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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给他们当了奴隶。不过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丛林掩盖了屠杀的声音，浑浊的河流和湖泊冲走了淋漓的鲜血。
梅迪说：“我们必须去那里，恩主。我听说那是非洲最后一块宝地。那里仍然有很多很多白人。那里仍然有很多白人，听说布琼布拉就是个小巴黎。”
要是他对自己说的话有点儿了解，我都会为他担心。他哪里是真的想到布琼布拉去找白人做伴？他哪里知道加拿大在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的？我对他太了解了，知道他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过这都是些什么鬼话！白人被从我们的镇上赶跑了，他们的纪念碑也被毁掉了。但在那里，在另外一个镇上，还有很多白人，有武士，有奴隶。这把那些少年武士迷住了，把梅迪迷住了，把费迪南迷住了。
我开始觉得我的世界是如此简单，如此单纯。对我、马赫什以及镇上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希腊人、意大利人来说，世界真是太简单了。我们能理解它，要不是遇到这么多障碍，我们也能征服它。我们远离自己的文明，远离干实事、造东西的人，我们造不出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不具备原始的技能，不过这都不要紧。事实上，我们接受的教育越少，心里就越安宁，就越容易追随我们所属的一种或多种文明。
对费迪南来说这不可能。他永远不能变简单。越是尝试，他越是糊涂。开始我还觉得他的脑袋空荡荡的，其实并不是。他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乱成一团。
随着这些少年武士的到来，吹牛之风在学校蔓延开来。我发现费迪南——或是别的什么人——也在吹嘘我。也可能是我不小心说了什么。总之这个学期他们在说我很关心非洲年轻人的教育和福利。
我的店里开始有很多年轻人过来，有的是公立中学的学生，有的不是。他们有的手里拿着书，有的穿着运动校服，上面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一看就是借来的。他们都想要钱，都在我面前哭穷，说自己需要点儿钱去完成学业。胆子大些的一次又一次直接开口要，胆子小些的就在店里晃悠，直到店里的人全走光为止。个别的还会编点儿故事，无外乎自己的父亲去世了或者在遥远的地方，母亲在村子里，自己无依无靠，大志难酬这种话，和费迪南的情况半斤八两。大部分人甚至都懒得去编这些故事。
对这些愚蠢的做法，我先是吃惊，后来厌烦，再后来就开始害怕了。你骂他们一顿，让梅迪把他们撵出去，他们都不在乎。有的走了又来。他们好像都不理会我的反应，仿佛我已经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我对自己的看法根本无关紧要。这正是让我害怕的地方。他们貌似厚道，其实并不厚道，貌似单纯，其实并不单纯——追究起来，我想事情的源头是费迪南，他胡乱阐释我们的关系，他想利用我。
马赫什对非洲人有偏见，所以我那时把问题简化了，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费迪南是非洲人。”我想费迪南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肯定也会胡乱解释我和他的关系。我现在觉得他的谎言和吹嘘已经结成一张大网，把我捆在了中间。
其他外国人可能都遇到了我这种情况。最近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们的无助。现在局势平静下来了，但我们所有人——亚洲人、希腊人，以及其他欧洲人——都沦为受害者，都在被人暗算，只是暗算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中有的人很凶，这些非洲人对他们有所顾忌，就是暗算也会小心翼翼，总的来说对他们还算恭顺。但对其他人就没什么顾忌了：就像对我一样，直截了当地要这要那。这完全符合这片土地的传统：在这里，人向来就是猎物。你对你的猎物说不上有多少恶意。你只是设了个陷阱。一次次失败，但你的陷阱会一直等待。
我到小镇后不久，马赫什跟我说起本地非洲人：“萨林姆，你要记住，他们malin。”他故意用了一个法语词，因为用wicked、mischievous、bad-minded这些英文词都无法准确表达他的意思。这里的人malin，就好像狗追赶蜥蜴，猫追赶小鸟。他们malin，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把人当成猎物。
这些非洲人体格并不健壮，他们矮小而单薄，在广袤的森林和河流面前，显得非常弱小。但好像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弱小，他们喜欢用巴掌而不是拳头来伤害别人。他们用手掌伤人，喜欢推推搡搡，喜欢扇耳光。晚上我坐在酒吧或小舞场外面，不止一次看到原本只是一个醉鬼在推来推去，然后是一阵乱打，巴掌扇过来扇过去，最后演化成了刻意的谋杀。只要受害者受了伤，出了血，他们仿佛就不再是十足的人，行凶者就得把毁灭行动进行到底。
