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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精英，因此他们的话语权很大，他们的声音能够得到更大的呼应，至少有一点，大明是此时东亚大陆上唯一的负责任政府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甚至有些认可大明在赈灾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西方社会精英，还发出这样的呼吁，那就是西方社会应该支持大明政府取代清政府，完全管理起这块大陆，这样对东亚这个古老社会来说，才能够跟随西方文明的步伐，进入文明社会。
但可惜这些声音，跟他们政府推行的国家利益不符，政府根本就不可能采用。
此时的西方政府，依然耐心的通过官方渠道，跟满清总理衙门扯皮，他们以援助为由，向清政府提出各种条件，可满清宁可不要援助，也不想让西方人渗透进入本国。于是西方各国各种答应的援助，始终落实不下来，但却秘密支持他们的传教士为先导，早就深入了各地的灾区。
显然西方政府，对救灾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打入大陆深处，如何从更加广袤的满清内地获取利益。
他们跟清王朝的交涉，倒是给大明的救灾行动带来了方便，大明洋务司尽管也跟西方列强一起跟总理衙门交涉，可并没有陷入这种扯皮中，另一面直接行动，组建了铁路公司，又通过铁路公司不断的建设的赈济站，将救灾行为深入了河南和山西。
原本这算是一种入侵行动，可是由于大明和英国倡导下，列强纷纷达成一致跟清政府交涉，希望清政府允许各国进入内地赈灾，让清政府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大明强行修建铁路的行动采取了默认态度。
如果是平常时刻，清政府反倒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利用西方列强的压力，组织大明的这种行动。
但大明以救灾为名，在道义上，将各国拉拢到一起给满清施压，反倒让自己站在了有利的地位上。列强尽管也担心大明渗透进入满清内陆，但他们在道义上，完全无法阻挡这种救灾的行为。而大明也对救灾保持了开放态度，欢迎一些西方友人加入，尤其是传教士这种社会地位很高的精英群体，他们的观感让大明的救灾行为在西方很受认可，西方列强就更无法干涉了。
于是西方列强不干涉，满清政府不敢管，造成了大明自行进入满清领土修建铁路的行为成了一种各方默认的现状。
但也不可能没有任何阻碍，有的是仇视大明的地方官，甚至满清权贵。所以修建铁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阻挠，尤其是当铁路通到济南之后，山东保守势力的反击就开始了。
偷偷拆毁铁路，阻挠铁路施工的情况，经常性的发生。
对这些行为，铁路公司和大明政府采取了强音的应对，铁路公司招募了大量武装人员，而且就是从灾民中招募。大明政府则进行了军事动员，这些年的军事改革，让大明拥有三十万常备新军的情况下，还能随时征召三十万后备兵员，动员令下达之后，曾经受过训练退役的三十万预备役紧急武装起来，让大明的总兵力达到了六十万人。
通过洋务司，对各地对大明修建铁路采取不友好措施的地方官进行了抗议，向青岛和秦皇岛派去了十万軍队。
在大明政治抗议和军事威慑之下，还在不断劝阻洋人的清政府马上妥协了，撤了一大批最先对大明铁路工程采取不友好态度的地方官，甚至到最后连那些出现乡间势力阻挠铁路情况的地方，官员也无法保住职位。
因此很快地方官方的敌视态度就消失或者说被压制了，占满清官员比例绝大多数的明哲保身的地方官，不但自己不反对铁路建设，而且还要防备保守士大夫势力起来阻挠，以免让自己丢官。
在这种情况下，铁路才顺利的延伸进了河南和山西。
由于满清的配合，加上列强也表示关切，不愿意招惹麻烦的大明随即调回了在青岛和秦皇岛驻扎的軍队，但铁路公司组织的武装人员却没有裁撤，这些人拿着简单的武器，保卫着铁路沿线的安全。
这种因为官方和民间阻挠的力量，在这个灾荒时期，还不算严重，因为灾荒破坏了传统社会秩序，把守势力的根基宗族势力此时自顾不暇，他们虽然也组织了起来，但主要目的是防备流民，而且能够在灾荒中维持自己的宗族势力其实也是少数，他们犹如一个个被灾荒地区包围的孤岛一样，根本就无法联合起来，无法联合，就无法成为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
但大原则的冲突，却可能让已经紧张到极限的满清王朝变得偏激，此时满朝上下，即便是最乐观，也最喜欢说大话的满清权贵，也相当的低调和沉默，此时没人再讲治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之类的大道理了。
