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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发现那个戴消防头盔的人和另外一个戴头盔的人守在门口。原来他还真是消防员。
飞机升空了，我们看到了大河，看到了最后的日光：先是金红色，然后变成红色。我们一直看了几十英里，好几分钟，后来只剩一片光芒，柔和平滑，接着是一片乌黑，没入乌黑的丛林之间。最后，天全黑了。我们在这一片黑暗中飞往目的地。上午这旅程还像是小菜一碟，现在它有了不同的特征，它重又让人意识到了距离和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飞了好几天。飞机下降之时，我意识到自己走过了很远的路，在这么远的地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接着，一切突然又简单了。我看到了熟悉的建筑，熟识的官员，我可以与之讨价还价的官员，还有那些我能看懂其面孔的人。我上了消过毒的出租车，颠簸在熟悉的、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小镇进发。先是经过特征鲜明的丛林，然后路过几个临时居住地。经过这样陌生怪异的一天，我感觉自己又回到正常生活中了。
我们路过一幢被焚毁的建筑，看来是不久前才遭到破坏的。这里原本是所小学，不过从来没有好好拾掇过，更像普通的矮棚屋。天已经黑了，我本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它，是司机指给我看的。这景象让他兴奋。暴乱、解放军——这一切仍在继续。这并未破坏我轻松的心情：回到了镇上，看到了夜间人行道上的人群。刚回来，身上仍带有丛林的灰暗气息，我发现我站在自己的街道上，一切都没有变，和往常一样真实，一样普通。
回到家，我发觉梅迪对我冷冰冰的，我很吃惊，也很难过。经过了这样的旅程，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期待他给我最热烈的欢迎。他应该听到了关出租车门的声音，听到了我和司机讨价还价。但他没有下来。我从外面的楼梯走了上去，看到他就站在自己房间门口，见到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恩主。”这话让我的整个回归之旅似乎变了味。
屋子里井井有条。但是客厅，特别是卧室，好像有些异常——或许是收拾得太清爽了，陈腐气息没有了——这让我感到怀疑，梅迪肯定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占用了整套房子。他一定是看到我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才收敛的。他怨恨吗？梅迪？他自小在我们家长大，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他不是跟着我们家就是跟着我。他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除了从海岸到这里来的那些日子，还有我去欧洲的这些天。
第二天早上，梅迪给我送来了咖啡。
他说：“我想你知道你为什么回来，恩主。”
“你昨晚上就这么说了。”
“因为你的退路断了。你不知道？伦敦没有人跟你说过？你没有看报纸？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拿走了你的商店。他们把商店交给公民西奥泰姆了。两个星期前，总统发表了一次演讲，说要实行激进化政策，要剥夺所有人的一切。所有的外国人都包括在内。第二天，他们就给你的商店贴了封条，还封了其他一些商店。你在伦敦没有看到这消息？你现在一无所有了，我也一无所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回来。我想这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
梅迪情绪很差。这些天来，他一个人在这里。他肯定发疯似的等着我回来。他想挑动我做出愤怒的反应，希望我做出保护的姿态。但是我和他一样，只是感到茫然。
激进化：两天前，在首都，我在报纸的新闻标题上看到了这个词，我没有在意。我以为不过是另一个新词。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新词了。到现在我才明白，激进化真的发生了，这是近来的一件大事。
梅迪说得没有错。总统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这次袭击把我们牵连进去了。我——还有其他像我这样的人——被国有化了。总统一纸号令，我们的生意不再属于我们，被转到其他人手里了。这些新业主被称为“国家托管人”。公民西奥泰姆托管了我的店铺，梅迪说，过去一个星期，这人真的就待在我们店里。
