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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珽，不加雕琢。大羹是煮肉汁，不加盐菜，不致五味。大路，或作大辂，是殷代祭天用的木车，几乎不加装饰，上面铺的是蒲席（越席）。三是‘礼有以少为贵者‘，如天子祭天，天神至尊无二，所以天子祭天用‘特牲‘，即一头牛。诸侯奉侍天子，犹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视到诸侯境内时，诸侯也以一牛为膳进献之。食礼有劝食，天子仅一食即告饱，诸侯再食，大夫三食，原因是尊者常以德为饱，不以食味为重，诸侯、大夫之德递降，所以食数也随之递增。
作者： 溪山琴况 2005-8-10 21:5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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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乐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五
礼与乐
在儒家的礼仪文化体系中，礼与乐相辅相成，两者的关系形同天地，《礼记·乐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结合就是天地万物秩序的体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与乐密不可分，以至可以说：没有乐的礼不是礼，没有礼的乐不是乐。
中国传统的乐的观念，有特定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不能与现代的‘音乐‘等量齐观。《礼记·乐记》说：‘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乐的大节是德，这是中国与世界诸古文明的音乐思想相区别的基本点。
一、德音之谓乐
儒家的音乐理论中，声、音、乐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声与音的区别在于，音有节奏、音调，而声没有。通常将声称为噪声，将音称为乐音。人与动物都有听觉，能够感知外界的声响。不同的是，动物一般不能识别声与音，而人不仅有感知音的欲望，而且能利用声的特性构成乐音，来满足自己感官的需要。是否懂得乐音，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所以《乐记》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
在外物的作用下，人心会跃动而起。因外物作用的强弱不同，人的情感表现为不同的层次，《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手舞足蹈再配上歌曲，是心情达到极致时的表现，《吕氏春秋·古乐》说，上古葛天氏的乐舞，以三人为一组，‘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是生动的写照。
儒家认为，音是经过文饰的人类心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意思是说，只有发自内心而又‘成文‘（有节奏）的声，才能称为‘音‘。
乐音出于人心，但又能成为一种新的外物，给人心以反作用。乐音种类很多，可以是端庄的，也可以是张狂的；可以是细腻的，也可以是粗犷的；它给人以不同的感受，诱导着人的情感的发生与转换。犹如今日的古典音乐与摇滚音乐，尽管都属于乐音的范围，但给听众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儒家尤其注重乐音对人心的影响，主张乐音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而不是为了刺激感官。认为以君子之道作为主导的乐音，有益于人类的进步；以满足感官刺激作为主导的乐音，会将社会引向混乱。所以《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乐音有不同的层次，低层次的乐音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则，对人性的宣泄毫无节制，会引导人走向颓靡或暴戾的极端，最终毁灭人性，是亡国之音。而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因此，对乐音要有所选择，儒家将最高层次的音称为‘乐‘。《乐记》说：‘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是否懂得音与乐的区别，十分重要，所以《乐记》又说：‘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惟有君子才懂得真正的乐。
春秋时期有古乐与新乐之争。所谓古乐，是制黄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如黄帝之乐《咸池》，尧之乐《大章》、舜之乐《韶》，禹之乐《夏》等，节奏缓慢庄重，富有寓意。新乐则是时人所作的淫声乐曲，恣意放荡，无思想内涵可言。《乐记》记载了魏文侯向子夏问乐的对话。魏文侯对子夏说：我端冕而听古乐，总是担心会睡着；而听郑、卫之音，就不知疲倦。
请问原因何在？子夏说：古乐进退齐一，没有奸声，弦匏笙簧，相互配合，奏乐始于击鼓，舞毕击金铙而退。君子聆听到此，可以说出古乐的义理，然后思索修身齐家，均平天下。新乐不然，行伍杂乱，奸声滥溺，舞者如猴戏，男女混杂，尊卑不别。乐曲终了，君子不知所云。魏文侯好乐舞，但却是知音而不知乐，子夏讥笑他说‘今君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古乐是圣人确立的父子君臣的纪纲之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配以乐器、辅以舞蹈、加以节文的作品，所以子夏说‘德音之谓乐‘。而新乐‘淫于色而害于德‘，不能称为乐，所以，有道君王万万不敢将它搬进宗庙祭祀祖先。
作者： 溪山琴况 2005-8-10 21:5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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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盛德之帝必有盛乐
既然乐是德音，乐曲的高下又涉及乡风民俗的善否，所以，制礼作乐就不是普通之人所能措手的事。《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制礼作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制礼作乐焉。‘可见，必须是有其德、有其位者才有制礼作乐的资格。《乐记》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认为只有大功告成、天下大治的王者，才配制礼作乐。
