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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因为赤贫而自愿为奴的人。奴隶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天为奴，终身为奴，而且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为奴——我们同情还来不及，怎么他们会享有那么多特权？这恰好说明了理论和现实是两码事。
在1620年左右，满人将包衣纳入旗下，并设置了军制，包衣直接受皇帝或亲王控制。包衣的后代因此成为皇帝家奴，这就是曹寅和李煦家世的渊源，曾经烜赫一时的荣国府说白了以前不过是家奴。
曹家祖先是在1621年沈阳沦陷时沦为包衣，李家的祖先要晚二十多年，后来这两家都归属于正白旗，成为内务府包衣。
祸福相依。本来做奴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戏剧化的事情出现了，由于这些家奴跟皇室的关系特别近，久而久之，他们的地位比八旗中的自由人还高。他们长年待在皇帝身边，很容易被皇帝视为亲信。皇权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历代皇帝都相信跟自己关系近的人。
包衣一般没有官职，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他们的后代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升官的机会比那些读书人还多。包衣一旦做官，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朝廷的官员，另一个身份是皇帝的间谍和密探。
曹玺的老婆曾经是康熙的乳母，康熙是个很注重孝道的人，对曹玺一家十分照顾。曹玺去世时，康熙亲自登门慰问，康熙几次南巡都在曹家落脚，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李家比曹家地位更高，李煦的母亲曾经是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入宫做了康熙的嫔。
在康熙朝，曹李两家享尽荣华富贵，这固然跟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担负起了一项重要的职能，为皇帝搜集情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急匆匆地给康熙发了一道奏折，奏折中说他的家仆王可成不幸在路上将奏折遗失，希望皇帝恕罪。康熙朱批：“你所奏的是密折，跟地方官不是同一类型。朕赦免你和你的家人。这种事别让外人知道。”
由此披露出了康熙朝重要的制度——密折制度，康熙没有建立起像明朝锦衣卫、东厂那样的特务组织，但皇帝又不能缺乏一个情报组织，密折制度应需而生。
康熙对密折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为防止这种制度蜕变成特务组织，他规定密折内容仅限于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密折中最重要的还是地方上的状况，由于这些案件往往跟地方官的利益有瓜葛，地方官往往不会如实奏报。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自己的亲信给自己传来第一手的信息。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江南科场案，曹寅先后给康熙发了六道密折，而李煦送上去的奏折更多，有十四份。没有这些奏折，康熙很难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密折制度对康熙朝的治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密折制度虽然保密，但久而久之也会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样一来，六品织造的权力比封疆大吏还大。地方大员自然会向织造们靠拢，这样一来，特权看上去风光，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织造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写密折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比如，有一次李煦给康熙写了一份请安的折子，顺带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大怒，朱批道：“请安的折子不该与这种事混在一起写，甚为不敬。你以为你认识几个臭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君心难测，曹李两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做的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皇帝有时候会怪罪自己，地方官员呢肯定会对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难免也会中伤自己。由于密折制度涉及官场利害，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在雍正朝的时候，曹李两家都被抄了。
江南有三个织造，名义上的工作是负责皇家的纺织工厂，并将这些丝绸运往北京。织造们品级很低，俸禄也很一般，但是个个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见这是一个肥差事，织造们相当于皇帝钦定的包工头。
