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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岛、宿务岛、马斯巴特岛等大岛。
相比而言，中国得到的治安区面积反而较小，除了得到米沙鄢群岛中的班乃岛和内格罗斯岛两座大岛之外，还得到了民都洛岛。
虽然相较美国得到的岛屿要少，总面积也稍小一些，但地理位置更关键，民都洛岛到马尼拉不过两三个小时航程，而且民都洛海峡是通往中国南洋殖民地的必经之路，战略意义重大。
其余荷兰、丹麦在这里都没有话语权，因此在会议上他们根本就没有争取。即便荷兰拥有靠近这里的殖民地，但和清楚，这些还很荒凉的热带岛屿的开发成本有多高，不像古巴和波多黎各已经是西班牙人开发出来的富饶热带种植园经济区，这里茂密的原始雨林开发成本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国能够承担的。另外争夺这里，也会跟大国形成冲突，荷兰人识相的表示自己在菲律宾群岛么有利益，也没有承担维持治安的能力，放弃了争夺。丹麦更识相了，能跟荷兰一起瓜分了波多黎各已经是额外的惊喜，犯不着继续展示贪婪，招惹大国。
要说不满的国家也有，美国就是一个，虽然瓜分了菲律宾比台湾还大的一片治安区，但如果有的选择，他们宁可不要这里，也不希望各大国进入南美后花园，英法等国还能接受，中国势力进入哪里，对他们的威胁太大了。
另一个不满的，是德国人，德国人已经习惯了向外表达他们的不满。
国内民族情绪十分高涨，他们刚刚被中国和英国联合排挤出菲律宾，紧接着中英就跟其他国家瓜分了这里，德国报纸上一片批判列强瓜分西班牙殖民地的声音。
海军集团和以克虏伯为代表的重工业集团，开始鼓吹这都是因为德国没有强大的海军，才无法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用带有民族悲情的声音高呼，“伟大的德意志帝国，配得上一个伟大的海军”。
另外他们也不是没有行动，在伦敦会议期间，德国多次派遣舰队到菲律宾区域巡航，但都被中国海军或者英国海军严密监控，当然德国人也不是真的打算再次武力进入菲律宾，只是在表达不满罢了，因此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冲突。
最不满的国家，肯定是西班牙了，列强赤倮倮的以维持治安为借口，瓜分他的殖民地，而且他还有苦说不出，被迫表示欢迎各国帮助西班牙维持殖民地的治安，目的只是希望在治安期结束之后，西班牙还能收回这里。
各国分别表示，为了帮助西班牙，除了出面帮西班牙维持治安之外，还给予了西班牙一笔军费援助，各自数额不等，英国给的最多，给了三百万英镑，中国和美国给了两百万英镑，荷兰和丹麦联合给了两百万。
同时各国保证，将在十年内结束治安管理，将殖民地的管辖权交还给西班牙。但是在治安期，各国治安区的军事和民政，都归各国自己管理。治安区所得收益，用于各国的治安费支出。
说起来，至少在法理上，并不能说列强瓜分了西班牙的殖民地，相当于租借这里十年，当然，如果将来真的会归还的话。
可刚刚得到这些治安区之后，列强马上就行动了起来，以中国为首，马上通过一笔专项治安拨款，向古巴派遣了五千士兵。将自己治安区的大城市圣地亚哥控制起来，这座城市，之前其实一直都在西班牙軍队手里控制着，起义军能控制的区域，不过是一些农村地区，而且还时常被西班牙軍队镇压，起义军真正的基地大多都在山区。
圣地亚哥不但是一座港口城市，而且是古巴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哈瓦那，中国得到的治安区在条件上来说，相当不错。另外还有关塔那摩湾这个著名的地方，也在中国治安区，用来建设军事基地再好不过，但伦敦会议决意中，各国承诺不会在治安区建立军事基地。
可民用港口总没问题吧，偶尔有军舰进入民用港口也很正常吧，所以中国还是划拨了重金开始在关塔那摩湾修建港口设施，打着开发经济的幌子，经济好了老百姓就不会反叛了，带着维护治安的幌子，还在修建要塞炮台，没有军事设施怎么维持治安？
中国的行为，让美国很不满，但是他们暂时找不到证据，中国依然保证不再这里设立军事基地。美国的针对性措施是，他们开始在菲律宾依法施为，在宿务和保和岛修建港口，控制保和海，随时可以出击切断中国的民都洛航线。
随着瓜分西班牙殖民地的行为，中美两国的矛盾更深了，美国国内战后高烧不退的排华声音更响了，而一些政客再次跳出来，开始制造相关舆论，已经开始有人预言两国下一次战争了。
就在各国完成了对西班牙殖民地的分割之后，英国女王在决议书上签完字，见证了大英帝国最后一次扩张之后，八十三岁高龄的维多利亚女王永远的合上了眼睛。
维多利亚女王的离世，顿时压过了一切声音，不管是焦灼的布尔战争，还是对瓜分西班牙殖民地的讨论都结束了，全世界舆论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报道女王的过世。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派去了代表吊唁，欧洲各国王室甚至传承久远的贵族家族，都派去了代表。
跟历史上任何一次欧洲王室的婚丧嫁娶一样，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也是一场各国王室会聚的盛会，同时也是一场外交盛会，在这种场合，往往君主国更能通过姻亲关系，找到共同话题。
威廉二世就开始以此为契机，开展他特殊的王室外交。
他重点拉拢的国家，一个是俄国，一个就是西班牙。
而且他天马行空的建议，加上不顾后果的乱许诺，还真的取得了一些成果。看清爽的就到【顶点网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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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一十七节 让城里人回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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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4年到190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一倍，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无弹窗?@++wwｗ.*t x t 8 0.cC
但经济中积累的问题也非常多，尽管还没有步入衰退，但国际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震荡，这些问题就开始爆发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
五六年间，经济总量增长了一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八十，数据看似不错，但人均这个词汇太具有欺骗性。
事实上，除了增加了两千多万城市中产之外，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尤其是乡村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只局限于谋生，生活水平跟十年前，甚至跟满勤时期相比，都没有明显的提高。
这跟日本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经济总量增加了六成，人均收入增长了四成，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反而比幕府时代更多了。
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民众，受益者除了少部分中产之外，经济增长的收益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成为了工商业原始积累。
