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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想法，甚至为此感到兴奋。或许她也是在满足我的需求。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我无从得知，也不是很想去了解。孤独让我陷入痴迷，我开始把这孤独当成一种必要的东西。
到最后，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我们都将回到被打断的正常生活。这不是悲剧。这是一个确定的结局——即便繁荣转为衰退，我的财产从十五跌到了十四，纳扎努丁及其四处漂泊的家庭要设法在加拿大立足——这种确定性是我的保障。
突然之间，舒芭离开了我们，去东部看望她的朋友。她的父亲去世了，她要去参加火葬仪式。
马赫什刚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吃惊的并不是舒芭父亲的去世，也不是舒芭有可能从此搬回娘家。我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舒芭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逃亡者的印象：她自作主张地嫁给了马赫什，违背了家规，无奈之下躲到这个偏僻的地方，逃避家人的报复。
舒芭第一次和我说起她的故事还是那次吃午饭的时候。那是叛乱期间一个宁静沉寂的下午。她说她必须小心陌生人。她觉得家里人也许会雇人——任何种族的人都有可能——来兑现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把她毁容，或者把马赫什杀死。向女人脸上泼硫酸，把男人杀掉——遇到舒芭这种事情，家族里的人通常都会发出这样的威胁。舒芭在许多方面都很保守，却并不是很介意让我知道她遭到威胁的事。一般来说，这些威胁并无实质意义，仅仅是因为约定俗成，而有些时候，这些威胁会百分之百兑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舒芭似乎忘了她原来讲的那个故事的一些细节，我也不再相信会发生雇用陌生杀手这种事，但我以为舒芭的家人已经笃定不认她了。
我处在困境中，时常想到舒芭的例子。结果却发现她一直和家里保持着联系，这让我有些失望。而刚死了岳父的马赫什则一副孝婿的样子，大事操办，订购了昂贵的咖啡、啤酒和汉堡王（如今的价格真是离谱！），丧亲之悲溢于言表。或许这是他向舒芭表达同情、向死者表示尊敬的方式。不过，这也有那么一点儿像是一个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名分的男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接下来，这个玩笑变味了。舒芭本来要出门两个月。结果三个星期后她就回来了，然后似乎躲了起来。他们不再邀请我去吃午饭。和他们共进午餐的安排——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终于告一段落。马赫什说，舒芭讨厌东部的政治局势。她一向不喜欢非洲人，这次回来更是怒气冲天。她抱怨可恶的窃贼，吹牛的政客，电台和报纸上充斥的谎言和仇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夜色中的暴力事件。她对家人的处境忧心忡忡，而原本她从小到大都觉得家里是安全稳固的地方。这一切和她的丧亲之痛交织在一起，让她变得有点儿奇怪。马赫什说，我暂时还是回避的好。
不过这个解释实在牵强。除了政治和种族怒火，除了哀悼曾因自己而蒙羞的父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她是不是对自己嫁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是不是重新反省了自己的生活？她是不是后悔错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是不是对自己背叛的东西产生了更深切的悲痛？
舒芭不在的时候，马赫什欣然表现出沉痛悼念的姿态，但舒芭一回来，他的悼念就转化为深切的、真正的忧郁。接着，他的忧郁中又加入了狂躁的因素。他好像一下子老了。曾经让我受到刺激的自信不复存在。我为他难过，他只自信了这么一小段时间。早先他对诺伊曼大加批评，对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深感自豪，而现在，他感叹道：“萨林姆，全是垃圾。全都会变成垃圾。”
因为不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也不能去他们家拜访，有时候我只好晚上去汉堡王和马赫什聊上几句。有天晚上，我发现舒芭也在。
她坐在柜台边，靠着墙，马赫什坐在她身边的高脚凳上。他们看上去就像到自己店里来的客人。
我跟舒芭打了声招呼，她冷冰冰地应了一声，好像我是陌生人，或是不怎么熟的人。我坐到马赫什边上，她还是神思恍惚，好像没看见我。马赫什似乎没注意到。她是不是在责怪我，因为我做了那些她如今后悔做过的事？
