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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多年，康熙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既打败噶尔丹，又把俄罗斯搞得服服帖帖。在康熙时代，清朝的版图达到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由此可见，即使康熙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独立思维的，绝对不是任何人的傀儡。既不是鳌拜的傀儡，也不是孝庄的傀儡。所以，康熙和孝庄的关系事实上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温情：一对感情深厚的祖孙。由于处在权力的高位上，两人的关系事实上是非常微妙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康熙智擒鳌拜这事情是在孝庄的授意下进行的，还是康熙“自作主张”的。
要解开这个谜并不容易，只能根据史料发现蛛丝马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有一份《康熙帝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里面的日期是“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但是《清圣祖实录》里面记载康熙捉拿鳌拜的时间为“康熙八年五月戊申”，也就是五月十六日。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康熙捉拿鳌拜的时间比史书记载提前了五天，史书记载的这天实际上并不是擒拿鳌拜的时间，而是向王公大臣宣布鳌拜罪状的时间。
中间这五天，康熙在干啥呢？为什么他没有立即向朝臣宣布鳌拜的罪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康熙和孝庄的关系。
这五天的时间里，康熙就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为啥？因为捉拿鳌拜这事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所以现在他正在等慈宁宫那边的态度。
康熙为啥事先不请示孝庄？因为他认为孝庄不会支持自己，一个是怕自己把事情办砸，另外以孝庄的性格也不会同意做这么出格的事情。四个辅政大臣是孝庄亲自选定的，康熙亲政后，孝庄又挽留辅政大臣。康熙曾经就亲政的事情亲自询问过孝庄，孝庄以一个长者的眼光说道：“钱粮、刑罚这些事，事关重大，你又不太了解，如果出错了，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毫无疑问，四大辅臣把事情搞得也挺乱的，尤其是鳌拜，但是孝庄一直坚持维稳逻辑，不想把问题进一步弄复杂。
一般人认为孝庄对康熙非常信任，康熙也对孝庄很信任。事实上，真是这样吗？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孝庄对于这个孙子能否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是心存怀疑的，这种怀疑非常正常，搁谁谁都怀疑，一个少年能够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吗？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么多昏君暴君就知道了，那些人大多是成年人，结果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而康熙还未成年呢！
当然，孝庄最担心的还是康熙身上有顺治的影子。可以说，顺治已经给孝庄造成了心理阴影，偏偏康熙身上有很多顺治的影子，比如喜欢汉文化，父子俩都有叛逆倾向。所不同的是，康熙似乎比顺治更沉稳、更细心，也更现实，但是他们父子在精神层面是相通的。孝庄对顺治更多的是否定，而康熙却更多的是认同，他觉得当时很多人没理解父亲，父亲虽然脾气暴躁，其实是一个天才的管理者，高瞻远瞩，秉性真纯。
所以，康熙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顺治“平反”，他想告诉世人，我老爸是被人抹黑了，没有宣传说的那么差劲。他为顺治修建了“孝陵神功圣德碑”，通过歌颂顺治含蓄地表达了对孝庄当年崇尚满洲贬低汉人的不满。
这些做法毫无疑问让孝庄很担心康熙变成下一个顺治，这可能就是孝庄为什么让辅臣继续辅政的原因。孝庄已经六十多岁了，她不想再承受折磨，不想再有任何风浪，此时的她又如何能够理解胸怀天下雄才大略的康熙呢？换句话说，孝庄只想守着一亩三分地，别出乱子就行，而康熙却想独步历史，成为开疆拓土的千古帝王。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顺治身上的那些叛逆和敏感，康熙都继承了。但是更可怕的是，康熙比他父亲多了沉着、勇气和城府，俨然是一个经过改良修复的升级版顺治。
