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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5.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6.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7.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当时英国人可以进口或者转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甚至有些东西已经是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但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工业产品却相当冷漠，这也是马戛尔尼带着大批物资来到中国的原因，他们希望能够向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展示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成果，想唤起东方文明探索西方文明的兴趣，然而结果却让他们甚是失望。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是乾隆皇帝对于七项要求的回应。
……
马戛尔尼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带着庞大的使团悻悻而归。后来他在评价这次出使中国之行时，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当时大清帝国没人意识到，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从上至下认为只是拒绝了一个蛮夷之国的亲近要求。天朝上国曾经拒绝过多个番邦属国，这一次不过是重复以往的过程而已。
以今日世界体系眼光来看，此次中国人的自大傲慢，让英国人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而中英出现的贸易逆差，则让英国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寻找一切手段和措施，完成逆差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经验的积累，他们终于找到了改变贸易局面的商品—鸦片！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鸦片已经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犹如吸血虫一般，不断吸食着中国人的肉体营养和灵魂之精。
鸦片的不断流入和日益泛滥，是道光皇帝继位后在内政、外交上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鸦片贸易涉及很多在他之前已经形成的历史积弊。道光皇帝虽有决心整治鸦片危害，但问题的关键是时代并没有赋予他快刀斩乱麻的机会。但即使是这样，一心向往当圣明之君的道光皇帝还是拿出足够的决心与魄力，誓与害人的鸦片斗争到底。
3. 鸦片的前世今生
鸦片，又叫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从罂粟果实中提炼出来的一种介于药品与毒品之间的物质，最早出现在古埃及。
史书记载，早在唐朝时，罂粟便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最初仅在云南、甘肃等边地作为观赏植物种植。一直到了明朝成化年间，人们才发现划破罂粟果实，取出里面的汁液，经过熬炼可以制成一种棕黑色的呈块状或粉末状的东西，病人少量吞食，可以起到镇痛、止咳、止泻等作用。在明朝中期之前，鸦片一直作为药品在中国传行。
鸦片由药品变成人们吸食的毒品，是源于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的到来。据记载，公元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输入鸦片。后来荷兰人侵占了澎湖、台湾，将鸦片质量不断升级，将罂粟汁熬成膏状，教人们吸食，不多久便流传到内地，遂开鸦片吸食之风。
对于鸦片的输入，当时明朝政府采取收税的方式进行管理，今天看来算是合法贸易，原因并不是明朝政府不知道鸦片的危害，而是当时鸦片的进口数量极少，吸食者多是官僚贵族。而这些人正是政策的掌握者和制定者，这也使得政府在制定针对鸦片的政策时，首要前提是可以满足官僚阶级的需求。据说万历皇帝可能就是鸦片吸食者。明朝时期由于鸦片还没有严重到侵蚀国家机体的程度，政府对鸦片采取了宽容态度。
然而，明朝的统治者们一定想不到，他们对于鸦片来到自己国土上的纵容，会让其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以致成为制造我们民族灾难的渊源。
清朝建立初年，由于国家放开海禁政策，致使鸦片输入量也随之增多，而清朝政府同样延续明朝的政策，不过针对鸦片的税率有所提高。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洋输入的鸦片，每斤收税银三钱，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每斤鸦片要收税银五钱。