客观来说，这是自然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规律。西方人马太总结出来强者恒强的规律，被称之为马太效应。中国人更早知道这个道理，老子说“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些年，朱敬伦的执政过程，始终都没有干涉经济自由，让民间自己博弈，这种博弈的过程，自然会出现优胜劣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
这公平吗？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答案。有些人或许很穷，但他接受能力强的人分的多的道理，认为别人挣钱多是人家本事大。有些人也许很富，但却为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忧虑。更多的则是穷人对自己收入不满，富人则觉得理所应当。贫富越是分化，这种理解的分歧就越大，社会矛盾就越大。
这些年来，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一个方法是继续维持低效率的乡村共同体，不对农业征收税收，将更多的资源留在乡下，维持乡村社会运转，得到的结果是乡村保证了最广大人群的生存，并在社会危机期间，能够承受更多的城市人群返乡；另一个方法是，宣传和鼓励移民。脆弱的乡村自然经济，尽管有亲戚、同乡等关系构成的传统保障体系，但是自然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效率，仅仅能够为生，不可能有太多继续，抗风险的能力太差，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人，一些家庭遭遇变故之后破产。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是资助他们移民。
这两个方法很好的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活在英美体系中，在商业社会里，这种矛盾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历史上最接近解决这种矛盾的，是北欧等的福利社会，二战后推广到了德国和瑞士。
中国可以搞高福利制度吗？
这是一个专家学者争吵不休，讨论不完的话题。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搞不成，至少在发展阶段搞不成。理由很多，案例很详实。因为有的国家曾经搞过，失败了。
瑞典可以搞，瑞士可以搞，因为人家站在产业链的顶端，国民经济以高附加值为主。
澳大利亚可以搞，新西兰可以搞，阿拉柏国家可以搞，因为人家人口少，地大物博，光靠变卖矿产资源就能让国民维持高福利。
看起来中国一条都不具备。硬性推广的话，只会造成一个结果，那就是拉美化，比如阿根廷那样，经济长期徘徊在中端，即上不去，也下不来，不温不火，十分僵化。
这些都很有道理，也可能变成现实。
但出于人情考虑，中国人就活该受穷吗，中国人就永远也无法享有富裕安康的生活吗。
从科学角度出发，也许是这样，因为本国的物质资源有限，平均下来，在任何一项中，可能都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所以中国就应该坚持自由经济模式，让社会，让民众自由博弈，让更有能力，又有效率的人占有更多的资源，从而让整个国家都更有效率。
但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以自然科学原理运行的，组成社会的是人，是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死的资源，工业和机器，人是会思考的，他们是能感受到不公的，他们可以接受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一部分自身利益，但用国家整体效率说服大家接受财富分配的不公，似乎只能让人感到那是富裕阶层的借口。
不止老百姓，就是朱敬伦，对这种各种专家提出的理论都异常的反感，这和农业时代，和士大夫向全民强势灌输的理念又有什么不同，士大夫可以让商人接受商贾是贱业的逻辑，让商人自己都鄙视自己。那么在工商业时代，掌握话语权的强势工商业阶层的观念，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社会真的需要为了效率而无休止的牺牲公民权益，为了效率，而让强者恒强，让弱者被淘汰吗？
从感情上，朱敬伦不接受这些。从理性上，他也不接受这些。
因为他知道，那些在社会博弈中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傀儡，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惧，他们会抗争，会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力。
所以无论从感情上出发，还是从理性上出发，朱敬伦都知道，这个国家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无数次他想到夜读管子那一夜，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精英说，“以法治国，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则安”，这种富民思想，不管是出于美好的愿望，还是出于富民易治的逻辑，朱敬伦都打算试一试。
但他心中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依法治国是这些年来他坚持的，法治思想从小学就开始教育，在教育发达的南方地区，已经渐渐成为了共识，但法律的尊严，更多的还是靠强权来维护，而不是出自所有人的自觉。
因为法律没有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是保护他们的，基于私有产权的法律，更多保护的，还是那些富人。
朱敬伦不求全责备，并不打算施行人人平均财富的政策，但他想让最底层的，最弱势的群体，得到他们可以在社会自然博弈中更多的收获，这总是无可厚非的吧。
他知道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肯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效率肯定会降低的。
这点心理准备他有，他是可以接受牺牲一定效率的结果的，甚至在朱敬伦心中，他并不认为一味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改革开放，我们高速发展了三十年，那又如何？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官民矛盾更加严重。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尽管所有人都受益了，但大多数人的抱怨增多了，是他们不知满足吗？是他们感受到了不公！
日本高速增长了三十年，日本人富裕了，台湾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台湾人富裕了，韩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韩国人富裕了，新加坡高速增长了三十年，新加坡人富裕了，中国高速增长了三十年，中国成了世界上赋税最高的国家。
增长的成果哪里去了？老百姓没有看到。增长成就了跨国公司的利润，增长成就了少数寡头的财富，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