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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只好反回头租种豪强地主的私有土地生活，最后沦落为豪强地主的私人财产。
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豪强大家”“一家聚众或至数千人”的现象，不但使得国家控制的农民减少，而且会造就许多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通过“度田”，即丈量土地，就可以掌握豪强地主拥有私有土地的状况，既便于限制其土地占有量，没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又可以依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而通过“案比”，即检核户口，既可以从地主手中清查隐匿户口，以扩大税源、役源，也便于限制豪强地主控制依附农民的数量。
一句话，“度田”既可以增加国家税收，也可以有效抵制大地主和豪强的兼并，从而保护惠泽小地主和普通平民。
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度田”运动正式开始，刘秀“诏下州郡检核其事”，一时间“百姓嗟怨，遮道啼呼”，鸡飞狗跳，民情汹涌，运动遇上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主要来自“郡国大姓、兵长”，还有一些地方长官如刺史、太守等，他们是利益的既得者，当然不愿意因为这次运动触及到自己的财产。另外检核户口也要惊动许多人，许多农民依附于豪强地主名下，充当他们的部曲、宾客，以致国家的户口册在姓名、年纪与数量等方面都不真实。所以，“案比”就要重新检核户口年纪，就要把被检核者集中起来，一个一个根据其实际情况核实姓名、年龄与特征。很多无知百姓担心“案比”会加重自己的税役，在别有用心的地主豪强的鼓动和挑唆下，“聚人遮道啼呼”。刺史、太守上瞒下欺，对政府的政策百般搪塞、敷衍，汇报的情况“多不以实”。甚至有人故意优待豪强，侵害苛待贫弱的百姓，他们以度田为名，将农民聚集到田中，连房屋、乡里村落也一并丈量，百姓啼哭震天。
其中，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各郡县陆续把核查到的田亩户口数据报上来了，陈留县的文吏在文书中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大为奇怪，问手下官员，这是从哪儿来的？
官员低着头，说是从街上捡来的，错夹在文件里了。
哪有这么蹊跷的事？！
刘秀不信，大声斥责有关工作人员。
刘秀的儿子刘阳，年方十二岁，天资聪慧，正好站在屏风后，对刘秀说：“那是官吏接受郡守下的指令，将要同其他郡丈量土地的情况作比较。”
刘秀回头问道：“就算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阳对答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其田地住宅已超过规定，不能做标准，故有此说。”
刘秀派人考实，事情果然正如刘阳所说，不由大怒，连苗带根，追查到底，一下子把十多个郡守下狱处死。
其中，充当河南、南阳黑保护伞的功臣刘隆也坐征下狱，虽免了一死，却被贬为庶人。
刘隆之外，还有许多朝廷大员因为不支持、不配合这次运动，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大司徒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内丈量土地作弊，获赃款一千余万，下狱。
欧阳歙家世代教授《尚书》，八世为博士。有一千余学生门徒守在宫门外替欧阳歙苦苦求情，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自处髡刑。平原人礼震更夸张，他才十七岁，竟坚持请求替欧阳歙去死。
为了坚决推行“度田”运动，刘秀毫不动容，拒绝赦免。
欧阳歙最终死在狱中。
河内太守牟长，“度田不实”，被免除官职。
河南尹张伋和各郡太守十余人，都因在丈量土地中作弊，被逮捕入狱处死。
有些“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沉不住气了，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
而许多农民也由于分不到土地，或分到土地的实际数量比政府应允的数量少，也开始反对“度田”运动了，纷纷参加武装反抗。
国内出现了动乱局势。
针对这种情况，刘秀仍旧不改初衷，继续将“度田”运动推行到底。
他派使者下达郡国，听凭动乱者自相检举攻击。
刘秀下诏：动乱者中，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个人，免除五个人的罪。即使官吏畏怯逗留、逃避、故意放纵者，也一律不追究，允许平乱立功。