我无遮无拦。我没有家庭，没有国旗，也没有信仰。费迪南是不是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我觉得我这时候应该和费迪南谈一谈了，把事情搞清楚，要让他改变对我的想法。
如我所愿，机会不久自动送上门来。一天早上，店里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手里拿着的像是本商业账簿。这小伙子属于胆子比较小的那种人，一直在店里晃荡，等人都走空了，才走到我跟前来。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发觉他手里拿的并不是地道的商业账簿。由于时常握攥，簿脊的中间位置已磨破磨黑了。这个年轻人显然是穿着他最好的衬衫，但我发觉这衬衫也没有我想的那样干净。他这身衣服肯定是遇到重要场合才穿，回到家就挂在钉子上，然后遇到新的重要场合又拿出来穿。衣服领子里面都成了黄黑色。
“萨林姆先生。”
我拿过账簿，他的目光转向别处，双眉紧锁。
账簿是公立中学的，从殖民时代后期传到现在，颇有些年头了。上面列着原计划建造的体育馆的捐款情况。封二印着学校的标志：盾形纹章和校训。扉页上写着校长的号召词。笔迹生硬，棱角突出。这本来是典型的欧洲书法，后来被这里有些非洲人学了去。第一个捐款的是省长，他的签名可谓大手笔，一签就是一整页。我翻看着这本登记簿，研究着官员和商贾们充满自信的签名。这些签名时间并不久远，但显得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东西。
其中一个签名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签名者也是来自海岸的印度裔穆斯林，纳扎努丁经常提起他。此人对金钱和安全有一种很老派的看法，他用自己的所有钱财建造了一座宫殿。后来这个国家宣布独立，他不得不抛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宫殿。恢复了中央政府权威的雇佣兵曾经驻扎在里面。这座宫殿现在仍用作军营。从账簿上看，这位修宫殿的仁兄捐了一大笔钱。我还发现了纳扎努丁的签名——我有些吃惊。我都忘了他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出现在殖民地时期这些死气沉沉的姓名当中。
体育馆最后并没有建起来。人们的忠诚和对未来的信心，对身为公民的自豪感，通通付诸东流。只有账簿留了下来。有人看到它可以换钱，就顺手牵羊了。登记簿的日期显然改过，原校长的签名也被涂掉，改成惠斯曼斯神父。
我告诉面前的小伙子：“这册子我留下了，我要物归原主。是谁给你的，费迪南吗？”
他一脸无助，汗珠从皱着的额头上滚下来，他眨了眨眼睛，没让汗水流进眼里。“萨林姆先生——”
“你已经给了我，没你的事了，现在你走吧。”
他只好从命。
那天下午，费迪南来了。我预料到他会来找我，他想看我的表情，弄清楚我把登记簿怎么了。他叫我：“萨林姆？”我没有理他，就让他站在那里。不过他不会站太久的。
梅迪就在储藏室里，肯定听到他的话了。梅迪在喊：“喂……喂？”费迪南回了一声，随后就到储藏室去了。他和梅迪开始用方言聊，听上去聊得挺开心，声音很大，发出一阵阵笑声。我怒火中烧，立刻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账簿，走到储藏室。
储藏室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装在很高的地方，还被封住了，屋子里黑洞洞的。梅迪正站在梯子上清点靠墙那排货架上的存货。费迪南倚在靠另一面墙的货架上，在窗子正下方。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站在门口，举起登记簿向费迪南挥了挥，告诉他说：“你是在找麻烦。”
他问了一句：“什么麻烦？”
用的是那种死气沉沉的腔调。他并无嘲讽之意，确实是在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他的眼白，好像还看到他在咧着嘴笑。这张鬼脸！这张让人想起面具的脸！我也在想：“是啊，什么麻烦？”
说起麻烦，前提是有法律法规，并且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这里却是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以前有过秩序，不过是建立在欺诈和残忍的基础上，小镇之所以落到今天的田地，原因全系于此。现在没什么法规了，有的只是官僚。这班官僚你要是不塞钱给他们，就是天大的道理都会被他们轻易推翻。我只能对费迪南说：“不要害我，孩子，因为我能把你害得更惨。”
我现在能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了。
我说：“你去把登记簿还给惠斯曼斯神父。要是你不去，我自己去。我还要让他赶你回家，让你永远不能回来。”
