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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家人，见到邻县械斗造成的惨剧，触目惊心，曾经协约和好。可是却制止不住赤水一带的械斗持续惨烈地进行。最后将所有地区卷了进去。
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就是，官府管理的缺失，太平天国和鸦爿战争，让官府自顾不暇，根本就没有能力介入土客械斗，因此采取了不管不顾的态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的情况下，即便个别有识之士能够和谈成功，可他们的约定根本就没有约束力。
此时双方已经各自组织起来，双方都有伤害对方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陷入了一种类似囚徒困境的境遇之中，你不招供如果别人招供了呢，你就会加刑，你如果招供了，别人招不招你都能减刑，同样的道理，大家手里都有刀，却没有裁决者，你打不打？你不打别人别人来打你怎么办，所以往往一个风吹草动，就能引起一方先下手为强。
对于这些愿意和谈的，朱敬伦指示方山，让他派人跟这些人回去，在他们的地方上主持小范围的立约，不求一地一约，可以慢慢立，就是十个一百个约定也不怕，无非是多刻几块石碑罢了。
立约之后，就保护这些立约的地区，有人侵害他们，不管是土人还是客人，都毫不留情的镇压。
于是立约在小范围区域中慢慢渗透，一旦大家看到这种约定的好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终于在客家人势力强大的高明也有了突破，高明横岗地区的土客乡绅8月底立约，但是高明客家团练不服，大股客家团勇从高明县城明城出发，将横岗附近刚刚搬回来的几家土人杀害。
方山将消息汇报到新安，朱敬伦决定派大军，围剿明城客勇。
这座城池本是客家人从洪兵手里攻下来的，历史上，直至同治元年，高明土勇集结兵力攻打明城，围攻五月不克，用八千斤大炮轰城及用火药炸崩城基仍攻不进。最后城中客人“粮米俱绝，食及草根，木叶、牛皮俱尽”，才被攻破了。此役客人除逃脱数十出降数百外，被杀3000余人。
朱敬伦打算提前两年，攻下高明，他也不打算杀几千人，他也不会需要围城几个月，因为他手里的要塞炮轰破这个县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算最后也杀个三五千人的，朱敬伦依然不会犹豫，因为历史上，高明最后的客家人几乎被赶尽杀绝，原本是客家人最多的一个县，到最后只能在西部山区一个角落还能看到客家人的存在，朱敬伦其实是在救他们。
可是要攻陷明城这样的县城，光靠黑狗手下两千人力有不逮，必须动用在新安一带分散训练的县勇了。
只是之前一直不敢动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是担心英国人图谋九龙，可是8月份，英法联军陆军主力北上了，应该是去打大沽口，第三次大沽口战役爆发，之后会一直持续到攻占北京城，英法联军都不会撤军，这给朱敬伦提供了小半年的缓冲期。
可是让新安县勇分散训练，则是有另外的顾虑，那就是这些人的武器太好了，一水的线膛步枪，一万多火枪兵，这样的兵力掌握在朱敬伦手里，清廷能放心吗？就是柏贵大概都不会放心，无论朱敬伦如何表示恭顺，恐怕柏贵都会担忧。
之前这些县勇全都分散在新安上百个墟市、集镇上，跟当地乡勇搅在一片，柏贵远在广州，也没有刻意安排眼线盯着朱敬伦，因此不可能知道这些县勇的虚实，可是现在一集结，那可就露馅了。
只是这是迟早的事情，朱敬伦的刀子不可能永远藏在刀鞘中，他迟早要向清廷，要向这个世界拔刀的，所以也没多少顾及，知道就知道了吧，反正朱敬伦也没瞒着柏贵，他早就告诉柏贵自己招募了一万县勇，名义是用来防备乡勇以及洋人的，当时反割地运动让各县乡勇汹汹，柏贵并没有觉得有不妥，只是柏贵并不知道朱敬伦组建的不是普通的乡勇，而是手持线膛枪的火枪兵，而且经过良好训练，有专业的欧洲军官团当顾问的一支军队。
可以说名为县勇，事实上比清军所有的军队装备都好，训练有素的多，这样的军队，谁能放心呢。
命令一下，各地的县勇，先后往县城集结，一百人一百人一队，来两百人坐一艘船，运往高明县，绝对不让军队大规模在新安集结，尽量降低这支军队造成的影响。
