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烩掉。郑注本来就是太监走狗，那时候杀起他来就太容易了。郑注不知情，从前的“老军医”现在顿成一方诸侯，屁颠屁颠去赴任。
李训这个人，也真是个矛盾混合体。他本来就是缘太监而致位，最终又想帮文宗除太监。如此超升狂险怪异之士，却能容裴度等德高有人望的重臣；杖杀谋遂太监，又以“朋党”之名驱逐与自己相左朝士……说他无才无德，结论也太简单。
李训紧锣密鼓，以太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又以平日亲信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以王璠为太原节度使（此人先前已坏过宋申锡的事情，不知李训为何选中他），为十一月诛杀太监行动做足了军事准备。
其实，在李训动手之前，还真有一次诛除宦官的绝妙机会——郑注干事很用心，他到凤翔任上，马上精选强悍武士数百人，手持坚棒，怀揣利斧，作为自己的亲兵卫队。王守澄葬礼，要在白鹿原一带的淳水附近举行，郑注密奏文宗皇帝，准备自己率卫队假装送葬，待众太监齐至王守澄墓前举哀时，给公公们来个一锅端。最后时刻，李训私心一闪念，对手下人讲：“如果事成，大功全是郑注一个人的，不如派郭行余和王璠各赴其镇，招募壮士为部曲，与金吾兵士及台府兵士一起动手，诛杀宦官，然后再把郑注也做掉！”由此，失去了除掉宦官的最佳机会。
再往下，就出现了本文开始那一幕。
更可笑的是，李训里里外外安排如此之久，关键时刻竟被太监把文宗皇帝抢到手里，拥有了至关紧要的“王牌”。
作为外面接应的王璠、郭行余两人，王璠“恐惧不能前”，但他手下从行的士兵应声而入；郭行余依前约与李训一起动手，可他手下的邠宁兵一大帮子在丹凤门外都大眼瞪小眼，一个也没有上前帮手。
仇士良等太监控制文宗后，口称敕旨，率禁卫军从宣政门冲出，逢人就杀，并很快关闭诸宫门，把没有跑掉的两省官员和金吾兵将杀死六百多人，血流遍地，人头乱滚。“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接着，仇士良一边安排监军骑马出城追赶，一命在城内大索，把宰相王涯逮捕。
万端拷掠之下，这位七十多岁老头子只得自诬与李训密谋要造反。
王璠带了几百私兵逃回自己长兴里私宅，不久神策军将就带兵尾随而至。发现院墙厚坚，又有全副兵士把守，神策军捕快还挺机灵，在大门外高呼：“王涯等人谋反，鱼朝恩公公让我们请您入朝，代王涯来做宰相！”王璠大喜，忙四开大门，趋出见之。神策军立时把他团团围住。“（王）璠知见绐，涕泣而行”。
最后，王涯、王璠、罗立言、贾竦、舒元舆等人，皆一时被逮捕，最后于长安城内开阔地一起问斩，百官临观。
王璠临死，还埋怨王涯：“二十兄您自己造反，干嘛把我牵扯进来！”王涯抬起血肉横糊的老脸：“五弟，你当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的密议泄漏给王守澄，我们怎么会有今天之祸？”二人同为两个王姓大宗，故皆以大排行称呼对方。
于是，刀光闪闪，人头纷纷落地。“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疑，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王涯之死，最倒霉的要属当时碰巧在其家的两个人：一是王涯远房堂弟王沐，二是诗人卢仝。
王沐乃一穷老书生，“家于江南，老且贫”，听说王涯作宰相，骑驴千里而来，想弄个文案、笔抄之类的职位糊口。王涯势利，老王沐在长安呆了两年，才得一见。王宰相对这位老弟爱搭不理。王沐好歹凑足数两银子，求王涯一个家仆说好话，才得允“以微官相许”。这天，正在王涯家里等消息，赶上太监率军人抄家，一起捆上，直送刑场，与王涯一同腰斩。
另一个冤大头是卢仝——写“七碗茶”诗那位爷。这位诗人也是“老且贫”，事发前一天与几个“诗人”到天涯家里“打秋风”，吃喝多了点，一爽之下，住在仆人房没有离开，转天就赶上大搜捕，也被一同绑上。卢仝不服气，直嚷嚷，“我是山人！”过来个太监拈掌一个大嘴巴：“山人，山人，跑到宰相家来干嘛？一起谋反吧！”捆到刑场，也一刀咔嚓了。翩翩一只云中鹤，飞到宰相宅挨杀！
李训一路急逃，想奔凤翔依附郑注，半路就被人抓住，械送京城。快到长安时，怕自己入京后被太监凌辱、拷打，他对押送军吏说：“抓到我肯定有钱有大官，我听说城内禁兵到处抓我，你们押我进城，肯定禁兵会把我抢去邀功，不如现在杀了我，送我首级报功，最为稳妥！”几个军吏一听，觉得李宰相主意很正，真体贴人，就一刀把李训砍了，提着他脑袋入京。
郑注听闻李训事败，忙赶回凤翔住地，被监军使张仲清诱杀，不仅一家人全被屠灭，亲吏卫士也被杀一千多人。抄家之后，有司上报郑注家里仅绢一项就有上百万匹，“他物称是”。“老军医”玩政治，积了这么多财货，最终白搭。
