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出处,从上下文来看,这一段来自老兵林精武的回忆。但是,这明显有悖于解放军的政策,有悖于解放军受到民众拥护的实际情况。
是历史,还是文学?
作为读者,我们只能猜测,要么林精武回忆有误,误把兵当成民,要么林精武说的没错,真的发生过解放军把民工推到前线当炮灰的事。无论真实情况如何,严谨的历史学者,会对这种重大材料进行调查核对,而龙应台则信之不疑,大笔春秋,写进书里。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观听起来是很人道主义的,符合今天的主流价值。在书的结尾,作者说,她不在意国家、忠诚、背叛、胜利、失败、正义和不正义,她只在意被践踏,侮辱和伤害的人。但是,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她引述一段中文媒体对日本军队征用民夫和财产的评论:“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再引用一段中文媒体报道解放军征用民工的话:“担架队有2970 名成员,1200 人没有棉裤,1390 人没有鞋子,但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225页)
接着评论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227 页)
对于蔑视“国家”、“忠诚”、“正义”的人来说,她的确要思索一下,她得到的结论是成王败寇。
对于承认“国家”、“忠诚”,特别是“正义”的人来说,没什么可思索的:对闯进我家,杀我亲人,抢我财物的人,我就不应该,不愿意,不能够帮他;对于帮我打跑强盗的人,我就心甘情愿,豁出去了也要帮他。
今天的世界,国家的界限模糊了,忠诚与否,也变成相对的,但正义二字,还有不可动摇的根基。如果正义与否的观念也抛弃了的话,那么还靠什么来判断是非,人的行为该依据什么准则?
龙应台说,她要把年轻的读者“骗”进来,可能因为如此,这本书,有很多通俗小说的写作手法,比如:“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遂道里渐渐行使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53页)
事实上,没有一个火车站会允许乘客如此行为。她趴下来听到的,是下一班火车的声音,六十年前的火车再也回不来了。我不知道这样的描写,能不能真的把年轻读者骗进来。对我这样不年轻的读者来说,一本讲述历史的书里,夹杂太多的飘渺抒情,是对历史感的破坏,如同吃饼咬到大沙粒,也有被骗的感觉。
这本书翻到最后,还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423页)
看看这一本书,从头到尾是血泪的控诉,一句轻描淡写的“对不起”就够了吗?可是,对不起之外,还能要求什么?我也替她为难。
这句对不起应该向谁要呢?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满洲人还是日本人?是什么让中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让人间处处悲剧?《大江大海》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回答问题。兴许是因为,这些不是“台湾人”关心的。
作者是永久居民,在本地零售业当业务经理
80、向齐太史学习
齐太史是谁?
我先不告诉你。这叫设置悬念,为了牵引你往下看。
我先告诉你崔杼的老婆棠姜与别人通奸的事。
崔杼是谁?他的老婆棠姜与谁通奸?
崔杼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齐国国君齐灵公把太子光废了,立另一个儿子牙为太子。公元前554 年,齐灵公死了,崔杼帮助原太子光把牙给抓了起来,光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即齐庄公。
不过,这个齐庄公太不够意思,他看上了崔杼的漂亮的老婆棠姜女士,与之通奸,被崔杼发现了。崔杼一气之下杀了齐庄公和他的警卫战士,然后立齐庄公的弟弟杵臼为国君,即齐景公。这是公元前548年的事。那一年孔夫子3岁。
齐景公上台后把崔杼任命为“右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相”为官名。
所以,崔杼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相”的干部。
崔杼杀了齐庄公后,齐国负责记载历史的干部太史在史书上记上“崔杼杀其君。”崔杼一看火了,下令把太史杀了。
太史被杀后,他的弟弟接班做了太史,依然如哥哥一样,在史书上记载“崔杼杀其君。” 崔杼更火了,又下令把第二个太史杀了。
紧接着老三接班了,照旧写“崔杼杀其君。”崔杼照旧下令杀了死心眼找死的太史。
当老四接班后,他依然继续写“崔杼杀其君”,崔杼终于下不了杀手了,他实在无可奈何了,眼睁睁地看着史书记载了自己弑君的罪行。
看到这里,大家知道了齐太史是谁了。齐太史是四兄弟,为了不写谎言坚持记录真实而不惜牺牲生命,他们是把记载真实的事实、把职业道德和历史责任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好汉,是不畏强暴的令人尊重的好汉。
齐太史是谁?是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光荣!