北方，7月，英军占领了大连湾，并给这里起名维多利亚湾，西方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毛病又犯了，或者说一直都没改过，听到这个消息，朱敬伦暗暗下定主意，等自己第一次伦敦的时候，一定给伦敦起名咸丰村，好恶心一下英国人。
8月，在名为调停，实为间谍的俄国公使的引导下，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俄国人的消息很准确，僧格林沁在这里没有设防，一直要求洋人公使走北塘进京，竟然在这里不设防，僧格林沁倒是埋了一些地雷，结果也被当地百姓告密了，一颗都没有爆炸。
8月21日，英军2500名士兵，法军部属1000人和2连炮兵开始进攻大沽口，早上6点法军炮兵和英军炮兵开始攻击右岸第一座炮台开炮，联军战舰也发炮协助。
这时候僧格林沁从朱敬伦这里买的水雷起了作用，竟然炸沉了英军的一艘战列舰，死伤300多人，僧格林沁十万两银子也算没有白花。
在使用过之后，僧格林沁下令让广東采购一百颗地雷，朱敬伦出于照顾这第一笔生意，基本上给了一个成本价，每颗要价一百两，目的自然是希望战后清政府会看到水雷的好处，大笔订单源源不断了。当然都是以从洋人手中代买为由，可没敢说是自己制造的。
英法联军也是太大意，或者说太看不起清军，他们的战舰选择迫近轰击，根本就不知道清军还会布设水雷，也压根就没往这里想，结果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局部的小收获挡不住大势。英军新装备的阿姆斯特朗后装线膛炮压制住了清军炮台，清军在炮火渐渐不敌，7点半时，英法联军发起冲锋，进行了白刃战，临近10点时攻下第一座炮台。
8月23日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北上直达天津，直隶总督恒福出外迎接，清朝再派桂良、恒祺与联军代表额尔金在天津议和。
9月10日，朱敬伦在横岗一带集结了五千兵力，开始进攻明城，另一场大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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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节 神经病一样
研究第一二次鴉片战争的人往往会感觉到咸丰皇帝有时候像神经病一样，好像人格分裂，时而强硬，时而软弱，最后还逃跑了。
事实上咸丰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他所有的决策，都是经过大臣合议的，他表现出来的精神分裂，其实是满清朝廷的精神分裂。
始终有一批人在怂恿皇帝要开战，这些人往往都是御史言官，既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外交经验，更没有军事经验，但是一个个出口成章。
至少有两个御史，一个是薛淑堂，战前告诉皇帝，和有十害，战有五利，比如说洋人劳师远征，万里裹粮，官军则以逸待劳就地就食；洋人中的真夷人少，假夷人多，还雇佣了一些潮涌（香港苦力），而官军十万之众投鞭断流；还说夷人就是船坚炮利，一旦上岸，不可能是八旗铁骑的对手。
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办外交的老大臣桂良始终在劝和，劝说皇帝让洋人进京谈判，皇帝斥责说在SH都谈不好，还敢放洋人进京，洋人坚持进京肯定别有图谋。
洋人打下大沽口，僧格林沁退守通州之后，洋人坚持要占领塘沽和TJ否则之前绝对不停止军事行动，僧格林沁已经向皇帝建言，让他巡狩木兰围场。结果咸丰让人准备车辆，引起了BJ富人恐慌集体逃亡。不得已咸丰贴出告示，表示他不是要巡狩，正打仗呢，他只有亲征的份儿，哪有巡狩的心情。
大臣当然反对咸丰亲征，咸丰自己也没这个胆子。
怕洋人进了TJ还要进BJ咸丰催促桂良等钦差，急赶慢赶赶去TJ就在TJ谈判，目的是堵住洋人进京的口实。
可就在这时候，依然有人给皇帝出馊主意。
工科给事中何璟上书：夷人一直叫唤着要带兵进京，真叫他们带兵进京，他们敢来吗？不必阻其前来，让僧王在路上设伏，没经咱同意，真来了，咱就打他们。若经桂良同意来了，也可以让僧王在路上截杀他们。
桂良不能失信，但是僧王负有领兵守土之责，他可以不讲信用，半路截杀啊。遥想战国年代，楚襄王遣子良割地于齐，而使昭常守之。齐使至受地，昭常以守土自任，矫楚王之命以拒齐。夫大将在外，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可以不听中央指挥瞎干嘛，弱小的诸候国都敢这样干，何况咱天朝乎？