血雨腥风意悠悠——“甘露之变”后几位诗人的反应
闻知多名朝臣被诛，唐文宗悲不百胜，却也无可奈何。如今，他基本完全处于太监控制之下。只能于深宫九重哀叹悲凄。
太监们骄狂至极，借机报私冤，在京城杀人无数。宦官田全操甚至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士民惶惧，人不聊生。最后，还是藩镇之一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刘悟之子）上表，控诉宦官滥杀，大公公们才有所收敛。
甘露事变后，以太子宾客身份在东都洛阳闲居的白居易闻知长安的老同事们纷纷全族一起上法场，宰灾乐祸地作诗：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显然，退居政治二线的白老头一直胃火灼心，如今看见昔日热火烹油的后来居上者们终于一命归黄泉，难免卖弄自己早退先知的狡黠和明哲保身的智慧。
很快，白居易又作《即事重题》，以显示自己惨剧发生后他在洛阳的惬意和闲适：
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
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
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竟使这个青年时代正直无私的才俊变成如此鄙陋、冷血的老政治动物，令人齿冷心寒。
优游山林、畅饮低酌之间，白老头在暖阁里天天搂着几个未成年少女，放荡老身子骨，一树梨花压海棠，“纵酒放歌聊自乐”。当然，幸灾乐祸之余，也有后怕，也有惊悸，也有自己及时逃离京城政治旋涡的庆幸：
今日看嵩洛，回头叹世间。荣华急如水，忧患大于山。
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未闻笼中鸟，飞出肯飞还。
——《看嵩洛有叹》
看似达观、潇洒，实则势利、贪安。
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辑录的白居易诗，大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实只是老白诗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种种教科书、文学传记书，言及白居易诗，必有两则俗不可耐的大花边：一为“老妪能解”，二为“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老妪能解”完全不能说明白居易的高明，就象今天的大诗人北岛绝不会“夸口”说门口卖菜王大爷喜欢读他的诗一样；“广泛流传日本等国”也是个笑话，白诗浅俗，当日的倭国又是僻荒蛮地，会认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现在拿李贺任何一首诗去问日本的大学教授，也没几个人能究其深远喻意。此外，就象今天美国大片和音乐能深入基里巴斯或基巴里斯类似的小地方一样，白居易诗当时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摆上台面的什么“光荣”。实际上，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是“浅俗淫靡”的“元和体”，后起之秀李商隐、杜牧等人对这种诗风痛心疾首，以“高绝”之诗风想涤洗“元和体”的俗薄和稚陋。
同为官场元老，与白居易相比，裴度虽也浮沉避祸，但很少表露有幸灾乐祸的味道。裴老头以美酒破愁城，诗文之间，只是透露看似闲适的心境，并无隐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愤：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
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凉风亭睡觉》
观裴度在“甘露事变”后的诗文，明显见出此公要比白居易厚道得多。
老年人如此，相较之下，还是李商隐意气风发。时年二十四岁的青年诗人在“甘露事变”发生后，马上作《有感二首》，愤愤不平，感慨时局：
其一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
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
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
