了，撞上了我们的车，但撞得不太严重。亨利呛了一口，放下酒瓶，衣服上洒到了一些。
“城市越来越拥挤了，”他大吼道，“想喝口酒都会被某些聪明的猴子撞到手肘。”
因为我们的车还没有向前挪动，后面那辆车不知是谁在车里，一个劲儿地在按喇叭。亨利打开车门，下了车，然后又回来了。我听见声音很吵，那个高嗓门的是亨利。片刻后他回来了，钻进车里，把车开走了。
“我本应该撕掉他的脸，”他说，“可我怂了。”他快速驶过通往好莱坞和冰碛堡的道路，我们上楼来到我的公寓，手上拿着巨大的玻璃杯，坐下来。
“我们最好喝上一夸脱半的烈酒，”亨利说，他望着先前他放在桌上的两个酒瓶，边上的酒瓶空置已久。“这个主意应该过得去。”
“要是酒不够，亨利，放酒的地方还有足够存货。”我兴致高昂地干了自己这杯。
“你似乎是个正经的家伙，”亨利说。“究竟是什么让你说话这么风趣？”
“我似乎没法改变说话风格，亨利。我父母都是新英格兰传统下严苛的纯粹主义者，即使在读大学时，我都不能流利地说方言。”
亨利尝试着消化这句评论，不过我看得出，这让他的腹部仿佛重重地挨了一记。
我们就甘德赛及他可疑的建议又聊了一会儿，这样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接着，我桌上的白色电话突然铃声大作。我匆忙奔向电话，心里希望是艾伦·麦金托什打来的，希望她已经恢复了心情。可结果却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一个陌生人。言词干脆，带有一种讨厌、生硬的语气。
“你是沃尔特·盖奇？”
“我是盖奇先生。”
“好吧，盖奇先生，我知道你在黑市上找某件珠宝。”
我紧紧抓着听筒，转过身，越过电话机冲亨利挤眉弄眼。可他烦闷地给自己又倒了一大杯老种植园牌威士忌。
“的确如此，”我对着听筒说，竭力保持声音平静，虽然我的兴奋之情已经难以抑制了。“如果你说的珠宝是珍珠的话。”
“一串四十九颗，伙计。报价五千块。”
“天哪，这太扯了，”我倒吸了一口气说。“五千块买这些——”
那个声音粗鲁地打断我。“你听好了，伙计。五千块。伸出手来，数数手指。不多不少，就五千。好好想想吧。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
电话干巴巴地挂断了。我颤抖着将电话放回支架上。我浑身发抖，回到椅子上坐下，用手绢擦了擦脸。
“亨利，”我用一种低沉紧绷的声音说道，“奏效了。可太奇怪了。”
亨利将喝完酒的杯子放在地上。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把一只空玻璃杯放下并且不去倒酒。他用那双严厉的、一眨不眨的绿色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是吗？”他温柔地说。“怎么奏效了，兄弟？”他用舌尖慢慢地舔了舔嘴唇。
“我们在甘德赛老窝里做的奏效了，亨利。有个男人刚才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在黑市上寻找珍珠。”
“老天爷啊。”他噘起嘴，柔和地吹着口哨。“那个该死的意大利佬毕竟有一手。”
“不过报价是五千美元，亨利。这似乎就很难解释了。”
“嗯？”亨利鼓起双眼，仿佛眼球就要挣脱眼眶了。“五千块买这些赝品？那家伙疯了。你说它们最多值两百块。这家伙整个是有病吧。五千块。有五千块钱，我都可以买下足够多的钻石来铺满梅·韦斯特[3]的屁股了。”
我看得出亨利似乎很迷惑。他默默地为我们俩的酒杯添上酒，我们便互相瞪着酒杯后的对方。“好吧，你究竟打算怎么办，沃尔特？”沉默了很久之后他问。
