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留了辫子,偷偷来到福健,在一家小旅店的花园内,他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优良茶树。哄骗店主说“这些树真漂亮,我从海边来,在那里看不到这些树,给我一些种子吧。”善良的店主满足了他的请求。
这一次福健之行,福琼先后从衢州和浙茳其它地区采集了17000粒茶种和23892株小茶树幼苗,他还从宁波、舟山等地采到了大量茶树标本。最后他将和大约带到了印度,并带回了8名中国茶工。
相比东印度公司十几年的努力,福琼的这次偷盗之行才是致命性的,数以万计的茶种和幼苗,足以让中国各个地区的茶树都移植到印度去,同时加上科学的园艺培育,不难培育出适合印度本土的优良茶种。
更要命的是那8名熟练的中国茶工,他们会将茶树的种植技艺,加工方法,原原本本的在印度复制出来。
唯一的利好是茶树一般要在生长十年后才能达到盛产期,加上要培育新茶种的时间,英国人至少还能给中国十年时间,如果这十年中中国没有行动的话,在茶叶生产上被印度赶超就只是注定的命运了。
朱敬伦先后跟英国怡和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汉堡的礼和洋行都谈过扩大茶叶贸易的问题,展现了自己积极推动贸易发展的态度。
还是为钱最不要命的美国人最积极,当朱敬伦流露出这个态度之后,很快就有一个美国人想尽办法求见朱敬伦,他是一个美国散商,没有特定的主营贸易,因为他找不到一个主打商品,他当然对利润最丰厚的茶叶和鸦爿很感兴趣,可是这两项大宗都掌握在大洋行手中,他根本就插不上手。
他这次是通过旗昌洋行找上朱敬伦的,因为他听说朱敬伦这个中国官员希望扩大茶叶贸易,他觉得这是他的机会,他平时就跟旗昌洋行有些生意往来,算是旗昌洋行一个不起眼的贸易伙伴,他忽悠旗昌洋行说他有办法能帮助旗昌洋行扩大在中国茶叶贸易中的份额。
他见到朱敬伦后,给朱敬伦的建议是允许外国商人直接到中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并且提出考察中国茶区的要求。
朱敬伦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但这是一个守旧的时代,朱敬伦无法估量允许美国人进入内地考察的后果,不但他们自身有危险,引起外交麻烦,单单是许可一个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就足够一大群老夫子把朱敬伦喷死了,引起众怒后,就是柏贵都保不住他。
所以权衡再三后他还是拒绝了。
拒绝了一个为金钱冒险的美国商人,朱敬伦并没有在意,因为这样的美国人实在太多,在澳门和香港多的是,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商人并不气馁,心中有了主意后,真的敢做出任何疯狂的事情,没有官府的同意,他竟然私自组织人手闯入了广府的产茶区鹤山,结果卷入了土客械斗,竟然被打死了。
这是后话。
之前朱敬伦一直忙着另一件事,重修虎门要塞的事情。
他已经咨询过几家洋行,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咨询他们,而是放出消息去,方便试探一下英国人的态度,他始终担心英国人会阻止他重建虎门要塞,因为这明显就是防备英国人的。
但没想到态度最积极的就是英国洋行,怡和洋行表示他们英国的大炮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们非常乐意向中国炮台提供全部火炮。
当然英国人的积极态度让朱敬伦很满意,这说明英国人并不是很在意虎门要塞重新武装起来,事实上广府沿海很多防御力量都是第一次鸦爿战争后修建的,比如九龙城炮台,那可是直接瞄准香港岛的,在英国人眼皮子底下英国人都不管不顾,更不用说在虎门几座炮台了,当然如果能交给英国商人,英国就更不会反对了。
只是怡和洋行很积极,但是朱敬伦很不放心,他很担心,或者说他很确定真把这笔生意交给了英国,他这炮台就别想建成了,因为最多半年后战争就会再次打响,英军将再次攻击天珒,那时候英国人如何还能暗示交付朱敬伦订购的大炮,鬼都不信。
可如果不交给英国人,英国随时都可能出现阻挠的情况,他们真的阻挠了,凭借在香港的那些军舰,朱敬伦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当然不止英国人感兴趣,比利时人、普鲁士人、美国人都十分感兴趣,因为这可是一笔巨额买卖,朱敬伦放出风声,要在虎门四十个主炮台上安装重型火炮,这种重炮一门动辄就是上万两,李鸿章后来购买的克虏伯巨炮价值十七万,尽管此时的前膛火炮不可能那么贵,但也是一笔百万规模的交易,谁不动心?