“他待在那里做什么？”
“做什么？他在等你回来。他要聘你为经理。你就是为此回来的，恩主。不过你自己会看到的。你不用着急，他来上班的时间不会太早。”
我到了商店，看到过去这六个星期，货物减少了，但还是按原来的样子摆放着。西奥没动。只是我的桌子被从商店前面靠柱子的地方搬到了后面的储藏间。梅迪说，这是西奥来的第一天搬的。公民西奥决定把储藏间当作自己的办公室，他喜欢有私人空间。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里（原来放着耶苇特的照片，那些照片曾改变过我眼中集市广场的样子）有一些卷角残边的法文非洲插图小说，还有漫画书：里面画着过上了现代生活的非洲人。这些漫画书上的非洲人被画得和欧洲人差不多——过去两三年，市面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读物，都是法国人出的，纯粹是垃圾。我自己的东西，杂志、我留给梅迪备用的商店有关文件，都在下面两层抽屉里。西奥还算有风度，没有胡乱处理。国有化：过去它只是一个词儿。如今这么具体地出现，让人无法不吃惊。
我等着西奥。
西奥终于来了，看得出他很难为情。他透过玻璃看到了我，愣了一下，差点从门口走开，继续往前走。西奥原本是个机械工，和我认识已有好几年了。以前他负责卫生部门的器械护理工作。后来，因为部落的关系，他在政治上开始上升，不过也没有升多高。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西奥约莫四十来岁，相貌平平，宽脸，皮肤呈暗褐色，因喝酒过多皮肤显得憔悴而松弛。此刻他醉醺醺的，不过喝的是啤酒，他还没有到喝威士忌的级别。他也没有穿短袖夹克加领巾的官员制服，还是穿着原来的裤子和衬衫。他确实是个不怎么张扬的人。
我站在原来放桌子的地方。我注意到西奥的衬衫被汗水浸湿了，脏兮兮的。这一情景让我想起过去到我店里来敲诈我的那些学生，他们拿我当猎物，跟我玩一些小花招。西奥鼻子上的毛孔在冒汗。我想他早上应该没洗脸。他的样子像是宿醉初醒后又喝了几杯，然后什么也没有吃。
他说：“萨林姆爷，萨林姆，公民。这事你不要责怪我，不要往心里去。发生这样的事，不是我期望的。如您所知，我对您可是崇敬有加。不过，现在的局势想必您也知道。革命变得有些”——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语——“有些变味了，有些变味了。这里的年轻人失去了耐心。有必要——”他又在寻找合适的词语，表情很纠结，他攥起拳头，做了个笨拙的击掌动作，“有必要开展激进化运动。我们绝对需要激进化运动。我们太依赖总统了。没有人愿意直接担当责任。现在责任强制性地分派到各人头上了。不过你也不会吃亏，你会得到充分补偿。这里的进货还是你安排，你将继续在这里工作，担任经理。总统一再强调，业务要照常开展，不让任何人吃亏，你会拿到一份合理的薪水。专员一到，就能拿到文件。”
他一开始磕磕巴巴，但渐渐地就有了条理，好像每句话都经过再三斟酌。最后，他又一次露出难堪的表情，等着我说话。然后，他改变了主意，跑到储藏室，也就是他的办公室。我离开之后，直接去了汉堡王找马赫什。
汉堡王的生意一如往常。马赫什又胖了一些，正在倒咖啡。伊尔德丰斯在招待迟来的吃早饭的客人，窜来窜去忙得不亦乐乎。我很吃惊。
马赫什说：“这家公司这些年来一直是非洲公司，还怎么激进化？我是为丰斯等几个人管理汉堡王的。他们成立了这家公司，给了我一点儿股份，让我出任经理，然后他们又从我手里拿到一份租约。这都是繁荣时期的事情。他们为此在银行贷了不少款。看到丰斯那样子，你或许不会相信这一切，但这千真万确。自从诺伊曼把自己的产业卖给政府之后，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我们察觉到了风向，我们中的一些人提前兑现了补偿。那时候还很容易，银行的钱多的是。”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这种事人们一般不愿意多说。再说你的心思也不在这上面。”
此言不虚。当时我和他的关系确实不怎么热乎。诺伊曼走后，我们的脾气都比较差。
我又问：“那蒂弗里情况怎么样？他们的厨房里都是新设备。他们的投资很大。”
“蒂弗里现在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非洲人愿意担任蒂弗里的托管人。不过，他们排着队要当你那家商店的托管人。我这才知道原来你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西奥泰姆甚至和人打了起来，就在汉堡王，当时像这样闹到拳脚相见的情况有不少。总统宣布采取激进化政策后，这里就像过狂欢节一样。外面到处都是人，这些人每到一处，也不和里面的人打声招呼，就直接在门上做记号，或者在地上留下一些布条，好像是在市场上认购肉食一样。那几天真够乱的。有一个希腊人干脆把自己的咖啡种植园一把火烧了。现在大家都冷静下来了。总统发布了一个通告，告诉大家大人物既然能把这些财产派给大家，就能够收回去。这就是大人物对待他们的方法：想给就给，想收就收。”
