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孔子不称禹为圣人,而称他为六君子之一;在《论语》中,孔子也只淡淡下了“吾无间然矣”(我没有什么好批评的)的评价。
但我每次读到这段记载,就会深深感觉大禹实在是一位胸襟过人的领袖人物,因为他居然愿意推荐杰出的下属给上位者!能念念不忘他人之功,方能得人之死力,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其实是不太多的。
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舜赐姓嬴氏。
后来舜因为禹的推荐,也赏赐了大费。大费在治水之后,又帮助帝舜“调驯鸟兽”,立下了许多功劳。
在《秦始皇:诈与力的极致》中,我曾经提过在仰韶到龙山的第一次巨变后,社会阶级开始快速分化,产生了所谓的血缘贵族。而这批人之所以能够长保两千年的统治地位,除了强调血统的神圣性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垄断了知识。
这些贵族多半掌握了一门到数门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有的氏族专长天文,有的氏族掌握占卜,而秦人的专门技术就是调驯鸟兽,后来在驯马跟驭马方面更是特别杰出。各种高精尖的知识,在那个时代只能在贵族之家中代代传承,这些人便借此来保持他们优越的地位。
而因为大费有“调驯鸟兽”的功劳,帝舜“赐姓嬴氏”。在《秦始皇:诈与力的极致》中,我曾经谈过姓与氏的分别,秦始皇之所以姓嬴,正是从此而来。
秦人的祖先是否真的起源这么早?是否真的曾经参加大禹治水和为舜驯鸟兽?或者这都只是先民万神殿式的传说?现代学者对这些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至少秦人自己对这些祖先传说是深信不疑的。
其玄孙曰费昌,……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大费的玄孙叫费昌,费昌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他是夏桀时候的人。熟悉先秦历史的朋友看了可能会问:“不对啊,大费与大禹是同时代的人物,大费到费昌才五代,可是大禹到夏桀足足十四代十七位天子,费昌怎么可能与夏桀同时代?”可见古人连计数都不会,造假都造得如此离谱,其说实在无稽。
其实这可能是后人对“玄孙”一词的误解,在古代典籍中,“玄孙”除了有“第五代孙”的意义外,有时也泛指“遥远的子孙”。例如《左传》中说“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及而玄孙,无有老幼”,便是指后者而言。
夏桀是夏的最后一位天子,在夏桀的末年,秦人的祖先迎来了决定他们命运的第一次变局。那就是夏商兴替,新兴的商汤要打倒旧有的夏桀,来建立新的王朝。在这次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的变局中,秦人的祖先应该将宝押注在哪一边?
结果秦人的祖先“去夏归商”,把全族的命运押在商汤的那一边,族长费昌亲自为汤驾车,帮助商汤在鸣条击败了夏桀。他们押对了宝,赌赢了这场巨大的赌博,有了一飞冲天的机会。此后秦人的祖先世世代代都为商朝王室服务,一步一步地建立功勋,终于成为诸侯。
秦人的祖先原来到底是什么地位?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秦的祖先可能是奴隶出身,也有人认为秦的祖先本来是最低的一级贵族。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至少从“遂为诸侯”四个字来看,在这之前他们绝对不是诸侯。
这一族从下层通过几百年的不懈努力,在商朝末年终于得到了诸侯的地位,实在令人佩服。然而得到了诸侯的地位,是不是代表他们此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到了商代晚期,费昌的子孙叫蜚廉(有的书写作飞廉),蜚廉的儿子叫恶来。这对父子在中国的小说《封神榜》中实在太有名了,因为他们是“助纣为虐”的奸臣。
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
从《史记》的描述中,看得出这对父子的才能出众,儿子是大力士,父亲善于奔驰,我个人怀疑这一点和秦人善于驾驭车马与作战有关。他们父子俩得到商纣的赏识,原本可以凭借这一点安享富贵。但这一次,秦人在经过了几百年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次天翻地覆的变局,也就是商周更迭。一边是周武王,一边是商纣王,秦人的祖先应该将宝押注在哪一边?
