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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关系不谐，兵火绵延。
永乐十五年（1417年），瓦剌部实力最强的马哈木病死，其子脱懽继位，势力愈强。但此时瓦剌部西南境与东察合台国交界，双方开始互相攻伐。从永乐十六年（1418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的十年之间，瓦剌和东察合台发生过较大战争六十一次，而东察合台仅取得过一次胜利。瓦剌部越来越强盛，然而，东察合台也对瓦剌的军事力量产生相当的牵制作用，极大地缓解了明朝边境的压力。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东察合台国歪思汗死，国内四分五裂，实力大减。瓦剌既无西顾之忧，其势力开始向东发展。宣德九年（1434年），瓦剌部脱懽攻杀鞑靼阿台及汗及阿鲁台，又攻杀瓦剌贤义王太平和安乐王把秃孛罗。如此，脱懽便统一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脱懽欲自称可汗，但他并非黄金家族成员，按蒙古惯例不具备可汗资格，于是暂立鞑靼别部酋长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脱不花仅领有阿鲁台余众，大权仍然归脱懽掌握。脱懽的势力强盛后，更进一步向南发展，经常进扰甘州、凉州等地，对明朝北边威胁日趋严重。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病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鞑靼可汗的称号，实际上瓦剌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也先大规模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赤斤蒙古[13]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各部，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北连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向南，则逼明朝边疆。此时，瓦剌在也先手中，已经形成了所谓“两虏合一”的局面，势力达到极盛。
瓦剌虽然强盛，但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而尽管瓦剌也先完成了霸业，还是不得不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
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三十日，明英宗朱祁镇允准在大同开立马市，专供瓦剌部进行互市。
当时马市交易分“官市”和“私市”。官市由瓦剌方面卖马匹，明朝官府发给“马价”金、银、绢布若干。因瓦剌主要是以马匹同明朝官府进行贸易，所以官市又习称马市。私市则是瓦剌方面用马、骡、驴、牛、羊、驼、皮张、马尾等物，跟明朝商贩交换缎、绢、、布、针线、食品等物，但禁止买卖兵器、铜铁等。另外，还有明官府发给“抚养”金银若干，这就是所谓“款虏”。
马市形式上是互市，其实是明廷定期送给塞外各部族一批财物，藉以缓和他们对边疆的侵扰。这种互市若是处理得当，确实是对双方有利的，明廷能够得到一部分马匹，明朝边塞的百姓也可以暂时得到安宁。
然而瓦剌不满足于仅仅与明朝有朝贡贸易关系，经常借朝贡名义，大肆讹诈明朝财物。当时明廷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按照定制，瓦剌每年来京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而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剌每年派到北京的贡使多达两千人。明朝赏赐供应瓦剌贡使的费用十分浩大，仅大同地方每年的供应费即达三十余万两白银。瓦剌贡使还常常虚报名额，冒领赏赐，稍不满意，便故意在边境上制造事端，还抢掠沿途财物，更私自大量购买弓箭，夹藏在箱箧里，运出塞外。
今年春天，瓦剌首领也先再度遣使者两千人到北京进贡马匹，而诈称有三千人之多，并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赏金。执政大宦官王振曾接受也先贿赂的良马，常明里照顾瓦剌使者，但当他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过多后，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命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