儒家说乐是德之音，是因为他们所推崇的乐，都是上古盛德之帝的作品。盛德之帝必有盛乐。黄帝是人文初祖，曾命乐官伶伦创作乐律。伶伦取嶰溪之谷的竹子，断为三寸九分长的两节，以吹出的音为黄钟之宫。然后以此为本，听凤皇之鸣，制为十二律，雄鸣、雌鸣各六，乐章叫《咸池》。颛顼命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名之为《承云》，用以祭祀上帝。帝喾时作《唐歌》，又发明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钟等乐器，合奏声起，凤鸟为之起舞。帝尧祭上帝的乐曲叫《大章》，乃是仿效山林溪谷之音而作，用麋皮做的鼓和石磬伴奏，百兽也为之起舞。舜时发明了二十三弦的瑟，又谱成《九招》、《六列》、《六英》等乐曲，以昌明舜德。
历史上，凡是勤劳天下、吊罪伐恶的君王，都有专门的乐章。大禹治水，万民欢欣，于是舜命皋陶作《夏迭》九章，以表彰其功。汤商伐桀，黔首安宁，汤命伊尹作《大护》之舞、《晨露》之歌，以展现其善。牧野之战，武王克商，于是命周公作《大武》。成王时，殷民叛乱，用象群为虐于东夷。周公奉命东征，驰师驱逐之，于是作《三象》，以嘉其德。相传夔开始制乐奖赏诸侯，《乐记》说：‘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
可见，儒家的所谓‘德音‘，是德治之音，是指致治之极在音乐上的体现。惟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奏于庙堂，播于四方，化育万民。至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春秋时期是乐器、乐理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由曾侯乙编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为什么孔子却称之为‘礼崩乐坏‘的时代？根本原因在于，春秋时代盛行的是新乐，是纯粹的音乐学意义上的乐。从儒家的音乐理论来判断，它们尽管华美之至，但都是昏君乱臣的作品，表现的是声色犬马的狂热，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失却了音乐的灵魂，所以是衰世之乐，败坏之乐。
三、音乐通乎政
儒家十分看重音乐的作用，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吕氏春秋·适音》也说：‘凡音乐通乎政。‘
据《礼记·王制》等文献记载，上古帝王有定期到四方巡守的制度，所到之处，地方官要展示当地流行的民歌，作为述职的内容之一。《吕氏春秋·适音》也说：‘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君王考察民歌，就可以了解地方官是否为政以德，民风是否淳朴。发现纯正无邪的民歌，则由随行的官员记录下来，带回去推广，此即所谓‘采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十五国的民歌。相传，其中的周南、召南，就是周公和召公采风所得。
观乐为何可以知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君王是万民之主，君王的喜好，如日月经天，为万民仰望，直接影响到民风的走向，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矣‘。所以，连乐器是否合于规制，都指示着国家的命运。《吕氏春秋·侈乐》批评夏桀、殷纣制作‘侈乐大鼓‘，‘务以相过，不用度量‘。亡国之君无不如此，‘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千钟、大鼓之类，声音狂噪震动，超越了人感受音乐的生理限度，‘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在君子看来，它已经失去了乐表达人情的初衷，郑卫之声、桑间之音，都是乱国之君的所好。
由于君王的提倡，国中盛行的乐曲必然会长期影响人民的情趣，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忧思、康乐、刚毅、肃敬、慈爱、淫乱之态，正是乐声长期熏陶的结果。《乐记》说：‘志微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所以，听其乐可以知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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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乐为心声。如果君王失政，民众流离，何来愉悦的乐曲？如果君王有道，庶民安乐，则何处不闻欢歌！《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听乐可以观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吕氏春秋·大乐》说，亡国戮民，并不是没有音乐，而是‘其乐不乐‘，好比死囚强歌一样，虽歌不乐；‘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所以，听听民间流传的音乐，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儒家认为，无论是观察一个国家，还是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听其乐，《吕氏春秋·音初》说，‘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
四、乐内礼外
人类是动物界的一员，但又是动物界的灵长，因为人可以教育。儒家之所以重视教育，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儒家教育的目标，是要通过德和礼培养表里如一的君子。礼以治外，旨在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使之处处中节，恰到好处。有关的义理，我们已经在‘礼缘何而起‘一节中谈过，此不赘述。乐以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是要解决礼的根源的问题。如果人的行为举止能中规中矩，但不是内心德行支配的结果，而是单纯的模仿，则教育的目的仅仅完成一半，而且是非主要的一半。儒家认为，只有内心建立起德的根基，外在的规范言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
乐与礼是内外相成的关系，《乐记》说：‘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乐是内心德行的体现，礼的作用是防止行为出格（‘淫‘是过头的意思）。郭店楚简中有《五行》一篇，谈及人的内心与行为的关系时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知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
作者用类似排比的句式谈及，人的仁、义、礼、知、圣五行有两种状态，一是‘形于内‘，即五行出自于内心；二是‘不形于内‘，即五行不出自内心。作者认为，仁、义、礼、知、圣五行只有形于内，才能称为‘德之行‘，否则只能称为‘行‘，仅仅是行为与德行恰好相符而已，内心如何则不得而知。作者说：‘德，天道也。‘符合天道的德行形之于内心，然后显露在外表，处处中节，才是真正的德行。《五行》的论述，可谓深中肯綮。《乐记》也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乐记》一篇，论述乐内礼外的文字可谓触目皆是，如：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