很不幸的是,这次他们押错宝了,把全族的命运押在商纣的那一边。结果当然如各位所熟知的史实,周胜而商败,随着商纣的灭亡,恶来也就这样被杀掉了。
人生都免不了赌博,哪怕你准备得再充分,思虑得再周密,在遇到关键抉择的那一刻,也有不得不赌博的时候。但历史的残酷就在于,赌博结果的押对或押错,往往命运就相去甚远。秦人的祖先当年押对了一次,在商朝就有了几百年的荣显和富贵,但这一次押错了,他们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关于秦人祖先后来的命运,我们等一下再谈,在这里要先问各位一个有趣的问题。
对于秦人的起源问题,历史学者素有“东来说”和“西来说”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传统学者相信《史记》中的记载,认为秦人确实是嬴姓一族,而上古嬴姓诸氏族多居于东方一带,因此秦人本来源起东方,后来才迁到西北甘肃一带立国,这一派简称为“东来说”。但许多现代学者怀疑《史记》的记载,认为秦人其实原本是西戎一族,等发迹之后企图抬高自己的地位,就伪造祖先的传说,来比附中原的嬴姓先进氏族,这一派简称为“西来说”。
请问各位,你们觉得“东来说”和“西来说”,哪一种说法更可信?
对于大多数现代人来说,由于受到疑古风气和多元思想的影响,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西来说”更可信。一个原本是戎狄的蛮族,为了抬高地位并取得统治中原的正当性,故意捏造历史,说自己的祖先也是黄帝子孙,而且在上古时代立下很大的功劳。这种强调传统史书有问题,古代历史多半为后人伪托的说法,在今天是非常有市场的。
历史的真相如何,在此不敢妄下定论,但我们不妨从考古发现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一九八二年在甘肃甘谷毛家坪曾经发掘过一批秦人墓葬,时代自西周早期至战国初期,前后延续七八百年之久。这批墓葬非常特别,随葬陶器的形态及组合与周人十分相似,可是葬式和周人却完全不同,但其文化面貌与西戎亦无相近之处。因此从墓葬来看,秦人似乎既不同于周人,但他们恐怕也不是西戎。
二○一一年,考古学家又发掘了甘肃清水李崖遗址,时代自西周早期至晚期,其中包括许多秦人墓葬。这批墓葬中出土的随葬陶器,以及墓主人的葬式和葬俗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殷商风格。因此从这些发现来看,早期秦人文化与西北的戎狄关系不大,反而与东方的商文化关系密切。
所以在这些考古遗迹被发现之后,原为现代历史学者所极力主张,认为秦人本是西北戎狄的“西来说”逐渐乏人提起。而传统说法,也就是主张秦人出于东方古族的“东来说”,开始占据学界主流。
当然,各位可能会有疑问,光从墓葬和考古文化来判断,就能够完全确定这件事吗?不必急,这里我要再引用一条新的材料,帮助各位来思考这个问题。
二○○八年,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接受了一批捐赠的竹简,后来被称为“清华简”,据专家判断可能为战国时代的文书。在这批“清华简”中有一篇叫作《系年》,其中记载了这么一件史事:
飞廉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这里的“飞廉”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蜚廉。这里记载说,蜚廉在商纣失败以后,向东逃到了商盍氏的领地,这个地方相传就在山东。后来周成王讨伐商盍氏,杀掉了蜚廉,还把商盍的人迁徙到西边的邾去,这些人就是秦人的祖先。邾在哪里呢?关于它的具体位置,史学家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认为是在今天甘肃一带,这也就是后来秦人立国的地方。
为什么周人要强迫秦人的祖先迁到遥远的西方去呢?《系年》里面讲得很清楚,“以御奴之戎”,就是为了抵御戎狄。换句话说,也就是秦人的祖先被周人当成了炮灰,把他们迁到西方边境去和戎狄作战。
周人真是如意算盘打得好!倘若秦人的祖先战胜了戎狄,则周人就没有了西顾之忧;倘若戎狄战胜了秦人的祖先,则周人没有损失,还去除了隐患。但不知在这一刻,身为战胜者的周人,是否意料到在八百年后灭掉周王室的,正是这些炮灰的子孙。
从考古发现和“清华简”出来之后,在秦人起源的问题上,“东来说”基本上就压倒了“西来说”,成为目前大部分古史学者认可的一个观点。如果上面这些证据真的可信,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轻易推断古人是造假,这种做法和盲目相信古人别无二致,“迷信”和“迷不信”一样不可取。
是的,有些历史确实可能是伪造的,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历史都是伪造的。判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需要一一具体论证,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轻易就下结论。