事实上，清朝建立后，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增多，政府并不只是依靠收税管理鸦片，而那个时候鸦片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从明朝后期开始的上层社会。随着吸食鸦片阶层的不断扩大，首先认识到鸦片可能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是志在“澄清四海”的雍正皇帝。目前有记载的第一次禁止鸦片的法令，是雍正七年（1729）所立。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雍正皇帝的远见卓识，但市场的需求使得鸦片贸易绝不可能仅靠一纸诏令就可以禁止。
虽然在此后，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都曾经发布过禁烟命令，甚至制定了“兴贩鸦片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烟馆，拟绞监候，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的严厉刑律。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鸦片通过非法的走私贸易，仍在不断地流入中国。
如此看来，关于鸦片的流入与传播，我们今日不能以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为借口，而将罪过推到他们身上，须知现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禁止毒品的传播。要知道流通商品的趋利性，一旦达到社会需求的底线，便已不再是行政命令所能左右的。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鸦片已经逐渐在中国形成市场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保障，更有观念上的认可。试看当时同样属于西方商品的咖啡、丝织等，远不如鸦片受欢迎。这也使得英国人在不断探寻使用何种商品开发中国市场后，终于下决心以国家力量，用鸦片转变中英贸易逆差的局面。
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权属性，决定了他们对正常贸易的长期逆差，不可能被动接受，因为这与他们开拓东方市场、赚取更大财富的目的背道而驰。在道光十四年（1834）之前，英国人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展对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有了印度鸦片烟产地孟加拉后，便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在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推动下，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入量不断增加。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并不起眼的两千箱，到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的四万零二百箱，英国人一直充当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大户。
鸦片贸易虽然让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赚取了暴利，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随着鸦片输入量的增多，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皇帝即位的第十个年头，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额为两千一百多万元，其中鸦片贸易就占去一千二百多万元。中国输入英国商品总额为一千三百多万元，双方贸易逆差达到将近一千万元。可以说英国完全是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改变逆差局面的，如果除去鸦片，以正当贸易商品来算，中国仍然保持着出超。
当然，如果从社会风气角度来看，当时中国付出的代价远不是可以拿经济价值估量的。据统计，仅就道光十五年（1835）这一年来看，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到二百万人，吸食者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官僚士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出家人都有吸食鸦片的。市井间大量的烟具不断贩卖，波及的地区从沿海城市到乡村僻壤之间，甚至连新疆、青海等边远省份也有人吸食。由于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身体日渐衰弱，以致丧失劳动力，使国民素质受到严重摧残。
对此马克思曾引用英国人马尔定的话，评价过当时中国鸦片流行的危险境况：
（贩卖鸦片者）每时每刻都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者，英国的杀人犯与中国的吸毒自杀者互相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
