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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来禁绝鸦片，因此在这种认知基础之上，对禁烟在英国人当中会引起何种反应，英国人会不会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动用武力，从来就没有成为道光皇帝考虑的中心问题。甚至在英国人借口鸦片问题，进行调兵遣将的时候，道光皇帝还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人在“嘘声恫吓”的无能表现，因此既没有和大臣们商议对策，更没有坐出相应的备战部署。
如果从道光皇帝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的这种应对，只能说他对英国人即将动武的认识非常模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英国人来华的目的产生了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做买卖，谋取经济利益，最多是多要些银子罢了。事实上，正是这种闭塞和无知，使道光皇帝与发展中的现实严重脱离。然而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连我们现在的中学生都可以看清的问题，他却看不清呢？想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更早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创建八旗制度，做到了“人皆为兵，不啻举国皆兵”，大清铁骑驰骋萨尔浒，曾经震动整个北方。皇太极继承余烈甚至超过前辈，征服了蒙古和关外地区。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多年的多尔衮，促成了入关后大清第一代皇帝顺治的一统天下。后来康熙更是战功赫赫，平定三藩以安定南方，又剿灭郑氏，控制东南沿海重要战略据点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击败了北方沙俄，进而打消其对我国东北的觊觎；三次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并派兵入藏巩固了西南、西北边陲。雍正皇帝即位后，帝国再次展示武功，平定青海和硕特贵族叛乱，成功反击了准噶尔贵族的第二次叛乱，再次震慑沙俄的野心，划定了中俄边界。乾隆时代，大清的武功达到鼎盛，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四处用兵，号称“十全武功”，自诩“十全老人”，这种显赫的武功在历史上印下了“有清以武功定天下”的结论。
从努尔哈赤一直到乾隆甚至是嘉庆时代，大清帝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显赫的武功不仅为帝国带来无上的荣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帝国高层的统治者们产生一种自大的心态。在鸦片战争之前，帝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带着这种自大的心态，甚至有一种主观上的臆断，那就是大清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自身有着大黄、茶叶、瓷器等夷人没有却又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可以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
这种臆断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逐渐成为帝国高层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直接依据。到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历史上的“武功盛世”依旧陶醉着后继者们，令他们不时地去追忆那过去的辉煌伟业。
然而从今日的中国版图来看，当年大清帝国将近二百年的武功盛世，征战范围基本上都是在本国之内，唯一与外国人交手的记录也只有沙俄，因此大清帝国的武功盛世绝大部分只能说是内战内行而已。
时过境迁，大清帝国18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恰是走向衰败的开始，在嘉庆中期时，帝国已经变成一个内壳中空的“巨人”，这种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而且面对世界大势的快速变化，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在依靠祖宗们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们的雄才大略、气魄和品质。
我们不能否认道光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本人也厉行节俭，勤于政务，可是他的这种理想仅仅局限于大清帝国内部，还是一种建立在做好守成之主的理念之上。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道光皇帝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者，不可避免地也继承了先辈们那种自大、高傲的心理状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对英国人动用武力的反应是麻木不仁，无疑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
