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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诺门罕战役期间的施特恩（左）、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乔巴山和朱可夫（右）
哈桑湖战役只打了不足两个星期，可以说只是一次“军事冲突”。诺门罕战役历时整整四个月（1939年5月11日至9月16日），而且规模不小，是一场真正的战役。日本关东军出动7万5千人，苏军出动兵力虽然较少（5万7千人），但投入坦克500辆（日本135辆）、飞机809架（日本250架），大大超过日本。是役以日本战败结束，日方称战死8,440人，受伤8,766人，苏联则说日军伤亡6万人，另有3,000人被俘。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苏军死亡7,000人，失踪1,000人，另有1万6千人受伤。战役结束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1875—1962）、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1886—1967）均被撤职转入预备役。植田谦吉后来再未获启用，矶谷廉介则在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后任日本驻香港总督，日本投降后被南京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但只服刑两年即被释放。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1886—1940）被撤职召回东京，1940年10月6日病故，但有人怀疑是自杀。另有多名大佐战死、自杀或者被撤职。日本军衔中将之上即为大将（同样，中佐之上即为大佐），陆军最大作战单位是“师团”，师团长通常为中将。
现在许多文献都说那次战役苏军主将是朱可夫，把战功记在他名下。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朱可夫也有夸说自己、贬低施特恩的言辞。其实当时施特恩、斯穆什凯维奇两人军阶、职务都在他之上，不但有苏联内战的经验，还有西班牙内战指挥空军、装甲兵作战的经验，而诺门罕战役苏军获胜，空军和坦克的优势是一个重要原因。朱可夫此前当过骑兵团长、旅长和师长，战役进行期间（1939年7月31日）晋升为“军指挥员”，只有骑兵作战的经验。当时对施特恩评价很高，战役尚未结束就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8月29日）。后来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员，参加苏芬冬季战争，1940年6月5日晋升大将，6月22日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后来赫鲁晓夫平反冤假错案，施特恩是最早（1954年8月）获得平反、恢复名誉的人之一。
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初露头角，但还只是陆军的一个“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军变得极其重要，这才成为陆军、海军之外的一个独立“军种”，有了陆、海、空“三军”的说法。苏联两次“大清洗”，尤其是第二次“大清洗”，空军是一个“重灾区”，而且还需要追溯到更早，从苏联红军空军的建立说起。
苏联工农红军空军第一位领导人是康斯坦丁·阿卡谢夫（1888—1931）。因为参与1908年剌杀沙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行动未遂，流亡意大利，1911年在卡普洛尼航空学校完成飞行员训练。后来移居法国，1914年获得航空与机械学院工程师文凭。1915年进入法国空军航校学习，同年返回俄罗斯，在一家飞机工厂工作。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负责指挥加入红军的旧沙俄空军部队。1918年5—6月，这支部队重组为工农红军空军，由他担任司令员。内战期间参加过几次战斗，1919年阿卡谢夫亲自驾机轰炸顿河白军将领康斯坦丁·马蒙托夫（1869—1920）的哥萨克骑兵，对红军取胜起了一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那是南方战场一个关键性战役。1921年以后阿卡谢夫不再担任空军司令员，改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飞机工厂工作，并且代表苏联参加了在伦敦、罗马和热那亚举行的几次国际航空会议。但是，1930年3月3日他就以间谍罪被捕，1931年9月4日被处死。那还在第一次“大清洗”之前。
此后担任过红军空军司令员的安德烈·谢尔盖耶夫（1921—1922年在任）和彼得·巴兰诺夫1924—1931年在任）都死于空难，另有两人任职时间很短（A. A. Знаменский，1922—1923年；А. П. Розенгольц，1923—1924年）。对红军空军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正是阿克斯尼斯（1931—1937年在任）、罗吉奧诺夫（1937—1939年在任）和斯穆什凯维奇（1939—1940年在任）。
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军指挥员”的菲利克斯·英嘎尼斯（1894—1938），也于1937年11月29日被捕，1938年7月28日被处死。他也是拉脱维亚人，以先后完成“莫斯科－安卡拉－德黑兰－喀布尔－莫斯科”和“莫斯科－维也纳－巴黎－布拉格－莫斯科”不着陆飞行闻名。
卫国战争开始以后，正当纳粹德国开始进攻莫斯科、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候，红军第二次“大清洗”被捕的军官又有多人被处死。1941年10月16日一天就处决了约300人，包括尼古拉·克里奇中将（1895—1941），也是拉脱维亚人的罗伯特·克利亚维尼什中将（1885—1941），还有空军少将谢尔盖·切尔内赫（1912—1941），他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年12月31日获授苏联英雄称号，被处决时年仅29岁。其余被捕军官则于次日（10月17日）转移到苏联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即Самáра，萨马拉）。根据贝利亚的命令，10月28日又枪决了他们当中的20人，包括两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并且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此时均为空军中将的费多尔·阿仁努辛（1902—1941）和伊凡·普罗斯库洛夫（1907—1941）。
在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中，人们见到一份1942年1月29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列出拟处决的46人名单，斯大林在上面大笔一挥：“Расстрелять всех поименованных в записке. И. Ст.”（枪毙名单上所有的人）。“И. Ст.”即约瑟夫·斯大林（Иосиф Сталин）之略。
解密的苏联档案：1942年1月29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关于处决46个人的报告，斯大林大笔一挥：“Расстрелять всех поименованных в записке. И. Ст.”（枪毙名单上所有的人）。