我和他们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我对他们的态度时有变化，但他们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舒芭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压力、痛苦，还有某种类似疾病的东西。我也看出她有些在装。但我还是受到了伤害。我准备离开时，两个人都没有招呼一声：“留下吧！”我觉得自己成了被抛弃的人，感到有些眩晕。走在夜幕下的街道上，我看到烧饭的火苗照亮了周围人们瘦削而疲乏的脸，看到商店雨篷下的人围坐在黑暗中，看到有人在自己搭建的围栏中进入梦乡，看到衣着破烂、神情迷惘的疯癫老人徘徊在街头，看到酒吧的灯光从木头走道那边散发开来。一切都这么熟悉，同时又显得如此陌生。
快到公寓的时候，我听到收音机的声音。音量大得出奇，上楼梯的时候我想肯定是梅迪在听首都电台的足球赛解说。我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声调忽高忽低，语速忽快忽慢，还有众人的呼喊声。梅迪的门开着，他就坐在床沿上，穿着短裤和背心。灯泡悬在屋子中央，散发出柔和的黄色灯光。收音机的声音震耳欲聋。
梅迪抬头看了看我，又低头专心收听，中间说了一句：“是总统。”
现在我听明白收音机里的话了，显然是总统。怪不得梅迪觉得自己不需要拧低音量。先前就有预告说总统要发表演讲，我忘记了。
总统是在用沿河一带的大部分人都能听懂的非洲土语演讲。他原来演讲总是用法语。但这次演讲中只出现了“男公民”和“女公民”两个法语词，它们一再出现，产生了音乐效果。这两个词一会儿被合成一个词，念出来有一种波纹起伏的感觉，一会儿又被大声地单独说出来，音节顿挫分明，如同庄严的鼓点。
总统这次演讲选用了一种混杂而简单的非洲语言，他对其进一步简化，成了酒铺和街头叫骂的语言。此人玩弄所有人于股掌之中，他可以模仿皇族礼仪和戴高乐的风度，而在演讲的时候，他又转变为最下层的人。这正是总统说出来的非洲语言的魅力所在。他用最底层的语言，最粗俗的用词，却营造出了帝王的派头和音乐的效果，就是这种糅合把梅迪给吸引住了。
梅迪聚精会神。灯光下，他的前额泛出黄色的亮光，额头下的眼睛半眯着，专注而入神。他的嘴唇抿着，一边专心听，一边嘴还在动。当总统说出粗俗的话或者黄色字眼，人群开始欢呼时，他会笑出声来，而嘴仍然合拢着。
听到现在，总统的演讲还是和以前的众多演讲差不多，主题并不新鲜：大家要做出牺牲；前途是光明的；非洲女性是高贵尊严的；镇上的黑人梦想一觉醒来就和白人一样，但这样不行，革命还须深入下去，非洲人就应该是非洲人的样子，应该大大方方地回到他们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认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食物和医药，这都是好东西，不要像孩子们一样盲目追捧进口的罐头食物和瓶装药品，大家要保持警惕，要发奋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于律己，等等。
总统表面上是在重申旧的原则，实际上是在承认和讽刺新出现的一些批评，比如非洲圣母崇拜，还有食物及药品短缺等。他从来不回避批评，而且往往能够预见到这些批评。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还暗示他什么都知道。他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似乎都在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人们喜欢听总统的演讲，因为有很多话题都是他们熟悉的。和眼前的梅迪一样，他们希望听到总统经常开的那些玩笑。然而每次演讲也是一次全新的表演，有着不同的表演手法；而且每次演讲都有其目的。现在播放的演讲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小镇和这一地区，不过他还没说到这里。首都的听众只把表演手法看成表演手法，看成总统的新风格，每次看到有新风格出现，就齐声喝彩。
总统说，我们这一带的人喜欢啤酒，他更喜欢，若有机会，他能把我们全喝趴下。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动不动就醉，他有话要跟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总统下面要做的声明和我们这里的青年卫队有关。两个多星期来，我们一直等着他表态。这两个星期，他一直在吊我们胃口，让全镇人都忐忑不安。
在孩子们拿着《格言录》行军一事发生之后，青年卫队威信扫地。他们在星期六下午照样安排儿童行军，表现一次比一次狼狈，人一次比一次少。孩子们不愿参加，卫队军官也束手无策。卫队还继续进行“风纪巡逻”，但群众越来越表现出敌意。有天晚上，一位卫队军官被人杀了。