整个上午我都泡在汉堡王。在上班时间聊天，交流新闻，看着客人们进进出出，看着对面的凡·德尔·魏登，感觉自己被隔离在小镇生活之外，这种状态于我很陌生。
马赫什没有多说舒芭的情况。我只了解到她没多大变化，还是躲在家里不让人看到她破相了。不过，马赫什不再反抗这一局面，似乎也不再为此烦心。听说我去了伦敦，他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表现出不快。别人旅行去了；别人离开了；他留在原地不动。对马赫什来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成了西奥的经理。这似乎让他松了口气，他很开心，我提出的工资条件也满口答应。我重新添置了桌椅，放在柱子边上，感觉和原来一样。我花了不少时间收集旧发票，清点存货，准备进货。我交给西奥的是一份很复杂的文件，当然，账目中有虚报。没想到西奥很快就批准了。打发我离开储藏间后，他费力地在文件后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公民：西奥泰姆”。我意识到马赫什的话是对的，我不能指望兑现补偿了，顶多只能拿到政府债券——如果还有人记得的话。
库存只能让我联想到自己的损失。我现在还剩下什么？在一家欧洲银行，我存了大概八千美元，都是过去黄金交易的收益。这笔钱一直存在那里没有动，天天都在贬值。还有镇上的公寓，但不会有人愿意买的，只有汽车还可以卖上几千美元。另外，我在各银行一共存了约五十万本国法郎——按官方汇率约值一万四千美元，而到自由市场上只能换到一半。这就是我现有的一切，实在不能算多。我必须挣更多钱，越快越好。至于现有的这点儿钱，我得尽量弄到国外去。
作为商店经理，我有一些机会，但都是小打小闹。所以我开始冒险，开始做黄金和象牙生意。购买，储存，出售。我有时也给大经营商当帮手，帮他们储存、运输，从中提成（他们把钱直接汇入我在欧洲的银行账户）。这生意有风险。我的供应商（有时是偷猎者）是官员和军人，和这些人打交道总是危险的。回报不算很高。黄金虽然听起来很贵重，但其实只有交易量达到几公斤，提成的数目才稍显可观。象牙好一点儿，不过象牙不好储存（我还是利用院子楼梯下的洞来储存），运输也更棘手。我使用的运输工具是集市上的货车或小公共汽车，我把大象牙夹在床垫之间，小象牙藏在装木薯的麻袋里，和其他货物一起运走。每次运输我都是用公民西奥泰姆的名义，有时还要西奥泰姆亲自出马，用他的官衔压阵，把司机当众训斥一顿。
钱是可以赚到，但是把钱转移到国外就是另一回事了。要是生意做得很大，能让高官、部长这些人感兴趣，钱就很容易转移出去。此外，如果有足够多的业务活动，也可以汇钱出去，但现在业务活动很少。我只好指望游客——他们会因种种原因需要换取本地货币。没有别的办法。我先把本地货币给这些游客，指望他们回到欧洲或者美国后，把钱汇到我的账上，汇不汇天知道，只能靠信任。
这生意做起来很慢，要四处兜售，很失身份。我真希望我能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知道哪些阶层、哪些国家的人值得信任，哪些不能信任。要是这样，事情会简单得多。每次交易都像是一次赌博，在这种交易中我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钱——等于白送给陌生人了。
做这种货币交易的时候，我要多次进出领地。我的很多关系户都是在那里认识的。一开始去领地我心里很不自在。后来，我用行动验证了因达尔“践踏过去”的说法：在我眼中，领地很快就不是原来的领地了。我在领地上遇到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很多是第一次做这种违法交易，不久之后就开始面不改色地利用自己遵纪守法的名声欺骗我，想方设法按照比我们原先商定的汇率更优惠的条件和我交易。这些人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紧张，二是鄙视，鄙视我，鄙视这个国家。我和他们的立场有一半重合；我很羡慕他们的鄙视——摆出这种态度对他们而言是多么容易。
一天下午，我看到雷蒙德和耶苇特的房子里住进了新房客，一个非洲人。自从我回来后，那幢房子就一直关着。雷蒙德和耶苇特都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是为什么走的，连马赫什也不知道。现在，那房子的门窗大开着，更显出设计和做工的粗劣。
新房客打着赤膊，我来的时候他正在耙房子前面的地，我停下来想和他聊聊。他是河下游某地的人，很友善。他说他准备在这块地上种玉米和木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