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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订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晴空，星斗满天。天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在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黑着灯，但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展示蛋糕用的盒子，还有一些带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敲了敲门，拍了拍玻璃窗。但就算面包师听见了，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根本就没有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后面，停下来，下了车。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够不着，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别预订”。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可能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了门，等待了一会儿，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的声音，什么特别的声音，一个抽屉正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儿，你们想要什么？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自己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不过，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向后退。“这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可能是想要你们的蛋糕了？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呢，快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它是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的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在里面舔着牙齿。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勉强活下来。”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向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向柜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地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地减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一张牌桌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又对霍华德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面包师走到店铺的前门那边，带回两把锻铁做的椅子，说：“现在请坐吧，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了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是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已经变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太抱歉了。我为你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其中的行为感到歉意。”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面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能的话。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我不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邪恶。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为人处事了。”这个男人说，“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了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糖衣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每个人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要说的话。当他讲起孤独，讲起他在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怀疑和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烤炉无休止地填满，又无休止地清空。他讲起那些他为了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手指深的糖衣。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成百个，不，现在要有成千个了。那些生日。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他干的活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像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维他命
刚开始的时候，她和那种出现在陌生小区里的女孩一样，到处跑上跑下，挨家挨户地敲别人的房门。但是，她很快就摸到了窍门。以前上学的时候，她就很灵光，学得特好。而且，她这人性格也不错。很快，公司就提拔了她，把一些干得不如她好的女孩安排到她手下工作。没多久，她就有了一班子人马，还在商场里有了一间小办公室。不过，给她干活的那些女孩总是变来变去。有的干两天就不干了，有的甚至刚干两个小时就跑了。当然，也有些干得不错的女孩，真能把维他命卖出去。那些女孩都和帕蒂在一起坚持了下来，渐渐地成为了她们这支队伍的核心。但也有些女孩，就是让她们把维他命白送人，都送不出去。
那些干不下去的女孩就会辞职，有的干脆连吭都不吭一声就不来上班了。家里有电话的，会把话筒摘下来，就是帕蒂敲门，她们也不搭理。每失去一个队员，都会让帕蒂很痛心，好像这些女孩都是刚刚皈依正途的人，却又一下子迷失了方向。不过，后来帕蒂无所谓了。毕竟这样来来去去的人太多，她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偶尔，会有女孩突然僵在那里，无法再去按响面前的那些门铃。也有可能她刚才敲了门，现在嗓子出了问题，发不出声来。或者是她说了问候的话，但顺嘴也说了些本该留着进屋以后再说的话。这样的女孩，就会决定收拾东西走人，拿着装样品的箱子，回到车上，开着车在周围闲逛，直到帕蒂和别的人都做完了事，碰面会合，一起开车回办公室。她们会开个小会，说些能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的话。比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好人好报”之类的。
有时会有女孩在外面干着干着就没影儿了，带着样品和所有别的东西，搭辆车进城，逃之夭夭。不过，永远会有女孩填补上空缺。那个时候，女孩们总是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帕蒂手里有个名单。每隔几个星期，她就会在《省钱》杂志上发个小广告，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女孩，更多的培训。女孩啊，真的是春来春去无相关，花开花落不间断。
她们的核心小组是帕蒂、唐娜和希拉三人。帕蒂是个美人，唐娜和希拉顶多也就是中等漂亮。有天晚上，希拉对帕蒂说，她爱她，胜过这世界上的一切。帕蒂告诉我，希拉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帕蒂开车送希拉回家，车停在希拉家门前，她们一起坐在车里，帕蒂对希拉说她也爱她。帕蒂对希拉说她爱她们所有的女孩。显然，她说的爱和希拉脑子里的不是一回事。后来，希拉摸了帕蒂的乳房。帕蒂跟我说，她抓住了希拉的手，撑在半空中。她说，她告诉她，她不搞那一套。她说，希拉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只是点了点头，握着她的手，吻了吻，然后跑下了车。
快到圣诞节了，那段日子，维他命的生意很不好做，我们就想，应该搞个聚会让大伙乐一乐，兴奋起来。当时，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希拉是第一个喝醉晕倒的。她站着站着就昏倒了，脸朝下摔了下来。一分钟前，她还站在客厅中央，突然之间就闭上眼，双腿一弯，拿着酒杯倒了下来，拿酒的手拍在咖啡桌上，酒泼洒在地毯上。帕蒂，我，还有另外一个人把她拖到后面门廊里，放在一架帆布床上躺下，然后尽量地不去想她。
所有人都一醉方休才回家。帕蒂也上床睡了。我还想喝，就拿着酒坐在桌旁。一直喝到外面天都亮了的时候，希拉从门廊走进来，开始抱怨她头疼得厉害，简直像是有人正在往她脑袋里捅铁丝。她不住地说，她头疼得厉害，真害怕自己从此眼睛就斜了，再也看不直了。她还说她的小手指头肯定是断了，说着，伸出小手指让我看，黑紫黑紫的。她抱怨我们让她睡了一夜，也没叫她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她一个劲儿地叫唤，问我昨晚是不是根本就没人在意她。她举起手指，离眼睛很近地看了又看，不住地摇着头，又使劲儿地往远处伸着看了看，简直不能相信昨晚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身上。她肿胀着脸，披散着头发，走到水池旁，用凉水一边冲着手指，一边不停地叫：“天哪，啊，天哪……”
想起她向帕蒂的大献殷勤，说过的爱的宣言，我一点都不同情她。
我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掺着一块冰块的牛奶。希拉靠在洗碗台前，用那对眯成缝儿的眼睛观察着我。我喝我的，什么话都不说。她接着跟我说她有多么难受，难受得要去看医生。她说她要把帕蒂叫醒，还说她要辞职不干了，要离开这个州，到波特兰去。当然，那要等和帕蒂说了再见之后再说……她喋喋不休，又说想让帕蒂开车送她去医院看手指和眼睛是不是有问题。
“我送你去。”我心里不愿意，但如果需要，我可以送。
“我想叫帕蒂送我。”希拉说。
她用她没事的那只手握着伤手的手腕，小手指肿得跟个袖珍手电筒那么粗。“再说，我们需要谈谈。我得告诉她我要去波特兰，我得跟她告个别。”
我说：“我想只能由我告诉她了。她现在在睡觉呢。”
她的脸一下子耷拉下来。“我们是朋友，”她说，“我一定得和她谈谈。我得自己告诉她。”
我摇摇头：“我不是刚跟你说了吗，她睡着呢。”
“我们是朋友，而且我们都爱着对方。”她说，“我一定要和她告个别。”
希拉正要离开厨房，我站起来，说：“我说了我送你。”
“你醉了！再说你一夜都还没睡呢。”她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嘟囔了句，“妈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还没醉到不能开车送你去医院的地步。”我说。
“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