在道光皇帝“边衅不容轻启”的理念支配下，当时除了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之外，整个大清帝国嗅不到一丝战争即将临近的味道。林则徐多次提醒皇帝陛下，希望广东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援，然而除了几道勉励做好广东防务的诏书之外，林则徐什么也没有得到。
3. 战争的序幕
为了巩固虎门销烟的成果，进一步杜绝鸦片的输入，林则徐要求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保证未来在对华贸易中永不夹带鸦片并签具甘结，如有违反货尽没收，人即正法。当然林则徐并不是那种极端的人，他还是将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严格区别开来，以今日的视角来看，这是捍卫国家主权的正当自卫措施，而且林则徐的规定也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一部分守法商人的理解与支持，纷纷签字具结进口贸易。据统计，虎门销烟后到鸦片战争正式打响之前，进口的外国商船共有六十二艘，总贸易额达到二百万元。
然而被迫同意缴烟的义律，在得知英国国内有对华动用武力的意图后，对中国的禁烟措施采取了抵制态度。对林则徐提出的外商进口贸易先具结不夹带鸦片的规定，义律采取执行一部分作为缓冲。首先承认“货尽没官”的内容，表示愿意具结，但反对“人即正法”的条件。为了向林则徐表明他反对“人即正法”的决心，他利用自己驻华商务监督的身份和职权，禁止英国商船驶进黄埔，强迫在广州的英商退出广州前往澳门。
义律的这种行为，如果换作其他钦差大臣，或许正好可以用作向皇帝陛下表功的资本。
但林则徐在当时是稍具世界眼光的人，虽然他也并不了解双方贸易究竟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但他本着既成定式不可轻废的原则，也遵循皇帝陛下“边衅不容轻启”的指示，为了恢复中英贸易的正常进行，派人携带因销烟而“赏赐”给英商的茶叶到澳门催令义律尽快具结。
然而义律拒绝接受茶叶，当然也再一次拒绝具结，反而提出要以澳门为立足点装卸货物，企图逃避大清帝国的法律约束。这当然遭到了林则徐的断然拒绝。当时到达广州海面的英国商船已经达到了三十二艘，为了打破义律破坏具结的阴谋，林则徐宣布船内无鸦片者进口报验，有鸦片者自首全部呈缴者准予奏请免罪，而且不影响今后贸易，如果不敢呈报的即日扬帆回国，大清政府也不再追究。
当时有人认为林则徐的这个决定，是对英国人的变相妥协。事实上，林则徐依旧是在遵循皇帝陛下“边衅不容轻启”的指示原则，沿着尽量使中英贸易正常化的道路，想团结大多数守法的英国商人，进而孤立义律。
可是以今日视角来看，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即使林则徐是那个时代稍具世界眼光的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现状所带来的影响—林则徐显然忽略了，义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代表的是英国政府。林则徐的“开恩”行为不可能感化、打动义律，原因就在于英国已经在义律的影响下，开始寻求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
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一群英国水手在尖沙咀登岸，向当地居民索酒未成，进而与当地民众发生争斗，村中的许多村民被英国水手打伤，其中一个叫林维喜的村民因受伤过重于次日身亡。
林则徐得知林维喜事件后，义正词严地要求义律交出凶手，听候大清律法的处理。义律表面上悬赏捉拿凶手，可是暗地里却送给死者家属一千五百元，想私自了结这事，以使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林维喜命案纯系误伤所致。后来义律虽然缉拿了五名凶手，但拒绝交给林则徐，而是自行组织审讯，对其中情节最严重的三名凶手，也只是罚薪二十镑、监禁六个月，而其余两人各只罚十五镑、监禁两个月。
义律的这种做法，等于是纵容杀人犯的行为，也是在变相告诉林则徐，中国人的命不值钱。从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在条约中对治外法权的重视这一点来看，义律是在寻求治外法权的尝试，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商务性质的范畴，费正清先生的《剑桥晚清中国史》中也指出，义律从一开始担任中国商务监督起就认为，对于身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来讲，获取治外法权原则并不比他们的利润重要。
义律把贸易与法权联系在一起，就等于将商业领域的事情渗透进了政治领域，而他这种做法也成为鸦片战争之前的1839年造成中英两国紧张氛围的刺激因素。
如果说在林维喜事件之前，中英双方或许还可以说是在商业领域或者与义律个人之间存在矛盾与摩擦，那么从林维喜事件后，性质开始转变，林则徐和义律似乎都意识到两国的问题已经转向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问题最极端的解决方式就是战争。