也先又效法历史上的匈奴、回纥，为其子求娶明朝公主。明廷通译马云贪图也先财物，也想炫耀自己的权威，竟谎言道：“大明皇帝已经允许。”也先大喜，贡马千匹作为聘礼。明廷这才得知究竟，大吃了一惊。在明朝历史上，还没有公主出塞和亲的先例，也先这一要求自然被明廷拒绝。被激怒的也先认为明朝在戏弄他，遂以明朝失信为名，兴兵侵明，即为此次边关警事之缘起——
也先亲率一军直扑明军重镇大同。在瓦剌军的步步紧逼下，“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军屡战屡败，大同镇参将吴浩迎战也先于大同北猫儿庄，败死。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万骑出击，大败，“四万骑无一还者”。而今更是传来总督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及大同主将武进伯朱冕阵亡的消息，足见大同亦是岌岌可危。
朱骥听巡城御史邢宥说有人告发兀良哈使者是蒙古瓦剌派来的奸细，忙接过匿名书信，刚扫了一眼，尚不及回答，杨埙已先“呀”了一声，道：“适才于侍郎不是说瓦剌也先正大举侵明吗？看来这封信中所言确有其事。适才闯入兵部车驾司的假军士会不会就是瓦剌奸细？不然哪有那么巧，刚好他们要混进兵部官署时，两方使者便莫名打起了架。”
朱骥随即会意，兀良哈与日本使者适才在鸿胪寺门前大打出手，多半是兀良哈故意所为，好引开兵部守卫的注意力，让贼人有机可乘。
邢宥这才知道有人冒充军士大摇大摆闯入兵部一事，却大感不可思议——
自明仁宗朱高炽以来，明廷一改过去主动出击的方针，转攻为守，对漠北蒙古采取“脱扰塞下，驱之而已”的政策，诫边将“毋贪功”。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入塞志在劫掠财物，往往来去如风，极少攻打城池，因此明蒙两军交战并无常势、阵法，作战策略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形势。由于距离前线路途遥远，战机又瞬息万变，兵部根本控制不了。也就是说，对蒙古一方而言，所谓的兵部机密文卷并无太大价值。
朱骥听了邢宥分析，亦觉得有理，道：“蒙古人虽然彪悍，却都是直来直去，盗窃机密文书这种事，实在不像他们的风格。”
杨埙却不同意，道：“你们二位没听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吗？以往大明与蒙古交战取胜，多仗火器优势。蒙古箭矢虽利，却无论如何不能与火器匹敌。那瓦剌太师也先号称是蒙古不世出的英杰，说不定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想要出奇制胜，专门派了人来偷取火器图。”
话音刚落，便有军士自兵部赶来，告道：“于侍郎命小的来禀报朱千户，车驾司失窃的是一卷《军资总会》。”
朱骥“啊”了一声，不由得转头看了杨埙一眼，流露出极其古怪的神色来。
邢宥是进士出身，是文臣，杨埙则是工匠，均不知道《军资总会》是什么。杨埙狐疑问道：“该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
朱骥叹道：“说对了，还真如杨匠官所言。”
那《军资总会》是兵部内部机密文件，名为“军资”，内容却十分广泛，涉及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审时料敌、攻守城池、河海运输、战船军马、屯田开矿、粮饷供应、人马医护等事项，极为详备。举例而言，内中收录的攻守器具、战车舰、船、各种兵器就多达六百种。
杨埙忙问道：“书卷中有火器制造术吗？”
朱骥点点头，道：“书卷中不但有详细的配制火药、造用火器之法，还收录有一百八十种应用型火器，如陆地用、水中用，又如飞镖式、地雷式。”
邢宥道：“既然书卷如此重要，那我们还等什么？”欲即刻赶去会同馆搜查书卷、审问兀良哈使者一行。
朱骥沉吟道：“杨匠官，你见过那两名贼人的面容，不妨跟我们一起去。”
杨埙摇头道：“我不去，我劝朱千户也别去，只会白跑一趟。要我说，那书卷一定不会在会同馆中。”又进一步解释道：“兀良哈使者住在会同馆中，那可不是普通的旅舍客栈，是国宾馆，内外都有军士把守。那两名贼人又被我当场撞见，露了形容，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到会同馆跟兀良哈使者交接联络的。照我推测，最大的可能是，贼人已携带文卷先行逃出京城了。”