根据斯大林的这个批示，2月23日这46个人全部被枪决。注意，这一天正是苏联“红军日”，即苏联红军的建军节。原来，1918年2月18日德国撕毁与苏俄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向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发动进攻。2月23日红军在圣彼得堡西南约250公里的普斯科夫击退德军，取得一次重要胜利，1922年将这一天定为红军诞生日，1923年起称“红色陆海军日”，简称“红军日”。1949年改称“苏联陆海军日”，1995年再改称“祖国保卫者日”。
1942年2月23日这一天被枪决的46人里有17名将军，包括：
彼得·克略诺夫中将（1894—1942），被捕时任西北方面军参谋长。
伊凡·谢里瓦诺夫中将（1886—1942）。
叶甫根尼·普图辛（1902-1942），空军中将，曾以“何塞将军”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
彼得·蓬普尔（1900—1942），空军中将，拉脱维亚人，原名“Рēteris Pumpurs”，曾以“胡里奧上校”化名参加西班牙内战。
巴维尔·阿列克谢也夫（1888—1942），空军中将。
康斯坦丁·古谢夫（1906—1942），空军中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捕时任远东方面军空军司令员。
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1890—1942），工程兵中将。
恩斯特·沙赫特（Ernst Schacht，1904—1942），空军少将，德裔瑞士人，1922年18岁时移民苏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36年11月7日率领轰炸机中队成功阻止佛朗哥军队攻占马德里，获授苏联英雄称号。
伊凡·谢尔盖耶夫（1897—1942），军事工业人民委员。
不难看出，与纳粹德国形成鲜明对比，1936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取得实战经验的苏联空军骨干几乎全部在“大清洗”中罹难。另外，两次“大清洗”的殉难者中有很多拉脱维亚人，大多是红军、尤其是空军重要将领也值得注意。
第二次“大清洗”被捕的人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被捕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梅列茨科夫和军工人民委员鲍里斯·瓦尼科夫（1897—1962）。梅列茨科夫9月被释放，后来晋升至苏联元帅。瓦尼科夫7月25日获释，后来仍然负责军需生产，“二战”结束以后负责过苏联核武器研制。
24. 大考第一场：不及格
就在斯大林、贝利亚忙着对红军将领进行第二次“大清洗”的时候，真正的考验降临了。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动用兵力（390万人）和投入飞机（4,389架）、坦克（4,300辆）、火炮（46,000门）等武器装备之多，战场之广阔，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罗斯的那支大军，包括法军和附庸国军队，也只有60万人。
“大考”第一场，斯大林的成绩只能判为“不及格”。苏军都没有进入警戒状态，那天是个星期日，00:30分苏军总参谋部才给边防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说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要他们做好准备。按照当时管理水平和通信技术条件，再紧急的命令传达到一线部队也需要相当的时间，3:15分德国空军第一轮轰炸就开始了。大多数边防部队不是接到上级命令，而是被德军轰炸与炮火惊醒的，许多人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从梦乡直接被送进“天堂”。
全线苏军没有进入警戒状态，责任主要在斯大林，因为多种渠道早就表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而他不但没有采取应对措施还拒绝了部下不少正确建议。1940年秋反纳粹组织“红色小乐队”便将得到的有关情报报告苏联，红军情报部门也多次报告德军在波兰大量集结，为此斯大林给希特勒写过“私函”询问，希特勒回信说那是为了避开英国空军的轰炸。朱可夫等苏军将领提出过一些备战建议，斯大林采纳了其中一部分，例如同意将50万预备役人员编入基干部队，把4个集团军调往西部，但拒绝了最关键的让边防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建议。当时的总参谋长朱可夫和他的助手华西列夫斯基、尼古拉·瓦图京（1901—1944）等人，建议以演习为名调动部队到西部边界，斯大林说那样做会引起希特勒的误解，导致战争。他还禁止苏联空军对侵犯苏联领空的德军侦察机采取行动，尽管那样的飞行已经有数百次之多，这让德国人对苏联边境的防御情况几乎了如指掌。
1941年2月中旬，柏林苏联大使馆来了一位德国印刷工人，专门送来一本俄德会话手册。从其内容人们很容易明白那是做什么用的：“集体农庄主席在哪里？”“你是共产党员吗？”“举起手来！”“我要开枪了！”“投降吧！”使馆当即把这本手册送往莫斯科。
4月底，大使馆一秘、也是德语和英语翻译瓦连金·别列日科夫（1916—1998）受美国使馆一秘帕特森邀请参加他的一个酒会，那显然不只是为了联络感情，后者专门把他介绍给一个德国空军少校：“这位少校刚从非洲回来，在这里短期休假。”但当只有少校和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少校却说：
帕特森要我告诉您一件事。其实我并不是来短期休假的，我们的大队已经撤离北非，昨天接到东移至罗兹的命令。……最近还有其他许多部队也被派往你们边境。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本人不希望我们两国间发生什么事情。
别列日科夫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表示感谢，说：“我想德国会遵守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两国之间保持和平。但愿情况会好起来。”
这位德国空军少校的话与其他来源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1939年德军占领波兰后苏联驻华沙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只留下瓦西里耶夫一个人看管使馆及波兰其他地方的苏联财产。瓦西里耶夫到柏林办事，报告说波兰境内的铁路上到处是军用列车，各城市也都挤满了德国军队。使馆武官图里科夫将军和海军武官沃隆佐夫将军也得到同样的情报。
苏联使馆还注意到，德国报刊上又开始频频刊登从《我的奋斗》里摘出的希特勒“语录”。尽管以前也这样做过，但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已经少见。这些“语录”说，德国不应该只要求恢复1914年以前的边界，它需要大得多的生存空间。欧洲现在有8,000万德国人，但不到100年，就会增加到2.5亿。
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地球上占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它的生存自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消除我们人口与领土面积极不相称的现象。
希特勒直言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