英法美俄和大明的联合交涉，大明军队的动员，太平军的北伐，新疆不但完全失去控制，连陕甘回乱都因为灾荒而再次爆发了出来，左宗棠跟李鸿章淮军换防之后，从苏北调到了陕西，却还是无法镇压这股回人叛乱，整个关中平原本就战乱不断，灾荒一起，更是赤地千里，十里无人烟了。
内忧外困之下，顽固派士气低落，变得异常沉默，洋务派通过外交和赈灾工作，在政治上活跃起来。
可沉默也是一种力量，沉默意味着一种压力聚集的状态，当压力到了极限，必然要爆发开来。
让保守派、顽固派爆发的原因，正是大明侵入东北的行为。
铁路公司招募的劳工，一火车一火车的送到口岸，接着坐船来到大连，通过比救灾铁路更早修建的铁路，进入更北的地方。
灾荒爆发前，就因为俄国人坚持修建恰克图铁路，大明决定修建一条通往北方的铁路，作为一种对抗。这条铁路早于救灾铁路半年开始施工，计划从大连通往满洲里。
铁路的起点在大连，但是铁路的中心则在哈尔滨，以哈尔滨为中心，这条铁路分成两段同时施工，哈尔滨以北到满洲里是一段，哈尔滨以南到大连是一段。
一开始并没有这种计划，而是踏踏实实从南到北修建，因为这样其实最节约成本，可以更容易利用后方基地的作用。
朱敬伦认为必须转移灾区人口之后，才制定了这种分段法，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的利用劳动力，才能让更多的灾民得到安置。
因此才有大批难民不但进入大连，也通过黑龙江和松花江水道进入哈尔滨，从哈尔滨往南往北，大连往北，分三个方向同时施工。
可是哈尔滨此时还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满清康熙时期，关闭了山海关，并在吉林修了柳条边，严禁内地百姓进入柳条边以北，原本生活在这里的满洲人，却大都随着清军入关了，于是导致整个黑龙江甚至大半个吉林都处在一种原始生态状况，除了个别军事据点之外，只有极少数当地部族存在，内地密集的农业耕作区在这里根本就看不到。
这也造成了满清在东北统治的薄弱，才给了沙俄在东北渗透的机会，结果黑龙江以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俄割占，对土地根本没有概念的满清虽然不可惜，但他们担心沙俄进一步南下，所以才在咸丰十年（1860）以后，开放了边禁。
开放边禁之后，虽然山东、河北一带的老百姓开始移民东北，但受到原始生态、交通条件的限制，大部分闯关东的人群，都局限在辽南奉天一带，吉林尚都是一片荒野，更何况更北的黑龙江了。
因此清政府对东北的控制力，依然很低下，这时候大明突然组织大批移民进入哈尔滨，名义上是修铁路好赈灾，可是突然就让守旧大臣，尤其是权贵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忧患冲击，他们认为大清或许会因此失去龙兴之地。
于是在强大的压力下，默认了大明在山东和河北修建铁路，默认了大明在灾区赈济灾民收买人心，大明将灾民转移到东北，其实并没有赈灾收买人心更让满清士大夫担忧，可是这是压到他们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退让了两次之后，他们认为这一次，已经退无可退。
于是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联名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求严禁大明在东北筑路。尽管他们也知道，修建这条铁路，可以安置成千上万的灾民，但是铁路通了，灾民活了，东北也失了。
对这些顽固派来说，灾民死了，以后还可以生聚，土地丢了，可就拿不回来了，最关键的是，而且满人再也回不去了。
少数八旗王公甚至发出了拒敌，开战的愚蠢声音。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次顽固派发动的大反击前，之前异常活跃的洋务派突然集体失声，表现的异乎寻常的沉默。
在顽固派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有所行动，开战是不可能的，还得通过谈判解决，但谈判就必须洋务派出面，这时候他们才开始真正介入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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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六节 付出的代价