费迪南一脸茫然，仿佛遭到了突然袭击。接着，我注意到梯子上的梅迪。从眼神看，梅迪非常紧张惊恐。我发觉我犯了个错误，不该把火全发到费迪南一个人头上。
费迪南的眼睛亮了起来，眼白能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他看起来就像老电影里的丑角，身体前倾，几乎要失去平衡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仍然直直地盯着我，怒容满面，不住地往地上吐唾沫。我的话深深伤害了他，他快疯了。他的双臂垂在身体两侧，看起来比平时更长。他的双手握了握，但没有攥成拳头。他的嘴张开着。我原来还以为他在笑，现在看他根本没笑。要不是光线太暗，我一开始就能看清楚。
他那样子够吓人的，我在想：“瞧这模样，他要是看到受害者的血，看着敌人被宰杀，应该就是这种表情吧。”顺着这思路往下走，我又想：“就是这种愤怒把小镇夷为平地的。”
我本可以再进一步，把愤怒催化成眼泪，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想我已经让他们认识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了。我走了出去，让他们在储藏室里冷静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俩的说话声，不过声调柔和多了。
到了四点钟，商店要打烊，我大声喊梅迪。他巴不得趁这个机会出来活动，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一声：“恩主。”然后皱着眉头，表示他对打烊这件事十分上心。
费迪南也出来了，神色平静，脚步轻盈。他叫了我一声：“萨林姆？”我回答说：“我会把登记簿还回去。”我看着他走开，沿着红色的街道走在光秃秃的凤凰树下，经过小镇集市两旁简陋的小屋。他走得慢吞吞的，身影高大而忧伤。
[4]非洲中东部的布隆迪共和国的首都。[5]malin为法语，兼有“恶毒”、“狡猾”、“淘气”的意思。后面三个英语单词的意思分别为“邪恶的”、“恶作剧的”、“坏心眼的”。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4
我带着登记簿去学校找惠斯曼斯神父，他不在。外间的办公室里有个比利时年轻人，告诉我说惠斯曼斯喜欢隔一段时间出去几天。去了哪里？“到丛林里，到各个村庄里去。”年轻人不知是秘书还是老师，说话口气很不耐烦。我把体育馆捐款登记簿交给他，他益发火大。
他说：“他们跑到这儿来，求着我们招他们进来。这倒好，刚一进来就偷上了。要是不看着点儿，整个学校都会让他们偷走。他们跑到这里来，恳求你照应他们的孩子，到了街上，他们照样和你推推搡搡，表示他们对你毫不在乎。”年轻人脸色不好，皮肤苍白，眼圈发黑，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流汗。他接着又说：“很抱歉，你和惠斯曼斯神父谈谈会更好。要知道，我在这里很不容易，天天把蜂蜜蛋糕和鸡蛋当饭吃。”
听起来他的饮食似乎挺高级，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是说自己无以果腹。
他说：“惠斯曼斯神父这学期想让男孩们吃非洲的食物。这也没什么大关系。首都的一位非洲妇女就会烧一手好菜，她烧的对虾和贝壳特别好吃。可这里呢，全是毛虫、菠菜拌番茄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番茄酱。第一天就这样。当然，这只是给男孩们吃的，不过我一看就倒胃口。我不敢待在饭厅里看着他们嚼这些东西。现在厨房里烧的东西我全都不敢吃，我自己房间里又没有烧饭的器具，到凡·德尔·魏登旅馆去吃吧，庭院里不时飘来下水道的怪味！我得走。这里我待不下去了。惠斯曼斯神父无所谓，反正他是牧师。我又不是牧师。他往丛林里跑，我可不想往丛林里跑。”
对此我也爱莫能助。食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问题。我自己的安排也够呛。那天中午我还是跑到印度夫妇那里去蹭饭，为了这顿饭我闻够了阿魏胶和油布的味道！
大约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学校，听说那比利时小伙子和我见面之后第三天就乘汽船走了。是惠斯曼斯神父告诉我这消息的。神父刚旅行归来，晒得黑黑的，样子很健康。他丝毫没有因那位年轻教师的离去而心烦。他说，他很高兴体育馆捐款登记簿被送回来，这登记簿是小镇历史的一部分，偷登记簿的孩子早晚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
惠斯曼斯神父四十来岁。他穿得不像一位教士，不过他就是穿着普通的裤子和衬衫，也显得与众不同。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我注意到欧洲人有时候是这种脸型，但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中间看不到。这种脸上，嘴唇的形状和前额的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