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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替父亲造的一座寿庐。上次他召见我的时候我就准备当面报告。可是他委员长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我也只好算了。
以上是我们亲耳听到他说起的。后来到处传遍，很多人都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部属造琉璃瓦的房子，也知道阙汉骞曾造这样一栋。我想将这事传布遐迩的莫非阙汉骞将军本人。大概他逢人就说，也不待旁人提起，好像以攻为守，非如此不能洗刷腐化的名誉。
阙师长身材魁梧，因为他是湖南人，符合所谓“南人北相”的条件。他也注重部下之身材与体格。当日很使我们惶恐的则是他在极力推奖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我们报到之前他曾对部队训话，强调行伍出身的军官在部队中的重要，甚至提出要是军官学校出身的部属不服气，可以立即提出辞职，他承认当即送路费三百元，据说后来真有一位军官照师长所说去“请长假”，倒给阙师长申斥一顿。
我和两个同学去见师长的时候，他就自己提起：“咳，行伍！他们能做到什么地方上去？升了一个排长，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上了一个上尉连长，也是至矣尽矣。他们能够还要更高的想头？你们要同他们计较？我部下还有营长团长，将来给谁当？”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断定我们的师长是诚恳或不诚恳了。一方面他岂不是愚弄行伍出身目不识丁的部下？可是另一方面他岂不又是坦白承认自己说的话只是应付当前的局面，不能严格算数，并且以前期军校毕业生的身份给我们后来者若干指点，而这些话尚是他腑肺之言？
阙师长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当面直接的报告他，我们虽下部队，任何时候来到师部所在的平坝，他的卫士都会让我们随时进见师长。后来我自己就根据他当时的诺言，两次使用这特许的权利。我们所驻在的云南马关县，已在北回归线之南。只是一到雨季，晚上奇寒。我们看到士兵在夜里冻得抖着不能成眠，不免恻隐心动。关于这情形也有不同的解释。譬如说我连里的特务长沈云霄就主张不应该对士兵同情。“兵大爷，”他说，“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你就把你的脔心挖出来氽汤给他们吃，他们也不会感谢你。他们为什么冒得〔湖南话（没有）〕铺盖？行军的时候天气热他们把军毯撕做绑腿，这时候又埋怨冒得铺盖，活该！”
这情形也需要相当的解释：十四师的前身为教导第三师，并非等闲。即在1941年，现在的十四师还在某些方面表现着当日情调。譬如说德国式的钢盔，捷克制造的轻机关枪，已在国军里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有些特殊之装具，例如德国式的番布块，可以披在肩上为雨衣，也可以各块集结起来，上面都有纽扣与扣眼，连缀之则为营帐。军毯与蚊帐也曾一度准备齐全，至少痕迹俱在。可是在滇南时很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荒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其原因确如沈特务长所说，当初全师普遍的现代化，符合在长江下游有轮船火车作交通工具的景况。后来一脱离铁道线，千里徒步行军，又无适当的休养和医药卫生的设备，各人首先第一的顾虑，乃是本身的生命安全，次之则是枪械弹药。其他的物品已在多少情形之下无从认账了，乱丢乱甩的情形也所在有之。现在之所存，已不及当初之十一。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云南烟瘴区徒步来往的经验，我还不会相信以抗战后期国军物资之匮乏，士兵竟可以将装备抛弃。1941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师部留守处报到的时候，听说十四师又已继续向西挺进，从富宁接近文山与马关之间。从地图上一看，新驻地已和滇越铁道线近接。我们既错过了参与后续部队由广西向滇南行军的机缘，不如搭汽车由柳州经金城江北行至贵阳，更折向西经昆明而乘滇越铁路南下寻找师部。其情形有如在一个菱形四边形上，不走底边直线，而以一个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边，以避免蛮荒山地步行之苦。
