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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麻葛重。齐衰之丧，既虞卒哭，遭大功之丧，麻葛兼服之。斩衰之葛，与齐衰之麻同；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与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与缌之麻同，麻同则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则易轻者也。
第五是行为。《礼记·曾子问》说，小祥后主人虽然改服练冠练服，但哀痛尚深，所以，不与众人一起站立、走路，也不到别人家吊丧、哭泣。
《礼记·杂记上》说，在服丧期间，小功以上的亲属，如果不是有虞、附、小祥、大祥，不可以沐浴。服齐衰之丧者，若有人请求见面，要到落葬之后才可以去见，但不可以主动要求请见他人。小功以下的亲属，落葬之后可以求见他人。此外，服三年之丧者，即使过了练祭，也不到别人家吊丧。服期年之丧者，在练祭之后，就可以外出吊丧。
对于国君而言，落葬之后，天子的政令才可以通行于国中；卒哭之后才可以为王事奔走。对于大夫、士而言，落葬之后，国君的政令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家；如果遇到战争，还应该参加。小祥之后，国君可以谋国政，大夫、士可以谋家事。禫祭之后，一切恢复正常。
此外，在服丧期间游戏作乐、外出宴饮、嫁娶生子、匿丧求官等，都会被视为悖逆人性的禽兽之行，受到舆论的谴责。魏晋以后以礼入法，类似的行为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唐律疏议》规定：为为父母、丈夫服丧期间，自身嫁娶者、杂嬉作乐者、提前除丧者，要被判处三年徒刑；怀胎者，判处一年徒刑；参加吉宴者，杖刑一年。
上述规定必须严格遵守，任何超越阶段的行为，都会受到指责。《礼记》中记载了许多违礼的事情，让后人谨记，切不可重犯。例如，大祥之祭后，可以穿白色、但没有鞋鼻的鞋子，冠和缨带都用白色的生绢做成，冠的镶边也用白绢。而有若却拿丝带做冠缨，鞋子上也用丝做了装饰，这是禫祭之后才可以有的穿着。有若的做法，恰恰显示出他急于脱丧的心情。
又如，小祥时，主人酬敬宾的酒，宾不饮而放在席前，宾不举杯，也就不举行旅酬（彼此劝饮），这是礼的要求。而鲁昭公在小祥时就旅酬，鲁孝公到大祥之祭时还不旅酬，前者过之，后者不及，都不合乎礼。
有道的君子，绝对不会急于脱丧。即使已经到了脱丧的时间，也依然忧思在心。《礼记·檀弓上》说，鲁国大夫公孙蔑（孟献子）在禫祭之后，家中的乐器虽然悬挂而不奏，也不让侍寝的妇人入室，沉浸在思亲之情中。孔子赞叹说：‘献子真是超人一等啊！‘
儒家认为，三年之丧漫长而复杂，能否处处守而不失，正是观察人是否具有仁爱之心、通理之智、强健之志的极好时机，所以《礼记·丧服四制》说：‘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礼以治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贞妇，皆可得而察焉。‘
●祭祀万世师表：释奠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一
祭祀万世师表：释奠礼
中国古代的祭祀对象，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类，一类是天地、日月等，属于自然崇拜；另一类是血缘亲属，属于祖先崇拜。但还有一类祭祀对象，既非自然神只，也非血缘亲属，而是是文明的先驱，如农业、蚕桑、医学等科学领域的始创人，给人类以无限的福祉，可惜大多不知其姓名，祭祀时只能用‘先农‘、‘先蚕‘、‘先医‘等来代称。稍有例外的是对‘先师‘的祭祀，人们不仅确知受祭者是孔丘，仪式也最为隆重。
一、学行与生平
孔丘，子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泗水县东南）。孔子的先世，可以上推到殷朝末年的贤臣微子，武王伐纣之后，封微子于宋（今河南商丘），数传之后有孔防叔，因避难而来到鲁国，遂以孔为氏。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的大夫，但在孔子三岁时就死去，故孔子少年时代很贫穷，他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当过管仓库的小官‘委吏‘，也当过饲养牛羊的‘乘田‘，对社会下层的情况相当了解。孔子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虚心向一切人学习。他十五岁就立志成为一名博学多才、道德高尚的君子。三十岁左右，学业有成，开始招生授业。当时，学术由官府掌握，只有贵胄弟子才有资格学习，即所谓‘学在官府‘。孔子以个人之力开创私学，打破了文化垄断，使学术下移到民间，推动了思想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堪称万世之功。孔子实施‘有教无类‘的方针，只要交给他‘束修‘（十条干肉）作为学费，就可以成为他的学生。相传他有三千弟子，其中学业优秀的有七十二人。孔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要求学生文章、道德兼备，并且贯彻到行动之中。他还提出了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启发式教学等教学原则。孔子的一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后世把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绝非过誉。