这军官开始只是和在人行道上占地睡觉的人口角。这些人不知从哪个建筑工地上偷来一些水泥砖块，围出一片半固定的睡觉的地方，阻断了一截人行道。卫队军官和他们争执起来，照说到最后大家扯着嗓子对骂几句也就算了，不幸的是，军官绊到了什么东西，当场摔倒了。倒在地上，军官立刻显得势单力薄，此时一块砖头扔过来砸中了他。见到血，周围的人顿时陷入狂热，几十双手一齐行动，顷刻间那军官就一命呜呼了。
没有人被捕。警方很紧张；青年卫队很紧张；街上的人也很紧张。几天后，有传闻说官方会派军队过来，把一些棚屋区荡平。这种说法传开后，有很多人匆匆忙忙往村庄里赶，河上的独木舟一时间穿梭不息。但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在观望总统的反应。一连两周过去了，总统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
总统现在说的话令人惊诧：他要把本地区的青年卫队解散。他说他们忘了自己对老百姓应尽的义务，他们失信于他这个总统；他们的话太多。卫队的军官不再享受津贴，也不能转行担任其他公职。他要把卫队完全解散，让他们回到丛林，从事建筑工作。在丛林里他们可以学习到猴子的智慧。
“男公民-女公民们，要像猴子那样聪明。这些猴子真他妈机灵得要死！猴子会说话。你们不知道？那好，我来告诉各位。猴子会说话，可它们故意安安静静的。猴子知道，如果在人面前说话，人就会把自己抓住，暴打一顿，然后叫自己干活。叫自己在大太阳底下扛东西。叫自己划船。男公民们！女公民们！我们要叫这班人学学猴子。我们要把他们送到丛林里，让他们忙得屁股都找不着！”
[11]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派别。
第三部 大人物 14
这正是大人物的风格。他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他能把威胁自己权威的事情扭转过来，并借其突出自己的权威。通过这件事，他再一次表明自己是人民——他称之为“小人物”——的朋友，对压迫者毫不手软。
但是大人物没有到我们镇上来过。或许，如雷蒙德所述，他听到的汇报不准确或者不完整。而这次，这里出事了。我们都把青年卫队看成一大威胁，看到他们离开，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青年卫队解散后，小镇的局势恶化了。
警察和官员们变得很难缠。梅迪每次开车出去，哪怕只是到海关这么一小段路，他们都要为难他。这些人一次次挡住他的车子——有的是梅迪认识的人，有的是以前就拦过他的人——检查车子的证件和梅迪个人的证件。有时候，梅迪没把证件或者执照带在身边，就不得不把车子停在路上，步行到店里去取。有时候什么证照都齐全，也无济于事。
有一次，他们莫名其妙地把梅迪带到警署总部，让他打指纹，没等他洗掉手上的墨污，就把他，连同其他一些被扣押起来的无精打采的人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几条没有靠背的长凳。水泥地破破烂烂，墙壁刷成了蓝色，由于有很多脑袋和肩膀在上面磨蹭过，早已脏得发亮。
下午晚些时候，我去那里营救梅迪，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地方。这个房间在一栋水泥和波纹铁皮搭建的小房子里面，位于殖民时代的政府大楼后头。地板只比地面高几英寸；门开着，小鸡在光秃秃的院子里四处找东西吃。这屋子简陋、平常，装满下午的阳光，但还是让人想起监牢。屋子里唯一的办公桌和椅子是给负责的警官用的。这两件破破烂烂的办公家具凸显了其他人的一无所有。
警官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手臂下面全是汗水。他正在本子上写字，写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描，显然是在抄录脏兮兮的指纹记录纸上的细节。他佩着手枪。屋子里贴着总统的肖像，是总统穿着非洲服装、拿着酋长手杖照的那张。墙壁上更高的地方漆着“DISCIPLINE AVANT TOUT”，意思是“纪律高于一切”。漆字的墙面凹凸不平，说不上多肮脏，但是布满了灰尘。
我不喜欢这间屋子。我想以后最好不要叫梅迪开车出来，还是我自己开，我自己到海关，做报关员和经纪人。但这样一来，官员们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来了。
他们翻出我很久以前填写的报关表，这些表格早就审查完毕，一切符合标准，而且都被封存起来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找出来，跑到我的店里来，拿着这些表格在我面前晃，仿佛它们是我还没有清掉的借据。他们说自己迫于上司压力，要核对有关细节。一开始他们还很羞怯，好像是搞恶作剧的学童；接着，他们变得鬼鬼祟祟，好像是要私下帮我的朋友；再接下来，他们就露出了官员的邪恶嘴脸，态度咄咄逼人。有人要拿我的存货和报关单以及销售收据核对，还有人要调查我的售价。
这都是无端滋事，目的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