就拿曹寅来说，他有三个工厂，六百六十四张织布机，两千五百名专业工人，至于学徒和仆役就更多。曹寅的俸禄是年薪一百零五两白银，年终红利一百零八两。如果要贪污朝廷的拨款也很难，朝廷拨给的经费也不高。光靠朝廷的拨款是不可能维持这么大的开支的，所以这些织造们个个都发挥资本家的天赋，他们有办法让钱生钱。
曹寅生财之道是向康熙借钱，然后收购铜矿，赚了不少钱。八年后，曹寅还想继续，康熙叫停了他。后来，他又投资盐业，赚的钱更多。曹寅后来担任巡盐御史，利用职务谋求了巨大的私利，并由此导致了亏空，虽然因此被起诉，但是在康熙朝曹李两家始终高枕无忧。
在发家致富这块，最美的差事莫过于接待南巡的皇帝。不仅皇帝赏赐，地方官员也纷纷贿赂。
曹李两家经营几十年，积累了万贯家私，但是破产只在一夜间。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驾崩，这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另一些则是灾难的征兆。在雍正元年的时候，李家首先被控贪污公款。
雍正这个人跟他父亲不一样，凡事他父亲生前喜欢的人他都讨厌，凡事他父亲生前讨厌的人他都给予重用。雍正刚上台不久，就撤了李煦的职位，此时，李煦已是风烛残年。
新上任的苏州织造胡凤翚到任不久就查出李煦亏空的问题，并上奏给新皇帝雍正。雍正立刻派两江总督查弼纳调查此事，查弼纳办事很有效率，很快就把李煦在京城和苏州的两处家产全部抄查。更惨的是，李煦的家人和仆人也全变成奴仆，拉到街上去拍卖。雍正对年羹尧特别好，让年羹尧自己去挑选。
曹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灾难降临的时候比李家晚了六年。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塞楞额给雍正参了曹家一本，说是江宁织造的杂役路过山东时，骚扰勒索驿站。雍正是个对腐败非常痛恨的皇帝，让人立即查清这件事。
查出来的结果反倒跟骚扰勒索没有多大关系，结果发现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作风不正，亏空很多。第二年年初，曹家就被抄。雍正将曹家的人给大将兼好友隋赫德为奴，后来隋赫德看到曹寅的遗孀艰难度日，无法养活自己，便将崇文门外菜市口的十七间房拨给他们。曹家就这么衰落了，曹家如果不衰落，曹雪芹也没办法写出《红楼梦》。
曾经名噪一时的“大内密探”就这样走向了不归路。
我们发现导致曹李两家破产的罪名都是亏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说明亏空是实有其事。
曹李两家都很善于经营，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亏空呢？
这跟曹李两家承担康熙南巡的费用有关，当然，曹李两家花钱也是非常大方的。康熙在生前就警告过曹李两家：“以后各方打点的费用就免了，奉承上司的费用也取消，好好补足盐差的亏空吧！如果不听朕的金玉良言，以后你们会后悔莫及的，你们要为子孙后代的身家性命考虑啊！”
可见，亏空问题在康熙朝大家就心知肚明，康熙出于情感上的原因，一再给曹李两家机会，让他们补上亏空。康熙还曾帮曹寅还上了三十二万两的债务，但是到了雍正期间事情就没这么好办了。
不过，经济原因只是曹李两家败亡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上的。
李煦曾陷入“党争案”中，有人控告他曾经给八阿哥赠送漂亮的奴婢，八阿哥当时的人气很高，李煦在他身上投资也是正常的。但对于明察秋毫的雍正，这事肯定是不愉快的。
雍正继位后，对昔日的政敌进行了大清洗。雍正曾经指责曹頫到处跑关系，跟一些王子们关系过于亲近。雍正还警告他，如果他违法乱纪，就是王子们也救不了他。
从雍正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家被抄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再加上曹寅生前是支持太子胤礽的。九阿哥胤禟是雍正的政敌，最后被雍正迫害致死。胤禟跟曹家是有来往的，在康熙时代胤禟曾经参与制造江宁织造的镀金石狮子，这是曹家和胤禟交往的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曹李两家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南山案
大清一朝，发生过一百七十多次文字狱，南山案是清朝最大的文字狱，也是唯一一个被后代皇帝平反的文字狱。为南山案平反的正是雍正皇帝，至今人们摸不透雍正平反的真正原因，但这事似乎又在验证这样一个推断：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都厌恶，凡是康熙厌恶的雍正都接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突然参劾翰林院大才子戴名世，说这个人恃才傲物，妄窃文名，还是贡生的时候，就私自刻印文集，里面文辞狂逆，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现在当上了朝廷命官，仍然作风不改，依旧口无遮拦，轻狂不羁，希望皇帝能够给他一点惩罚和警告。
从赵申乔的动机看，他似乎跟戴名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没有想要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是希望皇帝能够教训教训这个狂生，打压一下他的气焰。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这个案子并不重视，此时他忙于废立太子之事，焦头烂额。但是刑部接到这个案子后很较真，此案很快就升级了，戴名世以前的恃才傲物和狂放不羁很快就变成大逆不道的罪名。