“亨利，”我坚定地说，“只能做一件事。艾伦·麦金托什的确是私下里告诉我这件事，她没有得到潘鲁德多克夫人的明确许可告诉我有关珍珠的事，我觉得我应该尊重隐私。可艾伦现在生我的气，不想跟我说话，原因是我喝了太多的威士忌，尽管我的言语和大脑仍然非常清晰。最后一回合是个非常奇怪的动态，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咨询一下我们家一个亲密的朋友。当然，最好是某个具有经营大型企业经验的人。除此之外，此人还要对珠宝懂行。亨利，的确是有这么个人，明天上午我要去拜访他。”
“老天啊，”亨利说。“你能用九个字概括一下吗，伙计。这家伙是谁？”
“此人名叫兰辛·加勒摩尔，他是第七大街的加勒摩尔珠宝公司的总裁。他是潘鲁德多克夫人的一个老朋友——艾伦经常提起他——实际上，正是这个人为她找来这串仿制的珍珠。”
“可这家伙会去报告警察的，”亨利反对道。
“我觉得不会，亨利。我认为他绝不会做任何令潘鲁德多克夫人蒙羞的事。”
亨利耸耸肩。“赝品就是赝品，”他说。“你总不能以假乱真。即便是珠宝公司的总裁也不行。”
“即便这样，提出这么大一笔钱肯定有什么缘由，亨利。我想到的唯一理由是敲诈，而且坦白讲，要我独自解决是有点儿麻烦，因为我对潘鲁德多克家的背景了解不多。”
“好吧，”亨利说着叹了口气。“如果那是你的直觉，你最好就照着办，沃尔特。而我就在家待着打个盹儿，好保持体力来面对后面的累活，如果有累活的话。”
“你不会介意在这里过一夜的吧，亨利？”
“多谢，伙计，我还撑得住能回旅馆。我只要把这瓶多余的威士忌带走，帮我入睡。我可能碰巧会在上午接到一通家政公司的电话，到时就得赶紧刷牙去干活儿了。我猜我最好换了这身行头，好让我能跟普通人打成一片。”
这么说着，他走进浴室，一会儿出来时就穿上了他自己那套蓝色哔叽西装。我催促他开我的车走，可他说在他的街区不安全。然而，他倒是同意带上刚才的那件轻便大衣，小心翼翼地把一夸脱未开瓶的威士忌裹在里面，他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
“稍等一下，亨利，”我说着掏出了钱包。我摊开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给他。
“这是干什么？”他大吼道。
“你现在暂时没工作，亨利。今晚你干得非常漂亮，结果令人惊讶。你应该得到报酬，而我也负担得起这小小的奖励。”
“好吧，多谢，伙计，”亨利说。“不过这算是我借的。”他的声音沙哑而激动。“早上我要给你打个电话吗？”
“当然。我还想到了一件事。你觉得换一家旅馆是否合适？假设，不是由于我的失误，警方知晓了这桩窃案。他们难道不会怀疑你吗？”
“见鬼，他们会不停地追问我，”亨利说。“可他们怎么会找上门来？我可不是告密的人。”
“当然，这由你来决定，亨利。”
“好吧。晚安，朋友，可别做噩梦。”
于是他走了，我突然感到非常压抑、寂寞和空虚。尽管亨利的言语粗鲁，但是有他的陪伴，我感到非常振奋。他是个纯爷们。我从剩下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喝得很快，心情郁闷。
酒精带来的效果使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不计任何代价地想和艾伦·麦金托什说说话。我走向电话机，拨了她的号码。等了很久之后，一个疲倦的女佣接了电话。可是艾伦一听到我的名字，便拒绝来接。这令我愈发郁闷，我喝完了剩下的威士忌，浑然不觉自己在做什么。我躺到了床上，陷入了断断续续的睡眠中。
6
一阵吵闹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早晨的阳光泻入室内。此刻已经九点了，所有的灯都还亮着。我感觉到有些浑身僵硬、筋疲力尽，原来我还穿着晚礼服。不过我是个身体健康、心志坚强的人，并没有我预计的这么糟。我走去接起电话。
亨利的声音响起：“你还好吗，伙计？我宿醉得不行，七荤八素的。”
“还不太糟，亨利。”
“家政公司来了通电话给我找了份活儿。我最好下去瞅一眼。我晚一些来好吗？”