其实两者之利害，也只有半斤与八两的区别，首先企图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费的汽车（hitch hike）也是难于上青天。当时我们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机会而行，在半途上再图相聚。后来一到贵阳与昆明之间的南盘江，公路上惟一的吊桥在我们来临前三日被日本飞机炸毁。以我们全部后方的能力，无法抢修此桥。临时的办法，乃是开下坡的道路，让两岸的汽车卡车一直驶到河床低处，在该处搭平底船之浮桥（pontoon bridge）暂渡。可是也仍怕敌机轰炸和侦察，所以每晚黄昏之后搭浮桥，员工辛苦忙碌好几个钟头，到夜晚桥成，两岸的汽车徐徐下坡，每次轮流对开三十辆或五十辆，一夜罄其量也不过对开每方二百辆，而天已黎明，煤气灯熄灭，浮桥拆散，成桥之船只也撑划到上下游树荫下疏散，而这时两岸山坡上集结的军用民用车辆各千余，要待上好几天才有过渡的机会。
经过这样的折磨，我们生平第一次尝到绝粮的经验。一时饥肠辘辘，闻到人家在公路旁边所煮饭不胜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亲的名义向人求缘化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起先在地图上一个倒写U字，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我们行路难的经验，方正在开始。
从昆明向南的铁道只通到碧色寨。南到国界线还有徒步三日至五日之行程，所有路基、桥梁、山洞都因防备敌军入侵全部破坏，我们找到了村庄里一家空着的楼房，就展开自己的油布棉被在楼板上搭地铺，也没有适当的衙门和问讯处可以打听消息。到第二天上午总算运气好，在街上遇到好几位军官军士，他们的袖章带橘红色，上有“还我河山”四字，于是我们才知道十四师的“同志”已近在咫尺。往前打听，才知道师部现驻平坝，尚有三日之行程。这些同志乃是奉师部命令，接运军中所需之食盐。这盐由滇西南之井水煎成，以两尺半的直径、八至九寸的厚度塑成像轮胎样的盐巴，下用草绳托束，摆在骡马的木制鞍驮之上，每驮两个，左右均衡的对称。我们和带队的中尉排长接洽，希望和他们一同去师部，沿途也吃他们所煮米饭，由我们照数付费这一切都无问题。只是我们三人都有一包随身行李，内盛棉被和鞋袜及换洗衣服，另需一匹驴子驮载，也需要“老大哥”中尉排长的周济，只是还不知如何启齿，只先向当中的一个军士探询可否。
可是迎头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分一匹驴子给你们？天老爷，那他如何会肯？”
原来所有的驴子，全系在村庄里征发而来，也经过当地保长甲长的指派，必要时还是由我们同志老大哥派遣枪兵到场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刚好应付所要运送的盐巴和食米。他们官兵的行李，则只有每人一张毛毯或一张油布，已铺盖在待运盐巴之上，当作防雨之用。被征的农户，也派上六七个人和这驮马队同行，以照顾自己及邻舍的驴子，还负责回途的各归原主。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费了多少时日，才组成如是的一个队伍。这时候要他们抽让一匹驴子给我们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于是摆在眼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将行李展开，折肩扛摆在自己身上。我们虽然在军校受过全副武装行军的训练，只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间同样的施展如此之伎俩。另外的办法则是将所有行李一并抛弃，徒手而行。可是弄到自身孑无一物，也令人踟蹰，首先就不能想象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正在彷徨不知所措之际，给我们泼冷水的军士突然来临，他告诉我们李排长已替我们找到了一匹驴子，他要我们赶快到村前茶馆去，他们的驮队快要出发了。
我们看到这驴子的时候，也不知心头是何滋味，是惊喜，是失望，还是诧异？第一，这驴子的背脊，还不及我们腰部之高。第二，当我们把行李摆在驴背上的时候，它能否有力驮载其重量不说，起先它的四只脚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挣扎两三步才能站得平稳，它没有当场倒下去也是万幸了。第三，这匹驴子不由其他农夫看顾，赶驴的不止一人，而是一个老头子和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不照顾其他的牲口。