这还得从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说起，这本书讲到了南明的一些情况，用了弘光、隆武、永历之类的年号。就戴名世本意来说，他是想如实完整地记录当时的历史，但恰好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从审判的阵容就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案的敏感程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对戴名世进行严刑拷打。
戴名世不得不认错说：“《南山集》《孑遗录》等等都是我年轻时写的狂乱文章，当时糊涂，不知触犯了大忌。没有和任何人商议，也没有让任何人整编这本书。我当时参考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看到此书有混乱悖逆之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照搬里面的话。”
戴名世的供词迁出了方孝标，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在供词中说，父亲方孝标喜欢游山玩水，以前到过云南贵州一带，返乡后写了《滇黔纪闻》，其中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方登峰是个不孝子，他还供出父亲曾当过吴三桂的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已是大逆。
最后，刑部议定：戴名世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贯，只要十六岁以上，不管残疾健康，一律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母妇妻妾姊妹等等，全部发配给功臣家做奴隶，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律当被凌迟处死，不过人已去世，应当挫骨扬灰。为方孝标作序的汪灏和桐城派的领袖方苞被判绞刑，后来改为免死，发配东北。这场文字狱中问罪人数多达数百人。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案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出生，曾经隐居南山，时人称之为南山先生。他的家世虽然称不上显赫，也是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做过知县。戴名世跟桐城派领袖方苞是亲戚，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戴名世这个人从小就很有才气，因为才华甚高，为人难免有些恃才傲物。同时，他这个人又比较愤世嫉俗，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影响，年轻时他对清廷很不满，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反清的民族英雄进行了热烈的歌颂。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生活，戴名世逐渐对清廷妥协。三十岁的时候，戴名世与好友参加科考，成为贡生，三十四岁时，他又被推荐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由于戴名世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
在京城的时候，他给同乡张英的儿子当家庭教师，张英当时担任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有一次，张英问戴名世：“世间最可恶的是哪种人？”戴名世回答说：“媚人者最为可恶。”
张英笑道：“不然，媚人者因好媚者而媚之，所以好媚者最为可恶。”
张英虽然不是个才子，但是思想言谈显然比戴名世更深刻，戴名世固然有才，却难脱书呆子气。
戴名世后来在京城参加乡试，可惜落榜了。在京城的日子，戴名世很不得志，他愤世嫉俗，自视清高，但没人买他的账。
最后，戴名世不得不四处游历，在这个过程中，他增长了见识，丰富了阅历，而且还编纂了一些重要的图书，譬如《小学论选》《四书朱子大全》等等。
晚年，戴名世仿佛看透了世界（现实是无法逃避的东西），再次回到科举路上，这次他中了举人。但是第二年的会试却名落孙山。
五十七岁的时候，戴名世时来运转，中了会元，接着在殿试中又中了榜眼，康熙钦点他为翰林院编修。当官之后，戴名世并没有意气风发，反而消沉低落。李光地曾说他“颓唐无精神”。至于那个给戴名世带来灭顶之灾的《南山集》，是他的门生龙云鄂把他的文章收录整理而成。
赵申乔在康熙五十年参劾戴名世，但是最后的终审是在康熙五十二年，前后持续一年半的时间。康熙一开始对南山案是慎重的，他说道：“戴名世等是个大案子，朕要仔细考虑。”
此案拖了很长时间，中途似乎有很多转机，因为案犯都是朝廷命官，所以在狱中受的待遇不算差，他们住在比较好的房子里，可以和外面书信往来。李光地曾经为他们说情，可惜没有多大的效果，反而惹怒了康熙。由于朝廷中有许多人求情和营救，案犯们并没有感觉死到临头，像重要嫌犯刘岩和方苞中途还出狱做官。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初六，康熙下旨：“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立即处斩，方登峰兄弟等人从宽免死，发配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