鳌拜擅权康熙早就看不下去了，如果不尽快拿下鳌拜，他感觉朝政会越来越混乱，自己的权力也会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因素。既然不能请示孝庄，那就来个先斩后奏。
擒拿鳌拜之后，康熙最担心的莫过于孝庄的态度。如果孝庄不同意这事的话，康熙估计也只能乖乖地放了，除非他敢进一步软禁太皇太后——康熙不是没有这个胆子的。康熙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木已成舟后，孝庄如果否定他，事情就不好收场，顺水推舟是人的正常本能。当然，康熙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和祖母翻脸，自己单干，让祖母出局。一个花季少年能有这么惊人的权谋和敢作敢当的勇气，确实让人震惊，让人佩服，也让人心底发寒，然而这正是帝王的本色。
应该说，顺治的一生致力于对孝庄的叛逆，但顺治至死都没有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最终这个任务被他的儿子康熙完成了。相信，顺治九泉之下也会瞑目的。
结果出来了，康熙胜利了，孝庄妥协了。孝庄虽然妥协了，但提出不要把斗争扩大化，尽量避免引起社会动荡。这一点，康熙欣然接受，毕竟他不是朱元璋那样的刽子手，动不动就喜欢集体屠杀。
扳倒鳌拜，康熙的人生之路就顺畅得多。然而，这件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康熙不光打倒了权臣，还结束了孝庄幕后操纵国政的局面。从此，大清国康熙一个人说了算。
康熙成为权力竞争的最大赢家，在对待祖母孝庄上面，就表现得特别孝顺，这种孝顺似乎有些过了头，过了头的东西就给人作秀的嫌疑。孝庄外出疗养，一向亲政的康熙也会陪同前往，不离左右，在世人眼里，康熙绝对是一个孝顺孙子的典范。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夭折、皇后生病，康熙也居然瞒着不告诉祖母，还是陪着祖母。
康熙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弥补孝庄对自己的不满，一个权力熏天的女人突然之间没有了权力，肯定会有失落感的，哪怕这个女人的权力欲望不是那么强。康熙坚持这么做只是为了告诉祖母一个道理：人走了，茶还是热的，没有权力，亲情还是有的。
后来的二十多年里，康熙隔几天就向祖母请安一次，孝庄感动之余分明也觉得这孩子还防着自己，怕大臣跟自己走得过近，分了他的权。孝庄其实不是一个权力欲望特别强的女人，到了晚年，她也只想好好过日子，犯不着跟孙子去争权。
从此以后，康熙开始逐步实现自己心中的宏伟蓝图。
第二章 削藩帝国最惊险的时刻
当年，经略洪承畴来到云南的时候，吴三桂请教他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回答说：“不要让云南一日太平，只有天天出乱子，你才能保住地位扩充势力。”洪承畴一语道破法门，让吴三桂受益匪浅。
帝国身上的三颗大肿瘤
打倒鳌拜反帝王集团后，康熙又把眼光投向了远在边地的三藩。
这三个人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先说说辽东人尚可喜。尚可喜在崇德元年被封为智顺王，顺治年间，跟随多尔衮追击李自成，李自成战死后，他回到辽东旧地。顺治三年，大顺军余部在南方起义，尚可喜奉命平定湖南。顺治六年，因平叛有功晋封为平南王。随后，他又击败桂王，不久，又在广西打败大西军余部和桂王的联军。由于尚可喜功劳卓著，清廷让他镇守广东。
耿仲明也是辽东人，以前和定南王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属，毛文龙被杀后，他们先投靠孙元化，后来又造反，绑架孙元化，最后投靠皇太极。在多尔衮入关，追击李自成的过程中，耿仲明也出力不少，李自成战死后，耿仲明还师辽阳。顺治三年，耿仲明出征湖南，立功不小。顺治六年，耿仲明进封靖南王。后来，耿仲明随尚可喜征广东时，部将藏匿犯人，清廷削夺他王爵，罚银五千两，耿仲明吓傻了，畏罪自杀。他的儿子耿继茂取代他的位置，和尚可喜合力拿下广州。清廷论功行赏，让耿继茂继承父亲的王爵，接着耿继茂又立下了不少战功。顺治十七年，耿继茂镇守福建。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同豪格女儿结为夫妇，被封为和硕亲王。康熙十年，耿继茂病死，耿精忠承袭靖南王爵位。
吴三桂我们就不用介绍了，这个人的知名度实在太高，绝对是汉奸中的明星人物。在三藩中，吴三桂的功劳是最大的，对于大清定鼎中原最给力。
三藩让康熙感到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军事力量的雄厚。
清朝定鼎中原后，为了节省开支，让三藩裁军。结果，名义上，耿、尚两藩各有兵力三千人，吴三桂有一万多人。实际数目肯定比这个要庞大，何况三藩一直在扩充实力。《闽中纪略》记载耿精忠光是王府里就有万余兵甲，地方上一些兵力也有很多，而且府中男子十四岁以上，全部配发弓箭，天天训练。除此之外，三藩还有绿骑兵和投诚兵，绿旗兵是由投降的明军组成，耿、尚二藩有绿骑兵各七千人，吴三桂有绿旗兵几万人。至于投诚兵则是指农民军的投降部队。这么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三藩实力的可怕。
