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_第1节

德国为什么要二战：来自德国人的反思档案

内容简介

德国人对二战罪恶的反思，为世界敬仰。作者自30年前旅德伊始，一直收集德国人关于二战反思的档案。本书以德国公开的影像资料和解密档案为依据，叙述德国当年发动二战的历史因由，详述了欧洲战场中的重大事件，深入反思了二战给德国、欧洲以及世界带来的灾难。

序言

古罗马历法将一年分为12个月，7月至10月以数字命名，另外8个月以神命名。其中第11个月得名于两面神雅努斯，他的两张面孔，一张回望过去，一张朝向未来。朱利叶斯·凯撒当政后修改历法（那个历也就称“Julian calendar”，儒略历），把一年之始提前到“雅努斯月”，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意思。

本书与读者见面当在一个更需要直面历史的“雅努斯月”，因为人类即将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指出“二战”是“并非不可避免的战争”。首先爆发在欧洲的这场“本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战究竟有着怎样的因缘巧合，使它最终从欧洲蔓延开来，发展成为造成几千万人丧生的惨痛悲剧？

我们所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英语称“European Theatre”。theatre汉语通常译为“剧院”，这让我想起旧戏舞台上的对联：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德国和日本是二战两大元凶，在欧非-大西洋和亚洲-太平洋两大“舞台”上互相唱和。为了对那次战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人对欧洲战场也应该有所了解。对于欧洲战场的了解，人们主要依据两本书，一本是《丘吉尔二战回忆录》，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1904—1993）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这两本书对“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都有客观、详尽的描述。但这两本书的观点是完全建立在西方视角之上的，所以可信而不可尽信。

1982年至1984年我在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大量“二战”德国的档案资料，并可以了解当下德国人对“二战”的真实看法。作为一个在抗日战争中逃过难、躲过轰炸，而且在逃难中失去两个亲人的人，非常珍惜这个能让自己不“尽信书”的机会。

在德国的两年，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又有剪报的习惯，这些都成为现在写作此文的重要依据。我非“信而好古”者，但赞成孔子的话“述而不作”，又赞成胡适的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从那时起，便留意收集有关资料。可喜的是在大量“二战”回忆著述之外，近年来各国档案资料也陆续解密，许多在回忆录里被歪曲或者被选择性遗忘的东西浮出水面，对回忆录是难得的补充和检验。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为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靠纸质图书难以得到的大量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查到，而且德、英、俄、法等几种文字的资料可以互相对比、参照。只要不持偏见，便不难做到兼听则明。

30年前，我亲眼看到德国人非常重视反省40年前那场战争。30年后，他们又把希特勒上台80周年的2013年定为“反省之年”。历史不能“戏说”，但似乎应该允许“杂说”，让人就自己所见、所闻、所思，不依正史、甚至也不依野史的“规矩”拉杂写下，与人交流。中国素有“札记”一体，这里奉献给读者的也许就算这样一本“杂书”。谚云：“十年磨一剑”，我生也愚鲁，奉献给读者的，“钝刀”而已，但磨砺它却用了超过30年时间。所做的基本上是围绕主题提供资料、介绍背景，至于如何判断、如何认识，那是读者自己的事。相信他们都具备独立思考的意识与能力，无需别人越俎代庖。

书中提到的部分人名注有原文，并尽可能注明生卒年份，以避免因同名同姓而引起混淆，也避免因同一名字有不同译法而引起混乱。例如著名苏联元帅谢苗，铁木辛哥（1895—1970）便曾译作“提摩申科”，1957年11月叶剑英访苏时以诗相赠，又称他“铁木辛克”。其实“Тимошéнко”这个乌克兰姓一般都译作“季莫申科”。书中还在部分内容后加了少量外文注释，这有两个目的。第一，我对原文的理解可能有不准确之处，翻译也可能不尽恰当，标注原文，便于读者自己去理解；第二，读者如果对所涉及的问题感兴趣，可据以直接查找相关资料。

本书附有大量插图，对许多问题，它们往往比文字更有说服力。除注明出处的图片之外，大多图片取自已经公开的德国联邦档案图库。

德国印象

一些并不相识的普通德国人，是我认识德国的老师；德国电视，是我认识德国的重要课堂。

1. 初识德国

我在哥廷根的第一个住所，位于北郊雪松路。住地旁有一个小教堂，小教堂一侧是一所小学，另一侧是一片安静肃穆的墓地，里面种了很多花，像一个花园，周末我常去那里散步。每到周末，尤其是天气晴好的周末，总有许多人、主要是老人（尤其是老太太）去那里祭扫，他们把墓地收拾得干干净净。

起初我只是把那片墓地当作花园，但过了不久，当我偶然留意那一座座墓碑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原来，安息在这里的大多是“二战”期间阵亡的士兵。战争结束已近40年，按年龄判断，扫墓的老太太应该是阵亡者的妻子或者姐妹，少数甚至可能是他们的母亲。中国有清明节扫墓的习俗，而这里的许多老人，几乎我每次去都能遇到，看来给亲人扫墓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青壮年男子死亡，战后德国成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许多失去丈夫的妇女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到墓地祭扫，不啻与亲人“对话”。三十多年过去，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战争在她们心灵刻下的伤痕一定更深。

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一张“老照片”：当火车载着从战俘营回家的人驶进车站的时候，妇女们举着失踪亲人的照片询问：“有谁认识他吗？”“他还活着吗？”但是，她们大多数都没能得到回答。

这些妇女是不幸的，战争年代和她们相伴的孩子，难免也要经历苦难的童年，1998—2005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1944—）便是一个例子。1944年4月7日，施罗德出生在离哥廷根不远的小村子莫森贝格。未及半岁，施罗德的父亲，一位德军“代理班长”就在罗马尼亚前线做了纳粹炮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长什么样，儿子也从未见过父亲。施罗德13岁学会开拖拉机，下地帮母亲干活，14岁辍学当学徒，17岁到哥廷根，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一般19岁就能完成的完全中学学业，他22岁才完成。