政策一下达，动乱很快平息。
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保证下，“度田”得到继续推行，国内出现了户口增加、生产发展、豪强收敛和清廉勤政的政治局面与社会经济状况，光武中兴之世已现端倪，而后的明、章、和诸帝也凭借这一基础巩固了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
所谓“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大东汉盛世已经来临！
8．伏波将军马援
《后汉书》卷三十九记：齐国临淄有一个人，姓江名革，字次翁，少年丧父，一个人与母亲相依为命。王莽乱政，盗贼并起，战乱中，江革背着母亲逃难，路上饱受艰辛，靠采野果、拾他人的剩饭为生，好几次遇到匪盗，贼人要将他劫持，他就涕泣求哀，自言老母年迈，无人奉养，贼人见他孝顺，不忍杀他。后来，他辗转到江苏下邳，靠帮人打短工供养母亲。他贫穷得在冬天里打赤脚，而母亲所需的生活物品，莫不全部供给，人称其为“江巨孝”。
这个“江巨孝”，是刘秀“度田”运动中受益人的千千万万分之一，终于有幸回到了故乡。
史称其：“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尽管母亲年岁已大，可是每到县里调查户口的时间，江革都会用牛车将母亲拉去。他担心母亲坐牛车或马车行走时摇动颠簸，就自己驾辕拉车，不用牛马。
就这样，“江巨孝”被后人列入了“二十四孝”中。
从“江巨孝”故事的侧面，不难看出，刘秀的“度田”运动是成功的。
其“度田”和“案比”此后形成了制度，东汉各朝皇帝一直予以贯彻执行。
可是，刘秀却颇有些后悔。
某天，他若有所思地对虎贲中郎将马援说：“因为度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
马援哈哈笑道：“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
刘秀也跟着笑了笑。
马援的笑和刘秀的笑是不同的。
马援的笑，是对刘秀的一种劝慰，毕竟，人死不能复生，悔恨又有什么用？不如付之一笑，宽慰自己。
刘秀的笑却对生命充满了痛惜。
在对待生命态度上的分歧，注定了这对君臣的相处不会太愉快。
当然，马援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说这话的时候，马援意气风发，声望如日中天。
这之前，陇西初平，刘秀授其以太中大夫。陇西羌患严重，当地居民饱受其祸。来歙认为，要平定羌患，非马援不可，刘秀于是拜马援为陇西太守。
马援也不负所望，其引马步兵三千人，于临洮大败诸散羌，斩首数百，获牛、马、羊万余头，迫降的羌人达八千余，断其来路，阻塞临洮，羌人从此丧胆，不敢再入陇西劫掠。
在治理陇西问题上，马援又奏请设置长吏，修缮城廓，兴办水利，劝以农耕，使百姓安居乐业。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诸羌联合作乱，人数达数十万之多，陇西一带的军民闻之色变。马援率领四千余骑兵先夺占了水草之地，再邀击羌人，将羌人打得溃不成军，有万余人请降。
一仗打出了十几年和平，陇西清静，罕见羌患。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历史上又称安南，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发生动乱，为首的是一对名为征侧、征式的姐妹，其势力发展迅速，很快蔓延到两广，天下震动。
马援于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四郡集结起万余军队，率水陆军南下。先合兵于合浦，然后沿海岸下，猛击二征，连战连捷，仅用一年多一点的工夫，就将二征擒获杀掉，传首洛阳。擒杀二征的马援意犹未酣，其整顿水陆大军，大小战船二千余艘，士卒二万余人，继续征剿二征余党都羊等人，从无功一直打到巨风，斩获五千余人，彻底平定南土，于日南，立铜柱为界，留兵驻守。
马援的威望达到了人生的顶点。
然而，一将成名万骨枯，凯旋回京之日，因瘟疫而死去的士卒竟近半数。
风光无限的马大将军背后，不知掩藏着多少将士的血汗和妇孺的啼哭！
志得意满的马援不会看到这些，在他的眼里，只有事业和功名！
那，才是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仰望苍天，他发出了“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的豪迈之语。
这一句话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千百年来激励着许许多多的热血男儿、豪杰志士。
平定了交阯，他又先后请命领导了两次大规模的出征：一是征乌桓，一是南征诸苗，满朝文武都对他表示敬仰。
在马援看来，死得其罪，是“何多之有”，死得其所，同样是“何多之有”！死就死了，用不着可惜，用不着同情。
他说得痛快，说得自然。