朱敬伦一直没有决定,因为他始终不确定英国政府的态度,毕竟怡和洋行还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如果是东印度公司的话还差不多,因此始终跟各个洋行交流,商讨,询问他们国家的火炮质量等等。
终于英国人坐不住了,怡和洋行竟然说动了额尔金,邀请朱敬伦和其他洋行的古董参观了一次英国舰船演习,当巨大的战列舰主炮轰鸣之后,朱敬伦立马对英国火炮表示了兴趣,称赞英国火炮威力惊人,开始跟怡和洋行商谈代理采购火炮事宜。
其实是他是通过英国海军的参加,摸清了英国政府的态度,看来英国政府确实没有阻挠朱敬伦修筑珠江口防御工事的意思,从这一点上来看,此时的英国佬可比后世的美国佬要和气多了,远没有美帝那么霸道,当然也说明此时的中国对于英国来说,远没有后世的中国对美帝的威胁大。
很快就跟怡和洋行谈妥了40门100磅主炮的合同,每门大炮开价3万两白银,总计120万两,这笔生意让怡和洋行很满意,利润相当丰厚,唯一不太满意的是朱敬伦坚持货到付款,表示一旦大炮到达新安,他会把钱送到香港亿和银行总部去。
双方还签署了正规的商业合同,明确规定了各自的权力和义务,对于违约要进行惩罚。朱敬伦十分确定,一旦战争打响,这笔买卖就要泡汤,到时候他还能借此找怡和洋行要点赔偿金。
但炮台还是真的要修建的,战争打响后,没有炮台防守珠江,朱敬伦真的不敢保证,英国人会不会再次兵临广州城,再被英国人占领,想要收复就难了,因为那时候的英军兵力将会是现在的十倍,再怎么玩无间道也无法弥补如此巨大的战斗力差距的。
所以朱敬伦其实早就暗中向其他对象下了订单,可供他选择的不多,法国人不考虑,半年后法国人会跟英国人一起并肩作战,同样不会卖炮给他,俄国人的火炮技术不行,否则也不至于在几年前被英法联军胖揍一顿,美国人的火炮技术还差不多,即将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中美国的大炮技术还是不错的,但是美国不可信,第二次鸦爿战争中,明为调停,暗中给英法联军做间谍的事情非常不地道,朱敬伦相信,一旦让美国人帮忙修建炮台,战争打响之后,他转手就会把情报交给英法联军。
技术上要过关,还要可信,尤其是后者尤为重要,可供选择的对象就不多了,最后朱敬伦选择了瑞典。
其实早在朱敬伦跟柏贵确定重建炮台之后不久,订单就交给了瑞典人,那都是去年12月底的事情了。
此时带着朱敬伦订单的瑞典商船估计已经快要回到欧洲了,不久之后就有一艘商船从瑞典带回朱敬伦要的火炮和相关的技术人员。
瑞典的火炮技术还算不错,比英国的或许差点,但是绝对没有时代差距,甚至瑞典火炮在欧洲还小有名气,尤其是在步兵炮中,最流行的火炮直接就以瑞典命名为瑞典式,这个小国家在武器领域很有天赋,不止是现在,即便到了21世纪,他也是欧洲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自己设计生产先进战斗机的国家,他们的战斗机比集合欧盟之力生产的台风和阵风也不差,跟法国的幻影系列飞机齐名。
当然最重要的是信任问题,朱敬伦之所以选择信任瑞典,而不是钢铁和制造工业同样发达的比利时、普鲁士等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瑞典东印度公司跟十三行中的潘家建立的百年友谊。
是这份友谊让瑞典人获得了这份价值百万的大订单,还带走了朱敬伦给他们的定金——包括茶叶和丝绸在内的整整一船中国商品,价值三十万两银子,而给瑞典人作保的,正是潘家目前的代言人潘仕成。
潘仕成愿意为瑞典人的信誉担保,保证瑞典人拿了定金后会完完整整送来货物,不然潘仕成愿意赔偿官府的所有损失。
潘仕成之所以如此慷慨,即跟潘家与瑞典人长达数十年的相互信赖有关,更跟潘仕成目前的处境有关,因为潘仕成的靠山耆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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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节 十三行巨鳄
后世但凡提到十三行,知道的人总能一口报出伍秉鉴,但却不知道十三行中的潘家远比伍家底蕴更深厚。
伍秉鉴更出名,是因为美国一本杂志将他评为那个时代的世界首富,却不知道伍家的财富加起来,根本就无法跟潘家相比。
伍家发迹主要就是三代人,第一代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第二代是伍秉鉴的哥哥伍秉钧,等到了第四代掌门伍崇曜的时候,伍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潘家却比伍家从容的多,他们是积累了巨额财富后,主动退出的。
潘家发迹得说伍家之前的十三行总商潘振承,潘振承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有一股子中国农民独有的吃苦耐劳精神,玩命干活养活五个儿子不说,还坚持送他们去读书。