被迁到西方的这批秦人祖先,后来又如何了呢?《史记》记载,在蜚廉之后,有一位子孙叫造父,他抓住了一个难得的良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
当时的周缪王(有的书写作周穆王)喜欢出外长途巡游,这就需要一个驾驶高手帮他驾车,更巧的是周缪王这次想去的正是西方。秦人的祖先特别善于驾驭车马,而他们被流放到西方已经好几代,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于是周缪王找到了造父为他驾车西游。这根本就可以说是为造父量身定做的机会,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人生在世,决定你能否成功的,一半是人,一半是天。人的部分就是你的德和能,天的部分就是机遇。光有才能,没有机遇,只能怀才不遇;没有才能,等机遇来了,也只能望之兴叹。造父有善御的才能,还碰上了喜欢出游的周王,这就是机遇。造父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遇,因此又迎来了更大的机遇。
周缪王这次西方巡游之旅走得很远,传说他甚至见过西王母。这趟旅程实在让他太快乐了,快乐到忘了回家。此时忽然传来东方徐偃王作乱的消息,周缪王知道后,着急万分,希望立刻赶回去平乱。
各位记不记得,在《秦始皇:诈与力的极致》中我曾经说过,这个社会就是“需要”和“有用”。就在周缪王需要急着赶路时,造父正好有用,他发挥所长,为周缪王长途高速驾车,“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因此平定了乱事,立下了大功。从这里各位就可以看出,秦人祖先擅长驭马,这是他们代代相传的特殊技能,而且水平远超他族。
为了奖励造父的功劳,缪王将赵城(位于今天山西省南部)封给了他,造父这一族便从此称自己为赵氏。我以前提过,姓是血缘的观念,而氏是地缘的观念,所以姓不能变,而氏可以变。嬴是一个姓,姓下面可以分很多氏,太史公算过嬴姓下共有十四个氏,造父这一族就是嬴姓下的赵氏。
秦人先祖的“赵氏”之称虽由造父而来,但严格来说,造父只是秦人的同族。因为当年蜚廉除了恶来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季胜的后代造父,后来成为赵国的祖先;而恶来的后代非子,后来成为秦国的直系祖先。
如果画成表来看,各位就会更清楚:
当时这两族的人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他们都是炮灰,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所以造父受封后,恶来的后人大骆和非子也改姓赵氏,这就是后来《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姓赵氏”的由来。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在数百年后两边的子孙,也就是秦国和赵国,最终成了死敌。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
造父有幸被封到了山西去,但大骆和非子却留在甘肃。非子后来又到了犬丘(位于今天甘肃省东部)这个地方,他继承了祖先“调驯鸟兽”的独门技术,非常会畜牧马匹。周孝王从犬丘人那里听说非子的才华,于是就命他在汧水和渭水之间主管牧马。
在古代,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因为它是军事力量的决定因素,所以后来有很多朝代都把养马看得极为重要。因为非子养马养得实在太好,马繁衍得非常多,周孝王为了奖赏非子,于是就希望让非子成为其父大骆的适嗣。
什么叫适嗣?西周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最在乎的就是嫡庶之分,正妻生的是嫡子,妾生的就是庶子。不论嫡子再怎么无能,他也会是宗族正式的继承人;不论庶子再怎么杰出,他也不能取代嫡子来继承整个宗族。所以我前面才说,这是一个血缘决定一切地位的社会,人的一生基本在生下来那一刻就被决定了。而在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血缘和宗法的时代,周孝王竟然要以王者之尊,来变更嫡庶的地位,让庶子成为适嗣,这在当时可说是惊世骇俗,事实上这就是败坏宗法。
各位不要以为只有周孝王如此,事实上西周有好几位天子,都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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