可是刘秀听得刺耳，听得不安。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湘西的沅江支流的雄溪、横溪、西溪、沅溪和辰溪的“五溪蛮”造反，马援积极请战。
这一年，马援已经六十二岁了。
打了一辈子仗了，还要打？刘秀厌恶地看了他一眼，劝他算了，年纪一大把，这种事，交给年轻人就行。
马援生怕好事被别人抢了，连连坚请，自称：“臣尚能被甲上马。”
话未说完，就大步迈出大殿，牵出宝马，跨鞍而上，按辔徐行，左右顾盼，卖弄精神。
当着众文武大臣的面，刘秀不好说什么，勉强同意，命马武、耿舒随征，发四万余人随行。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军挺进临乡（今湖南常德古城山），战争一开始很顺利，斩蛮兵二千余人。蛮兵败走，退隐于无边无际的竹林之中。
在接下来的进军线路上，有两种选择：一是经壶头（在今沅陵东）前进，这条路线较近，但水势险恶；另一条取道充县入武陵郡，这条路线较远，但道路较平坦。
马援和耿舒各持一端，有不同意见。
马援坚持由壶头进军。
马援的资格老，军队在他的指挥下开往壶头山。
在壶头山，由于正值三月汛期，水流湍急，船只逆流难上，且天气越来越热，军中流行瘟疫，将士大批大批死去。
一向以人为本的刘秀在后方知道了这个情况，再也无法冷静了，命梁松驰至马援军中，责问马援，并由梁松代领其军。
然而，梁松还没赶到，马援已经死了，死在军中流行的瘟疫中。
一代将星，溘然殒落。
惜哉惜哉！
马援虽然死了，但他是要对这场战争中非战斗死亡的将士负责的。
当初南征交趾，马援发现一种叫薏苡的植物果实能治疗筋骨风湿，避除邪风瘴气，班师回京时，就拉了满满一车，准备用来做种子。有人在这当口上书，说马援曾搜刮了一车珍珠文犀运回。
这无异于在伤口上又加了一把盐。
刘秀命人追回马援的新息侯印绶。
看着龙颜大怒，马家的宾客故人连吊丧都不敢去，丧事办得冷冷清清。
马援的家人都不知马援到底获了什么罪。
葬完马援，马援的侄儿马严和马援的妻子儿女们以草索相连，到朝廷请罪。
刘秀这才拿出人们弹劾马援偷运珍珠的奏章给他们看。
哦——原来是这样，马援的家人明白了，大声呼叫冤枉，跪着哭着申诉冤情。
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刘秀的恼怒，还有更深层面的原因。
刘秀不说，别人也不敢猜。
帝王心事，鬼神莫测。
正如马援自己所说：“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复生也！”
死者已经死了，不可复生。
活着的人却不可不细察和借鉴个中缘由。
宋刘筠《旧将》诗云：
丈八蛇矛战血乾，子孙今已列材官。
青烟碧瓦开新第，白草黄云废旧坛。
劳薄可甘先蔺舌，爵高还许戴刘冠。
秋来从猎长杨榭，矍铄犹能一据鞍。
早知如此，就应该在家中安享晚年、优游林泉，何必非马革裹尸不可？！
9．废立皇太子，并不仅仅是爱屋及乌
偃武修文，对刘秀来说，绝不是简单地表表姿态，而是一条原则、一个方针。
这些年来，匈奴趁中原动乱，不断剽掠边境，这对很多中原帝王来说，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凡能喘过一口气，都会以倾国之力来跟匈奴算算账。
可刘秀作为一个有追求、有性格的中兴之主，他的观点却是与民休息，息事宁人。
他罢省定襄郡（治山西右玉南），徙其于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徙雁门（治今山西朔州东南）、代（治今山西大同市之阳高县）、上谷（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等郡，吏民六万余口全迁入居庸、常山以东，向匈奴示以忍让、退缩。
刘秀这个举措，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因为以刘秀手下的百战之兵、百战之将和匈奴对砍，并不见得就输。
可是刘秀却就是做了这样的决定。
他这样做，无非是想减少边境上的军事摩擦，减少兵役和劳役调度，让百姓休养生息。
匈奴却得寸进尺，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一度进至天水、扶风、上党。
次年，又侵犯上谷、中山。
这实在太欺负人了！
然而，刘秀——这位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一忍再忍，努力克制自己，愣是没有因此发动战争。
西域各国诸如莎车、鄯善等国不堪匈奴的折腾，纷纷派使者进贡，表示愿意归属汉朝，共同对抗匈奴。
刘秀以中国刚刚安定为由，不答应。
不答应，就意味着把莎车、鄯善等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些国家在匈奴的侵夺中，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投降匈奴。
可刘秀就是不为所动。
所幸的是，恶人自有恶人磨。
匈奴步步进逼，气焰嚣张，连老天也看不过眼了。
接下来的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