由于很多鸦片并非通过正常贸易进入中国，致使烟价昂贵，许多农民相继种植鸦片以期获利。当时浙江台州府属的地方种植者最多，宁波、绍兴、温州等地次之。另外，福建、广东、云南等地亦有不少地方种植后售卖。而鸦片本土种植这一做法的连锁反应就是大量种植棉粮的土地被剥夺，使得中国的社会根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来讲，上述这些现象通过某种自纠，或许还可以应对。但鸦片对维护统治的国家机器—军队的侵害，则让帝国的高层们不得不去认真对待。当时吸食鸦片之风首先在沿海地区的军队中蔓延，例如鸦片危害的重灾区广东地区的军队，很多士兵由于吸食鸦片导致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根本无法完成辖区的防卫任务，需要从外地调军协助。当时有人戏称军队是一手拿刀枪、一手拿烟枪，可想而知，国家是无法依靠这样的军队镇守国门的。
纵观当时鸦片对国家的种种危害，以道光皇帝为核心的帝国高层意识到，如果再不对鸦片进行严厉的禁止，帝国或许会最终灭亡在这个让人成瘾的毒品上。因此道光皇帝即位不久，就开始对鸦片出手进行整治。
4. 禁烟立场
今日我们回头再去看从道光即位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二十年的禁烟历程，可以说道光皇帝虽然决心很大，但他依然没有逃脱先辈们屡禁不止的套路。况且从思想上对禁烟策略进行认识也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使得鸦片犹如细菌繁殖一样，在缝隙中不断壮大，最终导致不得不强硬地进行虎门销烟。
在道光刚即位的时候，首先是重申以前的禁烟令，规定外国商船来到广东，必须首先出具货船并无鸦片的甘结[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以示愿意承担某种责任或义务，诺言如不能履行，甘愿受罚。
]方能开舱。开烟馆者，判流放；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刑。但结果却是鸦片依然畅销，究其原因则是刑法虽然加重，但还不致死罪。可是那些有烟瘾的人，如果不及时吸食鸦片则有性命之忧，所以他们情愿以侥幸心理触犯法律，也要买到鸦片。
道光即位元年的禁烟令，只是表明朝廷对鸦片的严厉态度，从实际效果来看，朝廷的禁令等于一纸空文。于是次年初，道光皇帝下诏让朝臣们广开言路，想出禁烟的好办法可以上奏。
御史黄中模和尹佩棻在这一年相继上奏折，对鸦片泛滥的原因及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其中以尹佩棻的《奏请严禁私食鸦片烟》的奏折最具代表性。他在奏折中分析了鸦片走私严重的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官不认真查办，只派一两个武弁巡查，而巡查的武弁接受贿赂与走私者勾结包庇；二是广东海关包税之策，使得洋船一进关口，就有包揽上税者，而且这些人会先将洋船所携带的鸦片寄存在渔船中，洋船再行入关检查。
奏折中清楚地指出，鸦片走私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外勾结，这里存在着地方官腐败的问题。于是道光随即下诏，命令两广总督阮元及有关人员在通商口岸及天津等地，要对各种船只逐一进行查拿，以杜绝鸦片走私。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道光此时能够认识到鸦片的来源，也明白了一些禁而不绝的原因，而且明确表示不以税收为名掩盖鸦片走私任其泛滥，应该说他比先辈们要高明和坚决些，至少没有用提高税率的方法来扼制鸦片的流入，算是一大进步。但鸦片走私带来的高额利润，吸引着英国商人和一批亡命之徒，千方百计地变换手法进行鸦片走私，走私船不断变换停泊地点，以期逃避检查。烟贩们进一步用重金收买盘查人员，勾结内地的鸦片贩子，往来偷运鸦片，使得每年鸦片的输入量仍在不断增加。
从道光三年（1823）到道光十一年（1831），朝廷的禁烟令不断丰富，每年都在增加新内容。其中，以道光十一年发布禁烟的禁令为最多。从内容上看，除了依旧延续先前的方法之外，还责成地方官严禁内地种植鸦片，并将这一项工作纳入到官员考核之中。对关口盘查人员实行问责制，制定赏罚章程，对盘获鸦片走私的兵役予以赏赐，以示鼓励。对漏查或受贿者要严加惩处，其所属官员也要查办。对于借查鸦片名义，陷害诬告、故意寻衅的也要严加惩处。对捉到的吸食者，要追查到是何人所售，一并严加惩处。
道光皇帝在对待鸦片问题上的主禁态度，必然对各地官员产生影响。道光十一年（1831）是道光皇帝即位后关于禁烟问题的第一次集中研讨，各地官员不断上奏折表明自己禁烟的态度并提出具体的办法，进而逐步由最初的一纸禁烟诏令，升级为禁烟章程。当然除了制定章程之外，还要看各地实行禁烟的效果。道光皇帝禁烟的理念最突出体现为四个字：言行一致。同时规定除定期检查之外，每年还要至少汇报一次，而后又规定一年分春秋两季报告。
道光十一年（1831）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朝廷上下加大了对鸦片的禁止力度，形成道光初年禁烟的第一次高潮，更重要的是由于朝廷这次下大力气整治鸦片，使得所有人都认为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然而事实证明，帝国行政制度的慵懒性，使得此后几年禁烟虽然仍在继续进行，但因为缺乏对执行章程的有效监管，一些地区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地方官员渐生懈怠之心，因此实际效果再一次落空，条例章程“徒具虚文”，禁烟又一次陷入低潮。
就是在这样一种欲禁非禁的情况下，关于“弛禁”鸦片的意见，在道光十一年（1831）禁烟运动达到高潮后又陷入低谷的背景下随之而出。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许乃济首先在《鸦片例禁愈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