以后想来，这驴子可能尚未成年，平时只在村里近距离担载轻物。赶驴的人好像祖孙二人。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们无法猜及，多年之后，这问题尚在我忆臆之中。只是很显明的，他们不应当被征派而被强迫拖来。本来运盐的李排长也可以打发他们回去。不巧适值三个军官候补生要到师部报到，因此这祖孙二人和他们四肢像牙签的牲口，也只好勉为其难和着我们一同为抗战服务了。
刚一上道，我们五个人和一匹驹驴就开始落伍，这老头子也不断地叹气。起先我们还从山底看到驮运队在山腹的树林里或隐或显，后来整个行程之中就只有我们这一小队，单独在后蠕蠕而行。有时行程进入一段溪流之中，整个道路就不见了。各人只好涉足于河床之内步行好几百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对岸的道路。我们几次三番寻找之余，才发觉灌木丛中带有盐花的痕迹，必是驮运队经行之处。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个山顶上找到了驮马队的宿营地，乃是一所庙宇。吃过饭后我们埋头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觉赶驴的老头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时分带着他们的驴子逃走了。
因为木驮鞍和铺在驴背上的毡席贴近我们蜷曲着张铺盖睡觉的地方，老头子怕惊醒我们，就索性放弃不要了。
“这该死的老头子！”
“真是混账王八蛋，该死的家伙！”
我们只想到这奸诈的老头子和小孩子欺骗我们，让我们在丛山之中失去了交通工具，上下不得。没有顾及我们强拖着他们倚之为生的牲口，不管死活，一行就是八九十里。当时我怒气冲天，就伸手将那木驮鞍拿来使尽全力地甩到山底下去。1986年底我在台北举行的汉学会议和1987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的明史会议都曾提及当日从军的经验，半似乞丐也半像土匪，仍和这段经验有关。
话归当日，也算李排长恩鸿量大，他让我们把行李分摊加放在三匹运盐的驴背上。要不是如此处置，我们狼狈的情形，尚不可想象。如果我们还妄想自扛行李爬山，则只要半天时分，就可以领悟其为妄想而用不着再存此念头了。
当我们在早上准备开始一日行程之际，我们的领路人就指着对面的一座山顶，说是当晚宿营地。这怎么可能？我们私下忖量。从水平的视界看去，那邻村好像就在目前。要是穷目力之所及，似乎村中的竹篱鸡犬都可以了然可指。似乎一日之行程不应当如是之短促。
殊不知立体的地形与水平线上的窥视，其中有了很大的区别。起先我们下山又上山，还不过揭开了一日行程之序幕，及至半上午的时分，已到达了当中一座分水线上的山顶，下面低处，似有一道河流，也可能是一线溪水。上面有一座白色桥梁，只不过半截火柴模样，也可能是一座独木桥。再走下去，听到该处有一种冲刷着的声音，也不过是潺潺溪水的派头。只是越向下走，其低处愈深，我们好像走向一个无底洞。大概下午一点半钟时分，到达最低处。原来当初看来好像火柴的桥梁，竟是一座花岗石砌成的大石桥。起先听来似为悦耳的声音，此刻是怒潮澎湃，声如洪钟，无乃一派狂涛被河床上大石块阻挡所激发。假使我们是闲情逸致的旅行游客，大可以在此欣赏景色，拍摄纪念照片，可是想到至此还不及全日行程之半，而下半天行程尚要上坡，至此不免心慌。
在下午的行程中，我们仍是各尽其力，企图赶上驮马队，可是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体力作主，不到半小时就已在各人之间产生了距离。李承露身材高大，总是捷足先登，田海男居中，由我殿后。时值雨季，有时一阵倾盆大雨劈头劈脑的淋来，有时只也细雨霏霏，而当中又可能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太阳露面。总之就是上半身潮湿，脚底下泥泞路滑。约至下午四点半时分我还怕自己过度的落伍，黑夜来临无法支应。不料突然在前面的山坡上一株大树旁，发现田海男已倒卧路上，脸色苍白。他已经被疲劳困窘了。
我知道在这时候失去了信心、放弃了挣扎的能力，只有凶多吉少，于是强要他站起来。
“我不行了，”他意态阑珊地说着，又加着说，“你们走吧，不要顾我。”
我接着以老大哥的态度对付他：“你不要胡说八道，赶快站起来！”可是我也没有忘记自己胸中的恐惧。直到他真的挣扎地站起来，我才知道我们开始行路的三个人，至此也还是三个人。同时也暗中钦佩赶驴子的老头子有先见之明，宁可损失驮鞍与毡布。要非半夜逃走，他的三尺毛驴，很可能被我们拖死在这大山坡上。我和田海男也不知如何竟又能蹒跚着继续爬山，大概后来张口喝下了一些雨水，体力又慢慢地恢复了，我们找到宿营地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村庄里