孔子提倡仁爱，希冀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为此而周游列国，可惜春秋衰世，诸侯力政，暴力相凌，弑篡迭起，孔子的学说受到冷遇，‘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到处碰壁，无奈之余，回到鲁国。孔子慨叹礼乐废弛，文献缺失，于是专心整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并用它作教材来教育学生。‘六经‘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也是最宝贵的原典，它能流传千古，声播海外，孔子之功居首。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已丑，孔丘卒，葬于鲁城北泗上，弟子及仰慕孔子的鲁人随之搬到墓边居住的多达一百多家，当时人称之为‘孔里‘。次年，鲁哀公下令将孔子生前居住过的三间房改为祀庙，人们又将孔子使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籍等收藏于内，以志纪念。每年四时，人们都会自发地到孔子墓前祭祀，儒生们则在墓侧讲论孔子倡导的乡饮酒礼、大射礼等等。这一盛况，跨越战果，到司马迁时依然如此。
司马迁对孔子十分崇敬，认为他是天下罕有其匹的‘至圣‘之人。司马迁用《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诗句容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心情。他亲往曲阜参观祭祀孔子的庙堂和车服礼器，目睹儒生在此习礼，无限感慨，以至‘低回留之不能去‘。（《史记·孔子世家》）
二、释奠说略
祭祀孔子原本属于个人行为，祭祀者以孔子后裔为主，主要形式是‘四大丁祭‘。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分别称为孟月、仲月、季月。古代用干支纪日，每月不超过三十天，所以甲乙丙丁等天干一般会出现三次，祭孔用第一个丁日，称为上丁。四大丁祭，就是在四季仲月上丁日举行的祭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
此外，从汉代开始，共有十一位帝王、十八次到曲阜孔庙祭祀过孔子。开此先河的是汉高祖刘邦。据《汉书·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即位十二年，从淮南返回京城经过曲阜时，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
到了东汉，除了曲阜孔庙继续祭祀孔子之外，人们开始在各郡县的学校祭祀孔子。据《后汉书·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各郡县举行乡饮酒礼，礼毕，在当地学校祭祀先圣周公、先师孔子，以犬作为祭牲。
在学校中把孔子和周公放在一起祭祀，是因为《礼记·文王世子》说过：‘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意思是说，凡是建立学校，一定要用‘释奠‘的礼仪祭祀‘先圣‘和‘先师‘。根据汉代经学家的解释，先圣是指周公，先师是指孔子。所以，周、孔合祭的做法，通行于汉魏。但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隋大业以前，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唐初依然在国学同时祭祀周公、孔子。武德二年（619），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五年后，高祖亲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配。
这种祭祀对象混乱的状况，直到到唐太宗时才有了改观。贞观二年（628），房玄龄等提出，周公、孔子固然都是圣人，但国学应该祭孔子。得到太宗的首肯，于是罢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渊配享。到高宗永徽年（650-655）间，一度又又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不过非常短暂，高宗显庆二年（657），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议，认为周公践极摄政，辅助成王治国，功比帝王，应该配享成王才是，释奠礼仍当祭祀孔子。高宗从其说。从此以后，孔子在国学祭祀中的独尊地位再也没有变化。