中国历史太长了，长到有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历史依据，而且还都能得到认可，有忠诚良将会被歌颂，有乱臣贼子也会被歌颂，这种自相矛盾的典故积累的多了，慢慢也就没有绝对的对错，也就没有原则了。
这种不守信也能找出一大堆理由，但同样的，信守诺言的典故也是汗牛充栋，关键就在于当事人想守信还是想违约。
总之何景一番大道理说的天花乱坠，皇帝还真信了。原来这个皇帝不是人格分裂，不是精神失常，而是没有主见，太容易人云亦云了。
另外执政能力确实太差，找大人商议没错，可问题是该找谁商议，商议外交事务，不找桂良这样的懂行的，竟听一些书生的言论，不死才怪。
此时桂良在TJ使出了拖字诀，英法两国提出任何要求，他最后都推诿到他没有权限，得让皇帝定夺，结果英法郁闷了，问他不是全权代表吗，桂良说他代表不来，结果两国不跟桂良谈了，要继续往通州去。
僧格林沁在通州主持，英国人此时以为把清廷吓住了，公使普鲁斯态度蛮横，结果跟僧格林沁谈的不对付，拍桌子就走了，这让僧格林沁觉得很没面子，这个蒙古亲王可不是柏贵，从小大到横行惯了，从来是他拍别人的桌子，还没被人拍过桌子呢，这一恼火，就想到皇帝让他捉拿公使的话，他真的派兵把公使普鲁斯，翻译威妥玛以及一些记者之类的人全都抓了起来。
他不知道他的行为在西方外交观念中有多么恶劣，付出的代价是最后皇帝家的圆明园被烧了。
此时在明城，朱敬伦的大军已经围城半个多月了，这小城还真是坚固，轰了半个月才终于被轰破，三面合围，围三阙一，从北门主攻，倒是轻易就攻进了城内，可却发现客家团勇竟然跟他们打起了巷战。
巷战是最残酷，但也是最锻炼人的。
最关键的是朱敬伦没有退路，在土客械斗中，他必须始终表现出一种强硬和坚决的态度，坚jue维护乡约，甚至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去维护乡约，这样才能让大家都信乡约，才能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保护他们的玩意，最后才会遵守他，械斗才真正能平息下来。
瑞典顾问团不断的制定战术，他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欧洲这个时代的战争，带着一种傻乎乎的骑士作风，就是排成一排大家相互排队枪毙，往往都是在野战，很少发生这种城市巷战。
所以欧洲人的战术始终都显得很笨拙，欧洲战争史中很少有那种出奇制胜的案例，即便是以少胜多的案例，也都是靠着勇气，而不是靠着智谋或者取巧。
但智谋更像是赌博，靠勇气作战，才是正路。兵书也说以正合以奇胜，大军作战大多数还是讲一个堂堂正正的。只是文人太缺乏勇气了，所以总想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其实不过是小聪明，最后往往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瑞典人制定的作战方式也很笨拙，那就是分兵入城，逐街逐巷甚至逐个屋子的清剿，步步推进，说起来简单，但是制定的计划中，应用更多的是几何学知识，选择什么路线推进，始终能够保证后路。
一直用了十天时间，才终于彻底的攻占了这座城，期间打死客勇五百多人，打伤一千多人，全都带走救治。
此战过后，朱敬伦的名气陡然崇高起来，因为他是以客家团勇违约为名义开战的，大家看到了他维护乡约的决心。
当然朱敬伦始终是打着“代两广总督抚土客两家”的名义，此时也让两家看到了官府的决心，毕竟柏贵绝对够代表广東官府了。
而在这之前，土客双方都是不怎么鸟官府的，他们的争斗中，屡次误伤到官兵，尤其是客家人，行动上更是毫无约束，早在械斗刚开始的时候，就有那扶万顷洋的客家乡勇，与恩平、开平的客家人联合行动，焚掠那扶29村，打伤那扶营总司杨兆梦及兵丁12名。
后来发展到客家乡勇平白无故攻打县城，俘虏官员的情况，导致清军认定客家团勇已经变成了客匪，下大力气，调来了湘军剿灭他们。
总之，在朱敬伦之前，土客双方眼里，官府都是毫无威信的，但这一次不一样了，上万乡勇守城，付出伤亡两千的代价，依然被打着总督抚民旗号的XA县勇镇压，这一次他们看到了官府的决心，也就感受到了官府的意志，从而感觉到了官府的威严感。
此时其他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