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其二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
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李商隐《有感二首》
在《有感?其一》中，诗人前四句先赞文宗英明大略，以袁绍（袁本初）、何述等人汉杀诛除宦官之典，把李训、郑注比作“本初辈”，说他们用心不细，终于造成太臣们的被杀；“有甚”四句，以汉文帝与宦者同车， 爰盎进谏一典指郑、李本想助文宗清灭宦官，但“甘露之变”失败，大臣反被贼人（萑苻）杀害；“证逮”四句，以身材魁悟的汉相王商比拟李训，同西晋王衍不能辩认“胡雏”石勒一样任用小人郑注，最终牵连众臣，一起被杀；最后四句，讲天地之间，恐怖气氛遍布，数百朝官顿入阴曹鬼录。
《有感?其二》，前四句描写皇宫内流血杀人，如同战场，又以东汉卢植、庞萌两人作比，暗示文宗看人不准，没有用贤臣除阉，反而任用李、郑两个人办此大事；“御仗”四句，指事变不成功，曹孟德诛杀宦官亲近的五色棒不仅未成威，反而把中兴的希望也给阻绝了；“古有”四句，还是讲郑、李忽然行事，鲁莽冒失；最后四句，哀叹王涯等大臣糊里糊涂被杀，而近日宫内为皇帝庆寿用的音乐，都仍然袭用《咸池》、《六英》（喻指王涯选定的《云韶乐》）古乐），闻之令人生悲怀。
李商隐的这首诗，现代人看来几乎句句用典，隐晦非常，其实，在当时，稍有一点文化修养的人都可明镜般看出诗中意旨，青年诗人的义愤和正义感，勃勃而发，可以说是那个黑暗时段最大胆的作品。万马齐暗之中，此诗难能可贵。
不久，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对宰相王涯等人无罪被牵连杀戮表示义愤。听闻此讯，李商隐又作《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
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
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
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
早晚星关雪涕收？
诗中前四句以东汉窦融比拟拥军一方的刘从谏，鼓励他应该挺身而出，为皇帝分忧，更应提军而上，像东晋的陶侃调伐叛臣苏峻一样领军前来，诛除宦官势力。后四句，诗人悲愤写道：皇帝如蛟龙失水遭受困厄，作为猛健臣子能不来分担主忧吗？希望刘从谏立即行动，使死者、活人都能化解冤曲，清除盘踞宫禁的阉人，朝士百姓，肯定会拭泪欢舞。此诗盼望之意刻切，愤郁之情溢于纸上，彰显了政治上还很不成熟的青年诗人一片拳拳救国报主之情。
李商隐才子命乖，身逢乱世不说，又处于“牛李竞争”的夹缝中，一辈子蹭蹬蹇涩，衰到十足。从谱系方面讲，他与李唐皇族同宗，但属渺远支系，自童年起就随父辗转奔波。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李商隐巧遇伯乐：天平军节度使令孤楚很欣赏诗人的才思，辟为幕僚。但是，大和七年诗人赴京应试落第，不得已又去华州做幕僚。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令孤楚的儿子令孤綯出力不少，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转年，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辟，为其幕僚，并娶其女为妻——此举成为他日后一生困顿的开端！王茂元在政治上属于“李党”，令孤父子属于“牛党”，李商隐此举，被视为是“诡薄无行”的背叛举动。后来，他在弘农县尉任上又得罪上司，不得不挂官而去。唐武宗继位后，“李党”得势，本来李商隐仁途出现重大转机，但当年其母病逝，依礼要离职服丧。等到他终有机会回朝时，唐武宗崩，唐宣宗上台，尽逐李党，令孤綯为相，诗人自然处于极其狼狈的境地。无奈，他只能只身一人应李党成员、时为桂管观察使的郑亚之邀，远至桂林作幕僚，“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正是诗人当时悲愤苍惶心态的写照。在桂林的一年多，诗人生活基本风平浪静。但郑亚很快因事被贬，李商隐又失去依靠。回到长安后，走投无路的诗人只能厚着脸皮去见令孤綯，得补太常博士。好不容易得一微官，妻子又因病亡故。一击又一击，上天对才人真是太不公平。大中六年，心灰意冷的李商隐又赴梓州为人作幕僚，“刻意事佛”，心如死灰。六年之后，诗人含恨离世。
“甘露之变”后，另一重要诗人杜牧也有感触，但他的态度同李商隐完全相反。当时，一直辗转在外的杜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