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向大明提交照会，希望跟大明商谈东北铁路一事，如果是前几年，大明是不可能接受谈判的，现在朱敬伦的首要目的是赈济灾民，这需要满清政府的配合，至少也不能让他们阻挠，所以才接受了谈判。
但大明坚持认为，从大连修建一条通往俄国边境的铁路，是大明十年前就得到清廷同意的权利，这个权利不容侵犯，谈判可以，但必须基于这个权利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老实说，洋务派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贡献的，是他们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近代化，但要把他们抬到太高的地位，也不是事实，他们跟顽固派相比是有进步意义，但自身依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文人士大夫集团。
但他们跟那些空谈派，保守派和顽固派相比，有一点值得称道，那就是务实。
他们很清楚，谈开战那是不可能的，真能打的话，何至于新疆沦丧，陕甘覆亡，何至于江南半壁不保，甚至都不可能有大明这个国家。
而大明坚持的权利，他们也不能触动，既然大明已经在青岛和秦皇岛开始修建铁路，连俄国人都在修建恰克图到张家口铁路的情况下，让大明放弃修建大连到满洲里的铁路，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顽固派们担心的，不过是丢失满洲，他们就基于这点来谈。
李鸿章表示，大清并不反对大明在东北修建铁路，但是他们认为大明将大清境内的灾民送到东北，侵犯了大清对国民的管辖权，他们要求大明停止这种行为。大明则表示，这是基于仁道的救援行动，并不是对满清权利的侵害。
最后经过激烈的谈判，大明答应满清官府，可以对这些进入东北的灾民进行管理。同时满清再次确认大明有在东北修建铁路的权利，而且也表示不会在对大明转移灾民行为进行干涉。
李鸿章将谈判的结果报告给慈禧太后后，自然没有让顽固派们满意，他们在朝堂上大打口水仗。
顽固派质问，让伪明继续转移百姓，大清如何管辖。李鸿章回答说，在东北建立府衙，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设置新的府县，派驻官员，自然能够管辖。
顽固派质问，现在任由伪明迁徙百姓，百姓不懂大义，见利忘义，被伪明收买了人心，将来要是伪明不愿意接受大清官府管辖，那又该如何是好，因此最好是一开始，就不能让他们迁徙大清百姓。
李鸿章回答说，以夷制夷。将来大明如果不肯接受跟大清签订的条约，自有洋人出面。这段时间他已经跟各国进行了沟通，各国都支持大清在东北的权力，并且表示如果有任何国家侵犯大清在这一地区的权力，他们都会坚决的支持大清维护权利的行动。
李鸿章这段时间跟洋人的交涉，也不是没有收获的，让他更了解洋人，更加完善了他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
于是当跟大明在东北产生冲突后，他一边跟大明谈判，一边还暗中跟其他国家沟通，希望得到列强的支持，大明最后的让步，其实也有列强的态度的影响。英美俄三国都表示，不希望大明借助修建铁路，单方面扩张在东北的权利。
顽固派该不满还是不满，李鸿章早就失去跟他们辩驳的兴趣，只要慈禧支持就行了。
而慈禧太后表示了默认，中止了争论，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出对李鸿章的认可，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在各种派系之间的斗争中，确立了她超然的裁决者的地位，最终一步一步，将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名臣玩弄于鼓掌之间，她能够统治晚清半个世纪，靠的还真不全是太后的地位。
其实何止满清的顽固派对李鸿章不满，大明内部的反对派也对洋务司的谈判内容不满。
对于赈灾，朱敬伦是出于纯粹的为民族保存血脉的考虑，但不可避免，仍然抱着传统士大夫心态，但是却跟满清的文人士大夫完全对立的大明官员们产生别的想法，他们将在山东等地的赈灾看作是收买人心才大力支持，将移民东北看作是大明对东北的开疆拓土而大声欢呼。
可最后大明洋务司谈判的结果是，承认满清对东北的管辖权，既然这样，那大明不是干了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
他们认为大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因此对此十分不满，可大明没有满清那样的朝堂，政府是按照部门各司其职的，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