三藩可以说是三家庞大的家族企业，重要将领都是由他们的亲信担任。在大清版图内，三藩俨然三个独立王国。吴三桂等人虽然在军政大事上会通知一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是自个儿说了算。
吴三桂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CEO，坚持散财聚人的原则，出手大方，到处网罗人才。各行各业的人，只要有利用价值的，他都愿意重金收买。为了表现出礼贤下士周公吐哺的姿态，吴三桂甚至对一些地方上的小官也亲自接见，可见其野心之大。许多人才纷纷聚集到吴三桂的府上，吴三桂还让他们签卖身契，你为我服务多久，我给你多少钱，是特别有经济头脑的一个人。
耿精忠和尚可喜也纷纷模仿吴三桂，只是他们没有吴三桂那么财大气粗而已。如此庞大的开支，如果仅仅依靠朝廷的俸禄和兵饷肯定是不够的，事实上，三藩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大多数经济活动违法了帝国的法律，比如私设赋税、霸占津口、收购物品等等。
三藩的存在严重地侵害了帝国的利益，而且不光是利益，简直就危及帝国的存亡，所以把三藩比作帝国身体上的三颗肿瘤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康熙削藩虽然本质上是狡兔死走狗烹，但确实是专制时代不得不做的一件安邦大事。
假戏真做
众人拾柴火焰高，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灼人，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说实话，在深宫里长大的康熙是指挥不动这些大军阀的，藩镇势力一旦坐大，便会犯上作乱，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常识。对于熟读史书的康熙来说，不用别人提醒他也知道藩镇对于国家的危害。
削藩固然是帝王所渴望，但是削藩是一项高技术的危险活，搞不好连自己的性命、帝国的前途都要搭进去。康熙这么年轻的一个帝王能够完成这项高难度技术活吗？
康熙十二年（1673年），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康熙不顾群臣的极力反对，一意孤行要撤藩。这是康熙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的决策，尽管后来不少拍马屁的人认为康熙圣明，这些人是以成败论英雄，看到康熙最后削藩成功，大家纷纷拍马屁。
公正地说，康熙削藩是非常冒失的，正如国外学者评价，削藩差点葬送了整个大清帝国，虽然最后叛乱被平定，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八年来民不聊生，死伤枕藉。削藩的行为是没有错的，错就错在没有选好时机，没有采取正确的手段。
我们还是来看看整个事情的经过吧！
早在康熙六年之前，御史大夫杨素蕴等人就弹劾吴三桂擅权不法，不过当时清廷慑于吴三桂的权势，非但没有对吴三桂采取手段，反而重罚弹劾的官吏，安抚吴三桂。
事实上，在四大辅臣辅政时期，清廷就已逐步削弱三藩权力。吴三桂在征讨云贵的时候，为了方便统一调度，顺治授予他“大将军印”。吴三桂平定云南后，按照规定应该上交，但是吴三桂却迟迟不交。后来，还是大臣找到吴应熊，对这个驸马说：“以前，永历在缅甸那边闹事。所以才给你父亲一个将军印，为的是方便他调度。现在天下已定，你父亲还留着这东西，到底是何居心？”
吴应熊一听，显然是朝廷派这个大臣来向自己讨将军印的，连忙飞书一封给父亲。吴三桂无奈之下，忍痛归还将军印。
让康熙无法容忍的是，吴三桂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置关税，圈占土地，掠夺人口，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三藩就像大清国养的三头老虎，这三头老虎不但不做事，反而消耗庞大，以顺治十七年为例，清廷的财政收入是两千六百万两，光云南一省就要九百万两。《圣武记》中说：“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
三藩凭什么开口要这么多钱呢？主要是用于军饷。三藩在边疆故意制造战火连天、天下还未平定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三藩的一种策略。
当年，经略洪承畴来到云南的时候，吴三桂请教他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回答说：“不要让云南一日太平，只有天天出乱子，你才能保住地位扩充势力。”洪承畴一语道破法门，让吴三桂受益匪浅。
三藩将儿子送到京城入侍，实际上是做人质，表示忠心。康熙表面上也给予他们优厚地位，招他们为驸马，提升他们的爵位。康熙七年，提拔吴应熊等人为太子太傅。这样一来，清廷的一些机密消息很快就传到三藩那里，这是清廷之前没有想到的。而且，三藩之间也互相联姻，将利益关系联系得更紧密。
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靖南王耿继茂上疏说自己旧病复发，没有能力处理军务，希望把这个职位交给长子耿精忠。康熙想了想，准许耿精忠接管军务。同年十一月，尚可喜也上疏请求让长子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