潘振承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但受迫于家庭贫困,13岁的时候就给人当船工冒险出海,把货物贩卖到菲律宾,卖给洋人,在与洋人长期的生意往来中,潘振承学会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
借助这些优势,潘振承24岁的时候,也就是乾隆三年,在广州加入了一个福健老乡的洋行,同乡挣够了钱后,跟许多中国商人一样,带着钱财回老家买地当地主去了。潘振承此时也积攒了一笔资金,向清政府申请成立了自己的洋行,就是大名鼎鼎的同文行。
潘振承没打算挣一笔快钱就走,所以经营上一直诚实可信,得到了洋人的信赖,称他是“最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惟一人物”,发展到最后经常会预支给他多达十万两以上的预付款,这让潘振承的经营如虎添翼。
十年后同文行就已经成了GD最大的商行,不久乾隆下令关闭了福健、浙茳等其他地方的通商口岸,广州进入了长达八十多年的一口通商时代,也进入了潘振承的时代。
开办同文行第十八个年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承被官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并在之后的39年间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不但积累了巨额财富,还在洋人面前保持了显赫的地位,法国商人在根据当时一个与潘启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在《法国杂志》上描述,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任何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
就像伍秉鉴有意扶持美国人一样,潘振承也有自己扶持的贸易对象,就是当时实力还很弱小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原因很简单,这是豪商层次的外交策略,潘振承不可能看到英国人一家独大,他需要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培养竞争对手,就好像后世的美国苹果等大公司,总是培养不同的供应商,让他们竞争然后自己渔利一样,商场上也将就外交策略,甚至西方的外交方法很可能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
因为这样的关系,潘振承跟瑞典人建立了牢固的信任,甚至还参与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生意,在其中投入巨资。
瑞典大名鼎鼎的哥德堡号货船,最大的商品供应商就是潘振承,要知道这艘船可是瑞典举国之力打造的,瑞典国王对此寄予厚望。后来潘振承将自己的一副玻璃画像送给瑞典商人。那幅画像之后一直保留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里。潘振承还是第一个使用汇票跟洋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家,发迹之初,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就是在潘家的商行中当伙计,学会如何跟洋人做生意的。
因此可以说伍家是在潘家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只是潘振承有一种中国商人在文化上的自卑心态,他发家之后不是培养子孙继续经商,而是一心培养有才能的子孙读书科举做官,他的儿子潘有为在乾隆年间考取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参与过四库全书的编纂。潘振承以此为荣,同时以自己的商人身份为耻。
潘振承死前还留下遗训,让潘家子孙永世不得担任总商。甚至在他家的族谱中,都没有记载他当过总商的事迹,他的两代接班人潘有度和潘正炜在族谱中甚至都没有记在曾经经商过,为的就是洗清潘家的商人基因,彻底转型成为一个诗书门第。潘有度甚至比他爹更甚,发出宁为一条狗不做行商首的遗言。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潘振承第四代之后,就退出了商界,潘家的同孚行也卖给了伍家。
至于潘仕成,却跟潘振承不是一系,潘仕成的爷爷是潘振联,跟潘振承是兄弟,也是在广州经商发家,不过做的是盐商。但是潘仕成这一支一直想加入行商,潘仕成的父亲潘正威曾经向清政府申请成为洋商,但没有得到批准。但他们暗中借助堂叔以堂叔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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