面对义律的这种挑衅行为，林则徐果断采取了更为有力的制裁措施：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停止对英商的物资供应，并宣告澳门民众，三天之内撤回英商雇用的中国买办和工役，而且他与邓廷桢亲驻香山县城并派兵分别把守要道实行戒严措施。澳门当地政府按照林则徐的指令，下令寄居在澳门的英国人在七月十日之前离开澳门。
对于林则徐的制约措施，义律并没有立即采取反制约手段，而是在观望几天之后，于七月十八日率领五十七家英商全部撤离澳门，寄居于尖沙咀的货船之上。对于义律而言，他撤离澳门并不是因为妥协，而是酝酿着更大的行动。在他看来，与林则徐之间的制约与反制约措施的不断此消彼长，并不能彻底解决因虎门销烟所带来的英商损失问题。而且此时他从巴麦尊那里得知，英国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动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义律认为在这个特殊时期，有必要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局部摩擦，进而促进本国政府彻底下定决心对华动武。
因此在义律撤到尖沙咀的同时，他派人向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进行汇报，以保护英国侨胞的名义请求派兵来华。七月二十三日，在奥克兰的授权下，英舰史密斯抵达香港，该舰装有二十八门大炮，在当时来讲，大清帝国还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战舰。
4. 前哨战的胜利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义律率领“史密斯”号以及大小英国商船数十艘，突然闯进九龙湾，要求清政府恢复对英商的物资供应。当时的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正在督领水师三艘战船在九龙山口岸进行巡逻和防护炮台，面对义律的要求，赖恩爵申明在没有具结与交出林维喜事件中的凶手之前，不能答应义律的要求。
恼羞成怒的义律在当天下午两点向赖恩爵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三十分钟内不恢复英商的物资供应，将毫不留情地击沉清军水师战船。半个小时后，赖恩爵正准备派人前往答复时，义律却已经下令炮击清军水师战船，造成清军士兵欧士乾当场死亡。
显然这是义律的一场有预谋的报复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次不宣而战的炮击。作为军人出身的赖恩爵，当然不会忍受义律的这种野蛮行为，立即指挥清军水师及岸边炮台同时还击。由于长时间的武备废弛，清军的火炮虽然数量占优火力却并不猛烈，这也使得两艘参战的英国军舰能与清军形成拉锯之势。后来一位英军士兵就曾对这场战斗进行过描述，他说如果不是清军的炮火不够充足，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这场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英国军舰设备先进，可以时进时退，清军在两个小时里，虽然不断轰击英国军舰，但也只是击翻英军双桅帆船一只，造成英军十七人死亡。晚间六点多，英军炮弹用尽，于是向着尖沙咀方向退去，值得一提的是义律的帽带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断，他本人差一点丧命。
九龙山之战算是鸦片战争前哨战的揭幕战，在这场战斗中英军虽然伤亡不大，但清军的英勇作战，还是出乎了义律的预料。在义律的眼中，清军水师的战斗力简直不值一提，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他太了解清军水师的装备以及战斗力了。在开战之前，他坚信只要自己下令一开炮，清军水师会立即完蛋，可是结果却是自己差一点命丧黄泉。
长时间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义律，十分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九龙山之战英军不败而败的结果，让心高气傲的义律并不服气，可是以英军现有的能力，又无法立即重新开启新一轮的战斗。而且英国政府就是否对华动武的问题依旧没有最终做出决定，因此义律决定采取缓兵之计，于八月七日致函澳门同知蒋立昂，提出要与澳门地方官员会谈，两天后该函转呈给了林则徐。
义律十分清楚，自己提出会谈的要求，林则徐携打胜九龙山之战的余威，是不可能轻易答应的。事实也证明了义律的判断，林则徐继续重申先前的三个“必须”，即英商如果有鸦片必须呈缴否则人即正法；必须交出杀害林维喜的真正凶手；空船和烟贩即日必须离开广东返回英国。林则徐特别强调：只要以上三个条件英国人全部办到，就允许英商船只停泊在尖沙咀。
对于林则徐重申的三个条件，义律最为反感的就是“如果夹带鸦片，人即正法”一条，本来就是想借谈判以作缓兵之计的义律，再次看到这条规定时，立即终止谈判。而林则徐也同时下令限英商船只在三日内或者具结，或者开回本国内，禁止在零丁洋面停泊滞留。
义律突然翻脸早在林则徐的意料之中，他预感，接下来义律还会有可能挑起军事摩擦，于是他在向道光皇帝呈报了九龙山之战的战况的同时，在奏折中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重视英国这个对手，早做战争准备。
九月四日，林则徐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谕旨。看完后，林则徐的脸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