邢宥道：“兵部丢失的不是普通文书，既有人告发兀良哈使者牵涉其中，总不能就此置之不理。”
杨埙笑道：“当然要理。我们兵分两路，我和朱千户去查那两名贼人下落。邢御史还是赶去会同馆，找个由头搜查兀良哈那干人。嗯，不能说是收到了告发的匿名信，如此只会打草惊蛇。最好是说日本使者丢了物品，怀疑是兀良哈人所为。当然搜也搜不出什么名堂，只能让邢御史了却一桩心事。”
邢宥尚在犹豫，朱骥已经点了点头，道：“好，就这么办。”
邢宥轻喟了一声，拍了拍朱骥肩头，道：“朱兄是锦衣卫千户，我是巡城御史，堂堂大明官员，竟然要听漆匠号令。”
杨埙笑道：“邢御史没听过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跟身份、官职无关。”
朱骥又道：“邢兄，请你先去一趟兵部，将收到匿名投书一事禀报邝尚书和于侍郎，再请兵部长官派轻骑紧急知会边关要塞，仔细搜查出塞之人，以防《军资总会》文卷流出塞外。”
邢宥道：“是，我这就去办。”走出几步，又回头道：“朱兄可知道国子监李祭酒正被戴枷示众？”
朱骥点了点头，道：“嗯。李祭酒的孙子李骥还来向我求助，可惜我也无能为力。”
邢宥摇了摇头，似是想说什么，终于还是忍住，拱手自去了。
朱骥道：“这就请杨匠官随我去找画工，让他根据你的描述将那两名贼人相貌画出来，我好发出通缉告示，”
杨埙道：“不，这一招在小地方管用，北京城太大，鱼龙混杂，就算锦衣卫几千校尉人人拿着画像出动，怕也难找到那两人。”
朱骥道：“那么杨工匠可有什么好法子？”杨埙道：“按图索骥。”话锋一转，又问道：“适才邢御史说国子监李祭酒正被戴枷示众，是真的吗？到底怎么回事？”
朱骥不能出力营救恩人，内心有愧，不愿多谈，道：“正事要紧，须得尽快找到那两名贼人，夺回文卷。”
杨埙道：“那件事不急，李祭酒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可是命悬一线。”
朱骥心下大奇，问道：“《军资总会》是兵部机密中的机密，目下失窃，落入敌国奸细之手，杨匠官为什么反而说不急？”
杨埙道：“就算瓦剌太师也先得到了《军资总会》，没有懂行的工匠，他能造得出火器来吗？如果看本书册，就能造出称霸当世的武器，那不是人人都成鲁班了？况且制造火器需要物资，蒙古漠北之地，不是沙漠就是草原，连铁器都没有，哪里去弄造火药的硝石？”
朱骥道：“但《军资总会》书卷落入敌人之手，可是危及我大明安危的大事。”
杨埙道：“是，《军资总会》涉及朝廷机密，是很重要。但人命关天，就不重要吗？就算李时勉不是国子监祭酒，可他也是大明子民，眼下朱千户就能救他，为何不肯多花费一点时间力气，而偏偏要去管那卷《军资总会》？朱千户自以为以大局为重，不错，有国才有家，可没有了民，又哪里来的国？”
朱骥明知对方是在狡辩，却又无力反驳，细细思量之下，竟觉得杨埙之语尚有几分道理。略微踌躇，便大致说了李时勉因得罪大宦官王振而获罪的情形。
杨埙“哈”了一声，道：“私伐树木，破坏公物？亏王振能想得出这种罪名。”歪着头想了想，道：“听说李祭酒对朱家有恩，当年李祭酒被仁宗皇帝下令行金瓜之刑，能保住性命，全仗尊父朱指挥救护。目下李祭酒遭人陷害遭罪，想来朱千户心里也不好受，我给你出个主意，也许能救李祭酒。”
朱骥不愿多提李时勉之事，就是因为恼恨自己无力营救恩人。他对杨埙并无好印象，尤其对方对兵部丢失机密书卷明明负有责任，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更显粗鄙低俗。但接连听他言语，又不似见识浅薄之人，大概只是性情闲散罢了。忽听到他说有法子营救恩人，忙道：“杨匠官请说。”
杨埙道：“王振是司礼监大太监，本无权逮捕朝中重臣，但既然他敢公然将李祭酒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必定是以皇帝的名义下发的诏令。无论皇帝有心无心，木已成舟。”
朱骥道：“这我当然知道，李祭酒的学生也知道，国子监监生们正打算联名请愿，请求皇帝赦免李祭酒呢。”
杨埙道：“皇帝金口玉言，圣旨已出，怎能出尔反尔？”
朱骥多次在皇宫当值，亲眼见到皇帝与王振情若父子，皇帝不但尊重王振，还对其极为依恋，那份情意已远远超出了君臣及师生关系。听了杨埙的话，也觉有理，料想丘濬等监生多半会无功而返，说不定事情闹大后反而会更糟，忙问道：“那么杨匠官有什么好主意？”
杨埙道：“要让皇帝收回成命！但却不能靠监生请愿，须得请出一位能拉转皇帝回头的人。普天之下，只有太后懿旨大得过皇帝圣旨，要救李祭酒，得请孙太后出面。”
朱骥道：“可孙太后今日跟皇帝一道去了东郊礼佛，多半已经知道李祭酒这件事。明日又是她老人家寿辰，她哪有闲心来管？”
杨埙笑道：“孙太后从来不会管闲事，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去找孙太后，而是去找能管得住太后的人。”
朱骥大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