唐太宗为推进全国各地的祭孔之礼，还作出过两个大的举措。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又命令各地州学、县学都要建孔子庙，以敦行儒学。这是我国州、县普遍建立建孔庙的开始，祭孔的仪式随之推行到各地。此其一。
州、县学如何祭孔？例如，由谁主祭？一年祭几次？每次在什么时间？等等，都没有成例可循。释奠的次数，郑玄认为是每季一次，故魏晋太学也是四季各祭一次。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唐高祖武德年间，国子学也是四时致祭。唐初州县之学多仿照魏晋故事祭四次，主祭者多由学官自己充任。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规定，释奠于春、秋的仲月举行。释奠仪式，当有规格，国学释奠，以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州学，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县令为初献，县丞为亚献，主簿及县尉等为终献。太宗这一国学遣官释奠、州县由守令主祭的规定，提高了释奠的规格，为后世所沿用。如果是皇太子亲自释奠，则规格更高，皇太子自为初献，国子祭酒为亚献，司业终献。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释奠‘一词源于《礼记·文王世子》。那么，释奠礼究竟是怎样的呢？《文王世子》本身并没有对此作出说明。郑玄为之作的注说：‘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由郑玄的解释可知，释奠礼与一般的祭祀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不设‘尸‘，仅仅‘设荐馔酌奠而已‘。唐人孔颖达在郑玄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释奠是‘直奠置于物，无食饮酬酢之事‘。意思是说，只是将祭品直接放在神主之前，礼毕，致祭者之间不需要酬酢。可见，这是一种相当简略的仪式。相传古代祭祀先师、先圣之礼还有一种称为‘释菜‘的仪式。有学者说，释奠有音乐而无尸，释菜则连音乐也没有，仅仅在神主之前放一些苹、蘩之类的菜。可惜释菜礼在唐宋之际亡佚，今天已经无法考证。
随着历代政府对祭孔的提倡，释奠礼变得越来越复杂。刘宋元嘉初建立国学，讨论释奠礼的规格，裴松之提议加入舞队，用‘六佾‘。佾(yi)是古时舞队的行列，以八人为一佾，佾的多少，依等级而定，如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四佾。裴松之建议用六佾，实际上是用诸侯的等级。由于金石器乐准备不足，未能实现。到南齐武帝永明三年，立国学时，再次讨论释奠的礼乐。尚书令王俭主张用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得到允许。到唐朝，皇太子亲释奠时，迎神、太子行、登歌奠币等仪节都有了专门的乐章，称为承和、肃和、雍和、舒和等。宋绍兴十年（1140），京城的释奠礼由原来的中祀升为大祀，笾豆用十二之数，祭祀规格与社稷相同。到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释奠礼由六佾升为八佾，笾豆等礼器的数目尽与天子等同。
此外，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益。孔子原本布衣，生前没有做过几天官，但却有身后之荣。唐开元年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谥‘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谥
‘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称‘至圣先师孔子‘，清人因之。在春秋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获得如此声誉，而且世世享祀不绝的，孔子一人而已。顺便要提到的，是孔子的弟子颜渊、曾参等等，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封号，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三、四配
上古有以德配天的传统，行祭天大礼时，夏后氏以黄帝配享，殷人以帝喾配享，周人以后稷配享。这种形式也为祭孔礼仪所仿效，孔庙以四位最杰出的孔门弟子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享，称为‘四配‘，但四人进入配享的时间有先后。
最早得到配享殊荣的是颜回。颜回，字子渊，习称颜渊，与其父颜路都是孔子的学生。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心向学；又有‘闻一知十‘（《论语·公冶长》）的能力。孔子以德行、言语、文学三个科目评价学生，德行以颜回为首。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又说，颜回死了以后，‘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