一个把灾难强加给别人的民族，自己也只能是不幸的。

哥廷根城周围都是树林，树林里有一些木头长凳，散步的人累了可以坐在那里休息。星期天我常常出外远足，有一次坐在长凳上休息，刚好来了一位老先生，大概也走累了，他点点头坐在我身旁。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但那次交谈却让我知道了许多书本不会告诉我的事情。老人告诉我，在德国，人们看到的许多“二战”士兵墓其实都是衣冠冢，亲人埋葬的只能是逝者的衣帽、生前常用物品。当年客死异乡，成为“身死魂孤骨不收”望乡鬼的德国兵，恐怕不少。2004年夏天，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到罗马尼亚访问，专门祭扫了他父亲的坟墓。他和母亲在家乡祭扫的父亲的坟墓，恐怕也只是座空坟。

即便是“空穴墓”，如果有亲人祭扫，也要算幸运的了。在哥廷根西郊一个公墓里，有一大片排列整齐的“二战”阵亡士兵墓，墓碑样式统一，让人觉得它们还像当年的士兵那样排着队列。这是一些无主的坟墓，没有人知道亡灵的亲人在哪里，是否还在人世，还是和他们一样也已葬在无主的坟墓里面。

哥廷根西郊公墓里“二战”阵亡士兵墓（戴问天摄，1982年）

哥廷根与德国其他的城市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它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大学城。当年拿破仑的铁蹄踏遍欧洲大陆的时候，他曾说过：“哥廷根属于整个文明世界。”有传言说：当年希特勒德国与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曾经达成默契，德国不轰炸英国的牛津与剑桥，英国也不轰炸德国的哥廷根和海德堡。不管传说是否属实，事实是这四座大学城的确都在那次大战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损毁甚少。相应地，哥廷根平民的伤亡也就远比其他城市少。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有一节题为“大轰炸”，讲的是他在哥廷根挨轰炸的经历：

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我根本无动于衷，拥被高卧。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顶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连忙狼狈下楼，钻入地下室里。心里自己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不过他也承认：“哥廷根总共被炸过两次，都是极小规模的，铺地毯的光荣没有享受到。”德国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战后季先生到了离哥廷根不远的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才真正知道“大轰炸”是什么样子：

我真正大吃一惊：这还算是一座城巿吗？尽管从远处看，仍然高楼林立；但是，走近一看，却只见废墟。剩下没有倒的一些断壁残垣，看上去就像是古罗马留下的斗兽场。

更让季先生感到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的是，街道两旁高楼断壁之下，地下室外的垃圾堆旁，摆满了花圈。原来，高楼被炸塌以后，许多在地下室里躲避轰炸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被埋在那里了。

1982年我到德国的时候，一座座城市都已“整旧如旧”，恢复了昔日的面貌。老城外面或者旁边，盖起一幢幢现代化高楼大厦，又让人看到它前进的巨大步伐。但是，在许多地方，德国人有意留下一些战争的伤痕，没有去抹平它们。

在柏林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道选帝侯大街（也译为库达姆大街，中国人称之为“柏林王府井”），在靠近市中心最繁华的路段，有一座为纪念威廉皇帝而建的教堂“Kaiser-Wilhelm-Ged?chtniskirch”。然而，现在它让人们想到的已经不是那位德国皇帝，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教堂在英、美空军大轰炸中被炸成一片废墟，战后没有修复，而是在旁边另建了一座六方柱形极其时髦的新教堂。每天从早到晚，废墟都看着身旁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而乘车或者步行经过的人，也不由得会朝它投去沉思的目光。

在德国南部最大的城市慕尼黑，我参观过1826—1836年间建成的老画廊和“二战”后新建的新画廊。前者是欧洲最著名的画廊之一，藏有中世纪至19世纪初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在1944—1945年大轰炸中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战后修复了，但1983年参观的时候外墙上仍然可以看到炸弹破片留下的痕迹。

慕尼黑有许多博物馆，其中一个十分特别，那就是位于市中心“宫廷花园”（Hofgarten）东侧的巴伐利亚军队博物馆，地图上标注为“废墟”。博物馆建筑相当宏伟，正对“宫廷花园”的一侧是一个持枪士兵的卧像，两边刻着两行字，一边是“我们倒下的士兵”，另一边是“他们还会站起来”。我猜想，建立这个博物馆的目的，也许就体现在这两句话上。废墟南边墙上有一处涂鸦：“再不要有战争”。

2. 纪录片中的“二战”与德国

我在德国两年，几乎每周都要看一个题为“Vor 40 Jahren”（《四十年前》）的电视节目。这档节目收录的是德国40年前的文献记录电影。这些老电影主要是40年前纳粹德国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例如《德国新闻周报》（Deutsche Wochenschau），类似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的《新闻周报》或者《新闻简报》，这档节目还收录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苏联）的同类纪录片。纳粹德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当然都是按照当时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指示拍摄的，但它们毕竟记录有不少真实的历史画面，那些画面不是解说词能任意歪曲的。据当年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回忆，“元首”非常重视这些影片，通常在配音前就要看，由一名军官在旁朗读后期会加入的解说词。希特勒看后会提出意见，修改之后才能正式配音。40年后，德国电视台按照原样重新播出这些电影，包括解说词在内都不作任何改动。当年它们的作用是欺骗，现在它们的作用则是警示。德国电视台常年安排这样一个节目，目的便在于此。跟随这些电影，观众似乎重走了一遍“二战”历程。可惜的是，我没能跟随这个节目走完全程，只走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一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