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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林则徐办事不力，英军才打过来了。英国人是无辜的，此番前来不是来打仗的，是来和谈的，先前在定海的所作所为属于“激情犯罪”，现在在天津递交的照会有悔过之心。
不可否认琦善润完色的代奏，会让道光皇帝“重新认识”英国人此番前来的目的。
就在几天前，林则徐建议加强战备的奏疏已经送到了道光皇帝手里。当道光皇帝在奏疏中得知英国舰队已经北上而且很可能会前往天津时，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因此诏令琦善只要有洋船到了天津，一定要禁止其靠近，一旦夷船擅自靠近，可以自行剿灭他们。
可是在得到琦善的奏疏后，道光皇帝知道了，天津的防务远不是他想象的那般坚固，而且英国人还有可能凭借船坚炮利，像攻占定海那样攻占天津。这让道光皇帝顿时慌了手脚，于是他立即指示琦善，务必要稳住英国人，至少要将英国人稳在天津海域，绝不能让他们靠近京城半步。
事实上，这正是琦善想要的结果。
琦善身为直隶总督，最害怕在自己的辖地开启战端，因为一旦开战，无论自己多么尽心尽力应对，皇帝陛下都免不了会给自己扣上一顶处置洋务不力的罪名。现在皇帝陛下要自己稳住英国人，而且看起来对林则徐的信任态度有所改变，对于琦善而言，接下来自己将会有发挥的空间。
“只要撤销林则徐等人的职务，给予一定的惩罚，就可以使英国人满意地退兵。”在得到皇帝陛下让自己稳住英国人的诏令后，琦善终于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
我们找不到任何史料可以证明，琦善如此不遗余力地在道光皇帝面前诋毁林则徐，是因为两个人在官场上是政敌。琦善这种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规避风险的行为，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倒是符合中国传统官场的一贯作风。但是从当时中英两国的军力对比角度，以及先前已经成为各种事实的态势来看，琦善主和并非完全错误。今天我们骂琦善是卖国贼，只是源于因为他的建议，使得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责罚，然而一个国家的政治事件，是不能完全站在道德角度立场去评判的。
琦善建议处理林则徐的意见，让身处慌乱之中的道光皇帝似乎找到了一盏明灯。站在只求“太平管治”角度的道光皇帝觉得，如果处理了林则徐就可以让英国人退兵的话，代价不算太大，因此听从了琦善的建议。
七月二十二日（8月19日），道光皇帝发布谕旨，罪责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在广东禁烟措置失当，办理不善。次日，琦善奉道光皇帝谕旨，让懿律带领英国军舰退回广东，承诺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可是英国人不为所动，依旧盘踞在天津海域附近，并不时地张扬武力，逼迫清政府必须同意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
英国人不按常理出牌，使得道光皇帝很是无奈。然而英国人此时还没有想攻打天津，甚至对于能否打下天津心中也并没底。在他们看来，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是道光皇帝的态度，现在这位皇帝告诉他们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这种态度充分暴露了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心虚状态，而背后隐藏的则是军事实力的虚弱，这一点英国人看得十分明白。
所以英国人决定再赌一把，他们坚决不离开天津海域，看看接下来道光皇帝会如何应对。
事实证明，英国人等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八月四日（8月30日），作为皇帝的全权代表，琦善来到大沽口与英国人展开谈判。
今天回首那段历史时，我们对琦善的印象大部分是停留在奸恶小人这个层面，可据正史记载，当时在外国人眼中，琦善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学者型官员，当然也是一位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琦善是一个和林则徐一样意识到大清帝国面临种种危机的官员。当上能和皇帝说上话的官之后，他力争让皇帝明白已经不能再将英国当作蛮夷看待。
在那个中国对世界还是一片模糊的时代，琦善虽然对世界形势也只是表面上的认知，但他想到了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新颖而不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事实上琦善的这种想法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实现，那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诞生了。