齐太史是谁?是中国人的楷模!
齐太史值得我们学习!每当我的说真话的博文被隐藏时,我就想,我们要有齐太史的精神,坚持讲真话,继续写下去。
81、言论自由出善政
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中,子产远比屈原伟大。子产最伟大的一点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最早反对压制言论自由的国家领导人。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做为当代政治家的楷模。
子产是郑国主持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当时郑国有些人喜欢到地方学校去闲游,在那里议论朝政。有个叫然明的高干对子产说,“毁掉这些学校怎么样?”
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这些学校呀?人们早早晚晚到学校去,在一起议论我们执政的好坏。他们叫好的,我们就继续坚持;他们厌恶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呀!怎么能够去毁掉呢?我听说过要尽力做善事以减少怨恨,而没有听说过以威权来防止怨恨的。为什么不能立即制止议论?这就犹如堵塞大河一样,导致大决口必然对许多人造成伤害,这是我无法挽救的。
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畅通,不如把大家的议论当作治病的良药。”
然明听了子产的一番话很是折服。连孔子都对子产夸赞。
(《左传》原文: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42年,距今已经2551年了。子产的这些话拿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言论自由出善政!
如果子产在今天担任领导工作,当有人建议他加强网络管理,封掉异议博客,隐藏掉异议文章时,他一定会说:网民所善者,吾则行之;网民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封之?不能作威以防怨,而要行善以损怨呀。
我写此文绝不是盼望天下掉下来个林妹妹,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子产,再由新子产恩赐给人民言论自由。
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早就写进宪法了,我们必须推动落实宪法,对那些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人追究违宪责任。
压制言论自由必然出恶政。
保护言论自由才能出善政。
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
①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最近出版新书《大江大海1949》,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地区引起强烈反响。龙应台说,她在此书中,要通过60年前她的家族故事、以及无数个被那场残酷的国共内战“绞肉机”甩出来的个体的生命历程。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60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当龙应台为收集史料奔走于台湾各个档案馆和台湾国防部各个机构时才发现有关1949年的资料如此之残缺不全。她说;“因为当时是溃散来台,因为是有一个集体战败心理,所以,历史都不是战败者在说,你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不忍去面对,结果就是,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他把你们的故事也讲进去了,所以当你在讲内战历史的时候,几乎都只有大陆的叙述。”
龙应台说,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她呼吁台湾民众行动起来,把自己、把长辈的经历,把藏在深处的千千万万亡灵的痛苦、伤痛都化成文字,或上网、或出书。不能把历史留给官方来写,那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边一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合起来恐怕就是一个完整的谎言。
但无论怎样,作家书写历史的目的,主要是探求真相,总结教训,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国共3年内战的惨烈,历史学家曾告诉人们,比中国8年抗战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3年的内战结果,就是导致大陆和台湾的分裂、对峙60年,台湾有独立之虞。
前30年,大陆主张用武力解放台湾,但由于力有不逮,未能如愿。后30年至今,当局推行和平统一,受到大多数大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摆脱不了30年前的思维习惯,总是叫嚣给“台巴子一点颜色看”,主张武力统一,否则“时不我予”。这部分人,当然一直在和平环境中长大,且一直陶醉在我军“战无不胜”宣传中。殊不知,解放军当年就是要武力解放台湾的,可就是没有打胜仗;他们不知道战争,战争不仅是军人的牺牲,更是平民的灾难。如果,是为了抵制外侮,国人拼死抗争,当然是可歌可泣的,也别无选择;但若自我残杀、兄弟相煎,其惨其烈,又有何意义?!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在网络上,笔者发现,60年前的内战,给无数平民的创伤,至今无法平复(否则,就看不到这样的资料)。即便是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在内战中,平民的性命也是蚁命。网络有评论说,内战中“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并以1948年围攻长春之战为例。
1948年中共打长春时,解放军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5月30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国民党将领郑洞国,拒绝投降;由于城里50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所以郑将军要平民离城。但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当然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
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毛很懂人情,并懂得怎样利用它。不过这次错了,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却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3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针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至此,连铁血将军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只是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录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9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5个月的围困后解放军进入长春,此时长春人口已从50万减剩到17万。就是大陆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12万人。有参加围城的解放军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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