“好的，亨利，务必要来。十一点我应该就能回来了，去办昨晚我跟你提过的那件事。”
“还来过别的电话吗？”
“还没有，亨利。”
“收到。回见。[4]”他挂了电话。我冲了个凉，刮了胡子，穿戴整齐。我穿了一套棕色西装，喝了些从楼下咖啡店叫上来的咖啡。我顺便也让服务生把空酒瓶从公寓带走，给了他一块钱辛苦费。喝了两杯黑咖啡后，我再次觉得精神振奋，便开车去市中心前往加勒摩尔位于西第七大街巨大华丽的珠宝店。
这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似乎很多事要在这样一个愉快的日子里各归各位。
结果，要见兰辛·加勒摩尔先生竟有点困难，我迫不得已只能告诉他的秘书这件事与潘鲁德多克夫人相关，非常机密。这条口信一送进去，我立刻被带进了一间狭长镶板的办公室，加勒摩尔先生站在远端一张巨大的桌子后。他向我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粉色的手。
“盖奇先生？我相信我们没见过，是吗？”
“是的，加勒摩尔先生，我觉得我们没见过面。我是艾伦·麦金托什小姐的未婚夫——或者说直到昨晚为止。你可能知道，艾伦·麦金托什小姐是潘鲁德多克夫人的护士。我来找你是为了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在我开口之前有必要请你保密。”
他约莫有七十五岁，又瘦又高，一丝不苟，保养得体。他有一双冷酷的蓝色眼睛，不过却挂着温暖人心的笑容。他打扮得很年轻，一身灰色的法兰绒西装，领口别了一朵红色康乃馨。
“我定过规矩，有些事我从来不做保证，盖奇先生，”他说。“我总认为这几乎是一个非常不公的要求。但如果你向我保证这件事涉及潘鲁德多克夫人，当真非常敏感、高度保密，我会为你破例。”
“的确如此，加勒摩尔先生，”我说，接着把整件事告诉了他，一丝不漏，甚至连我昨天喝了太多威士忌的事也告诉了他。
说完后，他好奇地打量着我。他那只养尊处优的手捡起一支老式的白色羽毛笔，轻轻地用羽毛挠了挠他的右耳。
“盖奇先生，”他说，“难道你猜不出他们为什么对那串珍珠索价五千美元？”
“如果你允许我猜一下，以一种非常私人的角度，我可能大胆揣测出一种解释，加勒摩尔先生。”
他把白色的羽毛转到了左耳边，点点头道：“继续说下去，孩子。”
“那些珍珠实际上是真的，加勒摩尔先生。你是潘鲁德多克夫人的老朋友——也许是青梅竹马。她把那串珍珠——她的金婚礼物，交给你去变卖——因为她出于一个慷慨的目的正急需一笔钱。可你没有变卖珍珠，加勒摩尔先生。你只是假装出手了珍珠。你自己拿出两万美元给她，把真的珍珠项链还给了她，谎称它们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定做的仿品。”
“孩子，与你的言谈相比，你的脑筋更聪明些，”加勒摩尔先生说。他站起身，走向窗边看，将一幅精美的网眼窗帘拉到一边，低头望着第七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街景。他回到了桌边，坐下后脸上露出一丝怀念的微笑。
“盖奇先生，你几乎都说对了，真是令人尴尬。”他说着叹了口气。“潘鲁德多克夫人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否则我只要提供给她一笔两万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就行了。我正好是潘鲁德多克先生的共同遗产管理人，我知道，就当时金融市场的情况，如果不做非理性的遗产净值牺牲的话，根本是筹集不到足够的现金来照顾这所有的亲戚和随从。于是潘鲁德多克夫人变卖了她的珍珠——按照她的想法——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