琦善在大沽口海滩的帐篷里，与英国人唇枪舌剑地谈判了两天，最终的结果是，懿律告诉琦善，如果想让他们掉头返回广东，清政府必须同意偿还鸦片烟价以及接受所有提出的条款。如果条款不被接受，那么停在天津海域的英国军舰将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对清政府实施军事打击。而且，琦善要在六日内给予答复。
事实上，早在琦善接到道光皇帝让英国人退回广东的谕旨后，身处战争一触即发的辖地之内，琦善并没有一味地妥协。作为封疆大吏，琦善面对英国人时还是适度地保持了尊严。七月二十三日（8月20日），琦善两次发出照会，向英方重申鸦片本是清政府的违禁物而且已经烧毁，本国皇帝陛下是断然不能允许偿还的。琦善警告英国人，自己已经开始在沿海地带加强战备，如果英方贸然开战，英国军队远道而来势单力薄，大清方面则是以逸待劳，对英方极为不利，希望懿律能够谨慎对待。
照会发出后一直到琦善到达大沽海滩之前，英国人一直处于犹豫之中。他们此番北犯天津，首选是用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同意所提出的条件，而且此时中国北方开始逐渐转冷，随着季节的变化，英军中开始出现疾病，客观条件对英军并不十分有利。因此懿律权衡之后，决定无论清政府是否答应所提的条件，英方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不宜采取军事行动。当然后来在大沽海滩和琦善的两天谈判，懿律也是在做着最后的努力，算是对琦善连蒙带唬的一种赌博。
从八月六日（9月1日），琦善提出让英国人掉头南返，到八月二十日（9月15日）为止，琦善始终没有正面给予英国人答复。英国人反复催促，琦善总是用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进行敷衍。或许琦善也看出英国人在天津海域待得并不舒服，所以能拖一分便是一分，正所谓没有结果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开始向着琦善设想的方向转变。八月二十日（9月15日），懿律看到琦善始终没有回复后，同意将谈判地点改为广东，懿律还特意照会琦善，清政府可以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酌议办理。
琦善接到照会文件后，兴奋得差点儿跳起舞来。
“赶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皇上！”
琦善认为这实在是个向皇帝陛下表功的好机会：林则徐在广东惹的麻烦，在他这里轻而易举地化解，虽然他采取的方式有些无厘头，然而在皇帝陛下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指导思想下，他是很可以骄傲一把的。
天津大沽口谈判，在琦善的“拖”字方针指导下，尽管英国人以武力相威胁，但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英国人在这场较量中没占到什么便宜，但这并不说明英国人惧怕大清帝国。我们知道，这次谈判中英国人没能达到目的，是受到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的制约。
然而对于道光皇帝而言就不一样了，英国人退回广东，使这位对天下大势认识模糊的天子，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英国人出兵，仅仅是为了通商和“申冤”而来，现在居然没费力气对方便退兵而走。这让他认为英国人也不过如此，所以认为未来在广东的谈判，可以放心地交给琦善，相信他依旧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九月三日（9月28日），道光皇帝谕旨军机处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由琦善接任两广总督一职。
皇帝陛下继续高枕无忧，而琦善似乎也从天津大沽口谈判中找到了和英国人打交道的方法。当时有人向他讨教退敌经验，这位面相和善的学者型官员倒也实诚，说了句：“吾有何法？不过骗其走开耳！”
“不过骗其走开耳！”这就是堂堂大清帝国当时在外交事务中的所作所为，不知道琦善是否明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国际事务，他可以将英国人骗离天津，但却无法骗得英国人放弃根本利益，广东将注定成为琦善甚至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场。
广州谈判注定与天津谈判不同。英军从天津撤离已经表明了姿态，当然他们也已经摸清了清政府的态度，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兰多对天津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他指令接替因病回国休养的懿律职位的义律，要在新一轮的广东谈判中采取强硬措施。
而先前在天津会谈中尝到甜头的琦善，决定在广东谈判中继续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去应对。
琦善到达广东后，一反林则徐加强战备的做法，对英国人做出求和的姿态，以期望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国人也能够高姿态地做出让步。然而这种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在英国人那里丝毫不起作用。
十一月十四日（12月7日），义律照会琦善，重申在天津谈判所提出的条款，显然义律的态度并没有因为琦善的高姿态妥协而有所改变。
对于琦善而言，广东可谓是山高皇帝远，为了避免因自己谈判不力而引发战争，未经道光皇帝允许，琦善在十一月十八日（12月11日）私自答应赔偿英国人烟钱五百万两。不过琦善也暗示义律，希望他不要坚持让大清帝国割让岛屿，不然的话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会很不好应对。
站在中国人的思维角度，琦善对英国人可谓是十足的够意思，按说英国人也应该给予回报，在其他条款方面做适当让步。
琦善的妥协并没有换得英国人的理解，然而可悲的是，琦善坚持认为自己的诚意还不够，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5日）又私自答应追加赔偿烟款一百万两。
义律依然不为所动！
义律的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做法，将琦善挤进了死胡同。万般无奈之下，琦善只得上奏道光皇帝，说英国人态度蛮横，张嘴闭嘴就是开战，而自己在广东是没有把握打赢英国人的。如果谈判破裂，后边的事情只怕会更加糟糕，希望皇帝陛下允许赔偿英国人六百万两，并在广州之外，于厦门、福州两处允许通商。
奏疏送到紫禁城，道光皇帝愤怒了！
“愤恨之外！无可再谕！”
据说道光皇帝说这话的时候，嘴角一直在颤抖！
一连十多天，琦善都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谕旨，只能继续拖下去。可是英国人却不会跟着琦善的节奏，十二月一日（12月24日），义律向琦善发出了开战通牒，限定四日之内，必须详细答复英国人所提出的条款，如不同意，四天后子夜时分开始发起进攻。
琦善知道这次无论如何是拖不下去了。
没有接到谕旨，并不代表琦善就不能通过其他渠道知道皇帝陛下的态度。当得知皇帝陛下对他十分不满时，琦善终于挺起了腰杆，虽然这与他的一贯作风严重背道而驰，但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考虑，琦善硬着头皮复函义律，可以考虑赔款，但要求英国人撤出定海，并坚持不准增开贸易码头。
为此，双方继续争执不下。
在官场上顺风顺水的琦善，没想到有生之年会碰到一群死脑筋的英国人，而且皇帝陛下并不想就此妥协，这让琦善有些骑虎难下，他越来越感觉到这次谈判逐渐偏离了他所能掌控的轨道。问题的关键是，英国人的炮弹或许明天就会落在广东的海滩上，在皇帝还不知道目前形势的情况下，英国人一旦翻脸开战，琦善将会是吃不了兜着走。
经过慎重思考，琦善还是决定继续向上汇报，告诉这位有心成为圣明之君的皇帝，广东这块地盘已经是军情日趋紧迫。
琦善的奏疏让道光皇帝既气愤又无奈，赔偿烟款的事情还没有决定，现在又送来了“军情迫切”的奏折。虽然道光皇帝很想让琦善自己去填这个窟窿，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国家利益的玩笑是万万不能开的。因此道光皇帝在勉强平息了心中的怒火后，立刻采取措施，在广东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
通过先前多次和英国人拉抽屉式的较量，结合琦善“军情迫切”的奏折来看，道光皇帝似乎明白了，英国人此番前来并不只是要扩大通商那么简单。因此他谕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要大力加强防务，加紧操练兵丁，以期有备无患。
英人肆求无厌，难以理喻，匪特地方不能给与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今绝其冀幸，必生觊觎。
看这道谕旨，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情绪可谓是一次大爆发。皇帝陛下对英国蛮夷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接下来便是做好开战的准备。然而身在广东前线的琦善做好应战准备了吗？
答案是：没有！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从来不与广东的地方官进行商议，凡事都是自己独断专行。当然谈判这件事，琦善这么做倒还说得过去，毕竟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然而对于防务问题，琦善也是独断专行，这显然就是不自量力了。他甚至将道光皇帝的谕旨也压了下来，不让其他官员知道。例如广东巡抚怡良和广州将军阿精阿，直到转年三月才知道皇帝谕令琦善要加强广东防务的事情。
可以说当时对待英国人的态度，道光皇帝和琦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大清帝国在对英事务中，犹如一盘散沙。皇帝的指令得不到认真贯彻，包括琦善在内的诸多大臣，谁也没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因此对外事务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反观英国人，从本国政府决定对华采取武力措施之后，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英国人可谓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
这一点从义律接下来使用的手段便可以看出来。
8. 义律的以和掩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